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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瑞芝 骈丹丹 蔡文晶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过去大量依靠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出现了资源错配、生产效率低下、污染环境等严峻问题。步入新常态以来，面对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全球能源价格上涨、需求萎缩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提出了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此大背景下，加快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已刻不容缓。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是最关键的驱动因素之一，我国科技创新规划也明确指出，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要构建起国家先发优势，要充分发挥高级人力资本在创新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2021 年GDP 达到27.6 万亿元，工业增加值为9.55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4.1% 和25.6%，是目前国内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阵地。本文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范围，从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结构两方面，研究其发展变化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期为加快工业转型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借鉴。
Romalis（2004）研究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了人力资本影响产业转型方向的结论[1]，Hausmann 和Hwang 等（2007）指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本[2]，陈建军等（2014）认为，人力资本的内在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的匹配度高低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影响[3]。结合相关研究文献，本文研究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 表示地级市，t 表示年份，tumit表示工业转型升级，解释变量Hit表示第i 个地级市在第t 年的人力资本水平，包括人力资本存量hc、人力资本结构h 两个变量。α0表示常数项，β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待估计系数。Xit是一组控制变量，γt和μi分别表示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对公式（1）采用混合OLS 和固定效应两种方法进行基准回归，但考虑到其为静态面板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偏差。为消除内生性，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建立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tumit-1表示第i 个地级市在第t-1 年的工业转型升级情况，即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一）变量选取
本文中的自变量是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目前学界对于人力资本存量测度的方法并不统一，本文借鉴王艾青（2004）[4]采取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来衡量长三角地区41 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人力资本结构的测度本文借鉴干春晖（2011）[5]所使用的方法，使用创新型人力资本占比构建人力资本结构替代指标。因变量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参考刘佳、代明（2019）[6]分别从质和量上同时反映工业转型升级成效。“质”的衡量使用工业利润率，以样本城市历年工业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
“量”的衡量使用工业规模比，以样本城市的工业总产值与长三角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
工业转型升级的综合指标的构建要对工业利润率与工业规模比均赋予0.5 的权重再加以整合得到。关于控制变量，结合牛卫平（2012）、李磊（2018）、闫玉强（2021）[7-9]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考虑了如下指标：城市化水平（Urban）：使用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值；
经济发展水平（GDP）：使用人均GDP 取对数衡量；
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出口贸易总额除以总产值；
政府科技资助（inst）：使用科学事业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值衡量；
固定资产投资（Invest）：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取对数衡量。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和工业转型升级，本文所选样本为2010—2020年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41 个城市，原始数据均来自各省市相关统计年鉴以及其官方统计局网站。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本文主要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表1）。在实证回归前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及Pearson检验，主要变量间相关性明显，且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于篇幅问题，检验结果表略），可以进行下一步实证研究。
表1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1.人力资本存量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估计结果及分析。本文首先检验了人力资本存量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主要使用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 中模型1 和模型2，人力资本存量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在5% 与1%水平上显著为正，估计系数为0.0213，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每提高1%，工业转型升级指标大约提高0.021%。模型3 为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回归估计系数依然为正。可见，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会显著促进该城市工业结构转型，该研究结论与戴启文和杨建仁（2007）的研究一致[10]。控制变量方面，政府科技资助、经济发展水平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与地方经济实力均有助于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而城镇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进出口贸易的负面效应可能是因为当前长三角地区出口的外贸商品结构中低端制造比例依然较高，同时叠加了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估计系数为负的原因可能是长三角地区工业低端制造业就业机会多，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占比较高。而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再像传统工业一样高度依赖于资本投资。
表2 人力资本存量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验证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指标体系，使用劳动生产率与盈利能力进行工业转型升级复合指标构建的方法和以地级市进行聚类稳健标准误的方法进行回归[11]，见表2 模型4 和5，由表可见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变化不大且符号一致，回归结果稳健性良好。
2.人力资本结构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估计结果及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 中模型1 和模型2，回归系数在5% 与1% 水平上显著为正向关系，模型3 为混合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回归估计系数依然为正，表明一个城市的人力资本结构水平的高级化会显著促进该城市工业结构转型。为更全面地考察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引入人力资本结构的二次项，表中二次项回归结果均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目前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依然较高，仍然需要大量基础劳动力作为常规生产的支撑，所以当创新型人力资本占比过高时，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产生了一定的负担，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对当前的工业转型升级带来一定程度的抑制影响。结合稳健性检验（表3 模型3、4、5）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变化不大且符号一致，因此上述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可信。
表3 人力资本结构对工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三）内生性检验
上述基准回归中部分变量回归结果并不理想，猜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此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采用系统GMM 方法来进行内生性检验。表4 为与系统GMM 回归结果，为保证内生性检验的稳健可靠，本文使用前文稳健性检验中改变衡量工业转型升级方式来进行对照检验，以tum1 表示。
如表4 所示，结果显示AR（2）检验并不显著，表明各模型残差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 检验显示各模型的工具变量有效并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系统GMM 估计量是有效的。结合表2与表3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结构在GMM 估计中无论在本组还是在对照检验组中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表4 内生性检验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的不同存在区域异质性，现有研究一般认为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12]。为对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本影响工业结构转型可能存在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本文选择2020 年GDP 作为衡量标准，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划分出了大中小三个层次。对三个城市群分别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0、11、12分别为大、中、小城市回归结果。
表5 区域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力资本结构工业转型升级影响作用显著均为正，但估计系数不同，大城市相比中等城市影响效果更为显著，而小城市的人力资本结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对于小城市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不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小城市人力资本结构相比大城市不合理，人力资本存在区域不均衡发展现象，另一方面各城市工业优势产业、基础规模与结构也各不相同，因此回归结果存在差异，小城市回归结果较为不理想。对于引进的人力资本结构二次项，大城市显著为正但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均显著为负。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业智能化发展水平不同，大城市经济水平与生产智能化程度相对较高，生产智能化对基础劳动力的替代程度高，因此对创新型与高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的需求度更高，所以创新型人力资本占比代表的人力资本结构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果为显著正相关，这与许文彬（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13]。而中小城市生产智能化水平不高，主要工业仍为低端制造业，生产过程中对基础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依然相对较高，因此若创新型人力资本占比过高短期内反而可能不利于生产。
结合以上研究与实证结果可得出结论如下：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
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对工业转型升级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人力资本结构发展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创新型人力资本占比越高对工业转型升级效果越明显。因此，提出如下促进措施：第一，狠抓教育，扩量提质。首先，要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切实加大监督力度。其次，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以满足在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最后，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改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难进易出”现象；
多与企业进行衔接，积极开拓校企合作通道。第二，企业为主，积极转化低层次人力资本。在短期内制造业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难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跃迁，工业企业在经营生产过程中要转变观念，通过构建合理完善的培训激励与奖惩机制，激发员工参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在培训过程中企业也应做好相应培训评估反馈工作，提升培训效果。第三，政府牵头，优化人力资本内部结构配置。可建立多个由政府牵头、社会各方组织参与的培训平台，同时加大技能培训与专业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切实提升低层次劳动力完善自我的内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