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发展叙事”的重构与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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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博

长期以来,在中西方公共外交中,对外传播的叙事建构是博弈的重点。

美国国际传播形成了基于“霸权稳定论”逻辑的外交叙事,中国建构的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叙事结构。

但在外交叙事结构过程中,美国常用的“威胁论”、类比、切割等策略对我们进行攻击,而我们常常以澄清、释因和道义评价等策略予以回击。

从博弈的效果来看,旧有的发展叙事需要被重构,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出击,系统提升中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博弈能力。

在数字化时代,西方民主正在遭遇系统性危机, 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去全球化语境下,面对舆论纷争,重构“中国发展叙事”,提升对外传播力,俨然已成为一项紧迫且重要的课题。

“中国发展叙事” 重构需要厘清其底层价值逻辑。

纵观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历程,从最早的应对国际舆论的恶意抹黑不断地回应国外敌对势力的无端指责,到如今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重构了“中国发展叙事”。

可以说,从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历程看,当前中国实现了国际传播“本土化”实践范式转型, 中国国际传播与国外国际传播在逻辑和内核上还存在着明显不同。[1]中国国际传播遵循的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发展的底层逻辑价值,在具体实践和知识构建过程中始终保持着 “本土化” 问题意识自觉,并从中国的实际发展出发,以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理论根基,进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寻求适合中国发展路径、 稳定性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通过多种媒体传播、教育文化交流、人员互动等多种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塑造可信的中国形象, 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 理解中国、重新认识中国。[2]但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美国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政策虽然是不断调整的, 但始终围绕着“美国优先”这一逻辑来展开。

美国国际传播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自由主义”实现了信息的“国际民主化”,同时也加速了美国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美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遵循的是“美国自由主义”这一核心。

虽然世界网络能力不断增强, 但并不能消解各国在舆论领域和信息领域的冲突。

中国发展叙事重构的首要目标是破解西方对我国政治叙事的影响。

“讲好中国故事”是现阶段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中国发展叙事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传播中国所倡导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初衷。

但长期以来,受西方叙事和话语权的影响,国际舆论环境对于我们并不友好,尤其是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刻板印象的形成, 加剧了中国发展叙事的挑战和难度。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话语积累和表达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而要突破这一局限,则需要加大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向世界人民传递中国价值观念。中西方文明交融在全球传播话语实践中, 中国发展叙事的重构意味着不仅要敢于表达,更要善于表达,即让世界人民能够“听得懂”,减少“自说自话”。

在叙事逻辑层面,立足于挖掘有关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进而走入西方社会的内心,增进不同国别人们之间的理解和认可。[3]在国际传播方面,遵循国际话语传播的表达逻辑, 增强信息传播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减少片面化、细碎化的信息传播,改变在全球语境中的“失语”状态,助力于建构全球的多元话语格局。

概言之,一要积极融入全球化语境,立足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传递和讲述中国故事,增进世界人民对于中国故事的理解;
二要体现中国特色,即重构发展叙事过程中, 宣传中国立场, 面对国际紧张局势,提出建设性的“中国方案”,逐渐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中国国际本土化传播范式是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缩影,同时也是中国国际传播实践与理论最终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际传播问题意识看,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一是通过国际传播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 了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
二是构建融会中外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体系和叙事体系;
三是抵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价值体系,始终保持中国国际传播的本土化, 并对国际传播有清醒的认知。这些意识都充分表明了我国国际传播是不存在“攻击性”的,我国在对外传播实践中也始终遵循上述三个方面。

从表层话语体系构建看,中国希望构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话语权体系。从中层逻辑体系看,通过中国国际传播为我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从底层价值逻辑体系看,让世界更加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点,并看到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可以说,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和发展叙事是在适应自身发展逻辑的基础之上,以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作为基本基调, 走出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国际传播与世界联系紧密, 在把握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基础上, 指出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实践道路具有世界意义。[4]中国国际传播跳出了传统西方国际传播的基本逻辑,在全球文明视域下力求提出中国观点,向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发展叙事应是多元的、系统的、开放的。

作为历史悠久且富有文明底蕴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本身就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 拥有许多特质和传统。

以往的中国发展叙事角度比较多样, 如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传统文化叙事等,虽然切入角度不同,但尚不足以展现中国的博大精深。

基于此,中国发展叙事重构应更加注重打造中国故事的 “全景”“全貌”。

当前我国已经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国崛起的历史就是传统与现代相衔接的故事。

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古与今,阐释“何为中国”“中国何以崛起”“中国崛起的未来”[5],通过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系统梳理, 让世界人民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发展的主线, 这也是其理解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缘由”。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开放的,融入全球化并致力于打造利益共同体是中国人民所追求的。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积极融入,不断创新,紧紧围绕着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与他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事实证明,中国在全球化实践中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如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提出建议方案,同时也承担着国际责任,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归结而言,中国发展叙事重构,既要立足于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增强发展叙事的整体性;
也要在实践中积极参与全球化建设, 将实际行动作为中国发展叙事体系的一部分。

当前局部战争的出现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中国对外传播也会受到一定的干扰,且各国之间意识形态争论、摩擦增加,为掌握主动权,我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如何利用新媒体优势, 如何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如何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权体系,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

为了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首先要做到文化认同, 中国叙事的文化认同不仅是中国表层的自然风光的审美认同,更应该是对中国道路理念、思想体系的认同。

中国应构建更为积极的对外传播叙事,将中国在文化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等内容嵌入到世界话语权体系之中, 让全球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状态,提升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

中国在叙事过程中不仅要讲述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 同时还要为世界人民提供一个看待世界未来发展的视角。

一方面, 中国发展叙事要积极尝试讲述中国在探索文明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并提出中国方案。

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对外传播工作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 “宣言书”, 加强对外传播工作要始终坚持久久为功的思路,当前世界议题已经不能缺少中国回应,无论局势朝哪个方向发展, 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必然面临同样的世界性挑战,并作出积极回应。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中国媒体人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

(二)构建对外传播新格局

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中国对外传播体系构建,应充分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通过交流互动方式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 打破以民族和国家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式的对外发展格局,构建对外传播新格局。[6]对于中国而言,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使国际社会相信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形式, 中国在叙事过程中应向世界人民介绍发展中的中国,传递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策略和价值理念, 解答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质疑,在精准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之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中国发展叙事”,从而让更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发展有更为深层次的理解。如中国是崛起中的发展大国, 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崛起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有利于世界和平, 这些特征是中国能够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基础。

从叙事角度看,中国应将自身定位于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7]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层面,还是在世界秩序构建层面,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

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发展、共赢理念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中国也是维护世界和平,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经过几千年发展所形成的中华文明是内敛防御式的文明,中国从来也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 中国在积极努力争取国际和平,为自身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通过自身发展也能够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稳定器和动力源的角色, 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维护国际秩序看,中国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中国坚决拥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并主动推进国际秩序向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提升公共外交博弈能力

当前美国国际传播在对华政策上一改以往软性的传播方式,转为硬性的信息战、舆论战的形式。[8]2020 年12 月4 日,《华尔街日报》刊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的文章,称当今“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头号威胁”渲染“百年一遇的威胁”论,将中国放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通过“威胁论”的叙事来制造国际恐慌,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妨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在公共外交博弈过程中,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威胁论”叙事应采用应急式的解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歪曲事实的报道,应指出其中不符合实际的部分,并采取适当措施,解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叙事。

通过澄清、释因和道义评价等多种方式,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一是要采取积极的澄清策略,针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不实指控,通过讲事实、还原事件原貌等方式加以应对。

二是要采取积极的释因策略,要积极向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解读美国等西方国家攻击中国背后的原因和逻辑,让世界人民和新闻媒体看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敌对”中国的事实。[9]三是采取积极的道义评价策略,从感情层面解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 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端指控进行道德评价。

当前中国在外交博弈过程中需要从叙事构建、策略运用等多个层面入手,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公共外交博弈能力,要制定整体战略规划,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中国将会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断外交攻势,因此, 只有加强公共外交博弈整体规划才能在未来较量中明确思路,在斗争中形成“中国发展叙事”,在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引领,以“合作共赢”理念作为基础;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后发优势, 对现有叙事符号资源进行整合, 并不断融合和吸纳不同叙事中契合中国价值理念的符号资源, 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公共外交叙事的成功经验,增强对外传播内容效度[10],进而在与不同外来经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符合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公共外交叙事。

全球化语境下, 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和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新形势下,中国要打破思想桎梏,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构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对外传播路径,形成“中国发展叙事”,并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平台、资源、渠道、手段,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 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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