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张爱军
目前，国外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网络自由主义、网络保守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族群主义、网络女权主义等方面。网络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现实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引伸与拓展，另一方面是其自身在网络上的变异。这表现在网络意识形态的虚拟化、碎片化、极端化、去中心化、平台化、解构化和重构化，造成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冲击。西方网络意识形态的这些特性和风险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警觉和重视。
网络意识形态既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目标和步骤，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终归要化在个体身上，使个体受到意识形态的型构与规训，让个体与群体产生同质性。尽管如此，个体也不是意识形态模具的产物，而是具有个体尊严和思考能力的个体，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反型构与反规训的异质性。“意识形态是指一套有关理想的社会秩序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达到理想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体系，关乎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价值和理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是最为一般、最为基础的政治态度，个体在具体政治议题上的倾向受到意识形态的‘态度约束’。研究表明，持有相似意识形态的民众更容易在具体的政治议题上达成共识，而持有相异意识形态立场者则会在具体议题上产生纷争。”(1)马得勇、陆屹洲：《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意识形态同时还是维护和捍卫权力或者权利的话语体系。不论是作为权力话语体系，还是作为公民权利话语体系，意识形态都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为公共权力服务，另一方面为公民权利服务。“意识形态具有论证政治权力合法性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思想体系得到理论的表达和论证，也可以隐藏在那些对社会起着可见或不可见的规范作用的各种机制中。”(2)袁鑫、阎孟伟：《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三题》，《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意识形态既是公开的独立的体系，也是贯穿于各种机制中的隐藏的价值体系，具有渗透与引领功能，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体现在实际的具体机制当中。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政党、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化国家认同、中国共产党认同、维护公共权力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步入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基本标志。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3页。，使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也因此更加重要。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两重维度，既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也挑战、质疑和批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只有保持其开放性，才具有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强化其主体地位的过程，也是保持开放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但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一味放纵，而是对其进行镇制、规训、教化。“国家发挥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的首要形式就是思想统摄，引导和促成人们按照意识形态的逻辑要求去思想，既教会人们应当如何思想、思想什么，又告诉人们哪种思想才是合理且现实的思想。”(4)钟启东：《意识形态力量支配个人的内在逻辑》，《学术界》，2021年第4期。现实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是维护公共权力，强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网络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使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界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取得诸多成果。这主要表现在网络技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挑战、回应；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网络技术从不同侧面影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变；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化、去中心化、回归中心化；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变异；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功能、过程；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份复杂性、隐藏性和难以识别性。笔者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网络技术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发生了空间位移，其在虚拟空间的存在经过量性变革与质性变革，逐渐形成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和相对独立的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笔者着重分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是网络技术导致的流动性和变动性。流动性是指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流向网络技术平台，其核心内容没有发生变化。变动性是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技术传播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其核心内容呈现碎片化状态，如果碎片化具有极端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就具有去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网络技术、经济不平等带来的身份政治、权力跟进滞后、情感极化与政治机器人干扰等方面的影响，构成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的机制。网络技术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的核心机制。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机制，都是因现实而产生，因网络技术推动而泛化甚至极化。
(一)网络技术结构决定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性变迁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作为第一生产力组成部分的网络技术不但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而且决定着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网络技术既决定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又决定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机制，网络技术是其产生流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技术结构化与层级化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条块分割化、分流化、分层化、圈层化。网络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网络技术的结构细化如QQ群技术、论坛技术、博客技术、微博技术、微信技术、短视频技术、社交软件技术、腾讯会议技术等。目前，最重要的技术是人工智能和算法。人工智能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由算法与算力产生的算法情境、算法偏见、算法歧视与算法规范共同构筑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流变的智能技术机制。“围绕算法的组织重组由六个部分组成：技术、专业知识、信息关系、组织结构和政策，以及监测和评估；
官僚组织的算法至少可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结果：‘算法笼子’(等级控制)和‘算法同事’(专业判断空间)；
算法的使用在组织重组过程中的结果不是由技术特征决定的，而是受社会规范和对算法系统设施的解释所影响的。”(5)林晨晖:《官僚组织的算法化：组织环境如何塑造警务预测系统》，https://mp.weixin.qq.com/s/-WCByC6yQZbO7mC189DrEw。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说，算法并不单纯是一门技术，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内容，一方面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变化，另一方面算法自身也会带来意识形态。算法既能植入意识形态，也能输出意识形态，从而形成了意识形态算法和算法意识形态。算法不是受资本控制就是受权力控制，在权力控制下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算法和算法主流意识形态。
(二)身份危机加速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的调整步伐
身份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身份政治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方面是经济不平等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导致的结果。身份政治的抗争既是对经济不平等的抗争，也是文化身份政治的诉求。身份政治是一种政治抗争的策略，抗争者试图通过政治抗争策略来实现经济平等、身份认同和文化平等，“身份政治得以发现更多形式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比如文化歧视、刻板认知、污名化等，进而揭示和挑战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安排。”任何身份政治都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体现在政治、文化、社会各个层面与机制传导过程当中。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更能看出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集中体现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诉求中，并呈现合流趋势，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推动或者反制精英的力量。“从意识形态上看，民粹主义的威权化与民族主义复兴有直接关系。2016年以来，西方国家爆发了一系列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为主题的右翼民粹运动，其本质是民族认同感的重新动员，体现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强劲势头。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经济不平等和身份危机的双重刺激，不少国家的主体族群中均出现程度不同的排他主义、本土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6)林红：《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很显然，身份政治具有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在西方，身份政治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网络上得以极化，“民粹主义者利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并借助互联网成为社会主流语境的条件，在网络空间大肆宣泄自身的不满和反权威、反制度、反精英、平民化的理念，鼓动平民反抗精英阶层来表达自身诉求。”(7)张爱军、王富田：《网络民粹主义：反话语表征与消解策略》，《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1期。受西方身份政治的影响，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也给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的特征在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以娱乐主义的方式侵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空间，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游离于网络社会而难以深入人心。
(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跟进速度缓慢
意识形态具有宏观性，难以针对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人群，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滞后性，难以及时跟进。影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跟进速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虚拟空间所具有的特殊情境。也就是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因情境产生的，这些情境既可以因不完善的制度、法治、规则、程序引发，也可因个人或群体性案件引发，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网民或网民群体原本并无意识形态诉求，但因权力没有及时跟进和解决应有的问题，无意识形态诉求即转化为意识形态诉求。网络权力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跟进缓慢的原因，在于其宏观叙事的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难以被微观的网络个体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从而导致易陷入情境化的网民个体或网民群体反对公共权力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使公共权力信任度降低的同时，也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下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陷入情境化的网民个体或群体就会因其所需解构其中的部分内容，使具有整体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变得碎片化，碎片化的核心价值观加深了价值理想建构与价值现实之间的沟壑，因而，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性和真实性也就成为网络情境化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挑战。
(四)情感极化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亚健康”
情感是传播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动力。网络意识形态传播都是以情感为主，只有激发了网民的情感，才能加速意识形态的传播。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亚健康”是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因情感极化而受到损伤。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宏观性、引领性、主导性等特征，它还与现实意识形态一样，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吸纳性。但网民往往因情感极化的原因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极化，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风险性偏移，从而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封闭化、教条化、绝对化，破坏其开放性、动态性和吸纳性，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偏移性损伤，出现“亚健康”状态。
(五)政治机器人引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飘移”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飘移”是指网络意识形态主体具有变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机器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社交机器人受资本或权力控制应用于社交活动中。受资本控制会产生有利于资本的意识形态，受权力控制会产生有利于权力的意识形态。在一般情况下，社交机器人停留在社交层面，但遇到政治事件时，社交机器人会调整自身角色，变成政治机器人。西方政治选举，就有政治机器人参与其中，通过影响政治舆论进而影响政治选举。政治机器人往往会使政治舆论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色彩，通过意识形态舆论影响政治选举。政治机器人不但生成政治舆论，而且自动生成意识形态，由人所控制的意识形态变成政治机器人自发生成的意识形态，损害了意识形态的主体性，使意识形态主体变成政治机器人。“尤其是网民在健康良性参政议政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因缺少人的基本判断能力，只是机械地屏蔽敏感词而导致网民无法进行健康理性的讨论。在相关议题下，网民不得不采用拼音、谐音、英语、历史典故、隐喻等来讨论政治问题。”(8)张爱军：《网络政治认同异化归因及其优化》，《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政治机器人生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发生漂移，使得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变成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性位移，即现实意识形态具有何种结构，网络意识形态就具有同样的结构。现实意识形态结构调整，网络意识形态结构就会作同样的调整。现实意识形态结构随着时间、时空、时代、实际、权力的调整而调整，网络意识形态结构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其中，权力结构决定意识形态结构，权力更替决定意识形态结构调整。位移是现实向网络的位移，体现的是现实与网络的同质性和不变性。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向网络位移，不可避免地发生量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现实政治结构向虚拟结构位移
结构决定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从政治结构来说，包括政治制度结构、政党结构、权力结构。从制度结构来说，西方政治结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形式，大体包括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制、选举制、权力分立制、多党制或两党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结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结构、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不同体制的政治结构产生和决定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性质决定意识形态结构的性质和内容，且具有宏观性。
在现实政治结构向虚拟政治结构位移的过程中，政治结构呈现新的特征。虚拟政治结构是平面政治结构，平面政治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平面化。现实中介性的政治结构被网络平面化的政治结构所打破，失去了现实政治结构的过滤阀，使政治结构任一组成部分都必须直接面对网络社会，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边缘意识形态主流化的重大风险。具体表现为，在西方冲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冲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进而对现实政治结构产生破坏性作用。
在西方，民粹主义的泛滥使议会制、政党制、选举制直接受到冲击，甚至还存在导致现行民主体制衰败的倾向，“政治民粹化主要表现为反精英社会思潮的蔓延，以及反建制民粹主义政党的建立。从社会抗议思潮向政党组织形态的转变，显示了民粹主义塑造代表性的行动取向。”(9)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代议制更是如此，“从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出发，民粹主义的兴起是代表性危机的结果，即首先不是民粹主义诱发了代议民主的政治危机，而是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催生了民粹主义。基于政党政治的分析视角，政党国家化是民主制度出现代表性危机的重要原因。”(10)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网络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导致西方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不堪重负，使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二)从现实主体结构向虚拟主体结构位移
现实主体与网络主体不变，其相应的内容、结构与功能就不变。现实主体结构包括政党主体结构、国家主体结构、社会主体结构和多中心结构，伴随其后的是政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和多中心主义。虚拟主体结构同样包括政党虚拟主体结构、国家虚拟主体结构、社会虚拟主体结构和多中心虚拟结构，伴随其后的是网络虚拟政党中心主义、虚拟国家中心主义、虚拟社会中心主义、虚拟多中心主义。
现实政治主体结构是真实的主体结构，由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僚和掌握公民权利的公民组成。网络主体一方面把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位移到网络上，另一方面在网络中结成虚拟共同体。公民变成了网民，公民平等变成了网民平等。公共权力与网民形成了虚拟共同体应然的契约关系。现实政治权力结构与公民权利结构受制度、法治、契约、规则、共同体的制约，言行都具有明显的边界意识。网络主体由公民向网民转换，网民的虚拟性导致言行越界。网络技术如同为网民穿上了“隐身衣”和“战斗盔甲”，使网民无所顾忌，可以“自由言说”，网民自以为无所不能，甚至胡作非为，导致网络暴力盛行。
(三)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空间位移
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是单向垂直性结构，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性结构决定的。意识形态来自权力顶层，是从顶层向中层、底层不断传导的过程，传导过程的核心组织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组织主体不是传导主体，而是传播主体，其传播的核心内容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的新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既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也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传导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创新是走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时代与实践的结果，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相结合，而最终形成与传导的机制却是自下而上的。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也会遇到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因制度结构的限制，不具有挑战性，更难以形成抗衡的态势和格局。网络打破现实单向垂直性结构，网络技术在单向垂直性结构存在的同时，又形成了横向平面结构。
(四)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位移
主流意识形态向虚拟空间位移，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无边界性。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社会形态不断更迭的历史，也是意识形态生成与流变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说，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与其相适应的权力与意识形态也不断变化，具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在空间上体现为不断扩展性。“历次科技革命都将重塑国际战略思维。纵观五千年来权力的作用空间从陆地、海洋、空域不断扩展，当国际政治进入多域空间融合时，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无法解释新的国际战略竞争特征和本质，这一巨大的变革正在推动大国谋划适应新变革的战略思维。”(11)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与此同时，意识形态时间延续和空间位移共时性显现，并以空间位移带动时间拓展，“战略思维的重塑牵动战略意识形态对抗。由于意识形态可成为黏合战略联盟的纽带，美国以‘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将意识形态对抗引入科技战略竞争中。”(12)唐新华：《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意识形态与科技竞争互为表里，科技竞争推动意识形态发生空间位移，意识形态保障和维护科技竞争的地位和优势。网络虚拟空间不但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共时性，而且也形成了时间与空间的无限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也因此具有了时间与空间的共时性和无限性，从而使得任何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都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得到迅速漫延，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得以无限性渗透。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但具有量性变化，而且还具有质性变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从质性来说，具有独立于现实意识形态的特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质性变化，使得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既具有不同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又具有不同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量变的特征，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了特殊的关联。
(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虚拟主流意识形态
人类已经进入虚拟时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虚拟性是虚拟时代的组成部分。虚拟性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没有虚拟性，就没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虚拟性贯穿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全过程。没有虚拟性，也就没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其他特征。虚拟性在削弱甚至割断了与现实关联的同时，也削弱甚至割断了人际关系的关联。虚拟性是网络技术的特征，也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网络技术所带来的自由性、平等性、互动性，使得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质疑、批评、攻击、调侃。
(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新型结构的意识形态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新的意识形态，既新在形式上，也新在内容上。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是垂直性自上而下的纵向结构，意识形态由单一中心进行输出，依托权力结构不断传导。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既有纵向结构，也具有横向结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都以横向结构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但是新型的意识形态，而且是新结构型意识形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纵向结构与横向结构的结合，纵向结构有横向，横向结构有纵向，纵向结构又被横向结构截留并分解，并以横向结构为核心展开。核心结构的主体不再是公共权力，而是网民权利。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决定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与过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不再是灌输与传播的过程，而是平等互动的过程，在平等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边界与分流。
(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多中心意识形态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多中心化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又一基本特征。网络意识形态的多中心既是网络技术分流的结果，也是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是单一垂直的意识形态结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多中心结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多中心结构是因为意识形态在网络中不是以系统化形式存在，而是网民、群体、组织各自以情感与偏好对现实意识形态进行部分分解，并在分解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产生“多伊彻瀑布效应”。比如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个字进行分解，或者形成以平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以民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以法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形成以爱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等。这些分解与重构的意识形态体系都具有异质性与独立性。
(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碎片化意识形态
碎片化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碎片化的。快餐式消费意识形态，使得碎片化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碎片从博客开始，微博、微信、短视频又加速了这一碎片化的过程。网络不但信息过载，而且意识形态过载，意识形态过载导致网民的判断任务加重，甚至难以承受。而碎片化意识形态则成为网民减轻负担的首选。
(五)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共识意识形态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共识也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是不断走向共识的过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更是不断走向断裂的过程，与此同时，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去中心化的作用。其中的辩证法在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走向断裂的程度越高，加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诉求越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在具体内容上越是断裂化，在更高更抽象的意义上越是要求共识化。
网络技术把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位移到网络空间，使现实意识形态发生了量性变化，这些变化既具有优点也具有缺点。优点是加速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高了网民的接受效率，有利于稳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缺点在于导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化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制，加剧了政治矛盾与社会矛盾的冲突及割裂。因此，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多方面改进是十分必要的。
(一)技术改进逻辑
技术改进的逻辑就是技术向善的逻辑。对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技术改进的逻辑体现在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建设。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缘起与特征是网络技术带来的，其利弊也是由网络技术带来的，没有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流变与转型，加强网络技术建设就是重中之重的任务。网络技术改进的逻辑就是要完善技术、加强技术伦理建设、加强技术应用伦理建设，使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网民，而不是使网民接受和传播网络意识形态处于癫狂的状态。要明确资本与权力在运用网络技术，不是使网民成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极化的狂欢者。
(二)结构改进逻辑
结构改进的逻辑就是要加强情境化体系建设的逻辑。既然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都是横向结构，要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更加合理，就需要改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横向结构，就需要把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由宏观化变成微观化、由微观化变成情境化、由情境化变成生活化、由生活化变成网络化、由政治话语变成生活话语、由群体话语变成个体话语。无论现实系统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碎片化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都须遵循政治正确和道德制高点生成的逻辑，这种逻辑生成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变，就难以内化为网民内在的言行，或者容易导致言行不一。
以抖音APP为例。抖音是微观化、情境化、生活化的网络意识形态空间，但依然没有变成抖音网民的内在需要，其表现就是把爱国、道德、政治变成流量经济，当成生意去做。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的改进，就是适应网民的生活化逻辑，变为生活化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结构，构建以生活化为中心、以政治常识为底线、以人性为核心、以人情化为线条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改进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构就是建立以网民权利为主体的逻辑结构。
(三)功能改进逻辑
功能改进的逻辑就是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坚持人民至上，及时回应人民的诉求，解决人民在意识形态方面遇到的问题。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决定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围绕公共权力构建的话语体系，之二就是围绕公民权利构建的话语体系。网络意识形态结构既然是以网民权利构建的话语体系，那么就决定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维护、保障、捍卫网民权利，这是宪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具体化的重要机制，更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表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虚拟性使得网民穿上了“隐身衣”，网民失去了外在的法治、规则、共同体的约束，就可能利用虚拟性的“隐身衣”，不断破坏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和边界，把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极化，这一方面破坏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另一方面使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扭曲变形。构建以网民权利为主体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就要完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动态性调整和改进，防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化，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化，防止网民变成网络暴民，煽动敌对情绪和敌对观念。
(四)过程改进逻辑
过程改进的逻辑就是对政治价值不断调整的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横向结构，其横向结构决定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动态流动性。横向结构决定了网络意识形态会不断发生偏移，这种动态流动性的偏移都是即刻发生的，过程、目的、目标偏移破坏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也使得以网民权利为中心的网络意识形态结构受到影响和破坏。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由热点事件、群体性事件、个体性事件引发的，其意识形态舆论过程是不断变化的，网络意识形态的改进必须以事件为中心，及时、有针对性地宣传相关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问题就及时宣传平等，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问题就及时宣传法治。
(五)策略改进逻辑
策略改进逻辑就是以公共权力为主导、以稳定为核心的改进逻辑，也是常规与非常规改进的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维护公共权力为核心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失去稳定性，就会影响公共权力的稳定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公共权力的“皮肤”和“晴雨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破坏，现实意识形态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公共权力的权威性被破坏，降底了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度。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改进策略就是保障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功能、过程的稳定性。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呈现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量性变化、质性变化、结构性变化，那么网络意识形态能不能构成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是显性的，是占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引领地位的意识形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则是被网民各取所需的，被分解与解构的意识形态，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引领地位都受到挑战，但没有被取代，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出现了结构性调整，不能完全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独立的意识形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虚拟性特征又完全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真实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独立的，虚拟性是独立于现实性的。需要指出的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和现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而不是割裂的，虽然发生了量性、质性、结构性变化，但核心内容与实质并没有改变。
网络技术结构、网络主体结构、网络情感结构是形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因素，但从微观来说，这些决定性因素却变成了非决定性因素。微观主流意识形态在同样的条件下发生了变异。在探讨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过程、功能的同时，有必要研究网络微观个体的心理机制。网民的政治心理分化是导致网络意识形态分化的重要因素，网络技术决定论很显然对此解释不清楚，这可能与意识形态极化有关，“人们具有更多样化的社交网络并不会导致更为开放的头脑，反而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党派极化和意识形态的极化。”(13)蒋忠波：《“群体极化”之考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3期。这也与人们的怨恨有关，舍克在《嫉妒与社会》中指出：“怨恨产生于一个人为他人或环境所迫，不得不继续呆在自己所不满意，与自我评价不相称的环境中的时候。”(14)[奥]赫尔穆特·舍克：《嫉妒与社会》，王祖望、张田英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第 217 页。
网民的政治人格也决定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分化。同样是网民，部分网民为何成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其他网民为何成为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主体？网络主流意识形态是新型意识形态。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与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同样都缘于技术，横向结构的主体是部分网民，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却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不同。有研究表明这是因为权威人格与非权威人格不同，“处于相同结构下的个体在接收同样的信息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原因不在外在的结构，而在个体的内在差异。这一差异集中体现在个体的威权人格与意识形态立场之上”。(15)马得勇、陆屹洲：《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不同的人格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网络权威主义人格更容易形成部分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网民的非权威人格更容易形成网络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结构。网络中不同的意识形态具有自我固化和自我极化特征，网络意识形态动机则是在不断固化和极化的过程中保持各自的纯洁性，并通过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其意图和言论。”(16)张爱军：《网络政治歧视:动机、表现及纠偏》，《江汉论坛》，2021年第6期。
网络的情境化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变量。否则，难以理解为何网民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向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转化，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结构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转化。网络情境化也是虚拟情境化，在虚拟情境化的基础上才产生了网民，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现实公民。网民对情境化具有沉浸性体验，相同的情境会产生意识形态同一性和差异性，不同的情境也会产生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仍然与网民政治心理、权威人格、非权威人格有关。但这需要通过实证分析、问卷调查、意识形态测量得到具体化的、细化的结论来加以证明。理论的推导和逻辑的展开只能对问题进行全景式描述，而不能精确到某个个人和群体。
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上的量性调整、质性变革、结构化演变，表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变成新型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如果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成为独立的网络意识形态，就要对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性分析和研究。在这种情景下，公共权力就面临着对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双重构建的任务，也同样需要采取对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重大战略方针。
猜你喜欢网民现实权力我对诗与现实的见解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不如叫《权力的儿戏》电影(2019年6期)2019-09-02网民低龄化 “小网虫”的明天谁来守护遵义(2018年20期)2018-10-19有关公路,网民有话说中国公路(2017年9期)2017-07-25一种基于Unity3D+Vuforia的增强现实交互App的开发现代计算机(2016年12期)2016-02-28权力的网络博客天下(2015年12期)2015-09-23现实的困惑中国卫生(2014年12期)2014-11-12与权力走得太近，终走向不归路清风(2014年10期)2014-09-08唤醒沉睡的权力浙江人大(2014年8期)2014-03-20从虚拟走到现实，有多远？杭州科技(2014年4期)2014-02-27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916/6551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