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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华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大思政课”肩负“国之大者”的使命，拥有贯通古今中西的“大视野”，是引领青年成长成才的“人生大课”，必须善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从而彰显其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岳麓书院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在长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过程中累积了大量引人以大道、启人以大智的文化育人资源，是开展“大思政课”的思想宝库。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大思政课”是由立德树人思想形成发展的文化基础决定的，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决定的，是由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的。
(一)立德树人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
立德树人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之中。“立德”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关于“三不朽”的议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在“三不朽”的体系中，“立德”居首，“立功”“立言”次之。“三不朽”关于人生理想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标准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是评判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树人”最早出现在《管子·权修》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3]管子通过“树谷”“树木”“树人”的形象对比，深刻阐述了人才培养的突出地位。“立德”和“树人”二者合体用于教育领域始于当代，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立德树人”成为学术命题，他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4]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立德树人”写入工作报告并明确为新时期“教育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立德树人”进行阐发,把对立德树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立德树人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开展“大思政课”必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5]文化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文化性的存在，它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并促使其自主地接受这种影响，从而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体和形式都是文化，文化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7]“大思政课”相较于传统的思政课场域更为宏大，其视野不仅在于学校小课堂，更在于生动的历史现实和鲜活的中外比较，更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运用，从而提升文化感召力和育人实效性。
(三)新时代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了开展“大思政课”必须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实现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提供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滋养，是涵养青年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青年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关键课程，在涵养青年学生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并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作为思政课新形态，“大思政课”强调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人文、历史、社会现实和国际比较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然要回归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民族精神与品格中汲取能量，以古鉴今收获启迪，更好地引导青年学生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肩负起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
岳麓书院是中国文化史上孕育思想、创新学术的基地，理学、心学、经学都曾在此兴盛和传播，蕴藏了大量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具有开展好“大思政课”所需要的时间厚度、空间广度和实践宽度。
岳麓书院所承载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开展好“大思政课”所需要的时间厚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师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7]岳麓书院自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历经宋、元、明、清至今仍兴学不辍。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形成了学界颇负盛名的湖湘学派；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将岳麓书院学术鼎盛、文化繁荣的局面推到了新高度；
明朝中后期，岳麓书院再度发挥其重要学术研究基地的作用，成为了心学传播的大本营；
清朝乾嘉学术大兴，岳麓书院又成为考据学的基地。从张栻、朱熹到王夫之，从陶澍、魏源到曾国藩、杨昌济，岳麓书院见证了中国千年文化史、教育史的变迁，是推动中国学术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
岳麓书院所秉持的兼收并蓄的发展理念具有开展好“大思政课”所需要的空间广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利用国内外的事实、案例、素材，在比较中回答学生的疑惑，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引导学生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是非。”[7]自信、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是岳麓书院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早在南宋时期，“朱张会讲”就打破了传统书院的发展模式，引领了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并重的书院发展潮流。宋明时期，许多重要学派甚至意见相左的学派的人物都曾在岳麓书院讲学，这种兼收并蓄的发展理念使得岳麓学子们具备了博采众长的自信。晚清时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岳麓诸生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勇敢地“睁眼看世界”。魏源以“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开拓精神写出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曾国藩、左宗棠等积极投身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机器和科学技术，左宗棠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8]。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写道：“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9]他们主动探索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变革。
岳麓书院所传承的“成人之教”的书院精神具有开展好“大思政课”所需要的实践宽度。儒家的“成人之教”包含精神素质、道德人格、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突出知与行的统一，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理想、知识价值和教育理念，客观上要求育人体系须囊括学校、家庭、社会等实践场所，形成育人的大场域。自古以来，岳麓书院都是儒家文化研究与传播的中心，始终致力于培养“传道济民”之才，注重引导学子们将自我道德的完善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起来，取得了“代有才人出”的累累硕果。晚清以来，即先后涌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世改革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领导者，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志士，以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为代表的民主革命者，以杨昌济、范源濂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以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10]，为推动近代中国的变革和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岳麓书院充分利用了时代的大场域，培养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栋梁之材，具有开展“大思政课”的实践宽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时曾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11]利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开展“大思政课”一定要对内容进行科学的选择，重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以“传道济民”为宗旨的书院文化
岳麓书院独特的教育传统集中体现在其以“传道济民”为宗旨的书院文化上。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张栻担任岳麓书院掌教，他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对人才培养的宗旨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2](P571)这里的“传道”是指传承和发展儒学，“济民”则是指经世济民。在张栻看来，兴办书院的目的是培养传承儒家思想并且能够致君泽民的人才。“传道济民”的人才培养宗旨奠定了岳麓书院千年发展的基调，使得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视道德修养和政治素养，张栻强调“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12](P731)。二是强调学贵力行，张栻在为岳麓书院学子所写的讲义《论语说序》中指出“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12](P615)，提出了“学贵利行”的主张，这个主张为历届山长继承和发扬，直至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仍在教育学生“士子读书，期于致用”[13]。三是注重兼收并蓄，岳麓书院自南宋“朱张会讲”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开放式教学，这使得书院自古就有一种博采众长的气度。宋明时期，许多学派都曾在岳麓书院传授学术，各学派之间来往密切，这种现象直至清末书院改制前仍十分常见，对书院的繁荣和教育的革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以“经世致用”为特质的湖湘文化
“经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14]这里的“经世”有治理国家的含义。“致用”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15]原意是“尽其功用”，后来引申出“付诸实践”的意思。“经世”与“致用”合而为一并广为使用的情况出现在晚明时期，指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家和社会，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经世致用”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虽然出现比较晚，但是其所强调的求真务实和入世情怀却一以贯之地体现在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湖湘文化中，这使得湖湘学子们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湖湘学派自创立起就积极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16]的张栻自青年时期就以“晓畅军务”著称，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大地涌现出以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久言、游久功、陈琦、胡大时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经邦济世的优秀人才。明末清初，岳麓书院又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他先是在山长吴道行的影响下举兵抗击侵略，后辗转粤桂，历尽艰难，失利后“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17]，对中国文化创新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他的影响下，湖湘文化中的经世之学在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等岳麓书院学子的推动下愈加光大并直接影响了青年毛泽东，进而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革命文化
在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出现之前，“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经学家、史学家和革命家们对其进行了接力改造。“实事求是”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其本义是辨明古代之物、典籍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非。宋代理学兴盛，朱熹提出了“即物穷理”的命题，并赋予了“是”以“理”的内涵；
明清之际，王夫之丰富和发展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哲学认识论意义，使得“实事求是”有向哲学认识论转变的倾向；
晚清时期，曾国藩进一步将“即物穷理”和“实事求是”两个命题统一起来，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8]曾国藩将“事”与“物”即客观事物，“是”与“理”即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求”与研究探索统一起来，使“实事求是”上升为哲学认识论命题。在湖湘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毛泽东接过了进一步改造“实事求是”的接力棒。毛泽东曾于1916年至1919年间追随恩师杨昌济多次寓居岳麓书院。1917年“实事求是”完成了从古籍文字向校训的转变，高悬于岳麓书院的讲堂，这深刻影响了善于思索大本大源问题且对改造中国充满热情的青年毛泽东，他把“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贯彻到了革命实践中。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毛泽东对于“实事求是”的解读与曾国藩的解读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岳麓书院为“实事求是”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经世致用的治学环境和英才辈出的人才群体。
长期以来，岳麓书院的文化育人资源在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岳麓书院成为了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场所。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期间，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师生们亲切交流，他指出：“思政课建设必须加强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你们这个讲法是对路子的。”[20]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既是对以移动思政课堂形式开展思政课教学的肯定，同时也为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岳麓书院所蕴藏的文化育人资源时间跨度长、文化底蕴厚、解读空间广，利用其开展“大思政课”还必须解决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育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大思政课”的要求还有差距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演变的亲历者，也是现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参与者。其所传承的文化育人资源涵盖了史学、经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是由古圣先贤在千余年的教育实践中总结概括得来的，本身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承载其的原典原作多是文言文或其他与当代人特别是当代青年有距离感的表现形式。利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开展“大思政课”首先要解决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将其与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融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彰显其时代价值和生命力，增强“大思政课”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多方面协同发力的授课主体还未全面形成
队伍建设是开展好“大思政课”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7]“大思政课”是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大”课程，其授课主体应该是密切合作、协同发力的师资队伍，客观上必须统筹教、研、管、辅、服等教育工作者，将一部分既懂传统文化和岳麓书院，又能够将生动的社会现实和系统的理论知识相结合的育人力量充实到“大思政课”的队伍当中来。
(三)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大思政课”育人方式还有待创新
信息化既为思政课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思想传播、文化转化和创新的机遇。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的存留形态多为平面的、静止的、抽象的，其传承方式多体现在精深厚重的“文化记忆”中，缺乏与新时代同步的“文化想象”。新时代青年的思想变化快、代际鸿沟明显，一些符合青年一代思想和行为特点的育人方式还处在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探索形成符合信息时代要求的“大思政课”育人方式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利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开展“大思政课”，要从推动其与思政课实践的高度融合入手，构建与“大思政课”相适应的授课主体，不断创新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从而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的。
(一)注重“三个结合”，推动文化育人资源与“大思政课”实践的高度融合
一是将“传道济民”所蕴含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传道”体现了儒家对人文理想的坚守和对自身文化的强大自信和自觉传承，这种自信和自觉说到底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尊崇，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济民”体现了儒家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和谐社会的期盼，“济民”的主张既是教育理想同时也是政治理想，是岳麓书院浓厚爱国主义底色的文化密码。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不断变化，但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世界之间的仁爱精神没有改变，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没有改变。新时代的“传道济民”就是要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奋斗中。“大思政课”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引导、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以正确的理想信念引领青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引导青年学生以更广的视角、更高的站位、更积极的态度看待世界、理解人生，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与开拓者；
要以正确的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学生补足“精神之钙”，帮助他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引领他们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迪他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
要引领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历史规律，找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在奋力实现“中国梦”中成就自我。
二是将“经世致用”所蕴含的积极入世观和勇于创新的品质与担当时代使命相结合。“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使得岳麓书院学子们都十分自觉且积极地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挺身而出，建功立业。时代变换，“经世致用”包含着的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内核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21]这就是新时代青年学生之“用”，“大思政课”要从价值观、主动性和创造性等方面引导青年学生主动担当，争做有“用”的人才、能“用”的良才、顶“用”的大才。要有“用”，即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广大青年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倡导良好社会风气。”[22]在正确价值观的基础上，还必须练就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用自身的真才实学服务国家服务人民，“要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既多读有字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和社会知识。”[23]要能“用”，即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甘于奉献的意识。近代以来，中国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的正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生力军，敢于创新发展，用大无畏的青春能量创造出新的不朽功绩。要顶“用”，即要有敢为人先的品质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需要青年们将自身的发展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敢于创新、勇于创新，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入创新实践中，在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青春梦想。
三是将“实事求是”在变化演进中所体现的革命文化与传承红色基因相结合。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岳麓书院期间指出，岳麓书院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策源地和有重要影响的地方。这一重要论断赋予了岳麓书院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新使命，也为“大思政课”提供了鲜活的内容。
从教育内容看，以青年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先辈在岳麓书院求学和探索的经历为“大思政课”提供了生动的内容。毛泽东是在湖湘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岳麓山及岳麓书院是毛泽东及其同学们的早期革命活动地。除毛泽东外，蔡和森、邓中夏、李达、谢觉哉等人也都曾在岳麓书院求学，他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岳麓书院的深刻影响，从而走上了救国救民、匡济时艰的革命道路。革命先辈们在岳麓书院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是“大思政课”的“活”教材。从切入角度看，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孕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大思政课”提供了新颖文化视角。“实事求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字，但是却像一条红线一样串起了从汉代到近代经学和哲学研究的历史，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时不仅仅是继承了《汉书》中的四个字，更是对中国古代经学、哲学甚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吸收和发展，而岳麓书院正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从教育形式看，实事求是在岳麓书院历史和现实中的鲜活存在为开展“大思政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形式。岳麓书院作为中国书院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杰出典范，不但完整保留了古代书院规整的外形，而且传承了古代书院的精神，目前仍然在延续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功能，适用于采取“移动思政课堂”等灵活的形式开展“大思政课”，在真实的历史“气场”和移步换中收获“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24]
(二)紧跟时代发展，推动“大思政课”育人方式的创新
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以其厚重的历史感、鲜活的存在感弥补了传统思政课教育内容相对固定、教学方式相对机械的短板，为“大思政课”育人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一是充分利用岳麓书院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推动文化育人资源与思政课程的深度融合，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有效协同。近年来，岳麓书院结合传统书院教育方式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探索形成了“四维本科生导师制”和“习礼育人”模式，既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思政课程，同时也为课程思政寓德于课、寓文于课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古为今用的育人模式是创新开展“大思政课”的载体和平台，具有加强显隐教育融通、推动课程建设协调融合的作用。
二是进一步探索丰富移动思政课堂的文化内涵。实践证明，移动思政课堂是开展“大思政课”的有效手段，岳麓书院可为移动思政课堂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如《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和《岳麓书院学规》体现的对于价值情怀和道德修养的追求，《读经六法》和《读史六法》体现的求真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体现的对于国家兴旺和人才兴盛的渴求，等等。岳麓书院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学深悟透讲好其中的内涵对于提高“大思政课”的实效性、吸引力、感染力，实现授课内容的高触达率有着重要作用。
三是依托数字技术开发沉浸式思政课堂。数字技术为文化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岳麓书院的文化资源也应该通过数字化模拟与复原提升自身的话题性、延展性和传播效应。举例来说，通过数字技术还原“朱张会讲”的场景，展示先贤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传道济民”的家国情怀，展示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和中华文化的绵长文脉；
通过设计数字化的体验环境还原青年毛泽东及其同窗好友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学会”、实施“岳麓新村计划”等场景，展示革命前辈救国救民的上下求索。这些生动的案例场景可以赋予教育对象身临其境的场景感、历史感和真实感，激发深度学习意识，推动“大思政课”教育方式的变革和创新。[25]
(三)加强队伍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授课主体
利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开展“大思政课”的授课主体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具备善于结合社会现实讲好书院故事和中国故事的本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可以从培养专兼职结合的授课主体入手，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育人的队伍建设格局。
一方面要建设专职教师主力军。“大思政课”要推动以专业铸就人，首先必须拥有一支专业强、素质硬、本领高的专职队伍。这支主力军的专业性既体现在其专业理论知识上，也体现在其能够利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解决思想困惑、回应社会关切上，能够做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彰显“大思政课”的大视野、大情怀和大格局。另一方面要建设兼职教师生力军。2022年7月，教育部等十部门颁布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指出：“积极聘请党政领导、科学家、老同志、先进模范等担任思政课兼职教师。”[26]这支兼职队伍拥有开阔的知识背景、丰富的实践经历，能够使学生近距离感受现实社会的发展，迅速拉近理论与实践、校园与社会的距离，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兼具思想性、学理性和趣味性。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协同有力的思政课教师队伍才能够发挥出“育人合力”，推动岳麓书院文化育人资源焕发新的活力。
岳麓书院是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完成了现代化改制的传统书院，其发展历程本身就是“大思政课”的“活”教材，其所蕴藏的文化育人资源与“大思政课”的融合实践可以为高校利用校园文化开展思政教育提供有益借鉴。我们应该站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开发利用好这座“大思政课”的“富矿”，书写好岳麓书院立德树人的时代新篇章，培养出更多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坚定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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