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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迪 刘建涛
马克思指出：“从他们(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引者注)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73可见，意识形态起源于现实生活过程，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但是，在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即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他们认为真理存在于超感性的世界中，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等均坚持此种观点。感性世界变迁的根据在于超感性的世界，而超感性世界变迁的根据在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譬如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根据就在于辩证逻辑，辩证法是推动事物自我否定和发展的动力。在该理论的视域下，意识形态的根源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其内在性的逻辑发展，这就阻碍了对意识形态自身起源的追问。再譬如作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康德哲学坚持从意识形态出发去阐释现实生活，具体而言就是从理性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康德认为，人的理性不仅可以用来认识自然界，还可以用来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前者为理论理性，后者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可以把握到超感性世界的成员，比如“人格”“货币”“资本”“国家”等，而这些是建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以康德为起点，一直到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德国古典哲学将社会关系归结为由人的头脑而产生出的观念关系，还要再用人的理性思维去论证这样的观念。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戳破了唯心主义用意识形态观念建构社会关系的思想，他指出“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2]585。这是马克思对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思想建构现实观点的直接批判，他认为在这些哲学家的视角中，现实的生活关系及其变迁成为观念的关系及其变迁。马克思指出，我们要以现实生活为出发点，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意识形态的形成及其发展。现实生活和物质生产是在一定意识中进行的，无意识的生活和物质生产不是属人的，是不可想象的活动。但这种与现实生活和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践的意识”[2]534或“感性意识”[2]197。只有在真正的分工形成之后，即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形成之后，意识形态才得以真正的形成。这是因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意味着从物质生产领域中会分流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所具有的统治关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就意味着该阶级在生产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建立起了统治性的社会关系。因而，马克思指出：“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2]534意识形态就在自发性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工的推动下，以精神产品的形式正式出现了。马克思同时指出，意识形态看似有自己的发展史，摆脱了现实生活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但实际上它的感性根源仍然在于历史性的物质生产而非自身。从事着物质生产和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意识及其产物。当然，意识形态对现实生活过程的反映有时候并不是同步的，或超前或滞后。比如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它的现实状况并不同步，属于较为超前的思想体系，反而更接近于法国的现实状况，因而马克思把德国哲学称之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马克思指出：“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
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1]83由此可见，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束缚”和“界限”，这表达的是“真正经验”运动的界限，即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运动的界限。突破这个界限，人们交往方式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束缚”和“界限”其实是一种限制性、否定性的表达，但现实的意识形态却以社会的正面价值形式出现。譬如在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以正面价值的形式所表达出来的荣誉和忠诚。而事实上，封建社会是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来建构社会关系的，农奴在贵族的庄园上劳动，比奴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形成的是半人身依附关系；
同样，在城市封建行会中的徒弟与师傅的关系、由层层分封而形成的封主和附庸臣属之间的关系也都是半人身依附关系。这其实就是封建社会对人的一种界限和束缚，但是它却得到了意识形态的正面表达，名之曰忠诚和荣誉，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就在这样的半人身依附的界限中运动着。但当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运动突破了既有的界限和束缚，比如突破了封建社会半人身依附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那么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就会被反映新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即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它对人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束缚”和“界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交往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等价交换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一个基本原则。进行交换的双方都承认自己是商品的拥有者，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因而双方都是等价交换的主体。但是这种主体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独立的个人，要求交换过程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经济领域的平等和自由反映到社会观念和法律之中，就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和交往就在独立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界限中运行。资产阶级为了保障自身利益，甚至会宣称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天赋的。事实上，自由和平等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表层，它的深层是不平等、不自由的，独立的个人也是彼此分离和对抗的，这本是否定性的内容，但却以自由和平等的正面价值予以表达。
总之，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忠诚和荣誉到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自由和平等，它们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交往形式的否定和限制，但这种否定和限制却以正面的、肯定的形式表达出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私有制中，社会交往形式异化为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权力。为了掩盖、粉饰统治阶级的社会权力不得不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进行正面的肯定和表达，以迷惑被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较封建社会而言是一种进步，它消灭了等级压迫，实现了政治领域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群众基础要比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不仅占据着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更是以社会思想的生产者身份实行统治，进而“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99。因此，精神资料的生产由统治阶级严格掌控，生产出的精神资料以各类形式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并组成了渗透在社会生活领域内部的意识形态。从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阶级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视域中，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表达的意识形态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非完全符合阶级内部成员具体的、细微的利益，它实质上是对阶级根本利益的表达。这是因为劳动的分工同时也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成员是脱离了社会的物质生产链条而作为思想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家们”，另一部分成员是“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2]551，往往从事实际的管理，没有时间专门去制造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实际从事生产的统治者之间出现矛盾和分裂的可能，有时这种矛盾和分裂会使彼此达到对立和敌视的程度。但这都是表面的现象，一旦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这种“对立和敌视”就会立刻消失，统治阶级内部的两大群体就会联合起来对抗外敌。
第二个特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98。阶级究其本质来讲就是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人格化表现，而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生产领域的关系，因而与统治阶级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其实就是对自身在社会上占统治性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的观念表达。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实质上是积累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这种支配带有对抗的性质。越是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所具有的支配性就越强，所蕴含的对抗性也就越强烈。因此，占据社会主要物质资料生产与分配的统治阶级，同时就具有了来自生产领域的强大的统治性权力。而这种统治性的权力是普照的光，它会要求自己在思想领域内也占据着统治的地位，进而为其提供存在的合法性证明。
第三个特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其他阶级的思想具有统摄力。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在哪一时代，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表达的意识形态，都在社会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性地位。并且由于统治性的地位，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其他思想具有统摄的力量。这种思想领域的统摄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其他社会成员被排除在精神资料的生产之外，物质生产的繁重压力使他们无暇创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思想体系，只能被动地选择统治阶级生产出的精神产品；
其二，作为社会性的人，思想的认同是进入社会的先决条件，其他社会成员为了进入社会而不得不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
其三，统治阶级的思想充盈在社会生活之中，其他社会成员从出生开始就已在其思想教化之下，他们像漂浮的浮萍，所思所想都被“天然”地局限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框架之内。
第四个特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由于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导致了统治阶级自身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为了减弱这种来自物质生产领域的利益冲突，统治者总是将自身阶级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性利益，并将它当作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这就使得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中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另外，在这个阶级争夺社会的统治性地位之前，为争取社会上其他成员的支持，进而减少自身上升的阻力。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阶层”会有意识地将自身“阶级意识”所代表的特殊利益鼓吹成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最起码也要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加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因而历史地来看，统治阶级的群众基础越广泛，反映它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越具有普遍性。
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合法性的价值论证、为统治性的生产关系作辩护、为社会提供观念性立法。这些功能具体来说有不同的发生、作用机制，但究其本质都是以维护社会现存统治关系为目标。
第一，意识形态为政治上层建筑提供合法性的价值论证。马克思指出，建立在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两个部分，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3]。其中，由法律体系、政治制度、国家权力等围绕社会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这是统治阶级维系自身统治的物质力量。围绕着政治上层建筑，由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等意识形态构成的是观念上层建筑，这是统治阶级维系自身统治的精神力量。如果说政治上层建筑是以法的形式确认占统治性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那么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就是以价值认同的方式使社会成员接受统治阶级及其建构的统治秩序。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之所以被接受，其前提就是在价值上认同了它，而论证统治秩序的价值认同恰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比封建制度先进，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都论证了这种制度和生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的确比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要先进。通过这种价值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就具有了合法性、合理性。因而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合法性确证，同时就是使社会成员从价值观上的肯定与认同。
第二，意识形态为统治性生产关系做辩护。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中的对立，使一个由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4]这也就是说，生产中的对立使得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成为可能。统治阶级所具有的社会权力产生于物质生产领域，这是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与统治关系的权力。在封建社会，贵族主要诉诸神学，例如“君权神授”等，他们试图证明相继出现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由此，推导出在生产领域中占统治性的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合法的，其他与自身对立的生产关系就是非法的存在，而非法的不能推翻或替换合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比封建社会的剥削更为隐蔽，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其生产关系的辩护也就更加隐晦。它不再采取神学的形式，而是主要地采取人的形式，比如人的平等、自由、人权等形式。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试图在用资本主义生产表层的平等掩盖其深层的不平等，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掩盖并不自由的社会现实。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把生产关系通过范畴转化为经济关系，这样内在具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变成了非对抗的、理性的经济关系，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就在经济关系中被遮蔽掉了。同样在哲学领域，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哲学家们将人类历史看成是精神的历史，并将生产关系看成是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化运动颠倒为了精神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论证成为了永恒的存在。
第三，意识形态为社会提供观念性立法。在批判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指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2]510。这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建构出了与现实的感性社会相对应着的思想社会，思想的社会却统治着感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以观念的形式限制现实的人，规定其主体能动的范围。例如，天主教是封建社会由贵族阶级主导的观念立法形式，新教是新兴资产阶级主导的观念立法形式。虽然教徒们看似都信仰同一个上帝，但他们却代表着本质不同的利益。新教摒弃了天主教的神父沟通原则，确立了自由信仰的原则，通过宗教这一意识形态的形式，表达出了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的第三等级的感性意识。第三等级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中，即动产和手艺中所产生的这种感性意识，使他们领会到了自身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冲突性。因此，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欧洲历史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长达三十年的斗争，实质上就是在争夺宗教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观念立法权，更是在争夺未来社会的统治权。可见，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思想社会是对感性社会的观念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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