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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菲热·莫明 罗 意
[提要]文章基于新疆塔城哈尔墩社区的田野调查，从空间嵌入的视角对该民族互嵌型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即社区的生命史进行描述和分析。调查发现，该社区的生命史反映了清末以来各民族人口向塔城迁移汇聚的历史进程，是塔城各民族由“小聚居”逐渐走向“嵌入”历程的一个缩影。文章认为，应加强对历史上形成并延续至当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调查和研究，以空间嵌入为“起手棋”，关照社区生命史与族群生活史的互构，并将社区的小历史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大历史中，进而从“国家—区域—地方”三个维度的互动中对这类社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解释。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历史上，养育中华民族及其先民的东亚大陆，既有农耕区，也有游牧区等。各种生产生活方式、族群的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冲突融合，推动了它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1]2021年8月27日到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确定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被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则被认为是关键。相关内容在2014年和2020年召开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均有表述。2014年5月28日到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3]。2020年9月25日到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要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4]。因此，呈现各民族相互嵌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问题。
毋庸讳言，学科不同，研究的路径、方法与呈现方式自然不同。就民族学人类学而言，以社区为单位的微型深入调查成为首选，而民族互嵌型社区则是理想的研究单位。近年来，“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相关研究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颇丰且富有启发，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从学理上探讨什么是民族互嵌型社区，以求回答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内涵、特征与性质等问题；
二是对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路径进行探讨，认为应调动政府、社会和社区资源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环境进行优化改善，进而为巩固和发展和谐民族关系创造条件；
三是对典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进行调查，尝试对社区的形成过程、族际互动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①大体来说，当前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中对理论和建设路径的探讨较充分，但基础性调查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对历史上形成并延续到当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民族志调查相对较少，导致对这类社区的生成机制、内在属性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够充分。
中国新疆西北边陲的塔城市，自清代中期以来不断有各民族人口的迁入，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塔城市东北郊的哈尔墩社区便是一个典型，2019年该社区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称号。“哈尔墩”是维吾尔语，意为“黑土地”，位于两河切割的一块台地之上。台地东西两侧分别是自北而南流向的加吾尔塔木河和哈尔墩河，两河在台地西南端交汇。台地南北向有三条主路，东西有五条被冠以“巷”的道路，即一至五道巷，使得整个社区呈现出了井字形的空间布局。目前，社区中生活着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等11个民族的居民，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66.69%，②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交往交流交融，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发展并传承了民族团结的传统。
2021年1月至2月、2022年7月，笔者组织了10人的调查组分别在该社区进行了40天和30天的田野调查。鉴于哈尔墩社区人口规模不大、边界明确和社区人口相对稳定等因素，调查选择了参与观察、入户访谈、座谈会与谱系法等质性研究方法，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资料。两次调查共访谈了71户家庭，其中汉族30户、维吾尔族19户、回族10户、东乡族4户、哈萨克族3户、俄罗斯族3户、锡伯族1户、达斡尔族1户，绘制了27户家庭3～4代的谱系图，获得了家庭历史与族际通婚的相关材料和数据。另外，对社区内棋牌室、广场、老人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进行了观察和记录。
本文主要基于哈尔墩社区的调查资料，对清末以来不同民族迁入该社区的历程进行民族志描述，从空间嵌入的视角勾勒该民族互嵌型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影响该社区形成发展的诸要素及它们的互动进行分析，并对民族学学者如何开展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调查和研究、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的意义进行探讨。
哈尔墩社区常被作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典型，并被视为塔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的一个缩影。然而，“哈尔墩”在清末不过是由南疆阿图什和喀什维吾尔族移民组成的一个不起眼的聚居点。
乾隆二十年(1755)清平定准噶尔后，在天山南北大兴屯田，形成了东起巴里坤屯垦区、西至伊犁屯垦区的农业带。[5](P.86)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派兵至雅尔(今哈萨克斯坦乌尔扎尔)戍边、屯垦、筑城。[6](P.9)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于雅尔地方冬令雪大难于驻扎，因而移进二百余里楚呼楚(即今塔城市区)地方，另筑新城，颁赐城名绥靖城，隶属伊犁将军。[6](P.43)因此，塔尔巴哈台本为军城，乾隆二十九年(1764)有600 名绿营兵驻扎。跟随兵士随迁的家眷在塔城市周边开荒种地，形成了十多片农区。屯垦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塔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加，吸引了内地和南疆商人前来贸易，并在城镇形成了商业区。据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收绥靖城内铺面房一百一十三间，内有院落铺面房三十六间，院落稍宽铺面房四十五间，院落稍窄铺面房十六间，无院落铺面房三间，商民自建铺面房十三间，共收房租地基银七百一十九两一钱。[7](P.554)咸丰元年(1851)，中俄签订《伊塔通商章程》，塔尔巴哈台旧于汉城西北隅划分贸易圈，建造市场，并派驻领事。屯垦、经商的群体中不乏从南疆迁移而至的维吾尔族。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塔城屯田维吾尔族已达到1000余户，主要集中在塔城市郊乌塘木、阿克雀湖、乌拉斯台等地，[6](P.655)商人则在贸易圈周边经商。同治三年(1864)起，现哈萨克斯坦斋桑泊地区游牧的哈萨克族四个大部落迁入塔城，主要分布在塔城城南、东北和东部的草原地区。[6](P.646-647)截至目前，这些地方仍是塔城市主要的牧区。到19世纪中叶，塔城形成了农业区、牧业区和城镇互为支撑的经济格局，以及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构成的多民族分布格局。
19 世纪中叶后，受到南方太平天国运动、中原捻军起义等影响，这些地区也发生战事。[8](P.19)同治四年(1865)，绥靖城发生战乱，贸易圈再次被焚毁，沙俄领事与商人纷纷回国，边境交易遂停。[6](P.296)同治十年(1871)，伊犁将军荣全重占塔城后发现，绥靖城“城楼雉堞均已坍塌，房舍亦俱拆毁殆尽”。[6](P.43)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收复天山南北，六年后在绥靖城东北建新贸易圈。光绪十五年到十七年(1889-1891)，清政府又在绥靖城500米左右地方重新修建城池——新城(又称满城)，旧城(绥靖城)则称为汉城。清政府曾招募天津杨柳青一带农民、船工随军西征，俗称“赶大营”。[9](P.415)这些“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中，一部分选择留居在新疆各城(包括塔城)，并从事边疆与内陆的贸易活动。[6](P.650)塔城市商业复兴，再次吸引了南疆的维吾尔族人，喀什、阿图什等地的一部分维吾尔族从1880年起翻越冰达坂等山口到塔城定居。③1910年初，中国地学会会员马登瀛、贾树模应新疆提学使之邀往任农学教员，由保定出发转道俄罗斯，历时两个月方辗转到达塔城。[10]在二人合著的《新疆行程记》中记录了塔城的人口民族结构，“计人种有汉人、蒙古人、回民、缠头(维吾尔族)、奥歌意、哈萨及俄人。语言文字各不统一，宗教习惯、服饰又各异。如一胜黄一告示，也必须备汉文、蒙文、哈萨克文。审判案件必设蒙古翻译、哈萨翻译、缠头翻译，并须有俄国翻译。……汉人以天津殖居为最，约有千人之谱。有家室养子女者，约百余户。回民从陕甘移殖。……奥歌意则中俄结婚而生之，混种也。”[11]
哈尔墩的维吾尔族就是在清末迁移至塔城经商、做手工维吾尔族人的后裔。《新疆乡土志稿》记载“塔城缠民本地土著居多，由南路各城迁来亦不少，现在四乡耕种者百余家，在城乡为小贸者三百余户 ”，人口共计1437人。[12](P.393)调查组在哈尔墩社区调查了15户清末迁入的维吾尔族家庭，其中5户在塔城经商。他们祖辈迁移到塔城有三个原因：一是南疆生存资料少，外出做生意、谋生是普遍选择，这些家庭之前便有在中亚地区经商的经历，比如AN叔叔ABL早期在现乌兹别克斯坦经商，十月革命期间因俄国局势混乱，先迁到伊犁，后再迁到塔城；
二是塔城口岸的开放，为经商创造了条件；
三是他们的一些亲戚已在塔城站稳了脚跟。SLKJ的父亲清末在现哈萨克斯坦经商，20世纪30年代迁到塔城，他说：
我们在南疆条件不好，没有地，我爸最后决定在塔城做生意。他去过吐鲁番、阿勒泰，也做淘金生意。最后他来塔城做生意，主要在贸易圈卖羊皮毛。俄国人把我们的羊毛分类，分等级，好好的皮毛分为劣等，用低价买。我爸有一年卖了5000张皮毛，家里还有裁皮机，挣了不少钱。在哈萨克斯坦买了地，买了牲畜，慢慢做了牲畜生意。他在哈萨克斯坦住了一段时间，雇人看管牲畜，自己再回塔城做生意。后来，在塔城买了10亩地，盖了房子。
调查的5户维吾尔族家庭从事手工业，包括鞋匠、铁匠、工匠、鞣皮工匠等。RSTM的父亲1905年从喀什迁到塔城。据他讲，其父亲原本是现喀什市艾提卡尔清真寺后的铁匠，而且家族6代人都是铁匠。到塔城后，她的父亲就在哈尔墩三道巷做铁匠。YS的叔叔1930年从喀什艾斯克萨尔村迁到塔城，在二道巷河坝边上鞣皮。YS的叔叔曾告诉他，与他们家一样，但来得更早且从事鞣皮的有10户左右。调查时，YS尚能记住其中5户的名字。
已有研究表明，清末从南疆迁移至北疆的维吾尔族移民，先多在城镇经商、从事手工业，发家后多选择在城镇周边乡村购置田产发展农牧业，逐渐扎下根来。[13]哈尔墩社区的维吾尔族也是如此，但为什么会选择哈尔墩呢？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有四个。一是哈尔墩地处两河之间的台地上，紧邻水源，发展农牧业的条件较好。KYM告诉笔者，他的爷爷TDH在19世纪80年代从阿图什到塔城做生意，看到哈尔墩这土质好，草场不错，而且又有几条河流，所以就在此定居。二是哈尔墩离城市较近，与贸易圈相邻，便于发展商业和从事手工业。三是哈尔墩这块台地相对规整，面积较大，有条件发展为一个聚居区。AN曾听老人讲述住宅建设用地的分配过程，他说“老人们认为这里与莎车老城很像，人们用绳子量算每户宅基地之间的距离，再进行分配，所以这里房子很整齐，四面通达”。四是哈尔墩实际上是哈萨克族牧民的冬窝子(冬季牧场)，在此购地相对便宜。
哈尔墩社区五道巷子形成的时间略有差异，较早的是三道巷。三道巷是维吾尔族相对集中的区域，分布着几户富裕的家庭，也是清真寺所在地。前文提到的SLKJ曾为笔者绘制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前的草图(参见图1)，标明了每户的职业，显示在三道巷居住着毛拉(宗教人士)、伊玛目(宗教人士)、盐商、铁匠和大地主。后文可知，民国时期哈尔墩人口民族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因此图1所呈现的社区格局应与清末时的情形大体相近。这些维吾尔族家庭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祖籍地主要是阿图什和喀什，因此地缘纽带很自然地被移植过来。调查的17户维吾尔族家庭中，10户来自阿图什，7户来自喀什。一些移民属于链式迁移，使得家庭间存在着亲缘关系，比如MSD与AN两家都在清末迁入三道巷子。MSD家周边有其舅舅的房子，AN家周边有他叔叔的房子。这些维吾尔族家庭间彼此联姻，在哈尔墩构建了姻缘关系。
图1 20世纪30年代前哈尔墩社区格局
综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绥靖城和“贸易圈”的重建，一些南疆阿图什、喀什的维吾尔族家庭迁入塔城。他们聚居在一起，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依托地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在塔城东北郊名为哈尔墩的台地上组建了一个由维吾尔族移民构成的聚居点。
受俄国十月革命④、苏联激进集体化⑤和遣返华侨⑥等重大事件的影响，塔城的民族结构在20世纪30年代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居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塔塔尔人、俄罗斯人迁入塔城，逐渐定居，并在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中国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与俄罗斯族，使塔城市人口民族结构变得复杂。
民国时期一些“行记”对塔城市人口民族结构做了记录。1936年，原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宫碧澄途经塔城，对塔城市的民族情况做了有关记录：“有汉人、锡伯、索伦(达斡尔族)、老满洲(满族)、汉回(回族)、缠回(维吾尔族)、哈萨克、奥盖义(中俄混血)、蒙古、归化的白俄等。汉人有天津、陕西、甘肃、两湖等地人，大半多营商，服务于政界者甚少。锡伯、索伦和老满洲，大多数种田，兼有营牧畜业的。汉回多半种田，经商的间或有之。缠回与奥盖义人是多数经营商业的，而且资本雄厚，并以畜牧为副业。哈萨克与蒙古，完全过着游牧生活，冬夏易地而居，时常到城市来购买所需的用品，或出卖他们的牲畜。”[14](P.24)
根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新疆警务处的调查，塔城总人口为35847人。其中，哈萨克族人口最多(占53.32%)，其后依次是汉族(占15.34%)、维吾尔族(占10%)、俄罗斯族(占6%)、塔塔尔族(占4.5%)、达斡尔族(占4.02%)、乌孜别克族(占4%)，另还有回族、蒙古族、锡伯族(三族合计占2.7%)。[16]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在俄贸易圈开设洋行，俄罗斯族开办手工工厂和作坊——加工食品、制造鞋靴、缝制衣服、修理钟表等。笔者在调查时，对96岁的MRYM(维吾尔族，女)⑦做了访谈，了解到这些民国时期适入的群与清末已经迁入的维吾尔族、汉族一样，选择了“小聚居”，据她介绍：
塔城的维吾尔族大多数是从阿图什来的。主要居住在哈尔墩、清泉街。蓝桥的位置，现在叫红桥，那里住的是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桥的另一边维吾尔族多一些。有钱的乌孜别克族是逃过来的，塔塔尔族各个地方都有。俄罗斯族在蓝桥上面的拜格托别街住的比较多，当时还有个名叫莫洛托佛的俄罗斯学校，现在是纪念馆。
调查发现，这一时期少量的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开始进入哈尔墩社区。如前所述，SLKJ老人提供了哈尔墩社区20世纪30年代前的草图。在后续调查时，笔者找到多位老人在图1的基础上绘制了20世纪40年代末哈尔墩社区各民族分布图(参见图2)。
图2 20世纪40年代哈尔墩民族分布格局
下面结合图2和当地人的描述，对维吾尔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家庭的情况进行说明。
三道巷有1户乌孜别克族家庭，与维吾尔族家庭杂居且通婚。调查时，笔者通过谱系法重构了17户维吾尔族家庭的3代谱系。以调查的老人为中心，向上追溯，进而获得了他们父辈、爷爷辈通婚的情况。谱系表明，乌孜别克族与维吾尔族通婚的有4对，维吾尔族与塔塔尔族通婚的有2对。由于在信仰上没有显著区分，通婚相对容易。YLHE的母亲是乌孜别克族，他说：
母亲的家庭是早期来到塔城的乌孜别克族，我外公在塔城做生意，主要出口新疆土肥皂。留在塔城，在这里安家乐业。我们乌孜别克族的亲戚中大多数人跟当地维吾尔族结婚。
在四道巷东侧，生活着2户哈萨克族。如前所述，哈尔墩所在的台地与两河河谷本就是哈萨克族的冬季牧场。然而，这2户哈萨克族并非拥有牧场的哈萨克族牧民，而是与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一样因重大事件而迁入的新群体。社区中一些老人对他们尚有记忆，提到这些哈萨克族主要从事理发、割礼师的职业。
二道巷和三道巷之间西侧、加吾尔塔木河岸和哈尔墩河岸有6户俄罗斯族家庭。这些俄罗斯族家庭都是 1932年苏联遣返的华侨，从事手工业。调查发现，这些俄罗斯族家庭都是民族融合家庭，男性是汉族，女性是俄罗斯族，子女在民族身份上多选择俄罗斯族。男性多祖籍山东，属于闯关东后进入西伯利亚的汉族。哈尔墩社区CPF的父母就很典型，CPF说：
父亲老家是河北的，20世纪30年代从河北闯关东，走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境内，又从黑海那边绕道来塔城。母亲叫赵玉芬(俄语名字叫娜塔利亚)，是中俄混血(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俄贵族)。我外祖爷爷是山东人，为了讨一口饭吃，就去了苏联。外祖爷爷在苏联当鞋匠，生活也不是太好，所以就回来了。
哈尔墩还生活着三户汉族。调查时，多位老人提供了一些零散的信息。比如，ZSR说“他们都是杨柳青人”，AN说“他们在二道巷子开商铺”，RSTM说“他们分别为孔姓，张姓、大鼻子(具体姓氏不详)”。这些信息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一是他们中有天津杨柳青人⑧，并主要从事日用品的销售；
二是他们分布在社区的二道巷子顺利街十字路口的位置，位于维吾尔族聚居点外围，并与维吾尔族有较多互动。
综上，民国时期可视为哈尔墩社区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的发育期。首先，因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迁入，维吾尔族“小聚居”的格局被突破，并为当前社区多民族结构和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奠定了基础；
其次，各民族的相互嵌入不完全是空间的，还是经济和社会的。以经济而论，不同民族的职业各有不同，彼此少有竞争，共同构建了塔城的经济生态系统。以社会而论，族际通婚的案例较多。调查的74户家庭中，这一时期有族际通婚的20户，主要发生在维吾尔族与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回族之间，以及汉族与俄罗斯族之间，形成了以维吾尔族和汉族为中心的“两圈”结构，表明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正在生成。
新中国成立后，塔城市人口的民族结构因国内外、疆内外人口流动而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了哈尔墩社区各民族相互嵌入格局不断走向深入。
就哈尔墩社区而言，20世纪50-60年代人口迁出是主流。1955年起苏联侨民集体回国，至1961年，塔城县共计1021户，5387人迁出。[6](P.509)这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哈尔墩社区留出了一些空房。这一时期也有人口迁入哈尔墩社区，主要是来自内地的支边青年和到塔城工作的干部及其家属。1956-1966年，为了开发和建设塔城，有组织地先后从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江苏等省调入汉族支边青壮年2025人。[6](P.650)CCL的叔叔于1950年从河南东岷县自愿报名迁入塔城，后于1973年在哈尔墩五道巷落户。LJP原在粮食局工作，于1965年在哈尔墩社区四道巷落户。
人口大规模迁入哈尔墩社区发生在集体化时期，主要包括两类移民：一是三年困难时期从内地其他省市迁移到塔城的人口，其中一部分被安置在了高潮公社(即现哈尔墩社区)。ZBL介绍，她1972年来到哈尔墩社区，之后被分到高潮二队，那时候大家共同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二是20世纪60-70年代链式迁移的人口。ZHL的姐姐1962年到塔城，1970年，ZHL和她的几个姊妹投靠姐姐也来到了塔城。这一时期迁入的人口以汉族、回族、东乡族居多，其中汉族主要来自河南、河北、甘肃、山东等地，回族和东乡族主要来自甘肃和宁夏两地。由于前一阶段哈尔墩社区老住户的迁出，新迁入的家庭便被分配到了空房中。LJP讲述了他们的经历，1965年，他们来到哈尔墩时，这里没有多少房屋，他们住进了四道巷西边老居民迁出后的空房。
同期，塔城市还在哈尔墩社区组建了4家国有企业。企业用地及企业职工家属院有的就是老住户迁出后的空房，有的则在社区边缘新建。企业本身也是多民族互嵌的场域，并由于嵌入了哈尔墩社区，企业职工与社区居民的互动频繁。
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口流动再次改变了塔城市人口的民族结构。对比1943年和1964年塔城市的人口数据便会发现，汉族人口的比重由15.34%上升至63.50%，回族人口的比重由1.8%上升至5.60%。而维吾尔族人口比重由10.00%下降至5.11%，哈萨克族人口由53.32%下降至14.40%，俄罗斯族人口比重由6%下降至0.27%、塔塔尔族人口比重由4.5%下降至0.18%、乌孜别克族人口比重由4%下降至0.15%[15][6](P.99-100)显然，哈尔墩社区的人口民族结构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并最终在社区空间格局上得到了反映(参见图3)。首先，社区空间在不断扩大。由原维吾尔族人口为主的“三道巷”“四道巷”不断南北向扩展——形成了五道巷的格局，东西巷则扩展至两河河谷。不管从哪个方向扩展，越是向外，维吾尔族居民就越少，汉族、回族居民就越多。其次，社区空间层次多样化，既有老居住区，又有新形成的居住区和企业区，还形成了小广场、街道旁老人聚居地、大队办公地等多个公共空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空房搬进了新迁入的人口，维吾尔族“小聚居”的格局彻底打破。以三道巷和二道巷为例，20世纪60年代前是维吾尔族最集中的区域，1965年后逐渐移入了多户汉族、回族和俄罗斯族家庭，形成了多个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微型空间。
图3 当前哈尔墩社区格局图
人们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布局时多以自我家庭为中心展开，LCS说：
1965年左右，我的父亲和当时宋家把喀拉墩街西边二道巷以南的大概五亩多地买了下来。那时，有姓宋的一户汉族，还有我们李家，然后再往西是ABLZ(维吾尔族)和AZT(维吾尔族)他们家，有七八户人。
各民族相互嵌入社区环境的形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人们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时总是说“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一样”，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多语现象很普遍，族际交流语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外，还有哈萨克语。哈萨克语成为一种重要的族际交流语应与哈萨克族人口较多相关，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等都精通哈萨克语。同时，这些民族的语言使用也出现了若干“在地化”的迹象，在发音、用词和习语等方面都有体现，进而与祖籍地语言的使用相区别。二是各民族朋友多。访谈时，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居民，都对儿时的玩伴有着清晰的记忆，并在之后长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ABL(维吾尔族)给笔者介绍他儿时的玩伴，小时候居住在五道巷的他、ADL(维吾尔族)和XL(汉族)三人一起玩。据他说，那时不是只跟本民族的玩，而是住的近的一起玩。三是族际通婚的数量增加、范围扩大。调查的74个家庭中，这一时期族际通婚的有47对，新增了汉哈、汉回、汉维的通婚。总之，集体化时期哈尔墩社区完成了各民族“小聚居”格局向相互嵌入格局的转型。
改革开放后，哈尔墩社区人口的民族结构仍在不断丰富，因婚姻缔结、工作调动和就业务工等原因，锡伯族、达斡尔族和一些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家庭迁入。比如达斡尔族老人JSL的妻子在哈尔墩社区当妇联主任，为了方便工作，便搬到了哈尔墩。从人口迁移的方向来看，迁出又再次成为主流，并以汉族、回族、东乡族等集体化时期的移民为主。1984年，新疆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化时期迁入的汉族、回族、东乡族人口虽借用了空房，但没有产权。由于这些移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又缺少专业技能，因此，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时，他们选择到农业队，不仅可以获得承包地，还可以获得宅基地。在此背景下，汉族、回族、东乡族移民迁移到了哈尔墩社区五道巷以北，逐步形成了现哈尔墩村的六道巷到十道巷。这对哈尔墩社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微型空间有所收缩。1965年后二道巷和三道巷业已形成的一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微型空间消失或互嵌程度弱化，重新回到了维吾尔族人口为主的格局。汉族、回族、东乡族在选择宅基地时有以自我“族群”为中心的倾向，形成了多个相对单一的微型空间。另外，随着城镇的扩展和居民经济能力的提升，到塔城市购房成为各族居民的普遍选择。这些在城镇购房的居民并未转卖哈尔墩的院落，夏天仍常回来居住，并与周边邻居保持着亲密的互动。
大体来说，由于不同民族的人口有选择性地迁出，哈尔墩社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格局表现出了“收缩”的态势。然而，若从塔城市大环境来看，不仅不是“收缩”，而是“扩展”。首先，迁到五道巷以北的汉族、回族、东乡族居民并非出于“民族意识”而迁出，而是基于生存和发展作出的理性抉择。由于他们与其他民族杂居时间较长，在哈尔墩社区有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新的居住地与原居住地相近，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事实上并未发生大的变化。调查时，笔者对社区及其周边的小广场、棋牌室、车站旁的老年人聚集地等公共活动空间中族际交往做了持续的观察和记录，发现各族居民的互动仍是常态化的。其次，迁入城镇的居民事实上是融入了塔城市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形成了基于职业而非族群身份的分工合作体系，进而推动了各民族的有机团结。再次，族际通婚仍是普遍的，而且突破了以往以维吾尔族和汉族为中心的“两圈”结构，汉族、俄罗斯族与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的通婚数量逐年增加。因此，如果单就哈尔墩社区而言是“收缩”，但如果从塔城市整体来看则是“扩展”，而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和新的发展。
综上，哈尔墩社区人口流动分为了“迁出—迁入—迁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人口流动都对社区各民族互嵌格局产生影响，为下一阶段人口流动和各民族互嵌格局的变化埋下了“种子”。20世纪50-60年代老住户的迁出为集体化时期内地移民的进入创造了条件，而这些进入的移民正是改革开放后迁出社区人口的主流。大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哈尔墩各民族相互嵌入的格局最终成型。改革开放后，各族群众因新的人口流动而融入塔城市整体社会之中，推动了各民族相互嵌入走向深入。
综上所述，哈尔墩是一个清末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出的民族互嵌型社区，有着自我的“生命史”——有历史根基、有现实基础、有发展空间。这段“生命史”分为了三个阶段，清末民国各民族因不同原因迁移和汇聚是社区形成的基础，小聚居的突破促成了互嵌型社区的发育，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人口国内外流动过程中实现了空间上完全的互嵌。改革开放后，社区内各民族人口流动对社区各民族互嵌格局产生了影响，从塔城整体格局来看，各民族空间上的互嵌实现了新的发展。可以说，哈尔墩社区的“生命史”就是塔城各民族“迁移汇聚-小聚居-互嵌”历史进程的缩影。毋庸讳言，小社区的历史并不完全由它自身所决定。就哈尔墩社区来说，各民族迁入塔城、汇聚在哈尔墩都受到了清末以来区域性甚至国际性重大事件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互嵌格局的成型自然是人口流动的结果，而人口流动又是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民众的应对策略也会对互嵌格局产生影响。在集体化时期，新迁入的各族移民有组织地进入到社区中，并借用空房。改革开放后，人们出于生计生活的考量，依据政策选择迁出或留居，彰显出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哈尔墩这个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既受到了国际与国内环境变化、政策引导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了不同族群迁移、适应、扎根和发展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力量在不同时代社会情境中交织、互动与叠合推进的结果。
本文的个案为开展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首先，嵌入是有层次的——空间、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但就研究策略来说，空间嵌入可成为“起手棋”。对一个民族互嵌型社区开展调查研究，首要问题便是要搞清楚不同民族的来源、进入的过程，以及各自对迁移和嵌入的表述，这自然为揭示各民族空间嵌入的过程和形态创造了条件。以空间嵌入为“起手棋”，可逐层延伸到文化、经济、社会与心理等层面，进而对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解释。其次，每个民族互嵌型社区都有其发育、形成和发展的“生命史”，并与社区内各个族群迁移、扎根与发展的“生活史”相互形构。如本文分析所示，要想抓住哈尔墩社区的“生命史”，就得从生活于此的各族群的“生活史”入手，即从人们对自我族群历史和生活的描述中获得线索，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社区的“生命史”。反过来讲，族群的“生活史”又是发生在社区这个特定空间中的，必然会受到社区“生命史”的影响。最后，要将社区的小历史嵌入于整体社会的大历史中。唯有如此，哈尔墩这类典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的调查才有意义。透过“小社区”透视“大社会”，而这就是社区研究“以小见大”的秘诀和价值所在。本文的分析揭示出，哈尔墩社区在发展中受到周边重大事件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将社区引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并在人们的生活中烙下了印记。这意味着，对这类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研究，不仅要从社区内部出发“解剖麻雀”，还要将“小聚居”到“嵌入”的历程放置到区域与国家的大历史中，进而从“国家—区域—地方”三个维度的互动中对社区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解释。
笔者认为，哈尔墩这类历史上形成且延续至当下的民族互嵌型社区值得民族学学者花大力气去研究，因为这有助于回答各民族如何逐渐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基本问题。本文的个案揭示出，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嵌入是新疆乃至民族地区一种常见的人文生态和一项基本的社会事实，不仅形塑了各民族群众的生活，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本文虽限于篇幅而聚焦于哈尔墩社区空间嵌入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但嵌入本身自然不会停滞在一个层面，而必然是多个层面的同步行进。以哈尔墩来说，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嵌入总是随着空间嵌入的深化而深化，并因此不断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巩固和发展。本文的个案还表明，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在新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坚实的现实基础，既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又是各族群众主动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期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为各民族人口迁移与安置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在空间上的嵌入。随着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国性与区域性人口流动的加速，需要持续发挥好政策与制度在各民族人口迁移与嵌入中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以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相关研究很多，在此仅简单列举代表性的成果。第一类研究有郝亚明的《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2015)、杨鹍飞的《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展望》(2014年)等，第二类研究有严学勤、王平的《论民族互嵌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以新疆塔城市的实证研究为例》(2015年)、徐俊六的《边疆民族地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的现实基础与路径选择》(2017年)，第三类研究有罗意的《在嵌入中共生：新疆红墩族群关系的百年变迁》(2017年)、张晗的《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2016年)等。
②相关数据由塔城市哈尔墩社区提供。
③参见塔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塔城市文史资料·第4辑》，1993年，第14页。
④参见塔城市编撰委员会：《塔城市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0页。
⑤参见[哈]坎·格奥尔吉·瓦西利耶维奇：《哈萨克斯坦简史》，中国社科学院丝绸之路研究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7-238页。
⑥参见《俄罗斯族简史》编写组：《俄罗斯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地方文献也有记载，参见塔城地区外事侨务办公室：《塔城地区外事侨务志》，2003年，第236页。
⑦MRYM，女，维吾尔族，1923年生，新疆阿图什人，1926年投靠舅舅而迁到塔城，后来一直在塔城工作生活，可以说，她见证了塔城市的发展与变化。
⑧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天津杨柳青一带因天灾失地的农民和因河运阻滞失业的船工两三百人，自愿应召随军西征。他们备置零星生活用品的货担，如刀剪、腿带、毛巾、针线、纽扣、梳皂和丸散膏丹等常用中成药，步行跟随军队销售，或在沿途驻地宿官店搭棚摆摊，称为“赶大营”。战事结束后，一部分人选择返回天津杨柳青，一部分选择留居在新疆各城，并从事边疆与内陆的贸易活动。事实上，绥靖城不仅是一座军城，还是一座商业化氛围浓厚的消费型城市，而经商的汉族就有天津杨柳青人。参见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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