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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骥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时代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定时期全球性、世界性重大问题的高度概括，是对该时期世界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揭示和反映。时代问题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的潮流中发展。明确现实所处的历史方位，是我们捕捉历史发展轨迹、把握新的历史特点、掌握历史主动的立足点。
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对于我们今天分析时代，认识时代，对我们科学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时代问题的分析和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的时代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则系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对时代的内涵、意义、划分标准、性质、特征等方面做出过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界定时代的内涵，但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分析，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却为正确认识时代和理解时代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时代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如下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与东方社会道路笔记》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理论观点。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阐明了私有财产的存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异化劳动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消除异化劳动，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只有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才能完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私有财产的运动集中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尖锐对立，同时也为消灭私有财产和实现人的解放准备了条件， 即 “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分析，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论述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这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初次的阐发。《手稿》关于异化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对于深刻认识当今时代特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世界史观的重要文本。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即，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联系着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生产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而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必然会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一原理作了经典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正确分析社会形态演进及理解时代变迁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论述了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在政治、文化交往层面上的体现等，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两个必然的重要思想。《宣言》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发展趋势所作的分析，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之上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发展规律，进而提出了“两个不可避免”的理论，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
《宣言》研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始终是和世界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用世界历史的观点来审视现代社会发展。世界历史的形成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
新的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各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化；
世界历史的推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在资本的统治下，近代世界体系又有着深刻的矛盾。世界历史形成的格局是：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给共产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即通过世界市场和普遍竞争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社会条件，即形成“世界历史性的”无产阶级。
《宣言》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
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宣言》研究现代社会发展时，既用资本逻辑来说明世界历史，又用世界历史来说明资本的生存、发展及其未来结果。这样的视野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时代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它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卓越成就。《资本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的目的。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一直有“世界市场”分册的写作计划，他的“世界市场”是具备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各种要素的总体性概念，由于“世界市场”分册没有完成，其中蕴涵的世界史观未能展开，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整体。《资本论》解剖的对象虽然是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它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立场、观点，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平生的最后作品，也是他平生最大篇幅的作品。《历史学笔记》所记载的内容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方面)的前史，是马克思世界史观的历史溯源。《历史学笔记》内容丰富，在其中马克思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以往人们经常认为，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实际上，唯物史观在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并非只是在历史学方面，而是涵盖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各领域，历史学只是其中之一。马克思毕生的科学活动，从没脱离世界历史研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或是逻辑的方法，或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揭示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性、真理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依据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从具体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对史料进行鉴别、比较和分析。这与他早年和中年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典型的理论描述有所不同。
《俄国和东方社会笔记》是晚年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俄国、东方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从世界历史高度，重新思考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未来发展问题，它展现了马克思世界史观的东方前景。在《俄国和东方社会笔记》中，马克思已形成了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两条道路的明确思想：一条是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直接道路；
一条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间接道路，两条道路最终殊途同归。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马克思基本上把俄国公社与其他国家农村公社等同看待，认为俄国公社没有什么特殊性，因此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非西方社会农村公社的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在从历史发生学角度考察世界历史的“原生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俄国公社与其他公社是不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具有二重性，其未来发展也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有两种前景，两种可能性。马克思强调，俄国“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也就是说，俄国公社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其一，西方道路：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内部私有制，走向与西方资本主义近似的道路。其二，东方道路：俄国等东方社会比较落后，因而需要内部革命，资本主义支持，跨越“卡夫丁”峡谷，迂回渐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公社未来怎样发展，发展结局如何，必须注意“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7-578页。。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取决于其“历史环境”，即公社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离开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可资利用的“历史环境”。放弃了这样的“历史环境”，也就等于取消了公社跨越发展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提出俄国公社的“跨越”设想时，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他把俄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中来考虑，以东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代的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彻底完成“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契机。他认为东方社会不应该因循西方的道路，也不应该把西方拉到东方的发展轨道，而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存在的前提之下，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各自的发展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
马克思的世界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不仅进行历史溯源、现实透视，还致力于未来展望。这里也蕴涵了他对时代问题的深刻认识。其中包含三个基本观点：其一，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始于资本主义，但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世界历史的未来趋势是社会主义。其二，世界历史是具体民族国家走不同发展道路的条件。世界历史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历史普遍性，但是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历史的特殊性就会体现出来。其三，全球化进程和人的发展是一致的，全球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发展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也正是在同一过程中，人才能从狭隘的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世界性存在，才能获得自觉驾驭和控制的力量，人的全面性、丰富性才会逐渐形成，人才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12)黄皖毅：《马克思世界史观：文本、前沿与反思》，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征象，表明时代发生了转换。列宁及时考察、阐述了这种变化，形成了列宁的时代观。列宁的时代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建立在对20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列宁的时代观具有如下含义：其一，时代是指世界发展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所谓“历史上的大时代”。它不是一时的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其二，时代是世界演化的“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其三，时代通过各种社会的总和表现出来。“总和”不是各种现象的简单相加，而是指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些总和显现为时代的主要特征，构成了时代的主要内容。(13)《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2页。列宁对时代的论述很多，内容极为丰富，从不同角度作过许多表述。如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角度，称为“最新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
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
从国家政权更替的角度，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无产阶级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等。(14)李爱华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列宁对时代的认识，不是一时之见，也非主观随意，而是具有科学依据，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首先，列宁划分时代着眼于世界的长远发展变化。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并非被一道屏障截然隔开，而是经由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变化才完成交替的过程。其次，列宁分析时代立足于世界发展变化的实际。他强调要面向全球，从世界各式各样现象的总和中找出时代变换所表现出的必然性特征。他还强调要抓住时代发展的关节点，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时代的里程碑。列宁指出：“时代之所以称为时代，就是因为它包括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和战争，这些现象和战争既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既有先进国家所特有的也有落后国家所特有的。”(15)《列宁全集》(第28卷)，第127页。再次，列宁分析时代还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他认识时代的一个重要视角和依据。他说：“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6)《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列宁科学地阐明了世界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态势，为人们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的深刻和系统的分析，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在《帝国主义论》中， 列宁不仅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基本属性和基本趋势， 而且指出了各个特征、属性和趋势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种内在联系中揭示了垄断这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列宁指出，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他将这些重大变化概括为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17)《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在依次对这五大特征做出分析之后，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还预测，“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1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209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19)《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下结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那么这场大战的结果也同样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2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05页。论断的准确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这些变化都属于统治手段和方法层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其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的分析，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个大时代，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判断，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奠定了科学根据。但是，在这个伟大转变的大时代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总是在不断变化，在总质变前必然出现若干由量变到部分的质变，历史的发展因此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认识把握这些历史发展新阶段，很有必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22日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到，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2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2019年4月26日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又讲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22)《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9年4月27日。2020年9月4日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时，习近平讲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23)《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20年9月5日。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又强调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4)《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系列论断无疑是对当今时代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深入理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演进趋势，深刻认识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之间的历史性交汇，对我们在世界大变局之下更好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应对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极有意义。
(一)全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表现是多方面、深层次的。
一是全球科技革命的突破性进展。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相继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由此带来了世界经济的飞跃性发展。当前，全球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风起云涌，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正在全方位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伴随的是，人类社会在思想和制度层面的创新也在不断推陈出新，每一次社会制度创新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的更大程度解放。当前时代，各主要国家纷纷以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为依托，以重塑国际规则为手段，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不断演变和调整。可以说，科学技术是“大变局”诸多变量中的关键。
二是全球政治重心出现转移。百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全球政治重心的地位，掌握全球政治生活的主导权，左右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百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新生力量。全球政治重心开始“东升西降”，东方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大提升。
三是世界经济实力显著变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处于经济强势地位，主宰世界经济发展。百年后的今天，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1%，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
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突破11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8%。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25%左右。(25)《国家统计局：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预计将达到25%左右》，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185722134612488&wfr=spider&for=pc.2022-01-17.
四是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发生巨变。百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渗透世界各国，成为很多国家的精神食粮和价值追求。百年后的今天，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文明的多样化进步日新月异，一大批新兴国家开始成为知识、技术、信息的生产源和传播源，在方兴未艾的新技术、新产业革命中不断崭露头角，众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转轨国家在制度上的不断探索，世界范围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呈现出日益多元的格局。
五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在百年进程中，始终延续着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排他性的“单边治理”体系或“西方治理”体系。但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以一个或几个强国为主导国际体系、协调国际事务的局面越来越难以维系。主要大国在价值观、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分裂或对立，大国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诉求之间发生严重脱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冷战的意识形态束缚中挣脱出来，把注意力转向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行为体，单边主义治理体系、强国治理体系已被多极化对话、国家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治理格局所替代。
六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百年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行将被“开除球籍”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排名第一的外资流入国；
中国人民解决了总体贫困，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积极参与并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百年来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复兴大业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造福了中国人民，而且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脉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透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脉搏。
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大变局使时代主题发生新扩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解决当代世界一切重大问题的总开关，仍然是规范各国根本利益并制约其行动的最终依据。同时要看到，时代主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放眼全世界，世界经济总体上发展很快，但财富集中进一步加剧，“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世界出现有发展但没有共赢，有和平但缺乏整体安全的怪现象，甚至在少数霸权国家的操纵下，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意识蔓延，很多国家陷入极其不安全的困境，这种格局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虽然这些因素都在威胁着人类和平与发展，但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和平与发展是人心所向。
二是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趋势没有变，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任务仍很艰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的状况发生改变，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
三是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趋势没有变，但反全球化的逆流给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带来重重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世界各国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生态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日趋严重。西方一些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新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逆全球化立场，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变成了逆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拒绝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使得国际体系进一步分化重组。美国政府实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给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带来了重重挑战。
四是文明交流互鉴大趋势没有变，但“西方中心主义”严重阻碍人类文明的交流与进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多样性的文明需要交流与互鉴，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可以超越文明的隔阂与冲突，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当今世界，维护文明多样性、反对文化霸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有利于各国各民族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促进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借助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优势，顽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对人类政治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文明，并对发展中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政治道路产生认知偏差。“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论”、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精神内核基础上演化出的表现形式，给当今世界带来不断的纷争与困扰。
今天，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世界面临新的选择。
(一)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把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忧惧，统统转换为责备中国“不负责任”,其实质是迫使中国承担能力和道义之外的所谓国际责任，并用以推卸西方国家应负的责任，掩盖其不负责任的表现。现时期，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习近平强调：“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26)《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新华社，2022-05-10。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处于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作为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作用力很是有限，难以有效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合理诉求。现有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弊端日显，治理作用滞后、乏力，若不进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等问题，就难以消除。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中国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明确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基本理念和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些理念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还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务实行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经济治理的长效合作机制转型，并致力于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二)发挥引领时代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作为愈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负责任大国，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应起什么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是对中国认知中的疑惑。对此，中国应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的国际定位和态度。中国不能老是跟在别国后面被动应付，而应发挥时代引领者的作用。中国发挥引领时代的作用，不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是时代发展赋予的使命，并且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和期待。当然，引领时代发展不是中国独担的事，而应是一切有重要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大国以及国际组织的共同责任，应相互协调合作共同发力。美国作为现时期最具超强实力的大国，无疑还扮演着在世界上起引领作用的重要角色。但美国发挥的引领作用，与大多数国家期望的引领时代的作用，有着很大不同。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引领作用是基于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目的而发挥的，是与人类社会希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相悖而行的。中国将如何发挥引领时代作用?要引领时代朝哪里发展呢?对此，习近平在多次重要讲话中作过明确阐发。中国要为时代发展设计议题、规划进程、确定目标。中国引领时代的方案和目标，集中表现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7)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8页。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当前，经济全球化虽然面临不少阻力，但也存在更多动力，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世界各国只有顺应历史大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具体来说，一是要建设一个普遍和平的世界。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应一律平等，要相互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二是要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要同舟共济，走合作共赢发展之路，协同打造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让经济增长更加富有活力，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三是要建设一个各种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要加强各种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反对文明歧视和冲突，让各种文明交相辉映。四是要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尊重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让地球家园和谐宜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科学回答了“人类社会向哪里发展、如何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总结历史演化规律、把握现今时代潮流、探索未来发展趋向的思想结晶，必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起到巨大引领和推动作用。
(三)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稳致远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2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20年8月25日。尽管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趋势是朝向多元、平等、合作方向演变，但其间必定要经历许多无法预知的变化，而这些都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正确认识这些现实挑战，有利于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走深、走实，行稳致远。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面对的现实挑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对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是具体的、有差异的，甚至因各个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截然对立。比如关于自由、民主，西方国家理解的自由、民主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理解的自由、民主就差之千里。
其次，不同民族和国家具有不同的思维逻辑与文化价值观。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强烈的“天定使命观”和“拯救世界情结”。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美国一直秉持非赢即输、非赚即亏的零和逻辑，认为根本不可能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这种思维逻辑和文化价值观决定美国在看待和处理与中国相关的国际问题时，习惯以己之心度中国之意，误解、曲解中国的国家战略，以至于不管中国如何反复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心，美国依然我行我素，视中国为其最大的战略对手，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始终未变。
最后，战略思维差异导致沟通错位。对于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一些精英认为，这是“中国想要主导亚洲秩序，削弱现有秩序，推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安全秩序”；
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出中国古时就有的“天下观念”，体现出中国的帝国梦。对于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媒体称，“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其雄心远超马歇尔计划或欧盟东扩”。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在对抗“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2021年6月13日，拜登在西方七国集团(G7)峰会闭幕式上提出了一项名为“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简称B3W)的倡议。这项倡议以“协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为核心目标，其实质是替代“一带一路”倡议。中美两国之间战略思维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战略沟通意愿和成效有限，这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障碍。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坐标下，中美关系也来到了十字路口。应把中美关系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变化和广阔空间中考量。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是，作为新兴大国，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面对美国的霸凌主义，中国应当针锋相对。
同时，我们应该适应国家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变化，根据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需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和诉求，推动国内社会变革，以局部和短期利益换取全局和长远利益，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活力。在增加对美博弈更大的回旋余地的同时，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产品，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历史发展大趋势，又充满困难挑战，是一个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历史过程。习近平在2017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30)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世界各国唯有共同应对这些现实挑战，才能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行稳致远。
(四)守正创新，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
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变化，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也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抓住资本主义出现多重危机的机遇发展自己，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正确改革而陷入严重的危机，最终发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历史的低谷中。
但是历史并未终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没有变，以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继续。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我们应当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的发展轨迹和实质，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和历史走势。
从二战结束后的40多年到冷战结束后又30多年，整个世界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代主题也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时代并没有变，这个大时代的本质并没有变。我们的时代，就是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和过渡的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社会因素”，如资本的社会化、经济的计划化、全社会的福利化、企业管理的民主化等。这些“新社会因素”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这些“新社会因素”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而且，这些“新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与弊病。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新社会因素”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分析到：“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0页。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地推动；
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新社会因素”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重要指导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进一步激化。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在欧美国家的蔓延，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为千古不变的资本主义经济信条、政治准则、价值观念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资本主义驾驭和统治世界的能力愈来愈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经过苏东剧变之后的调整变革，正在走向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求解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课题，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引领旗帜，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33)《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学习资料)，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7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需要抓住历史机遇，把握历史主动，运用大国智慧，承担历史责任， 坚持守正创新，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
展望未来，人类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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