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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南，张桂文
（1.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长春 130117；
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沈阳 110036）
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二元经济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二元经济转型是指由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为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经济[1]。一个经济体城乡二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伴随着人口的转变。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影响着城乡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与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不平衡、不充分已上升为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2]。当前二元经济转型临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正处于关键的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人口转变影响着劳动力配置、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中人口转变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人口转变规律和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工非市民化等挑战，对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以及实现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梳理现有研究，大多数文献集中发表在2014年之前，根据当时人口转变与民工荒到来的现实，重点讨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与人口红利的消失，并找出产生的原因，最后给出政策建议[3-6]；
张永丽、景文超（2012）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经济社会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后面临着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根本解决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4]；
袁霓（2012）从二元经济、人口转变以及收入分配三大视角探讨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三者间的关系，并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劳动力是否短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7]；
孟令国、王清（2013）和殷剑峰（2012）强调储蓄与投资、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的作用，分析刘易斯拐点、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8][9]；
蔡昉（2010）揭示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两个过程的一致关系[10]；
张桂文、李闯（2016）在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互动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互动的特殊性[11]。总结来看，既有研究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而将二元经济与人口转变问题相结合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和拓展。根据人口学理论，从广义视角考察人口转变，不仅包括狭义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还包括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及人口分布等其他人口变量的转变[12]。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跨时代的二元经济转型过程既是其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也是其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过渡过程，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机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从而带动工业化与城市化。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相结合，并在二元经济形成与转型过程中考察人口转变这一问题，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人口分布的转变理应成为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提出，研究二元经济转型中的人口转变主要从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人口分布的转变三大方面进行考察。文章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考察人口转变问题，着重分析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对人口转变产生的深入影响；
第二，在对二元经济转型中人口转变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人口转变的面临的挑战及思路对策，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指导。
根据经典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研究，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为基础，可将一个经济体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二元经济转型初期（从二元经济开始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刘易斯转折阶段（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之间，亦称二元经济转型中期），二元经济转型后期（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二元经济结束）①把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非农产业的这一临界点界定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亦称粮食短缺点）；
把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小于生存工资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非农产业的这一临界点称之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亦称商业化点）。二元经济阶段划分参考张桂文，孙亚南：《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5（12）：58-66。蔡昉也将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转移或迁移过程）分为“刘易斯转移阶段”“托达罗转移阶段”“费—拉尼斯转移阶段”，与本文的划分标准大体相同，只是名称称谓不同。参见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耗尽了吗？》，《中国农村经济》，2018（9）：2-13。。21世纪初，我国东部沿海陆续出现民工荒，而后逐渐蔓延到内地，根据蔡昉（2018）[13]、高铁梅等（2011）[14]、金三林（2012）[15]的判断与笔者的前期研究，我国于2005年左右进入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特征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托达罗转移阶段），2030年将达到刘易斯第二转折点②作者根据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直接判断标准（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和辅助判断标准（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农业就业结构、城镇化率、最低工资水平、制度工资等）相结合，得出我国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出现在2005年左右，预测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大体在2030年左右。由此判断，当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这一结论不仅与大多数学者（蔡昉，2018；
高铁梅等，2011；
金三林，2012）［13-15］观点基本一致，也符合我国二元经济转型实际。由于篇幅有限，这里不做详细的计量检验与预测分析。，由此得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下面结合我国二元经济形成与转型发展历程，以1978年改革开放和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为分界点，从三大阶段梳理新中国成立70余年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转变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二元经济形成阶段中的人口转变（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乡关系处于自然发展状态，连基本的二元结构都谈不上。国家为实现各种赶超目标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以牺牲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先供给工业，并从农业部门吸取资金以满足工业需要。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等相关政策的执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我国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也形成了现代工业和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就是我国二元经济的形成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人口转变经历了一些变化，死亡率下降，生育意愿较强，出生率提高，少儿抚养比较高，而人口城乡分布变动很小。
1.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高低”向“高低高”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大致处于年轻型
图1显示新中国成立70余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演变情况。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人口出生率为36.00‰，死亡率高达20.00‰，自然增长率为16.0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下降至10.80‰，8年间人口死亡率下降将近10‰，自然增长率上升至23.23‰，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57岁。从出生率这一指标分析，直至1970年仍在30‰以上，一直处于较高水平，1949～1969年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平均为33.89‰和20.77‰。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这个过程是以人口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除了三年困难时期，1953～1958年、1962～1972年人口出生率的两次高峰期和逐渐降低的死亡率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①此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整理而得。形成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老年人口系数（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为4.41%，1964年下降到3.56%，1973年为3.94%，1974年开始超过4%。老少比系数（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与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的比例）处于较低水平，1960年为9.26%，到1977年增加至11.67%，一直低于15%。可见，二元经济形成阶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大致处于年轻型，呈现金字塔状人口结构②此段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得到。。
图1 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演变情况
2.人口城乡分布变动很小，城镇化进程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很长时段被严格限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不允许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人口迁移大多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人口流动现象并不普遍。从农业劳动力占比与城镇化率两大指标进行考察（参见图2），1952年农业劳动力占比高达83.54%，到1977年仍为74.51%，30年间下降不足10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缓慢，194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10.64%，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时期的建设以及后续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一些农业劳动力陆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但流动量很小。196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17.50%，到1977年仅提高了0.05个百分点，达到17.55%，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不到0.3个百分点。全国城市数量从1949年132个发展到1978年的193个③此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整理而得。。
图2 中国城镇化率与农业劳动力占比的演变情况
（二）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转型初期的人口转变（1978～2004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中国改革的大幕，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开始转型，进入到二元经济转型初期，这一时期的二元经济发展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元经济体制突破与二元经济结构减弱阶段（1978～1985年）。自下而上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家庭承包制促使粮食连年增产和农业生产率提高，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解脱出来。1984年首次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1985年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逐渐满足市场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进行农村产业间的转移，开始从事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经营，农民在不离开居住地的条件下从事非农工作，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得到逐步缩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推动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因此，伴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这段时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得到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有所减弱。第二阶段是以城市体制改革为主体与二元经济结构局部强化阶段（1986～2004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了市场化进程，提高了国有企业竞争力，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扩大了城市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对于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阶段改革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倾斜，忽略了农村，城乡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二元财政、土地征收与转让、金融体制以及社保制度改革强化了城乡二元体制，以城市为中心的利益格局不断凸显，这在无形中加大了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再加上户籍制度管制逐渐放松，大批农业劳动力逐渐从乡镇企业向小城镇、甚至到大中城市的非农产业转移，改变着城乡人口的分布。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实施，出生率下降，年轻的劳动力资源日益丰富，推动着人口再生产类型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1.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低高”向“低低低”转变，人口年龄结构较长时间处于成年型
这一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快速转变主要是以人口出生率下降为主导。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生育率得到有效控制。1977年总和生育率3.0以下，20世纪末下降到1.8左右①此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整理而得。。出生率从1978年的18.25‰下降到2004年12.29‰，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2.00‰下降到5.87‰。进入21世纪，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长时间维持低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期间也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形成了抚养负担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老年人口系数从1982年的4.91%增长到1991年的5.57%，2000年又升至6.96%，2001年开始超过7%。老少比1978年为11.71%，1983年超过15%，达到15.62%，此后增长速度较快，2002年超过了30%。二元经济转型初期，我国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各年龄段人口相对均衡，人口年龄结构较长时间处于成年型①此段数据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整理得到。。
2.人口城乡分布变动较大，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迅猛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
20世纪90年代，跨地区“民工潮”开始出现。1982～199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从657万人增加至213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0.6%增长到1.9%，平均每年大约增加185万人；
1990～2004年，转移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2000年已经超过1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5%②此段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总量平稳增长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8/t20190822_1692898.html）整理而得。。农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3%至2004年的46.90%，下降了近2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1978～2004年全国总人口增长1.35 倍，城镇人口却增长3.15 倍，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41.76%。21世纪初，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逐渐蔓延到内地，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农业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劳动力转移殆尽，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到来。
（三）改革开放后刘易斯转折阶段的人口转变（2005年至今）
2005年步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以后，我国虽从总体上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45%左右，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在57%以上，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进展缓慢，农业转移人口非市民化问题突出，二元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国家逐渐重视“三农”问题，改革的思路也进一步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向调整。2005年至今，我国总体上进入到深化二元经济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弱化阶段。国家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革二元经济体制、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城乡二元财政体制、城乡二元金融体制以及城乡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基本形成了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免征农业税、给予“三农”补贴、强化对农村弱势群体的救助、推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制、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政策及相关制度安排相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持续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城乡融合成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内容，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人均预期寿命逐年提高，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并落户，农村“空心化”问题严峻，这些都深刻影响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人口分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我国从老龄化社会向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到缩减的老年型阶段
“压缩式”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2001年我国0～14 岁人口比重为22.50%，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10%，自此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后，老年人口系数增长较快，在2014年超过10%，2021年首次超过14%，达到14.20%，我国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增量出现由正变负的转折点，到2020年底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9年出现双降。从老少比这一指标看，2005年达到37.94%，随后一路高升，2006年超过40%，2010年超过50%，2014年超过60%，2018年超过70%，2020年达到75.42%。少年儿童系数一直低于20%的水平，2006年为19.75%，2020年为17.90%。可见，我国在刘易斯转折阶段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形成。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12.08‰下降到2018年10.94‰，2020年又降至8.52‰；
人口死亡率受到老龄化的影响，从2004年6.42‰增加到2020年的7.07‰；
人口自然增长率2020年仅为1.45‰，2019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 岁。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转折期，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并将持续减少。但从总量看，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近9亿人，就业人口总量仍达7.8亿人①此段数据根据李希如：《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3_1646380.html）整理而得。，并启动实施了“三孩政策”，我国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丰富的，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从享受人口数量红利向创造人口质量红利转变。
2.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
二元经济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规模仍在扩大，农业劳动力占比从2005年的44.80%下降到2020年的23.60%；
同期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从42.99%增加到63.89%，超过60%。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2008年为22 542万人，2012年上升到26 261万人，2021年达到29 251万人，基本相当于每5人中就有1个农民工，这些农业转移人口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优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国家区域均衡发展和惠农政策的实施，农业劳动力流动与迁移更加理性，农民工总体数量在增加，但增速明显下降。虽然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制度障碍已经显著弱化，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仍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农民工及其家属尚不能在打工地均等地享受子女义务教育、基本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步入刘易斯转折阶段之后，我国越加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农民工市民化工作，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稳步推进，截至2021年底1.3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②姜刚，水金辰：《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http：//www.ah.xinhuanet.com/2022-05/21/c_1128672102.htm）整理而得。。
（一）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经历了从形成、强化到逐渐弱化的发展过程。根据我国转型实践，并与其他已实现二元经济转型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后起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特殊性。
第一，二元经济转型表现为非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并存，体现为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先进行城乡微观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二元资源配置体制、二元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16]。
第二，二元经济转型呈现滞后性。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一个经济体在启动工业化的同时也开启了其二元经济转型的进程，世界上已进入发达国家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后续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促使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不断强化，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人口转移。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才开始真正进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真正开始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的转型。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末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的时间，劳动力转移起步较工业化滞后二十余年。虽然21世纪以来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逐步实施，但二元经济转型具有滞后性并未得到真正缓解。这种滞后性导致我国就业结构转换长期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库整理计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的程度①计算公式为：农业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程度=（农业就业结构-农业产值结构）/农业产值结构［1］249。呈现不断强化趋势，1978年滞后程度仅为154.61%，到2006年高达301.89%，此后，虽然出现弱化的趋势，但速度缓慢，2020年滞后程度仍高达206.49%。
第三，二元经济转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路径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不是向城镇现代部门转移，而是主要流向农村工业这一“准现代部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只有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而没有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79～1997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的人数占转移总数的比重仅有20.8%②根据张桂文：《中国二元结构转换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0-71数据计算得出。。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农业劳动力以非永久性乡城迁移为主。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急剧增加，据测算，1998～2016年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增加了约13857万人，平均每年新增约770万人，2021年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72亿人③根据张桂文：《中国二元结构转换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71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计算得出。。以“民工潮”形式所进行的非永久性劳动力乡城转移，虽然使农民走出了乡村，但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总言之，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力转移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采取永久性迁移形式，以20世纪90年中期为分界点，形成了就地转移与非永久性城乡迁移相结合的基本特点，表现为非城市化与半城市化的农业劳动力特殊化的转移路径。
第四，人口转变超前于二元经济转型进程。中国人口转变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育政策强制调控下进行的，这大大加快了人口转变所需的时间。我国用30年时间走过欧洲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低高”向“低低低”转变，[17]这种压缩式人口转变的结果就是较早地进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阶段；
再加上我国二元结构强度不仅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6]，促使我国人口转变超前于二元经济转型进程。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已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而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尚未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处于二元经济转型初级阶段，城市化率仅为37.66%。与邻邦国家进行对比，日本、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国家之前，就已成功实现二元经济转型。日韩分别于1971年、1999年步入老龄化国家，当时两国的城镇化率已高达72.67%、79.38%，约为我国的2 倍水平；
两国人均GNI 为19 315 美元、138 05美元，远高于我国18 77美元，可见，我国“未富先老”问题凸显。2005年中国进入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时，老年人口系数为7.69%，到2021年达到14.20%，老龄化速度较快，但人均GNI仍远低于日韩两国，城镇化率低于两国约20个百分点。
（二）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受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断强化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城乡壁垒日益森严。同时，为了避免当时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不仅没有乡城人口迁移，反而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启动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改造，大规模的人口城乡逆向转移，人口与就业压力不断加大，1977年人口总量达到9亿4千多万人，规模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再加上城市人口的逆向转移都滞留在有限的农村土地上，农业劳动力生产力十分低下，人口温饱问题有待解决。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虽然奠定了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但大量人口却滞留在农村，人口城乡迁移受阻。1978年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推进二元经济体制不断变革，开启了先农村、后城市，最后是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非均衡渐进性制度变迁过程，伴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取消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才逐渐起步，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长达二十余年之久，1977年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6.70%，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74.51%，城市化率仅为17.55%。
（三）二元经济转型特殊路径致使“人口红利”“结构红利”利用受限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机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改革开放之后，受渐进式非均衡制度变迁的影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较为滞后，至今仍面临着最后的突破。到202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93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约1.21亿人，外出农民工约1.72亿人，助推了我国工业化以及经济转型发展的进程。多年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候鸟式”乡城流动的农民工虽走出了乡村，但并未实现市民身份的真正转变。易言之，这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实现了产业转移即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而空间转移即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间的差距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见图3），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尤其是1990年之后大规模的“民工潮”袭来，1990年二者相差5.55%，到2013年扩大到18.03%，之后二者的差距虽有所缩小，到2018年为16.21%，近两年又有所扩大，2020年达到18.49%。
图3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对比示意图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①人口红利指的是在某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结构红利是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假说，即认为部门间的生产要素存在由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的基本趋势，在此趋势下，即使各个部门的效率水平不变，随着高效率部门所占的要素比例越高，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也会相应提高。这种由部门间要素结构变动形成的效率提升作用就称之为结构红利［18］。。据测算，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10]；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看，1978～2010年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25%[17]。根据结构红利对人均GDP的提升倍数（以1952年为基期），这一指标在1990年为1.413 倍，90年代中后期提升到1.75 倍左右，之后增长速度加快，2017年为2.54 倍。[18]当前我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已经过去，但结构红利仍在进行。而二元经济转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致使人口红利、结构红利的释放受到了限制，并未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稳定性差，农民工的工作地点多集中于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第三产业和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且多数在非正规部门工作；
农民工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周工作超过44个小时的比重在2009年达到89.8%，2010年为90.7%，2016年仍达到84.4%，社会保障制度与维权机制欠缺；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虽然近些年随着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到来，非熟练劳动力薪资水平在不断增高，2021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仅4432元，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劳动时间不利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素质不高又难以适应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转型发展需要，无法有效促进效率的提升，人口红利、结构红利的释放受到约束。其二，农业转移人口只是短暂地完成了产业的转移，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并未实现空间转移，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不同，在增加非农产品供给的同时却不能形成相应的消费需求，更难以共享城市飞速发展的成果，从而影响了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影响了效率改进。
（四）非永久性迁移致使老龄人口城乡分布倒置差异加剧
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殊路径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老龄人口的城乡分布差异不断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异常严重。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进城务工大部分集中在青壮年劳动力这一群体，留在农村的大多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①“三八、六一、九九”分别指妇女、儿童、老人。，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从农民工年龄构成看，2008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仅为11.4%（其中外出农民工占4.2%），近些年来增长速度较快，2021年达到27.3%。但21～40 岁的农民工仍占最大比例，2008年为59.5%，2012年达到54.4%，之后有所下降，2021年仍为46.6%。乡城迁移人口中青壮年占较大比例，而老年人口却滞留在农村。2000年我国城镇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9.67%，农村为10.89%，到2010年城镇60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1.69%，农村高达14.98%，城镇老龄化水平提高了2.02个百分点，而农村则提高了4.09个百分点。2019年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率已达20.84%，比城市地区高了4.76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差异不断加剧。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持续扩大的态势还将继续②城乡老龄化人口差距扩大的趋势估计约到2036年前后将会缩小。参见童玉芬，李玉梅，刘传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及政策启示》，人口与经济，2014（6）：12-21。，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更是如此，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全国已有超过78%的乡村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乡村的深度老龄化和超级老龄化问题严峻[19]。
（一）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人口转变面临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
中国正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还会不断加深。2001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总量为0.91亿人，到2021年增长到2.0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4.20%。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预计2035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超过3亿，占比将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①根据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达到20%进入超老龄社会。。206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3.98亿人，随后缓慢下降，2100年下降为3.39亿。2020～2060将是老龄化最快的阶段，40年时间将提高近1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会增加564万老年人口②以上数据均根据2019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整理得到。。由此可见，我国会经历一个人口年龄结构的急速老化时期。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将会不断加重抚养负担，考验着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随之而来的养老、医疗和照料等服务问题也挑战着社会福利体制；
同时也会持续影响创新动力的释放，社会发展活力的迸发。由于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转型路径，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再加上农村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空心村”日益严重，农村地区应对老龄化的难度更大，这是进入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人口转变与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
2.新生代农民工“故土难回、融入不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重道远
二元经济转型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转移过程。21世纪以后，农村转移人口携带家庭、子女进入城市的定居比例逐年增多，与老生代农民工候鸟般往返于乡城之间、更认可自己的农村人身份不同，占比逐年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③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已过半，2018年达到51.5%。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与乡村联系较少，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网基本集中在城市或城乡接合部，但户籍制度的隔阂依然很难让其成为彻底的城市人，他们迫切地希望获得市民的地位与身份，享受市民权利，尤其是就业、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故土难回、融入不易”、与城市间的关系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半城市化”尴尬身份。
根据世界上发达国家二元经济转型的发展历程，进入刘易斯转折阶段城乡劳动力还会继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占比最终降低到10%以下，城市化率普遍达到80%以上。202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23.60%，城镇化率为63.89%，农业劳动力转移还有较大空间。同时，伴随着世界范围的数字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科技进步将会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对劳动力数量、质量的需求，劳动就业模式将会发生变革。据测算，2016年数字经济为我国带来280万新增就业，占当年新增就业的21%；
更为忧虑的是，未来数十年内，发展中国家2/3的工作岗位将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17]。农民工素质普遍不高，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2021年未上过学的占0.8%，小学文化程度占13.7%，初中文化程度占56.0%，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占12.6%。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提升劳动力质量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不同职业类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将会受到挑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农民工的就业形势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零工经济、平台经济大幅扩展，滴滴司机、潮汐工、外卖员、微商、代驾等行业的就业量正在增加，在这样弹性化的用工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人口从职业的非农化向身份的市民化转变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需要面对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3.生育率持续偏低，影响人口的合理更替与人口结构的优化
近些年来，我国人口惯性增长趋势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率偏低，用总和生育率④总和生育率是反映一个育龄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总和生育率等于2.1，为世代更替水平；
高于2.1，为世代增长模式；
低于2.1，为世代收缩模式。这一指标进行衡量。根据联合国人口司估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总和生育率为6.7，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将近7个孩子；
自1975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20]，生育水平由世代增长向世代收缩转变，进入低生育率阶段，2016年、2017年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674 和1.615[21]，2020年更低，降为1.3。可见，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目前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22]。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预测，2020～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年均为1.70，而后缓慢提高，但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30～2035年年均达到1.73，2045～2050年提高到1.75，2075～2080年达到1.77，这一水平一直持续到2095～2100年。由此可见，中国低生育率将一直持续，低生育率长期低迷的风险将会造成人口规模萎缩，不仅影响人口的合理更替与人口结构的优化，而且影响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效应，制约着二元经济转型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二）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思路对策
1.加快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
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基础上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健康老龄化战略，提高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水平。其一，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注重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制度安排，发挥村委和社区的积极作用，实现政府引导、社区嵌入与全民参与相结合协同推进健康老龄化；
其二，抓住当前低龄老年人在全部老年人中占比较大的空档期，发挥老年人的潜能，提倡终身学习，在保障和改善老年人民生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反对歧视，搭建再就业平台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的机会和能力；
其三，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的综合配套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包括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以熟人社会作为未来农村养老的重地，建立社区嵌入型的养老机构，构建更加普惠的养老保险制度；
其四，加快适老设施和环境的改造，打造居家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模式，弘扬并发展养老、孝老、敬老文化，在对老人进行分类的情况下因人制宜提供相应的养老服务，要充分利用和发掘农村村庄内生的养老资源，尤其是内生的人力资源实现村庄内部的互助养老。
2.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方位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入能力
首先，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并调整落户政策，尤其是消除进城落户的隐性门槛，解决农民工落户的政策性、体制性与结构性障碍；
其次，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让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孩子同样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建立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以化解农民工住房难问题；
第三，不断提升转移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全方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
第四，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超小农业经营规模的制约，稳步推进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3.健全完善多阶段生育支持体系，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第一，在“三孩生育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个别低生育率地区可率先试点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在优生优育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提高生育意愿；
第二，尝试设立生育基金制度，适当增加生育补贴，以弥补女性在生育期的短期收入波动；
第三，建立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制度体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降低家庭生育成本；
第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尤其是要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降低养育成本，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经历了形成、强化到逐渐弱化的转型发展历程，人口转变也经历了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与发达国家自发性的人口转变历程不同，我国的人口转变是国家宏观人口政策调控与个体自主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中人口转变的历程，总结各阶段人口转变的特征。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工业化道路、户籍制度与体制改革的多重影响，我国二元经济转型具有特殊性，对人口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二元经济转型滞后于工业化导致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受阻，二元经济转型特殊路径致使“人口红利”“结构红利”利用受限，非永久性迁移导致老龄人口城乡分布倒置差异加剧。随着二元经济转型进入中后期，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尤为突出、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发展已进入关键转折期。面对这些挑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有力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高质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完善多阶段生育支持体系，为人类更好探索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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