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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敏，万 涛
（南昌航空大学，南昌 330063）
The Isles of Greece出自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第三章第86节中的一个插曲，整个插曲共16节。The Isles of Greece主要描述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但最终在奥斯曼帝国的侵略之下，走向了衰落与消亡。希腊所经历的苦难正是近代史上饱受列强侵略欺凌的中国的真实写照。因而1902年梁启超在其弟子罗昌的口述下，翻译了该诗的第一、三两节，并将其刊印在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该译文一经出版，便唤醒了当时中国无数热血青年的革命斗志，鼓舞了大批中国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投身革命浪潮。通过翻译，梁启超实现了其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其政治意图和价值取向也完全彰显出来。下文基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对梁启超译文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进行探析。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是从原-模二元论的视角出发，以翻译的模拟实质为基点，对翻译行为进行的深层研究。该理论发端于原型论，最早可追溯到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的人类学著作《金枝》，之后荣格将其用于心理学研究，维特根斯坦则将其用于语义学释义研究。国内对原-模二元论的研究最早见于王宏强教授，他于1996年提出了一般原型-模型论，用于生态学、环境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
张今教授则从辩证法的哲学视角出发，将一般原型-模型论应用于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
在此基础上，赵联斌副教授提出了原型-模型翻译理论。
作为原型的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皆以“型”的形式客观存在。原型是模型的最初状态；
模型则是对原型的展开和实现，是原型的后期存续形式[1]。原文与译文在原型-模型论中分别体现为原型和模型，翻译过程可理解为模拟过程。翻译模拟过程包含三个阶段——气质模拟、改造模拟、定型模拟，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模拟主体，以目标语言为模拟工具，以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为模拟方式，选择适当的原型（原文）进行模拟，其模拟结果体现为模型（译文），故翻译的本质即为模拟。[2]
原语文本作为原型，具有原型的共时和历时特征。原型的共时性特征表现为原型的开放性和可解释性，即译者由于自身经历、知识水平、审美情趣、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会对同一个原型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同一个原型会建构出不同的模型。原型的历时性特征体现为原型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模型状态。[3]原型-模型翻译理论提出了“适合与忠实”的翻译标准，即译文在忠实于原文意义的前提下，要对原文进行模拟重构以求更好地适合译语文化语境。[2]这一翻译标准很好地说明了翻译不仅是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活动，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4]所以译者在模拟过程中要采取适合的模拟方式，对原型进行适当变形，使其能更好地适合译语语境、社会文化环境，满足译语读者的需要，从而达到其预期目的。
笔者通过研究在知网上发表的关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的相关论文后，发现其中大部分文章侧重宏观研究，较少从微观角度出发对该理论进行深层研究，故笔者以翻译模拟过程为基点，重点探析其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传统译论将“忠实”作为评判译文标准的根本准绳，把原文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译文从属于原文，故译者被定义为“原作忠实的仆人”。这使得译者一直生活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努力使自己成为“隐形人”，译者的主体性被遮蔽。[5]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化，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代表人物勒费弗尔提出了操纵理论，即译者在三大操纵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的影响下对原文本进行了改写[6]。韦努蒂倡导抵抗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来抵制所谓通顺透明的翻译，呼吁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这些理论的提出颠覆了传统的“忠实观”，同时凸显出译者的主体性，完成了译者从“隐形”到“显形”，从“幕后”到“台前”的重大转变。
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这一过程涉及作者、原作、译者、译作、原语环境、译语环境等多重因素。其中译者的身份特征是多重的，承担着读者、阐释者、作者（创造者）三重身份。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但由于个人经历、知识水平、意识形态等的差异，不同的译者在阅读同一部作品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译者为了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会对原作进行不同的阐释。在下笔翻译时译者成为作者，为了使原作更好适应译语环境、满足译语读者的需求，译者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赋予原文一个崭新的面貌，实现“创造性叛逆”。所以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不仅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预期目的上，也体现为译者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7]。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模拟过程包含三个阶段——气质模拟、改造模拟、定型模拟。经过这三个阶段后，译者模拟出了一个基于原型但高于原型的模型，使原型得以再生。[8]故在从原型到模型的这一模拟过程中，译者作为模拟主体在气质模拟、改造模拟、定型模拟三个模拟阶段均发挥了自身主观能动性，对原型进行了再创造，可以说正是译者的主体性促成了从原型到模型的变体。
（一）气质模拟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下，模拟的第一阶段为“气质模拟”，即译者要判断、提取原型的本质内涵，以保证模型的忠实性。气质模拟未必要将原文如数译出，也未必要同原文亦步亦趋，其意图旨在激发目的语读者兴趣、引起其共鸣并满足其心理期待，以求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8]这一初始模拟阶段译者主要将目光聚焦于译本的选择上，主要看重的是该译本的实质内容及传播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目的，而非其文学地位及艺术因素；
主要看重的是原型的社会作用及其实用性，而非其文学价值。译者对源语文本即原型的选择从侧面反映出了其自身的个人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
近代中国深陷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交困。对外饱受帝国主义列强肆虐，对内清政府腐败不堪，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各阶层纷纷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发起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即戊戌变法。但变法却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守旧派发动戊戌政变，导致变法被迫夭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但其救国救民的决心并未改变，痛定思痛，他反思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改变了之前较为激进的救国路线，转向了较为温和的救国之策，即实行以改造国民性为根本的新民救国方略。此时，他迫切需要合适的文本来起到启迪民智、启蒙民众的作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大背景下，对原型的选择就显得极为重要。
拜伦通过The Isles of Greece这首诗表达了对希腊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支持，呼唤人民民主独立意识及革命斗志的觉醒。梁启超从中提取出了该诗的实质内涵——鼓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希腊与中国作为两大文明的发源地，都曾经历过辉煌灿烂的时代，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又都饱受外敌侵略，国家摇摇欲坠，陷入生死存亡之际。正是由于希腊和中国之间的极大相似性，梁启超希望借希腊来唤醒麻木的国人，故他选取了The Isles of Greece的第一、三两节作为原型进行模拟，希望借此诗的翻译来改造国民性，实现其新民以救国的政治目的。故在着眼于翻译文本选择的气质模拟阶段，译者自身的主体意识及政治诉求得到了充分彰显。
（二）改造模拟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下，模拟的第二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为“改造模拟”。“改造”不仅是指在语言层面对原文的艺术再现，更重要的是对原文进行模拟重构。[8]改造即为对原文本的改写，译者不应被“准确性”“忠实性”的标准所束缚，而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重构原作思想，传递原文本深层的文化意蕴。在对原型进行改造模拟的过程中，译者作为模拟主体在这一模拟过程中为了使原文更加适应译语环境，满足译语读者的需要，会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原文进行改造模拟，从而创造出一个以原型为基础的模型。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忠实并不是唯一的准绳，译者可以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和价值取向，在保持原型实质内涵的前提下对源语文本做出一些适当的增删、改动或淡化处理。以下是The Isles of Greece的第一、三节：
The isles of Greece,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But all,except their sun,is set.
The mountains look on Marathon---
And Marathon looks on the sea;
And musing there an hour alone,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For standing on the Persians’grave,
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9]
梁启超的翻译是这样的：
【沉醉东风】
咳！希腊啊，希腊啊！
你本是和平年代的爱娇，
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
“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
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
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
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如梦忆桃源】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
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0]
梁启超采用“曲本”的形式，效仿游吟诗人所吟诵的唱诗翻译了The Isles of Greece。他化用了“沉醉东风”和“如梦忆桃源”这两个中国古代的曲牌名，改变了原诗的表现形式。[11]“沉醉东风”这一曲牌名，取自唐代诗人韩翃的《送高别驾归汴州》“寒雨送归千里外，东风沉醉百花前”。本是东风和煦，百花争艳的美好春日，诗人心境却如寒雨之凉，在艳阳春日的映衬下更显凄苦。这就奠定了该曲牌悲凉的感情基调。梁启超以此作为第一小节的曲牌名，体现出了自己此时的无奈悲怆之情，同时也奠定了全诗悲凉的感情基调。古希腊文明曾出现过耀眼的辉煌，在政治、文学、文化艺术、建筑等方面均成就斐然，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逐渐黯淡、衰落，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如梦忆桃源”这一曲牌名，是由“如梦”和“忆桃源”两部分构成的。希腊的繁荣与衰落就如同一场梦境一般，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如今只能追忆它曾经的辉煌，就如同彼时没落的中国一般。可见这两个曲牌名的选择，反映了梁启超的审美情趣、诗学倾向及政治诉求。
除了把原文的形式从诗歌改为曲本外，梁启超也未遵循原文每行四音步八音节的格律和ababcc的韵式，且其译文的诗行数也不同于原文。[12]
在第一小节中，拜伦使用了极具希腊文化色彩的词语，如“Sappho（萨福，古希腊第一位女诗人）”、“Delos（得洛斯岛，位于爱琴海，据传为阿波罗的诞生地，且为古希腊的经济重地）”和“Phoebus（福波斯·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故Phoebus有光辉灿烂之意）”，来表现希腊曾经的光辉历史。但梁启超并未译出这些希腊特色词语的内涵，仅仅采取了音译的方式进行淡化处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普通民众对希腊历史、神话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互文视野，这些异域文化成分无法很好地移植到目的语中；
另一方面说明其着眼点并不在于向中国民众传递希腊文明，自然对这些具有希腊特色的文化词汇一带而过。但在之后的两句中梁启超增译了“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荣光常照”“万般没了”。通过增译的方式，将自己的满腔悲愤付诸笔端。曾经灿烂辉煌的希腊文明如今却落得“万般没了”的下场，不禁让人想到彼时的中国就如同希腊一般，这种切肤之痛更令人警醒。第三节中，原文结尾句为I could not deem myself a slave,梁启超的译文不仅语义和字数上与原文很难对等，而且语气上也同原文相差悬殊。原文仅为一句，而译文却使用了排比结构，译成两句；
原文为陈述句，译文则转变为设问句加感叹句，其情感之强烈远胜于原文。设问句暗含“不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激愤之情，之后的感叹句则表现出“中国定能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的坚定信念，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民族士气。[12]在改造模拟阶段，梁启超对原诗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不仅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悲愤不平之情，也表现出其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及启发民智、改造国民性，激发人们革命斗志的政治动机。
（三）定型模拟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下，模拟的第三阶段为“定型模拟”。它是翻译模拟的最终阶段，经过定型模拟后的译文极大丰富了原文的内涵，比原文要更具美感，更能引起译语读者的共鸣。[8]定型模拟后译者完成了模型的建构，该模型并不是对原型的完全复刻，而是经过了译者的再创造，是对原型的升华与发展。改造之后的模型要优于原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原型的发展，延长了原型的生命力，原型与模型之间为互利共生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根据和条件，构成一种共在的自我，共存于同一个互文网络中。正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13]所言：“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每个文本都是在对其他文本加以吸收转换的基础上建构而成，从而形成了文本间的互文性。”翻译模拟便可以看作一种典型的互文性活动，在模拟主体即译者的模拟下，原型（原文）和模型（译文）之间相互指涉、相互衍生，从而创造出比单一的翻版或是复制更为丰富且多元的意义。[14]
梁启超译的The Isles of Greece一经出版，就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仿佛冬日里的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中的国人。拜伦诗中所蕴含的勇于反抗异族侵略，追求民主、自由、独立的心声使当时不甘忍受封建专制压迫、不甘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霸凌的中国进步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和爱国情怀。同时，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并翻译西方经典文学著作、诗歌的浪潮。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将目光转向思想文化领域，希望通过借助西方文化来启蒙国人思想，重构民族文化心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掀开了序幕。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译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原作，且梁启超通过其译作使原诗超越了自身的文学范畴，成为呼唤国魂、鼓动民气的民族精神符号。[15]可以说，该译作通过对原作的本土化重构，扩大了原文的意义空间，延长了原文的生命历程，使原文在异域文化中得以再生。
通过运用原型-模型翻译理论，分析梁译The Isles of Greece，笔者认为梁启超在保持原型本质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让原型适应译语社会文化环境，达到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对原型进行了本土化改写，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原型的模型。可以说从原型到模型，这中间产生的变异之处正是译者“显形”的地方，显现出译者的诗学理念、政治诉求及个人价值观，从而肯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原型-模型翻译理论从更高更广的视角范围对“忠实”进行关照，将其置于动态变化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译者从本土视角出发，寻求文本背后的深层共时性结构，通过模拟实践对原型进行了再创造，构建出了高于原型且推动原型发展的模型。这表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视角下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不是传统译论所认为的“镜子-影像”般的复刻模式，而是达成了原模共轭相生的和谐状态，从而挣脱了狭隘的“忠实观”，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对译学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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