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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茜，冯 冉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7%，65岁以上人口占13.5%，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健康问题愈发突出，而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关乎老年人主观福祉和生活质量，更对家庭关系的构建与维护和社会和谐产生影响。
抑郁是衡量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常见的精神障碍，其主要症状表现为注意力障碍、情绪与心境悲观等[1]。我国老年群体基数大，老年抑郁问题不容乐观。有研究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老年人的抑郁患病率高于25%[2]，而老年人一旦患上抑郁症，往往伴随着认知功能障碍[3]，增加患中风风险以及心血管相关疾病的死亡率[4]。这不仅造成老年人生活质量下降，由此带来的家庭照料压力与医疗支出激增等问题更不利于老年抑郁的缓解。
学界已对老年抑郁问题展开研究，其中有研究指出家庭成员的互助行为对老年抑郁存在影响[5]，受自身年龄与劳动能力等因素影响，老年人退出劳动领域，亲友子女成为老年人的主要交往对象，代际支持成为维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来源。代际支持指的是在家庭内部代际间的经济帮助、照料和慰藉等过程。在我国，家庭养老主要表现为代际互惠的模式，与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类似。由于社会养老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家庭伦理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养老在当下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社会交往也是影响老年抑郁的重要因素，社会交往活动频率下降等原因导致的社会隔离感加深，最终将增加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风险。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使学界开始关注这一新的要素，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参与方式，互联网使用可将老年人从活动能力与活动范围受限的桎梏中解脱，对于老年群体抑郁问题同样存在明显影响，互联网不仅可以成为老年人与子女联系的桥梁，缓解老年人孤独感和抑郁情绪，构建良好的家庭代际关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促进自身社会参与感的提升与积极心态的养成。可以说，互联网兼具社交参与和拓宽家庭代际支持渠道的双重作用。故本文旨在家庭内部情境中，探讨互联网使用和代际支持与老年抑郁之间存在关联的作用机制是否发生偏移，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化范围。
（一）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抑郁水平
子女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一部分研究认为子代支持会改善老年抑郁水平。一方面是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能有效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医疗支出需求，从而降低老年人患抑郁的风险；
另一方面子女给予的精神慰藉可使老年人获得存在感与满足感，从而降低老年群体的抑郁程度[6]。但也有观点认为子女代际支持可能加重老年抑郁症状。有研究发现，相较于生活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对于家庭照料的需求更高，子女长期照料压力滋生的不满情绪会引发代际冲突，并最终增加老年人健康风险[7]。另外有研究指出，子女数量越多，家庭矛盾也随之增加，最终导致老年抑郁程度越深[8]。
（二）互联网使用与老年抑郁水平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可及性已非往日可比，其用途也发生较大变化。从应用于社会生产到渗入家庭生活，互联网的普及影响大众交往方式与生活习惯，家庭代际支持的表现形式也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出现新形式。子女通过电话联络、微信聊天等方式与老人取得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年人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
互联网设备和应用软件的介入，使得家庭代际交换情境出现新要素，并对代际之间的交换形式和个人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已有的研究不乏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年轻与年老两代人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但鲜有从代际支持角度出发，去探索互联网使用对老年抑郁的影响。综上所述，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2018年数据，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在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抑郁水平影响中的作用。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CHARLS数据库涵盖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家庭基本情况、健康调查与医疗等相关信息，能够较好满足本研究需要。为契合研究主题，本研究在结合国际标准与我国实际国情的前提下，选取60岁及以上的样本纳入分析。研究重点在于关注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的影响，故将膝下无子女的个案以及在测量抑郁水平问题中回答不完整的个案删除；
CHARLS在问卷设置中把互联网使用纳入社会活动参与中，本研究将问卷中未回答“过去一个月是否使用互联网”的个案也一并删除，最终筛选出样本共计6232个，其中男性老年人3115人，女性老年人3117人，男女比例基本平均，符合统计学要求。
（二）方法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线性回归、倾向得分匹配（PSM）与基于层次回归的调节效应检验法。其中，OLS用于初步探索子女代际支持对于老年抑郁水平的独立相关关系，将人口学基本特征等控制变量放入模型1；
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成为模型2，来考察子女代际支持对于老年抑郁水平的影响；
为观测互联网使用在代际支持健康效应中的作用，将老人互联网使用变量纳入模型3，为后续调节效应分析做铺垫。由于OLS回归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无法克服内生性问题，混杂因素对模型拟合可能造成难以观测的影响，故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的影响，以巩固结论稳健性。最后利用交互项分析以验证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是否成立。
（三）变量选取与赋值
1.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CES-D10抑郁指数量表考量老年抑郁水平，其中CES-D10包含3个抑郁情绪条目、5个躯体症状条目和2个积极情绪条目。每个条目要求被访者对上周的感觉及行为进行判断，从“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不太多（1～2天）”“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以及“大多数的时间（5～7天）”中进行选择。为避免设问方向性差异影响得分的准确性，结合后续研究结论解读的难易程度，本研究对负面设问条目的上述选项进行反向计分，汇总10个问题的最终得分形成代表老年个体心理健康的得分，其中最低分10、最高分40，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2.自变量
以往研究通常将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情感交流、日常照料三个维度。本研究中经济支持维度根据“您的子女们给予现金多少元”相加生成，为避免数值较大对模型系数的影响，对经济支持数额取ln对数；
参照已有研究中的变量设置，将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维度分别根据“您的孩子多长时间来看望照顾您一次”和“您和孩子不住在一起的时候，您多长时间跟您的孩子联系”生成[9,10]，赋值等详细信息如表1。
表1 变量设置与赋值
3.调节变量
CHARLS数据库将互联网使用看作中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方式之一。参照已有研究做法[11]，选取“过去一个月是否有过上网活动”以衡量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基本情况，“1”为过去一个月有过上网活动，“0”为无。
4.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认为婚姻状态影响老年抑郁水平，丧偶老年人更易受抑郁困扰，为更好地观测配偶或伴侣的陪伴以及对方可提供的经济支持，本文将老年婚姻状态中当前有伴侣陪伴记编码为“1”，反则为“0”；
对于老年群体特征中的城乡居住地差异，有研究认为老年人患抑郁情况在城乡分布中存在明显差异，农村老年人患抑郁比率明显高于城市老年人[12]，居住地类别中城镇为“1”，乡村为“0”；
鉴于有研究指出老年群体自身健康状况，尤其是慢性病，对其抑郁水平存在相关，其认为躯体健康水平高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好于患病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13]，本研究亦考虑把患慢性病情况纳入控制变量，CHARLS中设置有关于问询个体患慢性病情况的条目，此处将“0”赋值为个体未患慢性病，“1”为患有慢性病；
其他控制变量赋值情况见表1。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0.04岁，平均抑郁得分为30.87，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好。城市老年人所占比例为20.2%，样本中有65.7%的老人目前有伴偶陪伴。在子女代际支持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在过去曾接收到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互联网使用方面，有超过20%的老人在“过去一个月内是否使用过互联网”的问题中持肯定回答。
表2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N=6232）
（二）OLS回归结果
相较于模型1，模型2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婚姻状态以及慢性病患病状况等变量的同时，将子女代际支持变量加入模型，观察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的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代际支持变量。数据分析显示，子女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经济帮助均与改善老年抑郁水平存在正向关联。具体来看，子女生活照料每提升一层次，老年抑郁得分平均增加0.595；
精神慰藉每提升一层次，抑郁得分平均增加0.370；
经济帮助与抑郁得分之间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355。此外，OLS回归结果同样证实人口学特征等控制变量与老年抑郁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男性、城镇、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当前有伴偶陪伴的，以及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得分高于女性、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当前无伴偶陪伴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对于年龄变量，在加入代际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变量后，与老年抑郁得分之间的关系开始显著（0.049***，0.017）。
为初步观测互联网使用与老年抑郁得分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模型3中加入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变量，初步分析证实两者之间确有关联（0.683***，0.060），即使用过互联网的老年人抑郁情况好于未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子女代际支持对抑郁得分的OLS 估计结果见表3。
表3 子女代际支持对抑郁得分的OLS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尽管OLS数据分析结果揭示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抑郁得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其中内生性问题未得到解决，这可能对结论稳健性造成影响。为进一步提升结论严谨性，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1∶1近邻匹配方法，以控制混杂因素对模型估计与数据结果造成的偏差，检验OLS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表4展示了利用近邻匹配法得出的平衡检验结果，通过误差消减与t检验等观测匹配效果。从可得知，较之匹配前，匹配后变量的误差比例皆有下降，各变量匹配后标准化误差绝对值均低于20%，处理与控制两组之间差异得到大幅降低，这说明经过匹配后两组系统性差异问题得以解决，匹配效果总体较好。
续表
在通过平行假设检验基础上展开稳健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展示了近邻匹配方法下使用Bootstrap抽样估算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影响的ATT结果。子女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对老年抑郁得分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51、0.380，子女经济帮助对改善抑郁水平的边际效应为0.224，如上系数均通过置信区间检验。总体来看，PSM回归结果与OLS回归结果的系数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影响方向基本一致，表明子女的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有改善作用的结论具备一定稳健性。如上分析结果显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基础上，子女代际对老年抑郁依存在正向关联。
表5 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的ATT估计结果
由于老年人自身生理机能水平的下降，对于生活照料的需求增多，子女所提供的工具支持能有效减轻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劳动负担，缓解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导致的无力感。这一结论对失能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同样适用，其生活自理能力上的欠缺导致不得不依赖他人的照护，子女生活照料的同时往往伴随如交流沟通等其他方面的支持，在传统家庭养老的养儿防老观念下，可以提升失能老年人的欣慰与自豪感，缓解其抑郁情绪。同时有研究指出子女生活照料的减少是导致老年人福利水平降低、最终对其心理与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14]。但也有学者指出，频繁接受子女的生活照料会导致老年人器质上的“用进废退”以及老年人心理上的厌烦与挫败感，不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15]。
在情感慰藉方面，受当前我国公共养老资源的分配不均，以及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方式为主的现状限制，家庭代际支持中子女孝行也体现在代际之间的情感慰藉中。老年人退出劳动领域后，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等方面发生相应转变，其获取信息渠道变窄，社会隔离感加深，这对其心理以及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16]。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可有效缓解老年人孤独与减轻社会隔离感，并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也有研究认为精神慰藉满足了老年人在家庭中家长角色的心理需求[17]，融洽的家庭关系有助于增加老年人心理资本，对改善老年人心境有积极影响；
有文献认为情感维系比经济帮助与生活照料更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著降低其抑郁水平[18]。
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同样对老年抑郁水平有改善。老年人因年龄、劳动能力限制等原因退出劳动领域后，收入来源减少。尽管我国当前社保整体覆盖率水平较高，但对于不能直接使用社保或超出个人支出能力的消费需求，老年人往往需要借助家庭力量来实现，而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可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对于改善老年生活条件、提升老年生活质量有促进作用。同时健康状况的劣势使得老年群体医疗支出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以子女经济帮助为支撑，有研究对这一结论提供了支持，认为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影响了老年人的就医服务利用[19]，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选择门诊就医的频率和住院费用也相应越高。也有成果显示，老人与子女的双向经济支持可缓解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对其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20]。
（四）调节效应分析
表6展示了在控制人口学基本特征等因素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在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水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正向调节了子女代际支持与抑郁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除经济支持与互联网使用生成的交互项外，其余各参数均在0.05水平显著。该结果表明，在家庭情境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行为在子女生活照料、精神慰藉与老年抑郁水平之间存在调节效应，调节效应值分别为0.259（p＜0.001）、0.126（p＜0.05）。
表6 互联网使用在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在生活照料与老年抑郁水平存在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成立，该结论既与以往研究一致，也符合当下经济与技术发展中互联网及相关产业推进迅速的社会现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人们通过网络渠道可获取的内容不断丰富。有学者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通过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从信任、互动和互惠三个角度影响个体心理水平指标[21]，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不谋而合。在当下人口流动性较大的我国社会，家庭中的成年子女务工或其他原因无法随时对老年人提供生活帮助，老年人社会网络圈缩小，而互联网的介入可拓宽老年人信息获取的渠道。生活常识与其他知识的获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照料信息上的空缺，例如养生与医疗知识等信息的获取，既满足了老年人对于信息知识获取的需要，又可以通过健康知识改善生活方式，促进自身健康水平。尤其是近年来，一些“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进入老年照护领域，这对于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获取照护的新方式。“互联网+”模式在信息交换与处理方面的优势是可以借助智能设备为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情感关怀、医疗护理等在内的多样服务，可有效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提升其生活质量。
本研究同样验证了互联网使用介入精神慰藉与老年抑郁水平的调节效应。已有研究认为不同上网活动、上网方式及熟练度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改善作用中起到调节作用[22]。具体到家庭情景中，对于互联网催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以及延伸到家庭代际中的影响。有学者从情感依恋理论角度出发，指出老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主要动机在于与亲朋取得联系[23]，无论聊天或是倾诉，子女都是老年人社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将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并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催生的众多社交软件或应用小程序在推动代际之间的情感交流中发挥巨大作用。尽管有相当多研究表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存在数字鸿沟，对于老年人获取即时信息造成困难，但同时可以看到“数字反哺”现象正在家庭中逐渐兴起[24]，有研究对此使用“代际数字支持”加以解释，成年子女在接触数字技术方面相较于老年群体的优势可运用到指导老年人互联网学习当中，从而缓解老年人技术焦虑[25]，通过数字技能的提高以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利用互联网设备和社交软件如微信、QQ等，子女与老人之间的互动不再受限于时空，这同样对老年人情感的倾诉和心理压力的纾解有关键影响。另外，借助智能设备看病问诊以改善自身躯体健康水平，或在使用社交软件过程中的获得感同样对缓解抑郁有积极作用。
（一）研究结论
基于CHARLS数据，本研究首先利用OLS回归方法探究了家庭情境中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群体抑郁水平的影响，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结果稳健性，发现子女代际支持可以正向改善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接受子女生活照料的老年人抑郁状况较好，子女精神慰藉可以缓解老年抑郁问题，经济帮助同样对促进老年抑郁症状的缓解起到积极作用。
在通过数据分析验证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抑郁的缓解作用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在代际支持的健康效应中的作用，发现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成立。即在家庭情境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介入可以有效降低抑郁情况，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二）研究的局限性
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有关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方面的数据收集难免存在滞后性，对于模型拟合造成偏差；
使用截面数据而非面板数据，因此无法说明代际支持与老年抑郁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已有的理论与假说加以合理解释；
互联网使用偏好差异同样对老年心理健康水平构成影响。
（三）本研究的政策启示
家庭代际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互联网的介入可以更高效地互动，这对于老年群体主观福利有积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应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之一在于，将家庭代际支持纳入养老敬老政策制定的考量当中，肯定家庭内部代际支持的积极作用。家庭伦理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当前子女仍然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照料提供者，子女赡养老人应当注意老年人情感与生活中的实际需求，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同时应当在社会层面上倡导构建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和尊老爱家的伦理氛围，促进代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与维护。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之二在于，首先应当结合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互联网+”智慧养老，拓宽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渠道，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尽可能弥合数字鸿沟。代际之间“数字反哺”现象的兴起有助于弥合 “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社会隔离、孤独感等问题，提升其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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