【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崔明馨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 沈阳 125100)
近年来，我国在实施城乡统筹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布局下，首要目标就是加速推进土地改革的进程。国家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将其作为民心所向的重要方面，将土地政策作为保证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课题。经过3年全国各地的实验，我国最终在2018年12月29日将实验多年的农地“三权分置”设计落实在法律层面。
落实农地的经营权旨在确保农民权益，保证承包权的情况下流转土地，带动农地流转，合理耕种连片的农地，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将土地集中于种地能手或农业大户，增加土地产值和耕种成果，促进农地和农民共同进入城市，加快城镇化发展。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的制定和执行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已有大量研究从经济层面考虑农地流转情况，例如建设农地信托模式融资[1-3]、考虑农地确权对贫富差距的影响问题[4-5]、农地流转市场发展[6-7]等；
从政治制度层面考虑农地确权的可行性和执行方式，例如农地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8-9]、农地契约的设计[10-12]等，对正式制度的研究较多，本文将从非正式制度方面即人文价值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文化塑造了人的价值观念并由此影响人们的决策与行为，人文角度往往是最易忽视却又最为根本的核心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本文立足人文价值维度，思考人地关系对农地政策与农地流转的影响，并结合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人地关系的影响进行讨论，并将三者的作用关系进行梳理，由此提出相关建议，促进人地关系和谐发展，农地政策的良好执行，以期城镇化进程稳步积极发展。
2.1 人地关系内涵
基于人地关系的讨论，早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人地关系思想“人定胜天”和以不可知论为代表的思想“天命论”等。在西方也有比较经典的研究包括环境可能论、环境适应论、生态调节论等，都是从不同角度考虑人地关系的理论。理论发展至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人地关系的定义又有了不同的想法。李旭旦认为人地关系就是人类社会和活动与环境之间的联系[13]。吴传钧认为人地关系是在社会关系影响下建立的，人会有意识改变生存环境[14]。罗峰从比较狭义的层面解释人地关系是农业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关系[5]。王爱民等认为土地利用是人地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保证人地关系协调就是要对人类系统进行变革[15]。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条件下，人们对人地关系的内涵认知不完全一致，这说明人地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不断产生变动。在处于农地经营权确立的背景下，将人地关系这一概念放置于农地流转的环节中，将分析重点放在文化维度而非人均数量指标上，充分考虑到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地的自然条件以及人地之间的相互作用。
2.2 人地关系中的组成要素
在人地关系中“人”处于主导地位。在城乡统筹的要求下，将“人”这一要素按照所处地域笼统划分为城市居民及农村居民。为了解决农地流转的相关问题，将主要探讨农村居民的亲缘、地缘及行为选择。农民群体、集体合作社及产粮规模企业作为产粮的主力选手，尤其是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人地关系中“人”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点扶持和关注的群体。目前国家针对耕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加大了管制力度，加大对种粮的支持力度和财政补贴。通过政策激发“人”的积极性，利用“人”的效果提升来保证“地”的效益。
在农地确权的背景下，“地”的要素狭义上被理解为通过人长期活动，改变原来自然的环境形式，用于生存劳作的环境形式，例如耕地、林地、农田水利设施用地等。其中耕地是人地关系中“地”部分的核心要素，是实现种粮产粮要求的优质农地类型。耕地作为我国最珍贵的资源，是解决全国十几亿人民生存问题的关键点。新冠疫情以来，部分地区出现粮食灾荒。在面对疫情常态化和各国都缩减粮食出口的局面下，农业农村部为保证人民的粮食安全，在“藏粮于地”的战略指示下，对各产区的耕种面积和产量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会提出在未来5年，要坚守18亿亩的耕地红线，保证粮食生产维持于1.3万亿斤以上。在众多要求下对耕地的合理安排利用就变得尤为重要，对“地”的因素更加给予重视。
中国拥有着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传统的农业产业是社会起始的根基。长久的农耕文明使得农民对土地产生深厚的情感，他们将自身的命运同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同地的情感是长久且深厚的。随着时代的要求、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建设用地扩张以及农地规模化经营的需求，对农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现了一系列农地侵占、荒废，农民主动或被迫离开土地等等问题，使得人地关系改变。人地关系作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出现了从平衡到不平衡不断反复的阶段性矛盾。
3.1 建国初期
1949年城市人口为5 763.37万人，城镇化率仅为10.64%。低城镇化率也表现出农村的主体地位，人们对于农地依赖很强。在建国初期很多农民处于无地的情况，农民对土地渴求的欲望强烈，由此国家开始进行土改。1952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农民群体得到农地，长久以来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消失，使得广大农民群体有了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对土地十分珍惜，人地关系相对和谐。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政府开始限制人口流动，将城乡居民区分为两种不同户籍，通过划分户籍来加强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16]。在这一阶段由于土地公有和户籍的两大制度制约，使得农民同土地的关系更加稳固。
3.2 大跃进时期
农民虽然占有了土地，但是农地分散使得生产的效用低下，国家开始推行合作社的形式，自愿互帮互助的情况下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然而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大锅饭”的思想引领使得搭便车的心理欲望急剧加大，人民公社的极度平均主义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夸大了农地的真实生产成果，出现了土地虽然整合，但农民不努力的消极情况。农民占有却不耕作，开始选择脱离土地，“人”的方面发挥不出效果，人地之间关系不平衡。
3.3 改革开放时期
为纠正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后果，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制度设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产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归为集体所有的所有权，第二部分是由组织分给农户的承包经营权，由此确立了新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的制度开始给农民带来生产的积极性。通过承包责任吸纳了农村的劳动力，农民转变以往搭便车的懒惰思想，积极投身于土地为自我创造价值，人地开始紧密联系。也是这一制度使得农业转上正轨，保证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为工业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3.4 21世纪至今
随着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暴露出农业型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经济成果不足以支撑快速扩张人口的问题。从1985年后农业产量下滑，增速放缓，农村改革发展速度较慢，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社会开始将传统农业型转向以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导向的现代城市方向转变。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部分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发生改变，他们开始将寻求工作的目光转向于城市，他们认为进城务工带来的收益要远高于务农产生的收益。但是由于身份和土地的限制，他们不能完全进入城市，尽管如此他们还不愿意直接放弃土地，以致于出现耕地荒废的情况。这段时间引发了国家和社会的深度思考，人地关系过于紧密，当农民选择其他方式获取收入时，土地的效用就得不到更好的实现。国家尝试改革土地制度，出现了“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的局面。将经营权单列出来，明确拥有经营权的个人或集体，可以在期限内耕种或流转并取得收益。农地确权期望调节人与地之间过于束缚的关系，在保证个体权益的情况下，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也同时给更有种粮能力的个人或集体更多发挥的空间来创造更多的收益。
人地关系的不断变化，使得国家也对相应的政策制度设计有了更深的思考。基于人地关系这一基本点，历史不断证明了在每个阶段背景条件下，人与地之间的关系是农村土地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问题，这两者是相互作用和紧密相连。对于农地流转的制度设计需要考虑到“人”的方面同时也要兼顾到“地”的方面，保证两个因素和谐地发挥作用。因此在人地关系中，顺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更替不够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以耕地为主线调整农村用地与城市用地的分配比例，以及以农民为主角思考进行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正确路径，是调控人地关系转为正向的最终要求。
国家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使得社会发展走向城镇化、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要求就是要有一大部分农民农地进入城市，促使人地关系不得不发生改变。然而农民与农地进入城市的速度、数量和时间不是同步的，所以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有大致两种行进的路线，一种是人进入城市，后文中称为人口城镇化；
一种是土地纳入城市，后文称为土地城镇化。金丹等人通过面板分析大致将城镇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土地滞后，第二阶段为人口滞后[17]。吕添贵等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考察南昌市城镇化进程由土地滞后向人口滞后转变[18]。段禄峰等人通过质性研究，采用模型演绎的方法，推导出两者的发展态势为初期人口城镇化快，中期土地城镇化快[19]。刘琼等人按照阶段协调的标准将城镇化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土地城镇化滞后，加速阶段土地城镇化靠近，减速阶段土地城镇化反超[20]。结合目前城镇化进程以及相关文献分析，将城镇化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来分析不同时期人地关系变化。
4.1 土地城镇化滞后于人口城镇化阶段
经济的显著发展，工业重心向沿海城市转移，原本乡村发展的小聚集型工业形式不再具备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的加持下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以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为代表的城市群，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强化。在这一阶段城市劳动力欠缺且工资水平较高，加之户籍制度逐渐开放，城镇常驻和城乡流动的限制减弱，为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工作提供了现实条件。
由于农村原本的宗族网络结构和邻里地缘网络，给部分农民带来了进入城市的便捷入口。第一波进入城市扎根的农民适应城市的生活后，在差序格局的影响下，带动了村落其他农民进入城市，使得农民心理产生变化，慢慢消解了依赖土地的情结，更多渴望进入城市。因为部分农民选择脱离农地由在地务农转向离地务工形式谋生，出现了农民进城务工的热潮，使得这一时期人口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地关系不平衡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亲缘地缘关系影响，属于“人”因素主动脱离的结果。
4.2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阶段
如今城镇化率已经从1949年的10.64%提高至63.89%。随着经济发展财富不断积累，政府财政资金充裕，为了更快扩大工业第三产业的优势，这一阶段政府存在超前规划的城市用地问题。并且伴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城市的物资水平过高，即使在放松户籍制度的条件下，部分农民也不能轻易购买房产落户，进入城市的经济门槛提高。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国家也出台了相关务农补贴，使得农业工作与非农业工作带来的工资效益逐渐贴合，用物质条件缓解农民走向城市的心理欲望。最直观地反映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2017—2020年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数据 单位：元
近4年来工资性收入一直占据着农民收入的核心地位，说明外出务工的收入来源成为农民生活的主要部分。通过国家近年来的农业补贴和务农帮扶使得经营净收入也在稳步增长。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 713元，如果农民单纯选择进城务工放弃土地经营来看，工资水平是不足以支撑生活，所以农业对农民来说还是维持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 007元、人均收入43 834元，对比城镇居民收入、支出来看，城镇的高水平支出使得农民贸然放弃土地进城生活的概率是很小的。
目前城乡统筹发展的阶段中农民对于土地属于半脱离的情况，还未达到彻底放弃农业和土地的阶段。处于农民进入城市难但土地进入城市易的时期，人地关系还未达到理想状态。
5.1 认清人地关系，加强区域认知
为了认清各地区的人地关系，可以通过地区内人对土地的情感，地区内土地的基本分布及利用情况，地区内人际的相处关系，地区内人民主要生存发展来源等等进行评价总结。将人地关系做出大体分类，根据每个分类探究其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分析此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形成各区域内部的人地关系认知。通过对各区域内人地关系认知进一步分析区域间的人地关系，以小见大促进对整体框架的认知。把握住统筹发展的大方向。要将乡村的人地要素充分调动起来，因地制宜理清当地人地关系的真实情况，充分发挥出地区特色，寻找更加合适的发展路径。
5.2 规划“地”的使用
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线。作为人地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地”因素，近年来已然出现被抛荒、被占用建设用地、被“退耕还林”等等问题。作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因素，必须保证合理使用和规划耕地，具体措施如下。
5.2.1 加大绿色理念教育力度。社会发展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理念必须要深入人心，通过思想理论教育约束人的行为。可以在村落中开展座谈会，向农户普及耕地的养护、农产品及养料的选择等等知识，培养农户作为土地主人的责任意识。对于过度使用化肥或者使用土地不可消解的农膜材料培育种植物的行为需要得到教育和监管。农户需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观念，针对土地和气候适宜选择种植的产品，不能盲目跟随市场的发展，避免错种、乱种最后将耕地发展成为抛荒地。要坚持以预防为首要目标，减少耕地破坏、占用、污染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5.2.2 提高污染防治技术水平。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加之技术支持。大力推广农作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精准施药技术、测土平衡施肥技术等等。保证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作效用。对已经出现土质问题的地区进行救治和管控，按照土地的重要程度进行适度的和有序的修复手段。作为食品种植销售一站式的龙头企业要加大对农作物生产、加工、运输等方面技术开发资金的投入，保证农产品安全高效生产并输送给各地人民。
5.2.3 合理安排与经济发展相符合。我国耕地资源紧张已经靠近耕地红线，但是大面积农地进行休耕是不可行的。并且由于种植要求、时间、资金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已经污染土地大面积修复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对于耕地的合理安排变得十分重要。首先轻污染耕地鼓励自然恢复或干预恢复，等待土质情况好转后继续投入生产，以耕地安全为基本，经济有效为追求方向。对于重度污染土地进行深层次分析，对污染类型分类，然后根据其污染类型和所处地理位置考虑如何修复。例如工业污染后土地变成有害类型可以考虑改变土地利用方式；
位于人们居住的水源附近用地的污染要进行合理的恢复等等。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有条件的区域要进行适当休耕，对污染地区进行修复技术演示试验区，总结经验逐步加深耕地保护防治认识。
5.3 发挥“人”的作用
5.3.1 重视区域内人文情怀。每个地区都有其本身独特的人文情怀，首先需要认清各地区内基本的人地情况，因地制宜。例如：闽南地区属于华侨之乡，华侨文化中首要体现出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个地区内人们敢于突破，有着浓重的商业思想文化。众多外出华侨归来建设家乡体现出该地区人民的凝聚性。针对闽南地区，更多的是依靠于海上贸易以及商业发展,人民的生存重心已经偏离土地。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对农民物欲需求进行不同激励处理。文化可以维持和加强人主观能动性，人文情怀是激励农业发展的一大利器。对于乡情较为浓重的地区，可以引导新生力量和精英群体回乡创业带动农业贸易产业链发展。
5.3.2 合理利用“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21]。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个人的社交网络是以自己为核心通过血缘、地缘、乡缘等等远近关系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联系格局，形成一种由近及远的圈子文化。位于格局核心的人物往往具有更好的决断力和收集信息的能力，能够带领圈子中的人们一起行动。对于群体领袖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合理引申到制度推广和思想传播上来。核心人物的人格魅力、圈子内熟人的信任关系、群体共同行动的心理压力以及等级化的伦理束缚可能比正式制度带来的凝聚效果更好。要发挥出领袖的引导作用，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5.4 思考人地关系，融合制度设计
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格局要求下，国家加强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如今经营权的确立使得乡村内在潜力得以激发，部分农户重新重视土地的价值。原本的农民进入城市后，将土地的经营权口头承包或其他非书面形式承包给亲属或者邻里，亲属邻里间帮忙照顾土地使得土地的效用不能发挥到最大化，并且在人情过往中使得农地流转的真实价值不能得到更好的体现。如今土地流转已经建立流转市场，但是存在着契约设计得不合理，使得对承包方约束效度不足，抛去人情关系后，承包方的农民选择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出现过度开耕，过度使用化肥等等伤害耕地的行为。
在原本的人际关系中，亲缘与地缘的影响对土地的利用有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正是因为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情谊关系对土地和农户起到了保护作用，部分农民存在着不愿意将农地流转他人的想法。基于人际关系与土地效用的两大需求，需要在流转制度上进行设计。可以从非正式制度下人际信任关系为契机进行机制设计，例如在土地流转市场平台对象的匹配选择中加入信用评价指标或者对于具有亲近关系的亲戚或近邻在承包方的选择上采取优先顺序，土地流转市场构建可以尽量采取同镇同村以地缘牵制流转效用问题等等。在制度设计上不要一味追求固执的模型化，要在契约设计上给转出土地的一方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建立农地流转信用评价体制，给予农户更为直观的评价选择标准。并且给予农户自主选择的权利，正视将农地转承包给亲属邻里的行为，考察村落具体情况，要对有能力承包的乡友农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支持。
猜你喜欢 农地城镇化土地 农地规模经营法律规制的理论阐释与制度重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1期)2022-11-23——基于农地福利保障调节效应的分析">家庭非农收入、养老保障与农地流转参与——基于农地福利保障调节效应的分析湖北农业科学(2022年15期)2022-09-22新型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22年9期)2022-05-17我爱这土地小学生优秀作文(低年级)(2021年11期)2021-12-06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及对策研究农民致富之友(2019年15期)2019-05-24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海峡姐妹(2018年5期)2018-05-14新安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调查人大建设(2017年2期)2017-07-21小田变大田破解农地零碎化领导决策信息(2017年13期)2017-06-21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在发力农家书屋(2016年9期)2016-05-14分土地小朋友·快乐手工(2014年2期)2014-02-25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603/60653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