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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碚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2.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1](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提出了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立破并举，完善制度；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
系统协同，稳妥推进；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这是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抉择和政策推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不仅以建设性的市场战略思维，促进全方位的经济改革进程，而且为应对世界经济大变局，提出了全面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和新部署。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曾经历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以产权改革为重点、以开放促改革等重要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意见》的目标和精神，则将市场战略置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局和战略高度”的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市场战略方向。《意见》郑重提出，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立足内需，畅通循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提高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1]。这是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革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的深刻判断和分析，以及所做出的关于引领全国市场运行态势发展方向的战略抉择和政策取向。我们从《意见》明确的政策取向中，则可领悟到若干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判断。
(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转换已取得决定性的阶段进展。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态势格局，即市场经济格局还没有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所要求的系统状态，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破”的课题已经大有进展，但“立”的课题仍然任务艰巨；
另一方面，以建设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标准，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意见》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以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重而道远之深意。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行至今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已成为真正实现成熟市场经济体制的使命性改革任务，是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根本性方向，具有“全局和战略”方面意义，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意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心概念，确定经济改革的市场战略方向，勾画了中国市场经济新发展格局的建设蓝图；
同时，吸取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丰富经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中国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更成熟认识和更大进取意愿；
尤其指出，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发展方向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体系建构的战略能动性，即必须经由艰苦努力的“建设”过程，才能完满实现所选择的目标。中国以往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进程，在理论上有意无意地倾向为，“自由放任”是基本方向，只要“放手”“放开”，市场供求的持续博弈、相互磨合适应，就可以像“搅拌机”那样，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匀质化，从而达到全面的供求“均衡”状态。《意见》鲜明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自由放任的结果，而是具有战略性目标的“建设”事业，在大方向上确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系统建构上则是人的能动努力和秩序安排所形成的体系格局。
(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紧迫性
《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昭示了中国正面临着由于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导致出现的许多问题甚至突出矛盾，只有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才能有效地应对和根本克服面临的问题。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冲突，尤其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程中，经济、政治以至国际关系格局的变革和重塑，对全球经济和市场体系产生许多复杂影响。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可以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回旋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而且对解决经济体系和市场行为中长期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痼疾，可以使其得以消除或缓解，更好地提高市场运行的合规化、透明度和公平性程度，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具国际竞争力。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应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理应是“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并将会在“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但目前尚不是现实。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人口大国、生产大国，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大市场”，也还称不上真正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刚跨入中等收入门槛，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更因为在体制机制和规则效率上，还有很大不足之处，并且限制了市场效率和规模，因而还不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充分优势。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很多方面明显存在不足，需要不断改善提升。例如，中国经济的收入体系中，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还很低，消费市场的规模和有效性还有待大幅度提高。我们只有不断发展改善存在的问题并解决矛盾，才能配得上发达高效的市场经济性质，否则就是一个缺乏全国统一大市场性质和不具超大规模的不很强健的市场经济体。从宏观经济目标看，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要战略意图之一，就是要形成更强大的市场经济消费力，以发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独特经济优势。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力量、实现“稳中求进”发展路径及其策略取向的有利国情条件，也是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经济实力“基座”。中国只有建立了以“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依托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才会更加具有“全局和战略高度”的重大意义和世界影响力。
《意见》特别提出和强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一个泛指性表达，而是含有特定意涵和专指意向的战略性规划底本，既是统领性的方向部署，同时也是全局性的谋划蓝图。在认识论上，这是对市场体系的框架建构。但是，市场体系的建构不能任凭主观臆想，必须基于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和对思想构念的把握。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究竟有何重要意涵和政策指向？对此，本文从几个方面进行辩清。
(一)全国市场的“统一”性
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不是仅仅靠自发性力量就能实现，而是需要付出艰巨的组织努力才能达成，否则也就无所谓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问题。因此，“统一”是中国市场体系达到高水平格局的表现。从根本上说，全国市场只要通过努力建设，是完全有可能成为制度规则统一的大市场的。但是，世界市场的性质与此有别。在本质上或现实中，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也只可能形成差异性制度规则相互衔接的世界市场，而无法达到所有的体制规则都真正“统一”的状态。因为国际社会的各个国家拥有各自不同的市场制度规则，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统一的，即各个国家间的市场制度及运行规则差异会永远存在，只可能相互协调，不可能完全同质。这是由于制定市场规则的主权在国家，而不在“世界”。对于全国市场，国家制定制度规则的主权在握，但对于世界市场，没有制定制度规则的统一主权，所有制度规则都是在各主权国的博弈或相互间协议的努力下确定和形成的。所以，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是性质不同的制度建构和经济秩序。一方面，全国市场可以不断趋强，趋于更加具有整体一致特质；
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则要靠各种“协定”“框架”来维系和调节，即使是号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权威性实际上也十分有限。
(二)全国市场与地方市场的性质区别及集合形态
全国市场是相对于地方市场而言的市场集合形态。从市场的组织结构来看，作为经济系统的“全局”性建构，全国市场是整体性市场，就如同是一个宏观经济空间，因而可以有正当的主体利益要求，并有其伦理根据(即“民族国家”意识)，有权进行市场边界的设置和做出相关制度安排。例如，全国市场有征收关税和管制边境的法理和权力；
而地方市场则是局部性市场，若自行设置市场边界而进行利益获取，通常缺乏正当性，不合法理，也没有有力的伦理根据。所以，“地方保护主义”一般是不合法或具贬义性的概念。各国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及国家制度建构有很大差别。例如，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的权力绝对服从中央；
而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拥有对中央的相当独立权力。然而，就市场经济发展的演进方向来说，中央所体现的国民经济全局性格局，使国民经济体系更具整体统一性，通常被认为是更有利和更合理的。因而，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都对全局性经济秩序拥有支配性权力。即使是在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为维护国民经济的统一性，也具有越来越强的控制力和责任义务；
反之，地方政府的“独立王国”“地区分割”现象，尽管不绝于世界，但就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说，毕竟属于支流或逆流。国际社会中即使是政治体制实行联邦制，经济上仍会趋向统一化，统一市场总是会在整体上优于国家分裂或地方分割的市场。因而，大市场总是比小市场更好，全国大市场更应是统一大市场。
(三)全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组织特质及安全性差异
全国市场是相对于世界市场而言的，两者虽形同，却各具特质。从市场的组织形态看，全国市场的性质是有政府的市场(通常有中央政府的管控)，而世界市场则是无政府市场(不存在全世界的“中央政府”)。在其经济性质的逻辑关系上，世界市场并不是全国市场的同质性规模扩张和范围延伸，而是众多不同质态的全国市场或地区市场所构成的一体化格局(一体化不是同质化)或相互交易体系。简而言之，全国市场是国家制度规范下的组织化市场秩序，而世界市场则是无政府格局中的国际协议性市场秩序。
全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安全(法制)环境会有显著的差异性。基于本文分析的原因，全国市场有可能具有对世界市场风险性的“避风港”性质(当然，如果国内市场发生巨大的不安全风险甚至动乱时，世界市场也可能成为混乱国内市场的避险处)；
特别是当国际政治环境和地缘利益冲突导致国家间经济关系“脱钩”，或者相互无节制地“制裁”时，全国市场可以发挥决定性的稳定作用。此时，企业和资本的“国籍”就具有了特殊的经济优劣性。不同“国籍”的企业(经济主体)，在全国市场中与在世界市场中的行为性质就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性。从此意义上说，任何人主张“企业没有祖国”或“资本没有祖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智的。这表明，企业经营是处于全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的产业链及供应链之上，其安全性质是有显著差异的。所以，国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体现维护经济安全利益的战略意向。
(四)中国特色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大”，实际意味着市场经济行为空间和体系规模的“大国”假定，即所观察和讨论的是国土和人口规模巨大型国家的全国市场，而不是只能实行“小国开放模式”或经济规模有限的中小型民族国家的全国市场。实际上，世界上真正有条件特别关注“全国统一大市场”现象，并将其作为重大经济战略来对待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而大多数国家更需要关切的可能是“共同市场”。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其政策指向性正如《意见》所特别要求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1]总之，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问题。
基于中国的大国经济特质，国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大国”和“大国市场”是思考中国市场战略的逻辑起点。正是由于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典型的大国经济现象，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都是大国经济所具有的独特问题。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和举措必须充分认识和依托中国的大国经济特质。
全世界有近80亿人口，约200个国家及经济体，国民经济体的平均规模约4 000万人口的规模。由此可知，就一个经济体的“全国经济”而言，4 000万人口就可以是一个中等规模市场。例如，澳大利亚有人口2 000多万，有不算小的全国市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或超过8 000万，并且经济发达，就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例如，西欧的德国、英国、法国等。一个国家若人口超亿，即使经济不很发达，也可以算得上是经济大国。那么，数亿或10多亿人口的经济大国，当然就更有条件成为超大市场的经济大国了。中国有14亿人口，具有毋容置疑的大国经济特质，完全具备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潜力。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大国经济的特质就越显著，对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需要也越迫切。中国实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家战略，进则大国经济的优势可充分发挥，退则大国经济的矛盾就可能突显出来。
(一)中国经济巨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整体经济规模越大，供给能力的形成和壮大就越有技术条件；
而相应地，需求潜力也必须发挥出来，才能达到平衡。中国经济巨大的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支撑。虽然在一定发展阶段，供给能力超越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可以通过产品出口即国际贸易的出超(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宏观经济的供求平衡；
但从长期来看，发挥国内需求潜力，实现供给能力和需求规模的大体平衡，才是经济良性循环的表现；
否则不仅难以真正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经济供求失衡的矛盾和国际经济关系纠纷。因此，中国发展的供给能力和需求规模都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支撑，以实现其“供需平衡”。供给能力由于需要有需求潜力的发挥提供生存空间，所以供给增长要引领需求扩大；
而需求的满足，则要发挥供给能力提供产品，故需求增加应激励供给增长。总之，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确保需求市场畅通和供给循环畅通，是大国经济展现优势的必要条件。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标准市场体系
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也需要有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坚强支撑，而且国家规模越大，所需要的市场体系支撑力也要越强。这说明，与中小国家不同，中国要建构经济大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对市场的组织状况和运行条件具有更高的要求，必须“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否则，大国经济很可能碎片化、无序化；
若内需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能会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均难以达到更高水平的标准。这在世界上是有实例可鉴的，有的大国规模巨大，人口以亿甚至十几人口计，但由于不具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条件，因而其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的水平长期难以提高，表现为市场碎片化和地方分割化，市场的运行效率受阻，致使大国的经济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三)大国经济的结构复杂性
大国经济不仅具有高度的结构复杂性，而且社会结构和民族结构也会比较复杂。大国经济的体系格局不能被想象为是匀质性的平直空间，而是经济结构的空间差异很大的体系格局。一方面，这既有利于形成丰富多样的经济格局，成为可以更好发挥分工优势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回旋空间；
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经济体中产生供求链和产业链的阻塞、隔断、分割现象，特别是可能加剧收入分配悬殊和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差异，导致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进而破坏经济的稳定性和全国经济的整体性。因此，作为大国经济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结构性协调更需要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思维，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运行中的经济行为是深刻地嵌入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关系必须与社会关系相和谐，才能真正发挥其经济效率和大国经济优势。
(四)大国经济的通畅性和抗风险性
大国就经济地理条件而言，尽管地大物博，但国内经济运转畅通必然会有相当的障碍和阻隔，表现为困难较多、较大、较复杂，而且资源的利用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尤其是水资源和水灾问题，对于大国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总之，大国经济的通畅性和抗风险性，往往受到特殊地理因素的很大影响。由于国家规模巨大，大国经济的经济地理条件改善，更不可能主要由市场经济的私人产品方式来应对和解决，而必须采取大规模公共产品的方式才能应对和解决。因此，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就是大国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大课题。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基础设施落后必然会是大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而如果有能力解决基础设施公共品的建设和供应问题，就可以克服经济发展“瓶颈”，极大地改善国民经济的供给侧结构。同时，国家增加基础设施公共品建设和供应的过程，本身也会形成很大的市场需求，并可以持续地畅通需求，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具有将基础设施“瓶颈”劣势，转变成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性优势，使经济战略具有独特的前瞻性。中国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需求激励因素，并使需求畅通具有长久保障。中国数10年大规模高速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地理环境，被国际社会称之为“基建狂魔”。由此，中国基础设施条件的独特优势正是国家宣称可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底气所在。
(五)大国经济需要有为政府和集体理性的协调引领
大国经济更需要有为政府和集体理性来协调、管理和引领。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叙事中，所谓市场经济是被想象或假定为由自发力量所主导。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演绎逻辑推演中，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性既然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那么政府就不过是个维持秩序的“守夜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说，“事实的真相是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不可能依靠如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的个体理性，而必须有集体理性的决定性选择。从全球经济的视角看，考虑到世界市场无政府主义特质，集体理性必须通过国际协商以国家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人类别无选择。各国首先要完善各具特性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同时，各国要协商安排世界经济的组织秩序规则，使不同特性特色的国家(经济体)能够在大多数国家都能够认同的秩序规则下，畅通交往，实现共处、共荣，并共同合作应对和解决全球性新问题。国际社会更加包容和均势的大国共治组织秩序，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因此，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国家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制度建构目标，也是实施大国经济战略的基础性依托条件，而且更是形成全球共治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前提。一方面，中国决定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全方位地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另一方面，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绝不是经济战略取向的内向化，而是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
(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导思想
《意见》十分明确和系统地规定了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主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1]而且特别强调，要“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1]。
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性战略取向，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强大优势，而经济发展方向和眼界视野则是更大更坚定的改革开放和走经济全球化道路。这深刻触及了自二战后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即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取向的世界经济秩序，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世界经济“自由贸易”的关系
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的根本取向既然不是内向化，而是更大的开放，那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取向，与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取向的市场秩序，究竟是什么关系？“自由贸易”取向的国际市场秩序，突出所谓“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根本性质，而中国所要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济秩序取向是否与其相一致？
中国是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大国，若干年后即将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大国，而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根本战略取向，对全球经济秩序具有极大的影响，受到世界关注。
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可以简要回顾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历史，即经济全球化的由来。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阻碍经济全球化，就是背离或脱离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即允许商品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无障碍地自由流通，对任何竞争主体都不实施政策歧视，以确保公平的国际竞争。这一原则在趋向上是得到所有赞同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所认同的。
世界各国如何跨越国家界限，从而实现经济全球化？笔者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两种战略取向，称之为“经济全球化1.0”和“经济全球化2.0”。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工业国依仗其强大国力和武力占领落后国家，将后者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强制推行宗主国的经济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球化的主要方式。这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1.0时代，以英国为主导。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始，经济全球化不再通过殖民占领，而是通过各国“门户开放”，并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改革，以到达“市场经济”的标准，从而完全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这可称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以美国为主导。
总之，经济全球化1.0的基本战略取向是，“通过占领和改造殖民地国家而强制实现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2.0的基本战略取向是，“通过所有国家门户开放并改造为同自由市场经济同样的经济模式而实现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1.0和经济全球化2.0虽然表面不同，但实际是殊途同归，即主张所谓“西方化”或美国式的“自由化”，是以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为基础，实现所有国家的经济同质性。
实际上，这是对世界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基本特质的某种误解，混淆了两者的组织特质差异，试图把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市场强扭为以强权国家，如美国为“世界政府”或“世界警察”的同质性单一规则市场，就似同是一个“有政府市场”。历史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或不可持续的。因而，世界经济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3.0时代。
(三)经济全球化中世界的多样性特质
经济全球化3.0时代将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经济，可以实行自由贸易，但也必须尊重各国的“特色”和制定规则的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不是同质化，而是多样性的一体化。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具有很大程度的主体性和主权性，既是全球经济体系中自由贸易的积极成份和可谈判通融的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国家制度边界的国内市场体系；
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在国际贸易协议的共同规则下，部分让渡国家规则主权，但不能放弃全国市场对于世界市场的原则性规则主权。这才是我们所见的真实世界，而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分割世界市场和破坏经济全球化，而是促进世界市场一体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这是对世界各国有利，也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根本战略取向。
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更大开放的市场，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通的经济全球化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对于中国经济主体(内资企业)的市场体系，而且是对于在中国大市场中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所有国家的经济主体(内、外资企业)共同的市场体系。很显然，这样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是高度开放的，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秩序是全方位相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可以形成一体化大格局的市场，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的世界市场一体化大格局中，中国的国内规则与世界的国际规则虽有差异，但是可以顺畅衔接。这就犹如国际法律体系中既可以有“大陆法”(成文法)，也可以有“普通法”(习惯法)之别一样，但并不影响全球法律体系的正常运作。
(一)市场体系演化路径的两种力量
本文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实际上深刻地涉及到对市场体系演化路径的自发性和建构性的认识。人们通常观察和讨论“市场”时，总是取决于对相应概念的定义。无论是“全国市场”“国际市场”“地方市场”，还是被划分为某个领域的市场，例如，“农产品市场”“工业品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等等，都是或有形或无形的想象对象，且形成一定的体系构念。现实中的人们总是活在被体系化和社会化的世界里，这些或有形或无形的体系化和社会化了的“市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们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观念的想象，或教科书式的理解，会认为“市场”的形成都是完全自发的过程，无需人的干预，只要“自由放任”“自由买卖”，就可以形成有效运行的市场体系，至多需要一个“最低限度作用”的政府。但是，当今的社会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成熟和发达的市场体系 ,是需要经过精心规划(或不断试错)、努力建设才能形成的，其体系化和社会化过程含有强烈的建构性因素。因而，市场体系形成虽有其自发性，但也有建构性。简言之，“自发”和“建构”是市场体系演化的两种基本力量或路径，这也相应地成为两种有所区别的认识构念，深刻地影响着关于市场经济的战略思维。
市场经济的教科书式观点认为，市场体系格局的形成完全是、或基本上是自发的过程，似乎只有这样形成的市场体系，才是最自然和最有效率的，而人所建构的经济体系是扭曲的和无效率的。因此，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往往被认为是最纯正的市场经济。如美国的市场经济就被认为是典型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形态，在政府“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下，自发形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也往往被理解是成为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因。
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各国的市场体系，还是全球市场秩序，完全自发的市场体系实际上是难以形成有效秩序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总是在一定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都是按一定的思想构念和经由体系建设的努力而形成和维持的。目前，即使是声称“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市场的美国，对于市场体系的现实形态实际上也是具有强烈的建构性意愿的，以至形成某种强烈的国家战略意志。美国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一致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基于这一国家战略意志，美国现任总统乔治·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正竭尽全力地试图建构一个以价值观认同为基础的国际市场体系，即“印太经济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work，简称IPEF)，而企图将中国排斥于框架之外。美国意欲凭国家力量就可以任意建构国际市场体系，这显然就是强烈的关于市场体系的建构性思维，IPEF特别避开“零关税”政策，这一自由贸易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当然也与其所称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信条不符。这表明，美国实际上并不完全相信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路径，而是也会有“建构”性的战略意愿。这也正如许多国内外观察家和研究者所指出的，美国的这些市场战略意图与决定世界市场格局的国际经济态势及地缘政治经济状况是严重背离的，也完全违背相关国家的市场利益(要求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的利益)，只能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这足以反映美国的市场体系建构意愿倾向，缺乏实现其建构意愿的客观现实条件，会对市场体系格局产生扭曲性作用。
(二)实施市场战略必须充分尊重客观规律
中美两个经济大国都有对世界市场体系的建构性战略，有力量影响市场体系的重塑。但归根到底，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毕竟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无数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决定着市场形态的结构演变趋势，有其客观规律性，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就可以捏成任意形状的没有生命力的“泥人”。市场体系演化的自发性力量也是强大的和有生命力的，而市场体系的建构必须顺从其内在规律性并具备一系列客观条件。
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均表明，对于现代市场体系的演化过程，尊重基本经济规律的自发趋势，与自觉进行体系建构，都是市场改革战略的重要原则。本文所讨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构性思维所定义的想象力世界，同时也有其强韧的内在自发性因素。人类的一切重大发现、发明、创新、变革，都以想象力作为认识论工具，具有如建构主义哲学和心理学所揭示的一些认识论特征。因而，“构念”和“思想”的战略性作用是重要的，而所谓“解放思想”，实质上就是放飞想象力，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建设中国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无法“照葫芦画瓢”，而只能依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想象力思维，不断推进改革战略，并使改革开放的想象力空间日益扩大。《意见》则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市场改革战略拓展了更大的想象力空间。
市场建设的战略举措对于大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尤为重要。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是发挥大国经济优势的必要条件，而这就需要全国性的战略抉择，并不是单凭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就可以自发实现(1)美国拜登政府公开宣称将“投资”作为首要的战略举措，其突出内容就是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具有发挥大国经济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独特条件。《意见》明确地将市场建设战略置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地位，具有提纲挈领式的引领性意义，是一个符合国情的战略性抉择。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既要符合市场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改革战略的引领性规划，以体现市场体系演进的自发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可行路径与有效方式。
纵观世界，全球市场经济的体系演进似乎正在从自发性为主导的时代进入更具建构性的时代。世界经济的格局重塑表现为，二战后形成的以“微观-宏观”范式为构念基础的“WTO构架-美国特殊”(2)按照“微观-宏观”范式的构念所建构的国际经济秩序，具有WTO框架与美国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拥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功能(例如美元地位)的两个基本特征，前者体现微观经济框架的要求，后者体现宏观经济框架的要求。国际贸易规则秩序，正在向以大国博弈为特征的“域观”范式的规则秩序转变。大国对于建立怎样的新秩序框架，各有战略盘算，但毕竟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不可抗拒。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经济框架，终将是大国间进行规则博弈，所趋向的秩序建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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