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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婧仪 张译丹
迪尔玛·罗塞夫(1947年12月14日—，以下简称迪尔玛)是巴西劳工党(PT)党员，作为卢拉的继任者，其两届任期恰逢巴西军政府结束后民主政治发展20年的过渡期结束。尽管第一位竞选上台的总统科洛尔在1992年因腐败被弹劾，但从此开始的总统选举给巴西带来了长达20年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1]。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和巴西劳工党两个政党主导了从1994年至2014年期间的总统竞选。巴西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兼领导人卡多佐和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卢拉，都是军事统治的著名反对者，建立、领导着新的中左派政党，这给予了他们在其政党内外和国际上的认可、合法性和领导地位[2]。这两个政党存在着共生关系，早期在反对军事独裁的政治竞争中相互支持，后来互相争夺中间派的选票，形成了双头垄断并创造了一个双联盟体系，从而在政治中心形成相当大的政策共识。然而，这种平衡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首先，巴西的社会、政治和体制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全面、不平衡。其次，继任的合法性会相对更低，因此卢拉给迪尔玛留下了棘手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同时，作为第一位女总统，迪尔玛的政治生涯注定伴随着不断的性别争议，对巴西性别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性别政治”概念最早由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于1970年在《性政治》中提出，米利特认为“政治”的概念是指：一群人对于另外一群人进行支配的权力结构关系和组合。在父权制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男性一直对女性实行全面控制与支配，这本质上与种族、阶层、阶级间的控制与支配并无不同。如果说种族关系、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那么性别关系同样也是一种政治关系[3]。在现代民主制度背景下，“性别政治”指的是人们的政治参与和经历与其性别认同相互作用， 以及性别观念对政治制度和决策的塑造。
自迪尔玛19岁确立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她就一直积极活跃在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个州的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政治活动中[4]。1970年，迪尔玛由于多次参加地下党和游击队的行动而被捕入狱，遭受独裁统治集团的严酷迫害，对其身心都有影响。出狱后她作证说道：“压力是可怕的，难以想象的。我第一次发现我是真正的孤独者。我不得不面对死亡和孤独。酷刑折磨造成的伤疤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5]这些个人经历塑造了她不畏强权、勇敢坚毅的政治形象，也影响着她在上任后强硬严谨的执政风格，以及她在妇女权利和调查军方侵犯人权行为等问题上的政治立场。然而，她的经历并没有赋予她与男性执政者同样的合法性，她始终秘密反对军事政权，并在其政治生涯中很少提及这一点。因此，在巴西的民主过渡期间，她算不上是反对党的创始人或知名活动家。
2002年，迪尔玛加入了卢拉的反对党内阁，就能源政策提供建议，为卢拉的竞选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卢拉上任后她最初担任矿业和能源部长，推动全国供电普及，由于果断决策和有力领导避免了巴西遭遇大停电，她出色的管理能力得到了卢拉的赏识。2005年，迪尔玛升任有“首席部长”之称的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参与卢拉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成为卢拉的“左膀右臂”[6]。2005年，在何塞·迪尔乔辞职后，她成为卢拉总统体系中的“总理”。同年，劳工党政府被爆出贿赂丑闻，尽管如此，卢拉还是在2006年轻松地赢得了连任。然而，宪法禁止他连任第三次。由于卢拉在几乎每一次选举中都是劳工党的总统候选人，而且他的核心圈子(男性)党内的许多人都被控腐败，当时谁会成为他的继承人态势并不明显。迪尔玛在劳工党是相对较新的成员，与政党内部派别的分离、技术官僚的形象、政治经历以及与卢拉的亲密关系，这些是卢拉2009年选择她作为继任者的主要原因。尽管该党内部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但迪尔玛的候选并非党内选举的结果，而是因为卢拉极高的个人民调支持率足以支持他选定的继承人。
在2010年2月举行的巴西劳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迪尔玛被确认为总统候选人。尽管卢拉的大力支持使她取得了领先地位，但迪尔玛仍须说服选民，使其相信她可以维持和扩展卢拉的政治遗产并将其发展到最佳程度，有效解决劳工党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迪尔玛必须使选民相信她不会成为卢拉的傀儡，她可以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来领导巴西。从现实层面看来，候选人资格竞选的更大挑战来自于其对手所采取的针对她性别的攻击。
(一)针对性别的竞选包装
劳工党在竞选中以母亲和女性主义两个标签来包装迪尔玛。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她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的个人性别化的表现，以及她和劳工党所拥护的性别政策立场。关于迪尔玛的个性，在她担任部长时，媒体曾把她形容为“强硬”“冷漠”，“容易通过公开责备官员而惹恼他们”[7]，这些性格特征可能会在男性政治家身上受到赞扬，但对于女性政治家来说却是不利的评价。2009年，迪尔玛接受了淋巴癌的治疗、牙齿美白和美容手术，在竞选期间，她的外表和语言都被软化了。她的大部分竞选广告都集中在“女性力量”上，她以母亲和户主的身份将自己塑造为“巴西人民的母亲”。从十九世纪妇女第一次要求选举权开始，关于妇女的主要身份和性格——母亲，就在整个拉丁美洲经常被引用，以支持或反对妇女进入政治生活的主张。这一身份形象被套用在迪尔玛身上，特别是为了抵消她作为游击战士和强硬的技术官僚的“非女性化”形象，以及她缺乏应有的“家庭”观念(迪尔玛长期与法定的丈夫分居，并保持单身，两人育有一个女儿)。在她被提名之前，卢拉本人将女性称为“母亲、妻子和提供者”的言论转变为女性是“合格的专业人士”。因此，当卢拉将她称为“PAC之母”(加速增长计划)、未来的国家之母(总统迪尔玛)与称职的经理(部长迪尔玛)结合在一起，声称她会“确保事情完成”[4]。卢拉呼吁巴西的女性选民行动起来，共同促成巴西的第一位女总统当选，以实际行动消除性别歧视和男女不平等现象。当女性渴望获得政治领导权时，她或她们的支持者往往倾向于将政府事务解读为类似家务和养育的问题，而不是关于权力和权威的问题，以回应女性在担任与男性密切相关的职务时所存在的社会悖论。
(二)竞选中的性别问题立场
由于迪尔玛在竞选的大部分时间民调结果都处于领先地位，加之巴西较为活跃的经济和卢拉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落实，反对派选择将堕胎作为一个性别问题的楔子来攻击迪尔玛。在2002年之前，劳工党从未主张将堕胎合法化作为政党政策，认为这不仅会使其失去天主教徒的支持，还会失去社会较贫穷阶层中新灵恩派选民的选票。然而，劳工党的议员确实推动了国家卫生服务部门按照法律允许的方式提供妊娠终止服务，并将其划分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是生育权利问题。这一立场得到了巴西社会民主党和卡多佐卫生部长的支持，并构成了两党之间社会自由主义政策共识的一部分。卢拉政府一直保持这种做法，直到2007年在其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上投票通过了支持堕胎合法化的决议。尽管卢拉和迪尔玛都没有提出任何此类立法，但他们的不同立场为宗教反对者提供了一个集结点。
迪尔玛在2007年公开赞同劳工党关于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立场，由于她的竞选团队来自该党的进步派，希望推进堕胎合法化的议程，但是这相当于对女性主义的公开支持，从而遭到了基督教团体及其政治盟友和巴西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巴西社会民主党开始迫切希望将自己与劳工党区分开来，尽管后者在经济、外交、人权和福利规定等方面的政策立场与前者广泛相同。2010年9月中旬，媒体广泛报道了巴西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妻子评论迪尔玛“赞成杀死小孩”的说法[8]。在第一轮投票前两天，迪尔玛被迫宣布她个人反对堕胎，并认为每个女人都将堕胎视为一种暴力形式。迪尔玛最终以赢得56%的选票获胜，女权主义支持者对她竞选策略的变化并不感到惊讶，并且相信一旦当选，她在性别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将比在竞选演说上的言论更为重要。
(一)重要职位任用的性别倾向
上任初期，迪尔玛保留了卢拉团队的一些成员以确保连续性，但因各种管理不善的指控导致她在15个月内罢免了7名内阁部长，获得了“清洁女工”的绰号。她必须平衡劳工党内部各派系和执政联盟中九个政党的关键政治职位分配。迪尔玛的政府在起步时期相对较好，但很快就会发现她无法在各类政党和立法者之间穿梭逢迎，其使用自由裁量法令的空间比前任总统少得多。迪尔玛无法复制卢拉作为工会领袖多年来磨炼出来的谈判技巧，无法在男性主导的交易政体中进行有效的谈判，因此她越来越依赖自己的新团队。在几位关键部长被解职后，她新任命的规划部长、参谋长、机构关系部长均为女性。她的第二位妇女政策秘书处(SPM，Secretariade Política para as Mulheres)的负责人梅尼库奇，是迪尔玛的长期助手，曾与她一起被监禁和折磨[8]。她还任命女性领导担任巴西石油公司和巴西地理研究所等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总体而言，尽管在迪尔玛第二任期的超级分裂环境中，联盟管理层的担忧削减了女性参与执政的权力，但她任命的女性行政职位是卢拉的两倍，在巴西树立了新的标准。
(二)性别政策的实施及其阻碍
在迪尔玛的总统任期内，跨党派的宗派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从政党手中接过了社会利益的聚合和代表权。所谓的“福音派”(Bancada evangélica)教会就是一个跨党派团体，由新灵恩派的成员组成，在巴西蓬勃发展并迅速取代天主教会的地位，特别是在大城市。福音派在卡多佐的领导下，在议会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以对抗卢拉与劳工党支持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支持同性恋等立场。福音派教会在2006年的选举中因其一些成员曝出的政治丑闻而遭受挫折，但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在高度性别化的宗教话语加持及其在国会内部的组织努力的推动下，近70名成员选举成为国会议员，从而阻止了诸如同性恋市民联盟、同性恋的合法化和堕胎自由化等的立法。尽管如此，2010年的选举明显揭示了巴西政党团体之间和团体内部的分歧，新灵恩派、旧福音派和天主教团体在支持三位主要候选人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巴西社会民主党的何塞·塞拉、玛丽娜·达席尔瓦和迪尔玛彼此对立。
迪尔玛及劳工党发现在性别问题上越来越受到保守派的限制。例如在2007年，一项要求制定“胎儿权利”的法案得到了复兴，旨在赋予胎儿合法权利，从而完全禁止堕胎，将其重新归类为令人发指的罪行，并禁止所有基于胚胎的研究。它在迪尔玛的第一任期内由几个众议院委员会通过，并延续到她的第二任期，等待司法和宪法委员会以及国会的最终批准。同时，迫使迪尔玛通过了早期的“母亲主义”倡议，比如显然迎合了宗教部门的“鹳网络”(Rede Cegonha)，该倡议于2012年提出，旨在增加对孕妇和新生儿的社会救助，降低婴儿和孕产妇死亡率[9]。它要求对所有孕妇进行登记和监测，并且是在未与妇女政策秘书处协商的情况下设计的。最后由于女性主义者抗议称这侵犯了贫困妇女的隐私并将她们视为婴儿孵化器，该计划被悄悄放弃。
事实上，尽管存在这些障碍，在迪尔玛的第一个任期内，巴西众议院提出了475项性别平等法案，其中有27项法案通过作为法律施行，其他的将在她的第二个任期内继续考量[10]。例如：2012年法律修改为允许流产无脑胎儿、2013年迪尔玛批准了由劳工党女性主义者和国会妇女核心小组起草的法案，从仅有公立医院能提供终止妊娠的服务拓展到公立和私立医院。虽然其他政党也提出了比以前更多的与性别相关的法案，但劳工党提出并最终能够通过的法案最多。劳工党女性代表提出的占所有性别法案的三分之一，并得到了国会中女性议员的支持。在迪尔玛的支持下妇女政策秘书处2013年的预算分配高于卢拉时期，达到了自2003年成立以来的最高总额，也在整个联邦预算历史中占比最高[11]。这无疑帮助她在第一任期内引入了比卡多佐或卢拉政府更多的性别平等立法。
迪尔玛政府的施政重点放在减贫、经济赋权和妇女的实际权益上，成功的法案涉及现有社会政策中与性别相关的方面，例如优先考虑女性户主分配社会住房和职业培训课程的名额，以及调整家庭主妇的社会保障缴款以让她们平等地获得更多社会福利，93%的家庭津贴支付给了女性[12]。迪尔玛强调实施有利于贫困妇女的政策，例如修订“我的房子，我的生活”社会住房计划，允许妇女在离婚后保留公共住房；
以及“关爱巴西”，将家庭津贴扩展到有学龄前儿童的低收入妇女；
关注受暴力伤害的妇女的政策，题为“妇女：没有暴力的生活”巩固了国家应对性别暴力的公共政策，包括了一系列的计划：呼叫中心的扩展、巴西妇女之家、证据收集链的健康和安全服务的充分性和人性化、扩大和改善干旱边境专业中心和永久性的教育运动[13]。这些也可以被视为赢得巴西女性支持的一种手段。
迪尔玛第二任期内巴西社会矛盾加剧、新的国会高度分散，有28个政党代表，她不得不组建一个由10个政党组成的联盟，以达成通过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必要三分之二多数。然而，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不足以支撑组建政党联盟。2014年，迪尔玛没有一项行政支持的法案获得批准，种种迹象表明在她的第二个任期内利益集团全面占领国会，并表现出自民主过渡以来政治上最保守的倾向。
在迪尔玛的第二任期内劳工党首先失去的是对下议院的控制，因为他们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被巴西民主运动党(PMDB)的爱德华多·库尼亚击败，后者是一个大型中间派、寻求庇护的政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执政联盟的关键。尽管他本应控制众议院以引导迪尔玛的立法优先立项，但作为福音派的库尼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议程。在他上任的前五个月里，库尼亚主持了121次投票，其中许多是旨在推翻社会民主党和劳工党在人权和性别问题上的世俗、自由主义共识的关键部分的立法。不仅如此，2014年的选举中有328名候选人自称是宗教专业人士，相比2010年增加了45%的福音派成员，到2016年达到近80名，这意味着如果是一个政党，它将成为下议院的第三大党，拥有15%的席位[14]。同时，它还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集团、治安专家和枪支游说团体联合起来。这个新的反对联盟被称为BBB(Bancadadabíblia、Boi、Bala)，字面意思是“圣经、公牛和子弹”。库尼亚以及他的BBB盟友的话语结合了道德恐慌、传统性别观念、性取向、家庭和生育、罪恶、犯罪和少数人权利。他提出了关于“异性恋权利”的法案，这是一项新的家庭法规，将家庭定义为一个完全异性恋的双亲单位，以及一项使强奸受害者更难获得堕胎服务的修正案[15]。这些举动极大地伤害了巴西女性的权益，迫使女性团结起来走上街头，以保护她们的权利。2016年初，在巴西爆发的由蚊子传播的寨卡病毒导致婴儿颅骨畸形，促使区域和国际组织呼吁放宽堕胎法，这才使得该修正案未通过。
除了对国会失去控制之外，迪尔玛还被指控同意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一项回扣高达3%的合同，即数十亿美元流入劳工党的竞选基金及其主要盟友。随着这些指控越来越受到关注，国会中的保守派反对联盟动员起来要求弹劾迪尔玛。弹劾请愿书给出的官方理由是，总统涉嫌操纵联邦预算以掩盖不断增长的赤字，从而违反了宪法和财政责任法。然而，对于那些强烈支持或反对弹劾她的人来说，法律、政党政治、选举、预算、财政和道德论点都在一场高度分裂的社会辩论中混为一谈。2016年4月17日，在电视转播的众议院特别会议就参议院是否应该启动弹劾程序进行投票时，这些代表赞成慷慨地提及上帝和家人，而无视实际的法律指控。一位以反女权闻名的右翼分子将他的一票投给了一位在军政府时期负责主要酷刑中心之一的前军官，他称赞他是“迪尔玛·罗塞夫的恐惧”，暗讽迪尔玛的传记以及2014年12月迪尔玛在公开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时她当众落泪。
2016年5月，参议院投票罢免了迪尔玛，在等待弹劾审判期间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接任代理总统，并在弹劾结束后继续留任。然而，这不是过渡政府，一个高度保守、以宗教为导向的联盟支持他的政治议程，其议程远远超越了迪尔玛所谓的预算管理不善和正在展开的腐败丑闻。在特梅尔上任的头几天，他宣布了新内阁——其中没有女性。他还关闭了一些部门，包括妇女政策秘书处、负责种族平等和人权的部门，将它们重新归入司法部。特梅尔宣布他的政府将有四个指导原则：经济、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安抚国家和宗教[16]。此前被迪尔玛政府阻止的福音派支持的一些性别倒退法案得到了全力支持。他非常年轻的妻子被主流媒体描述为“美丽、退休、平凡”，在迪尔玛被弹劾后这位女士被任命为“儿童大使”，在主流媒体上扮演一个和蔼的母亲、尽职的妻子形象[17]。
2016年8月31日，巴西国会参议院以61票对20票的多数投票通过弹劾总统迪尔玛。她是巴西的第一位女总统，也是世界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民选女性国家元首。
迪尔玛的上台对于巴西性别政治是具有象征意义和积极意义的，打破了男性对于巴西政治核心圈的垄断，可以激励更多女性参与政治选举，追求更高的政治发展。但是，迪尔玛的上任并不是巴西性别平等、性别政治改善的表征，而是特殊背景下执政党负责人卢拉选择的结果。在巴西国内政治、宗教、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阻力之下，迪尔玛任内的性别政策主要是卢拉政策基础之上的延续，没有推出更具创新或“革命性”的政策，在巴西的性别平等问题上没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多种影响因素及保守派的反弹下，迪尔玛黯然离场其实是注定的。由巴西官方数据可见，在卢拉上台前女性在政府任职仅占10%，即使迪尔玛在任期间达到了最高峰也未超过15%，巴西一直存在女性参政不足的问题，这不仅是性别政治的问题，更是社会性别问题的投射。传统性别观念和模式在巴西宗教、军队、地方势力中根深蒂固。博尔索那罗的成功竞选证明了性别歧视和父权制仍然在巴西很有市场，目前得见的结果就是传统性别意识形态占据了上风，其中的政治博弈和转变受到多方的影响，无论是劳工党、福音派还是以博尔索那罗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都只是其中的部分因素。迪尔玛上台和性别政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激化了与保守派性别意识的矛盾，她下台后巴西极右翼上台，福音派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并且插手性别教育，巴西性别政治形势日渐严峻。
迪尔玛下台对巴西具有转折意义，国会的性别保守主义机械地推动了制度规则，形成了一个多漏洞和分散的政党体系。这次弹劾背后还是由于巴西社会凝聚力、流动性和种族关系等问题未解决而引发的反弹，在过去的25年中，巴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并未消除许多结构和文化不平等的根基。迪尔玛作为左翼女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种反弹的避雷针，这种反弹在公共讨论和抗议(漫画、网络表情包等)中以多种性别歧视方式来表达。迪尔玛在任尤其是受弹劾期间接受了许多针对其性别的攻击。事实上，迪尔玛也做出过性别承诺，比如：像一个善良和有爱心的家庭主妇一样管理国家、能胜任地管理资源、把事情做好、没有腐败和幕后交易等。
在巴西世俗自由主义共识迅速衰败的政治环境中，性别话语被劫持并机械式地应对更深层次的社会转变，会导致许多人将性别平等视为威胁巴西社会结构的症结所在，弹劾过程中的性别歧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审视性别如何在改变这些政治类别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劳工党鲜明的性别问题立场，导致将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与巩固右翼联系起来，使得对性别的争论成为这场政治博弈的风暴中心，并在弹劾迪尔玛的过程中扮演着相互交织的角色，但这也是审视其背后巴西性别意识变化的窗口。结合现状来看，巴西性别政治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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