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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露，殷启洋，封 超
(1.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7；
3.西北大学 应急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
规避风险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议题，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为构建安全的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风险认知和控制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但吊诡的是，全球极端灾害天气的发生频率及造成的损失呈上升之势，极端灾害天气走向常态化的风险与日俱增，提升极端天气灾害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能力，直接关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指一段时期内，全球或区域极端灾害天气发生频率从一种稳定低概率状态上升到另外一种稳定的高概率状态的现象。近年来，全球极端灾害天气频发，2014年巴西遭遇50年来最严重干旱，2015年印度出现自有气温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持续高温天气，2019年美国各地出现创纪录低温天气，2021年入夏以来，北半球高温、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时常发生，7月初，日本多地遭遇暴雨袭击，神奈川等地出现破记录降雨，7月20日我国河南遭遇极端暴雨天气，郑州1 h降雨量超过了中国大陆小时降雨量极值，达到201.9 mm，这一系列的“最严重”“有记录以来”“破纪录”“五十年一遇”等描述无不昭示着一个事实：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笔者依据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整理绘制1980—2020年全球典型极端灾害天气发生次数图(图1)，由图1可知，全球自然害总数在21世纪前20年大幅攀升，特别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洪水、风暴灾害呈现惊人增长，全球极端灾害天气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或特征。
图1 1980—2020年全球极端灾害天气发生次数
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给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阻碍。由此一个个疑虑摆在人类面前：缘何极端灾害天气频率与强度随人类实践而显著上升，且在未来呈现出演变为常态化的风险？在全球极端灾害天气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人类社会应如何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危机？面对上述疑虑，当前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将极端灾害天气频发归因于自然致灾因子和人类自身制造的风险，提出太阳周期[1]、厄尔尼诺[2]、自然气候变化率[3]、火山运动等自然致灾因子和人类实践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是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关键影响因素[4-7]，主张通过极端灾害天气规律的探索、极端灾害天气的监测预警、新兴减灾技术的应用[8-9]，碳达峰、碳中和[6]、来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的风险。
以上研究为深入探究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提供了基础，但相关研究更多基于“致灾因子、脆弱性、暴露度”三要素的传统灾害风险分析框架，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从自然界、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系统三个层次来揭示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的成因以及其风险的化解途径。
生态观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观点与看法[10]。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形成与历史唯物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相伴随，其是站在实践的基点上，立足于科学实践观，从历史唯物主义之生产劳动与生产方式中，对生态观的核心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分析，阐明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的生态观，使哲学真正回归人之现实生存，赋予自然以社会历史性，此外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11]。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主义生态思想仍是审视当前社会极端灾害常态化现象的钥匙。对此，笔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实践与社会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对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现象进行剖析。
(1)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知是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思想观念因素。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中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表现为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制约性。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就是双方的存在都是实际的并且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3]”。人与自然的存在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性。同时，自然是先于人类的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3]”。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自然界的直接产物，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一切要素都来自于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具有依赖性，自然对人类具有制约性。据此可知，纵使人类理性再深邃，能动能力再强，都将无法离开和超越自然，自然规律与条件就是人类实践的阙值，“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突破阙值的行为必然招致自然的惩罚。
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生产力较低，改造自然能力有限，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对自然充满敬畏之心。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对自然了解程度的不断深化，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被世界广泛接受，该思想强调在人与自然利益选择中坚持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认为人类一切活动都要从人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利益需要[15]。所谓根不正秧必歪，在该思想观念下人类将自身摆置在自然世界之上，以自身为中心无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客观性和制约性，无序开采自然资源，毁林造田，单方面强调大自然对人类利益的满足，据《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16]报告显示，全球森林面积在持续减少，1990年以来全球森林面积由44.8×108hm2下降到40.6×108hm2。森林作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地球大气CO2与O2的平衡，由于全球森林覆盖面积的急剧减少，未来平均每年森林CO2吸收量将减少70×108t，O2释放量减少51×108t，此外森林土地用途变更所导致的土壤生物栖息的环境温度、湿度、养分含量和pH值等因素，增加了土壤呼吸的强度，加速陆地生态系统向大气排放CO2的速率，CO2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所导致的全球变暖被认为是引起全球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5]。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显示，若全球气温升高3 ℃，当前每10年一遇的大雨发生概率增加3倍，降雨量增加1/3。
(2)对生产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处置不当是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实践因素。实践是人与自然、社会的中介，是人与自然间的连接纽带。马克思[17]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旦人类的行为超出了自然界的实际承载力，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受阻或断裂，“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18]。
当前研究表明全球变暖是极端灾害天气趋于常态化的关键原因，而人类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物质变换裂缝所释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增强温室效应”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关键推手[19]。当前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例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农田的开垦)释放了大量的CH4、N2O、CO2等温室气体，对于过量排放的温室气体，人类并未遵循“归还规律”，严格控制生产实践废弃物向自然界的投入，在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返还于自然界以实现人与自然间温室气体闭环的物质变换。例如，在农业生产中，面对玉米收获后产生的秸秆废弃物，采取秸秆还田的处理方式可将植物光合作用所固定的CO2转化为相对稳定的土壤有机质，实现农田生态系统中碳物质闭环变换。但当前不少国家仍较少采用秸秆还田的处理方式，露天焚烧秸秆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如我国每年农业秸秆产生量约为6×108t/a，焚烧比例约为50%[20]，秸秆焚烧产生的浓烟中不仅包含大量CH4、CO2等温室气体，还使过去在土壤中积累的部分有机碳转化成CO2，使耕地变成CO2的排放源，加剧温室效应。在化石燃料使用上，化石燃料原本是沉积在岩层中的浓缩有机碳，数十亿年来很少参与地球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地球生态系统碳的输入量与损失量长期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所以对地球气温影响不大。伴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化石燃料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物质基础，整个20世纪期间，全球化石能源开采总量增长了14倍，但处置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的相关配套措施远远滞后于实际需要，直到2015年《巴黎协定》[21]之后，世界各工业大国和地区才相继做出在2040年或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即二氧化碳的人为移除与人为排放相抵消，但短短几个世纪，人类以向地球大气倾泻了用数亿年才沉积在岩层中的浓缩有机碳，全球大气CO2浓度从280 μg/g增加到360 μg/g[22]，人与自然之间碳物质输入量与损失量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被打破，全球表面温度升高成为不争事实，相比于1850—1900年地球的平均温度，目前全球表面温度升高了约 1.1 ℃，人类生产实践的“增强温室效应”进一步加剧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现状。
(3)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极端灾害天气频发的根源。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客观经济关系，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它是人与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阐述了社会生产关系对人与自然协调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2],“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生态的[23]，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全球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4]。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驱动着整个社会，人的私欲被无限放大，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社会生产实践的首要目标，资本家为了尽可能提高利润率，通过污染物的偷排漏排、高污染产业链向第三世界的转移等方式来消减温室气体等废弃物的处理成本，但污染的“飞去来器”效应决定了其为削减成本的短视行为，最终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全球变暖。虽然面对全球变暖的风险，资本主义各国也提出未来需实现碳中和，但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才得以生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污染物治理只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生产利润率，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地球的长远利益出发，就像人缺氧一样难受，在未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只会被转移而不会消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得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我的生产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
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17]，自由劳动不可避免地出现劳动异化，由于劳动的异化压抑了人们形形色色的兴趣爱好，所以，为了补偿因为异化的劳动所带来的不幸，人们试图通过永无止境的消费来加以补偿自身，再加上资本家对无节制消费行为的追捧和“工业和商业的宦官”联手制造各种过度的和虚假的需要。最终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关系造就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即消费的异化，消费不再仅仅作为个体生活与社会生产得以持续的前提条件，而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重心。当前世界各国中资本主义国家在数量上仍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消费主义的盛行必然因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而加速全球变暖的进程，导致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以汽车消费为例，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分别占世界人口的5%和22%，但美国每百人汽车拥有量为83.7辆，中国为17.3辆[25]，这意味着除去老人和儿童，美国人均至少拥有2辆汽车，汽车尾气作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之一，过度的汽车消费产生了过量温室气体，美国人均碳排放量为我国的3倍。
综上所述，导致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知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该思想观念和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产实践(图2)。所以修正人类中心主义，发扬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化解极端灾害天气突破气候临界点走向常态化问题的关键突破口。
图2 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成因
(1)更新思想观念，从以人类为中心走向人类主体。意识作为实践活动的先导，大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认知有助于化解极端灾害天气的常态化风险。当前以人为中心作为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认知，有助于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极大推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以人为中心实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主体地位的误读[15]，其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和人从自然获取资源的权利，而忽视人对自然所需承担的责任，助长了人类生产实践中对自然不计后果的掠夺。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消除极端灾害天气趋于常态化的认知因素，我们应修正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在社会上塑造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主体的主流价值观，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人类不能成为自然界的中心，但可以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6]。
(2)运用技术创新，驱动“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物质变换思想，当前社会生产实践对生产废弃物的不当处置导致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出现诸多裂痕，在自然层面的重大后果表现为全球变暖及其引发的极端灾害的频发。经济发展模式作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就需要能实现闭环物质变换的经济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包含着循环经济的思想，其专门讨论了“生产废弃物再利用”的问题。“生产废弃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
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废弃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的循环中”[27]。此外，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思想还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化解生态风险的重要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启示，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的化解需要以新兴技术为工具，将循环经济思想注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鼓励绿色环保新能源、新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培育以低碳循环技术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增量方面的“低碳化”，同时，推进节能减排工作，逐步压缩钢铁、化工等传统高碳产业存量上的“高碳化”，进而实现人与自然间温室气体的闭环物质变换，降低人类实践“增强温室效应”对全球气温的影响。
(3)坚持并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源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危机。社会和谐是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前提，只有社会和谐才能从根源避免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二者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而这也是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的根本所在。因此，“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的化解需要我国坚持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坚持并完善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显著优势，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深刻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和历史的共同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的生成涉及盘根错节的利益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还应该改进党的领导，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加强党对极端灾害常态化风险治理的全面领导。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扬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风险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在风险治理过程中，坚持惠民、利民、为民，将造福人民群众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历史重任，我们应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发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制度属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理论，逐步消除资本因素所带来的消费、技术异化等负面效应，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增添更多的生态理性与人文关怀，从根源避免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裂缝的产生，化解极端灾害天气常态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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