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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子婧
（中国政法大学 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8）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和历史高度上，对于“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作出了系统回应，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包含着系统、成熟的生态理念，也包含着对于如何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和对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了出路，同时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正确理论，从演进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方面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文明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的整体展现，它体现着特定社会形态的发展基调、内涵和价值观念[3]，并遵从一定的历史发展逻辑。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的绿色萌芽从旧有的工业文明中孕育而生，当今时代呼唤生态文明。
（一）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发展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分别是对人依赖的阶段、对物依赖的阶段和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4]。文明形态的演进史实就是社会形态的演进史，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文明形态。
对人依赖是最初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这一社会形态对应了两个文明时期即原始文明和农耕文明。原始文明时期，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联结才可以抵御自然灾害、猛兽攻击，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可以存活。对人的依赖一直持续到农耕文明时期，虽然农耕文明时期铁器的出现已经让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们的思想也由愚昧落后逐步开化，但是之所以仍把农耕文明划归到对人依赖的社会形态阶段，原因在于当时人的生产力虽有很大进步，但生产力仍停留在孤立的点上，只在小范围内发展[5]，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仍较强。
以对物依赖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对应着工业文明。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展，社会形态从对人的依赖转为对物的依赖，对物的依赖具体表现为个体对货币和资本依赖。货币充当交换商品的媒介，导致财富被具象化到货币之上，个体的劳动、个体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个体之间的关系都靠货币衡量。货币成为至高无上的神，操纵控制着个体[6]。虽然工业文明时期，单个的人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自由，人在权利的形式上摆脱了集体的束缚，但人对物的依赖依旧导致人的发展不自由不全面。
随着社会形态的交替，在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阶段，应当强调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传统工业文明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竭泽而渔，人与自然的矛盾越发凸显，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全人类所要面临的难题。生态文明以谋求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并最终达到自由发展与全面解放为宗旨，生态文明代表了更健康更理性的生活方式和持久永续的生产模式，它是人类谋求全面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科学构想[7]。因此，片面发展工业文明模式亟待修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谋求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代表全人类的呼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应当摆脱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使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让人摆脱资本的控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可以说，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是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必由之路和必经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全球性生态危机带来的现实压力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工业文明无法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张力，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全球性生态危机具体表现为气候变暖、物种多样性急剧减少、海水污染、沙漠化、极端自然灾害等[8]。进而言之，片面发展工业文明的模式下，经济发展突破了自然限制，生态环境承载力被无视，人的自我性被无限放大。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的讲话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9]。生态危机引发的现实压力迫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工业文明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正确，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忽视自然价值的发展本质上违反理性，人类愈加控制自然却似乎愈易遭到自然力量的反噬。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资本主义雇佣制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不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也造成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10]。市场经济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断扩大消费、制造需求。以扩大消费为目的创造的需求早已超越满足基本需求的界限。马尔库塞指出，人们被商家推出的广告刺激，人和商品的关系颠倒，生产商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让人们消费而生产商品，人逐渐演变成了商品的奴隶[11]。异化的消费和异化的需求导致人无限度地向自然进行索取，开发自然资源满足无限度增长的消费和需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自然不期而至。
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消解生态危机成为时代的呼唤，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生态文明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主张划清人类生活、经济发展同自然之间的界限。这与片面发展工业文明、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理念大不相同。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是生态文明的表现，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更是生态文明中的应有之义。因此，建设生态文明是历史必然选择，生态文明建设在当今时代势在必行，它是消除消费异化、需求异化的不二法门，更是缓和人与自然矛盾、减少生态危机的最佳策略。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哲学理论根基。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环境问题。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10]。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认识论上，提出人与自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划清人的活动与自然的界限，尊重和保护自然。在实践论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可以发挥能动性积极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共生[12]。我们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武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铺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理论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系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比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更为鲜活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火花，也包含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挖掘出的新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是新时代成熟的生态文明理论，也是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引。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
一是“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生态经济观。生态经济以生态法则作为经济发展导向，生态经济观认为，生态主导经济，生态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生态经济观本质上就是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13]。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则不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14]，这也是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价值观是人对事物价值的取向、判断和态度。生态价值观是人对自然生态的态度的集中体现，指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人与自然关系[15]。原始文明以及农业文明时期，自然主宰着人类兴亡，人类对自然心怀敬畏。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试图改造、征服自然，虽有收效但也遭到了自然的严厉惩罚。如此种种，皆因没有正确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我们应当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对待自然要像对待生命般珍视[16]。自然与人类是共生关系，互相依赖，休戚与共。对待自然应心怀尊重，在顺应、保护自然的前提下，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论断，我们党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三是“生态兴则文明兴”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对生态文明的价值持肯定态度。“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7]6，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揭示了生态环境好坏与文明兴衰间的动态关系。举例来说，黄河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可历史上黄河数次溃堤引发水患，直接影响百姓生计、影响文化传承。因此，生态环境的好坏与人类文明兴衰密不可分。把生态环境与文明兴衰并举到同一高度，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建设的关切，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观。
四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惠民观。在物质生活丰厚和精神生活充实的今天，人们的需求开始呈现多样化、多方面的特点，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碧水蓝天、白云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不懈努力的目标，民生福利不仅包括衣食住行，还包含美好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家园的向往就是为人民谋福利。“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7]8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惠民观的最佳体现。
五是“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不仅会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还伴随着人们价值理念的转变。因此，建设生态文明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更不能急功近利妄想一步登天见成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时间，在此过程中有赖于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加强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规制建设是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最后手段，有法可依既能对破坏行为加以惩治，又能对未来行为加以规制。《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法律、举措的出台，是我们党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环境建设保驾护航决心的表露，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观的最好例证[18]。
（一）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
建设美丽中国和为全球生态文明贡献力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两个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始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发展模式，扭转环境恶化从源头抓起，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力量[1]。据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有两个即建设美丽中国和为全球生态文明作出贡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同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但是仅满足总目标是远远不够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绝不是一国之事。文明国家个体需要的满足离不开世界，建设美好家园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努力。因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向世界生态文明贡献中国力量。对外，我们国家始终秉承人类共同体理念，甘肃治沙、陕西毛乌素沙漠变绿洲等事迹向世界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二）以落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抓手
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落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态文明中的应有之义。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力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人的参与，人的发展和进步对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马克思划分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摆脱对人依赖和对物依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阶段对应的文明形态是生态文明，落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
首先要培养人们树立正确的意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生态理念是生态行为的先导，因此帮助人们树立环保理念和绿色意识十分必要。除了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外，还可以通过外化的方式将生态理念灌输到人们日常生活中[19]。例如，近些年社会上大量投放共享单车，以这样外化的方式促成人们绿色出行。其次，扭转人们错误的意识。这主要指纠正人们错误、异化的消费观。如前所述，消费异化和需求异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生态危机。因此，要克服错误的消费观念，适度消费，避免浪费。
（三）以完善环境方面立法为保障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工作一直步履不停，但仍存在可提升的空间。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环境保护综合类法律6部，环境污染防治类法律7部，自然资源与自然生态保护类法律16部，除此之外，还有600余部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1200余部国家环境标准[20]。虽然我国生态文明方面的立法充分，但有学者指出当前环境立法中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内容方面重复率高，《环境保护法》与水、大气、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条例在内容上高达30%的重复。二是内容上存在矛盾冲突，具体表现为，对同一事项相同制度下的规定标准不一、处罚条件不一、处罚形式不一等等[20]。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方面的立法，良法善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针对上述提出的两方面问题，首先，要体系化生态环境方面立法，裁撤冗余，删繁就简。其次，要融贯化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保持法律法规间协调一致、内部和谐。最后，要创新化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更新环境立法理念，让生态文明为环境立法导向。
（四）以呼吁世界各国参与生态共治为动力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人类的使命，世界各国的参与是生态文明蓬勃发展的持续动力。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一国的环境问题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国家，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来袭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例如，由于开发不当、保护不力，巴西热带雨林面积缩减，短时间内看似最受影响的国家是巴西，但热带雨林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如不加以保护，各国都要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买单[18]。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担当，是每个国家的义务。只有呼吁各国参与到生态共治中，生态文明才具备持续发展的动力。
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联系，形成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共同体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可行方案。首先，面对环境治理和生态危机，我们国家应始终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就生态文明建设交流合作，始终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我国是世界大国，更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者、贡献者、领导者，应积极带头推动治理经验共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面对全球环境风险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不得人心，携手合作方是正道”[21]。人类实现拥有美好生态环境的愿景，离不开世界各国协同努力共谋治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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