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述行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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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麟

20世纪,在西方文学批评路线上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从创作为核心转移到了以文本为核心。笔者阅读过的几部文学理论著作无不是在凸显文学理论家对文本独立性的研究,也就是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艺术》中给出的和新批评同出一辙的答案。对于“如何将文学上升到可以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专业性的高度”,大江健三郎给出的答案是“陌生化”。“陌生化”是文字抵御现实的一种本源动力,毕竟文字不可仅仅阐述现实,文字有其超越性、自身的结构性。影响深远的新批评理论学派大力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文学的外部研究在他们看来仅仅是对于文学内部研究的扩充延展,是为内部研究服务的。当今,“文学终结”学说理论已经不可回避,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被打破,文学研究的范围正逐渐扩大,文学理论的书写研究实际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也更大。

20世纪的文学理论也有在背离大的英雄主义的传统,它强调用小的关系也可以进行独立的反映,甚至在研究时代关系的层面也是用文本构成小的人物结构来进行展开的。这说的就是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历史主义写作观。

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等国家兴起的一种文学研究思潮,是一种遭到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批评的理论。新历史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或者是说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结构和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用故事中的小人物研究背后的大时代背景。①陆贵山:《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130-136页。新历史主义是继承俄国19世纪结构主义的思想,是文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之间对话的产物,是一种对文本研究多维度的体现。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放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

“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这句话是路易斯·蒙特罗斯提出的新的历史和文学的研究视角,该句话旨在消除历史和文学二元对立的关系,企图让历史和文学之间发生对话。事实上,文学是可以丰富历史的比较硬的框架,历史容易被“符号化”。比如对于一般人而言,想到中东地区,立刻有“简化了”的诸如“硝烟、战火”的印象,但对于历史背景下人的关注度却陷入茫然,这是一种非常粗暴的历史观,是一种脱离了“人”的架空了的历史,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历史。而文学却可以使历史具有温度,文学相对于历史更加侧重于人性的关怀。可以说,文学能够为历史的研究创造出新的维度,让人们在认识某段时期的历史的时候,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多维度地去思考,而不是盲目地“一言以蔽之”。②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第9页。探究文字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维度的层面,另外一种文字的发展路线就是把文学研究沿着结构主义,乃至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陌生化创作。比如乔伊斯式的意识流的创作形式,以及法国新小说对于时间性的多重讨论等。这一路的文学创作首先是建立在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们同样在俄国19世纪的结构主义思潮中找到了文字独立性可能的一种媒介。也就是文本重要的不是文本里面的内容,而是通过什么样的结构和形式来进行阐述的。

沿着这种思维,接下来展开的就是对文本解构主义的研究。解构主义的创作手法乃是将文学传统的结构关系彻底打碎,然后进行一种“反常”式的重组,以实现大江健三郎所说的艺术的“陌生化”的目的。解构主义的创作关系并非想让别人看不懂他的创作,而是希望产生一种更加复杂的文字结构,即脱离故事、背景、时间的一种线性存在,先破后立,然后强行建立不一样的文字结构,通过这种结构之间的差异性碰撞产生的冲突性,来寻求新的艺术创造力。

这种结构重组的关系在电影艺术以及建筑学中都有所沿用的。这里以“蒙太奇艺术”为例来说。蒙太奇的电影能够给人一种动态的交错变化之感,蒙太奇的拍摄效果对于表现电影剧情发展的张力有着非常好的效果,让并行的事件压缩,改变人们对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认知,拉长电影的叙事内容。蒙太奇的设计方法在处理镜头拼接的时候会制造一种视角上的冲突性,这一点如同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探讨过的时间话题。魔山之上的人们认为时间变化得非常快,他们是从主观时间的角度去感受时间,因此以为才一个星期之久,实际上半年就过去了。蒙太奇在“时间”维度上的叙事方式也如同《魔山》中的描述一样,屈米希望创造出一种让建筑内部主体出现时间错位之感的氛围。解构对于后现代的艺术创作手法几乎是一种必然需要的手段,如果不能把既有的结构关系进行彻底破碎,就不可能研究新的艺术关系,这一点对文本、建筑、电影、绘画都是这样。笔者认为,在绘画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从过去特别注重对现实世界的写实到了现在的后现代式的语言,比如野兽派、立体主义等,也是同样的例子。

文字创作朝着解构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从尼采的“永劫回归”的想法中能获得一些启示。这一点,米兰·昆德拉在他著名的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也曾经讨论过,简单地说,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现代发生的事情,过去早就发生了,而且今后也同样会发生。米兰·昆德拉在书里的讨论就是对这种永劫回归式的沉重的世界观有所反思,他认为生活中存在着更多无意义的事情,这些稍纵即逝的无意义才是生命难以承受的,所以才需要用文学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笔者在这本书里感悟出了文学创作中解构主义的思想元素。对于20世纪的作家来说,对现实世界的描写其实都被古典主义作家写尽了,写戏剧永远超不过莎士比亚,现实性也早就被大仲马、巴尔扎克之类的大作家写尽了。20世纪的作家如果希望走出一种自己的文学之路,必须要掌握一套新的文学表达的语言,这种语言必然要跟过去的似乎“永劫回归”般的创作素材有所背离。即便太阳底下终究没有新事,但新时期的作家也能运用不一样的文字组织的形式来寻找新的表达上的可能性,提高文学表达力,去挖掘埋藏在现实世界背后更加深奥的无意识的逻辑。

艺术从某个角度上是必须要永远跟“现实”做斗争的,这并非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艺术必须要在“现实”之上继续挖掘,不能满足于浅层次的表述,要通过文字性的虚构来构成更加丰富、冲突性更强的文字空间,去补充现实世界的苍白性。

按照德·曼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虚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出的架空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虚构世界。这一点米勒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文本中的时间观、事件的路径都会和现实世界有所疏离,而正是这种疏离感制造了文学更加本质的表述。文本和现实契合的方面乃是为了营造一种逼真的感觉,就连很多现实主义著作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等,很多读者读过后都觉得,这简直就是伦敦的真实写照,其实却也不是,只是狄更斯用巧妙的虚构手法把虚无之物现实化了。①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100页。

文学述行的本领甚至等同于作家对现实元素的召唤,作家如同手持魔杖一样能够将无比逼真的现实元素融入他的虚构体系中,让读者误以为这还是那个现实世界,其实作家虚构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要远远大于现实世界。

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实践显示,基于言语行为理论而非语言符号述论,可以成为语言符号领域的化域。语言本体论和话语理论,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之所“说”(saying),而未能强调之所“做”(doing)。事实上,从另一维度看,语言不仅“说”,而且“做”,通常以“说”的形式“做”,即“以言行事”(to do things with words),以至于“说等于做”(saying equals doing)。这种言语行为理论是在“语言论”与“话语论”的边缘地带发掘“话域”的切入口,也在两者之间寻求新的制衡点,从而有可能会通各方的洞见。①张进:《文学理论通论》,人民出版社,2014,第126页。

奥斯汀是比较早注意到语言具备言语述行功能的学者。语言的目的很多时候在于使事情完成,使事情得到一个结果。例如“I promise to be good”(我保证好好做),或“I hereby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我特此宣布汝二人为夫妻。)有“收言外之果的”(perfomative)的言语行为,它的目的是使某些事情被完成。它通过说话来造成一个结果:我可以做到用我的话来说服、劝告或者恐吓你。②特雷·伊戈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15页。

奥斯汀自己也写到,对于事实陈述的文学语言其实也有“施事性”,提供信息或者作出判断,其实就是种种定事性语言所做的事情。

米勒强调,文学作品的这种述行效果并不仅仅来源于作者,而是文本自身打造出的一种超现实空间,文本为自己赋予权威和价值。米勒更加深化了述行的广义观念,即述行不仅仅是小说剧情中人物的许诺、说谎、借口、宣称、诅咒、请求谅解、道歉、宽恕等,甚至撰写文本的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以言行事的方式,文学的这种虚构性的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事件。这就为文学表达的价值以及主体性建立了基础。

米勒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例子,他继承了尼采哲学中比较阴暗的成分精英超人学说,认为伟人可以不顾道德之约束,甚至有犯罪的权利。这战争催发下酝酿出的学说对主人公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杀死了催他债务的凶恶房东,最后又杀死了他的妹妹。深深受到良心谴责折磨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选择皈依了宗教。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就讨论过的个体道德和宗教皈依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述行的角度,也就是文本之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教唆他的读者去犯罪或者皈依宗教呢?并非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发挥他的想象。文本无须提倡人们为善,更不必要求人们作恶。文本不具有善恶明确的价值指向的社会需求,也就是文本是不需要对任何道德进行负责的,文本不具有善恶观,为了接触更加深刻而复杂的人性,甚至作家要有意在比较阴暗的人性的地方进行窥探。

文本只是揭露真实,揭露复杂性,是一个透过想象的独立存在,它是一个多面镜,等待人们有不同层面的解读,从而文本也将被赋予更多的生命。

20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从文本的结构性出发,寻找文本的独立性。在结构性的阐述中,创作者将文本当成连接文脉母体的一部分,批评家通过研究文本本身而对文学母体有所研究。关于文学创作方面,有通过文本对时代背景进行研究的新历史主义观,也就是从纯粹的文本结构上下功夫的解构主义元素。20世纪世界文学总体都在研究文学的专业性问题,以及表述上更多可能性的问题,因而产生了多种文学表达形式,丰富了文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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