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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晶晶，班 涛
(1.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前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9064万人，占总人口的13.50%。从城乡之间来看，全国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农村老人的养老模式成为我国当下民生治理的重点问题。
围绕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学界主要有国家中心、市场中心与社会中心3种范式。国家中心范式即提供社会福利是国家应尽的责任，政府应向公民提供统一、均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社会福利。(1)关信平：《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兼论《贝弗里奇报告》的诞生和影响》，载《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2)高振立：《从瑞典福利制度看北欧福利国家模式》，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第3期。(3)[加]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10～20页。然而福利模式因经济滞胀所产生的政府机构臃肿、财政压力过大而陷入危机。(4)黄群超：《试析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困境》，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5)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6)王彩波，李艳霞：《西欧福利国家的理论演变与政策调整》，载《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1期。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学者崇尚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要解决福利危机必须依靠市场(7)傅殷才主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8)[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通过提高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审查标准，鼓励个人自我依赖和购买，强调工作重要性，以市场化和私有化减少国家的福利支出。(9)许晓茵，王广学：《社会保障私有化及其理论基础》，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然而市场主义把社会成员重新抛回到充满不确定性和竞争性的自由市场面前，(10)熊跃根：《论国家、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政策理念发展及其反思》，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而高度的竞争又剥夺了那些在市场竞争中遭到淘汰的“失败者”的社会福利获取权。(11)金玉珠：《社会保障中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市场机制》，载《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5期。此外，社会福利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非排他性，使得单纯额市场机制无法将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故以保守社群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中心范式提出将重心放在社区及个人道德层面，通过对个人道德感的强化、社区网络的建构，强化社群组织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作用，以克服因福利供给过度市场化导致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和疏离趋势，(12)周缘园：《“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载《理论界》2013年第6期。认为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应扮演社会伙伴角色，而不是充当“社会保护人”(13)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载《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14)[英]安东尼·吉登斯，郭忠华：《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但实践中社会力量的供给能力受存疑。
这3种范式都因秉持单一的福利供给主体原则而受到诟病，后续研究者逐渐转向了福利多元主义与福利治理的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积极倡导福利多元主义，认为福利供给主体来源越多，越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15)林闽钢：《福利多元主义的兴起及其政策实践》，载《社会》2002年第7期。(16)彭华民，黄叶青：《福利多元主义:福利提供从国家到多元部门的转型》，载《南开学报》2006年第6期。福利治理主张政府、市场、社会与家庭之间展开合作，以网络化的合作作为机制，实现共同治理，(17)韩央迪：《从福利多元主义到福利治理:福利改革的路径演化》,载《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其强调政府在承担必要的福利责任的同时，改变以往过于强势、支配、控制的角色定位，以一种协商政治和协商治理的方式，让渡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支持其他主体发挥作用。(18)陈周旺：《福利治理为什么重要：超越福利国家模式》，载《行政论坛》2021年第4期。而治理的关键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其实现机制在于通过社会福利主体间良性关系的建构。(19)雷雨若，王浦劬：《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然而在理想型上福利治理的成功是以具有自主性的政府、专业的市场、能动的社会与家庭为基础的，但其对在实然层面这些主体的各自福利供给能力以及互动关系并进而如何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有效协作探讨的不多，对此需做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在此研究脉络下，本文再援引嵌入性理论。嵌入性最初由波兰尼提出，原指经济体系的运作受社会体系影响，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强调组织经济行为与社会体系各方面不仅存在双边联系，而且是多边联系。(20)兰建平，苗文斌：《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载《技术经济》2009年第1期。(21)杨玉波，李备友，李守伟：《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后续研究者又将其从新经济社会学领域运用到组织领域，并提出了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与多边嵌入性等概念，(22)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23)侯仕军：《社会嵌入概念与结构的整合性解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嵌入性理论的核心在于经济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的塑造。综合福利治理与嵌入性治理的双重理论视角，本文提出嵌入式福利治理视角，用于阐释不同的农村养老实践模式，这源于养老服务模式即是一套组织体系，需考察其组织体系运作所嵌入的社会基础，尤其是要考虑普通中西部农业型的社会基础条件。通过此概念，一是明晰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应以社区为主位，二是厘清多元主体间的责任边界与配合模式，即形成在发挥国家自主性、市场专业性、社会能动性与家庭积极性的基础上的多元参与格局。由此，便可将实践中的农村养老模式划分为行政福利型、资本产业型、自组织互助型三种类型，比较如表1。
表1 农村养老模式的类型比较
(一)研究方法
笔者与武汉大学265名师生于2021年9月13～21日分别奔赴湖北、湖南和河南3个省开展“一老一少”实地调研，按照各省各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村庄规模、人口结构分别选取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县、镇、村，共选取中部3个省、10个县(市、区)、29个乡镇和街道，笔者调研的地方是湖南常德市W区的城区与两乡一镇，本文主要运用此次调研的老年人部分与农村部分的数据与访谈资料以此理解农村养老问题。(24)本次所选择的调研地点为河南洛阳市H区、河南洛阳市Y县、河南信阳市G县、湖北恩施州E市、湖北荆门市S县、湖北黄石市K县、湖南常德市W区、湖南长沙市C县、湖南衡阳市Z县。遵循学术惯例，本文对具体地点做了化名处理。在实地调研中，笔者主要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收集资料，在代表性乡镇和村计划收集150～180户老年人住家户的样本。最后，共计回收有效问卷59152份，有效率96.44%；
老年人住家户入户问卷5494份，有效问卷5485份，有效率99.84%。另外，此次调研对财政、民政、医保等政府部门以及社区、养老机构、敬老院、老年人协会、护工与老年人等展开了深度访谈。
(二)数据情况
1.60岁及以上人群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华中三省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1岁，湖南省和河南省平均年龄相差2.16岁，河南省老年人平均年龄最高。未受正规教育、小学或私塾教育和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各占1/3，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老年人有3.77%(表2)。湖南省老年人教育水平最高，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年人占82.20%。河南省老年人教育水平最低，在未受过正规教育的老年人中，河南省占比最高(48.11%)。婚姻状态中，已婚且与配偶一同居住的老年人超过2/3，其次是丧偶的老年人，超过1/4。户口不在本地的老年人近10%。三省间，湖南省户口不在本地的老年人占比最高(15.68%)。异地居住的老年人中，主要是为了帮助子女，约占1/2，其次是为了工作，占1/5，为了寻求子女照顾的占1/10。大部分老年人是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空巢化”老年人的精神情感需求凸显。此外，老年人丧偶比例占到四分之一，这意味着随着其丧失自理能力，其生活照料需求变得凸显。
表2 华中三省老年人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表2(续)
2.60岁及以上人群家庭的人口社会学特征
华中三省老年人家庭常住人口数平均为3.53人。3个省间，河南省老年人家庭常住人口数略高于其他两省(表3)。老年人拥有成年子女数平均为2.55名，河南省最高，为2.98人。老年人与子女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打电话，约近2/3；
其次是见面，约为1/3；
几乎不与子女联系的老年人仍有1.19%，尤其以湖北省最为突出(1.44%)；
其他情况包括失独老人或是孤寡老人，占2.94%，以河南省最为突出(4.13%)。通过对老年人的家庭情况统计可知，老年人与子女面对面的互动频率偏低，主要依靠打电话进行交往，由此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成为问题。
表3 华中三省老年人家庭基本情况
行政福利型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是在行政主导下呈福利化运作，福利化主要是从服务供给水平与费用承担主体两个维度理解。实践中福利化运作包含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为其提供休闲场所与设施。此外还有针对特困户五保户的福利院，后者更多是政府为农村特定人群提供的兜底保障，本文所探讨的行政福利型农村养老模式主要是前一种类型。
(一)行政福利型模式的运作逻辑
首先，高福利服务供给。日间照料中心的服务事项齐全，包含午餐、接送、看电影、玩棋牌、体检、旅游、购买意外保险等。另一方面服务免费，即农民家庭不需要自己出钱，所需的费用都由政府负担。其次，高成本运作。工作人员多，除了固定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志愿者服务人员,整个组织体系的复杂运作导致运作成本较高。最后，行政化导向。其一，时间规定性强。有的养老服务中心每天上午8点半开门，下午4点左右关门，这与老年人的生活作息不相符。其次，对老年人的行为规训强。老年人不能随地吐痰、上厕所要记得冲、不准打赤膊进来、不准大声喧哗。这让老年人在里面感觉到不自在不放松。最后，服务对象的限定性。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规定只有拥有本社区户口且年龄在70岁以上的才可以进来，由此将那些低于70岁与其他社区的老年人排斥在外。
(二)行政福利型模式的效度评价
1.村社集体经济脱嵌
行政福利型农村养老模式的投入成本高，这就对社区集体经济能力提出了高要求。社区集体经济在集体普遍退出直接经营之后主要依靠的是特殊区位的地租经济，但区位优势主要集中在少数的东部工业发达的农村。对于大部分中西部农业型村庄而言，没有区位条件，集体所掌握的土地山林等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不高，因而集体经济普遍薄弱，相当比例的村庄属于空壳村，不少村庄的运转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因此其负载高成本的养老供给颇为困难。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日益艰难，其尚能维持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扶持，然而一些效仿其成立类似的福利化的养老服务中心在没有造血能力的情况下已陷入维持不下去的境地。
2.养老需求错位
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在其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他们希望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能够有人说说话，吸引他们的并不是高大上的服务，而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生活与共同记忆的人。他们并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服务，更希望的是能参与进来，在重阳节、春节等晚会时参与他们自编自演的节目，虽然艺术水平不高，但只要能让其他人开心快乐，目的就已经达到了。老年人不需要各种现代设施，物理空间不需要装修的豪华，关键是他们在这里时感觉到舒心自在。实践中行政主导的福利化供给在服务上带有行政输入的印记，而行政输入时更多是将城市中产家庭的老年人需求植入到农村，这就与农村老年人的情况不相匹配。同时行政输入的养老服务着眼于向上负责，即更多考虑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图，考虑的是怎么做出亮点与政绩，这就会使得其运作偏离实际情况，上文中的养老服务中心所建的不少设施都处于闲置状态，各种功能室也没有怎么用过，资源的闲置率高。此外，由于设定了各种门槛与条件，导致老年人因为不愿受到规训约束从而过来玩的积极性并不高。
资本产业型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是资本主导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养老模式的产业化运作。这一养老模式依据资本兴办的养老机构瞄准的服务人群定位的差异而提供的服务水平可以分为高端型与普惠型，前者所瞄准的是经济能力强的群体，即主要是有退休金与社保的单位职工，后者则针对的是一般条件的家庭。
(一)资本产业型模式的运作逻辑
首先，高资本投入。夕阳红是湖南省常德市W区规模较大面向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群的民办养老机构，夕阳红有两期，计划总投入1.2亿，目前总共已经投入8000多万。目前夕阳红总共有工作人员37人。与夕阳红机构定位于高端群体不同，嘉乐园寿星公寓定位是普惠型养老机构，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公益工程，总投入在2600多万。可见，这些企业主导的养老机构资本投入都比较高。其次，强政策扶持。政府的扶持包含前期的投入、后期的运转与护理人员的补贴几个方面。W区每年将福利彩票公益金的55%投入养老事业建设，2020年该项投入资金达300万。不仅如此，市区财政还按照1∶1配套投入补贴资金。红十字会、其他慈善机构等每年都有几十上百万的支持。再者，产业化服务。基础设施的水平高，相关人才的服务专业化。武陵区嘉乐园宣传为老年人依照“五心级”服务标准为老年人提供护理、餐饮、评估及亲情关爱服务，机构配备专业的社工队伍，每天为老年人安排日常精神文化活动，心理咨询及辅导，设有护士站，为老年人进行全面的护理评估，制订健康档案，每天测量血压、定时发药、病情跟踪观察、急病救治等。最后，高收费与高闲置率。大部分养老机构的自理老年人收费超过1500元/月，而失能老年人收费超过3000元/月，这些收费都超出了城乡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由此导致其床位闲置率高。以河南周口H区14家民办养老机构为例，其共有1123个床位，实际入住623位老人，床位空置率在58.6%。
(二)资本产业型模式的效度评价
1.脱嵌农民家庭承受能力
对于中西部普通家庭而言，成本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首要条件。首先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没有退休金或社保。湖南省常德市W区下属的N乡居民购买社保和失地保险人口数3500人左右，即仅占总人口的10%左右。老年人作为边缘劳动力难有捕获正式就业的机会，从而其很难为自己积累一定的养老资源。其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年轻人进城比例增多，其小家庭需要在城市开展家庭再生产，收入水平不高，但经济压力大，在常德市一般工资水平在3000元左右，两夫妻仅能勉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子代在自身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很难向父代反馈，对此父代也表示理解，他们认为子代很不容易，负担不轻。调研中多数农民家庭所能接受的全失能的照料费用不超过2000元，这与市场上的养老机构普遍存有差距，将老年人送到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难以承受。
2.资本下乡与过度产业化
调研中不少资本都在积极布局农村养老产业，地方政府的规划中也将养老产业化作为重点发展的方向，为此政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常德市W区政府原来经营着敬老院，后来的做法是向民办养老机构支付一定的费用，将政府负担的五保户移交给养老机构，带来的潜在问题是资本对养老市场的垄断进而掌握了定价权。资本将农村老年人群视为潜在的客户，随着老龄化的发展，资本将之视为商机，由此不断增加供给，然而在农民家庭受制于能力的情况下其需求水平处于低度状态，最终造成过度产业化下的养老服务供给过剩。当机构陷入亏损就会选择停办，这就会对养老市场秩序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3.资源配置效率低和市场失灵
资本主导的产业化农村养老模式的运作试图凸显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实践中市场却陷入失灵的困境，资本兴办的养老机构普遍处于床位空置率高的境地。市场之所以失灵在于真正具备进入市场养老机构的农民家庭所占的比例很低，这部分家庭属于农村的精英阶层，而绝大多数家庭条件一般，他们无力负担，由此导致需求曲线处于无弹性境地。随着布局农村养老产业的资本增多，供给水平一直处于上涨的状态，其与需求之间的差距随之不断拉大，相应的市场养老机构的运行情况就处于比较堪忧的状态。
自组织互助型农村养老模式的内涵是依靠社区内生力量自我组织的养老模式。互助养老可分为针对具有自理能力的通过成立老年人协会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即相互间提供情感支持以及针对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由社区内部力量提供照料服务。本文所探讨的互助养老主要指的是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而形成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模式。自组织的主体包含基层组织、老年人协会、乡贤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基层组织。
(一)自助制互助型的运作机制
1.内生力量驱动
自组织互助型农村养老模式依靠的是社区内生力量，其模式是组织具备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组织的主体是社区集体与老年人协会等。从社区走出去的乡贤对此进行一定的赞助，社区利用春节乡贤返乡将他们召集起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并向他们募集资源。此外，社区内生互助养老的运转成本低，一年2万～3万元就可以，资金筹措除了向乡贤募捐之外，村集体也会向上面争取。河南省郝堂村的做法是利用互助金融，即通过入股的形式向老年人筹措资金再转借出去产生利息，利息的积累用于开展养老服务。湖北省恩施A乡J村的互助养老服务中心，包含党员19人，退休公务员4人，退休教师4人，退休村干部8人，由此实现对有名望有空闲时间有积极性的老年人资源的激活，他们成为村庄互助养老得以开展的关键的组织者与动员者。
2.依托社会信用体系
自组织互助型农村养老模式的长处是不用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从而使得农民家庭能够低成本地享受养老服务，其实现机制是依托社会信用体系所建立的时间银行。时间银行的内涵是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服务的时间可储蓄下来，待到低龄老年人随之年岁的增长其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要求别人为其提供养老服务，关键是养老服务的提供与未来的享受之间存有时间差，即对于提供服务的主体而言其回馈具有延迟性。时间银行的维系关键在于社会内生的信用体系，即那些提供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对以后自己能获得养老服务有着长久预期，他们对此保持信任，从而愿意提前服务并其回报延后。时间银行的运作由社区将低龄老年人的服务时长记录下来录入系统，并且社区在中间将有需求的高龄老年人与愿意提供服务的低龄老年人连接起来，当服务对象与服务提供方之间出现矛盾时也是由社区出面协调解决。
3.非正式化与运作成本低
自组织主导的养老模式呈非正式化运作。首先社区与老年人协会的产生都是定位与回应老年人的需求，其次提供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其身份并非是专职的而是兼业型的，他们多半是自己要在家照顾孙辈或高龄老年人而走不开，其没有多少专业知识，更多凭借的是传统经验来提供服务，其优势是他们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市场的陌生人关系，而是相互熟悉了解，这为他们与服务对象沟通从而更好的提供服务提供了条件。由于提供服务主体与服务之间存在社会关联，这就降低了社区组织对养老服务质量的监督成本，其更多依靠的是社会评价与个体的良心道德，在提供服务的主体看来他们会将心比心，将服务对象视为自己的家人，同时其服务提供情况还遭受着社会舆论的评价，这些内生的监督机制比正式的外在监督机制的效果要更好。
(二)效度评价
1.过度嵌入与社会失灵
互助养老的实现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之上，即村民间的社会关联度高，村民间彼此有着长久的预期的信任，这就要求乡村社会保持传统的乡土熟人社会性质，然而随着乡村社会的流动与开放，原有的熟人社会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务工经济的兴起与城市化的发展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是，首先市场理性渗入乡村，原有的村民间的厚重的人情观念趋于弱化；
其次村庄人口的外移，村民间的社会关联度趋于下降。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依靠社会内生信用体系维系的互助养老面临困境，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介入进来从而对时间银行的运作机制进行重构的做法，即政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时间银行纳入大数据系统进行管理。自组织主导的互助型养老陷入困境的原因在于对乡村社会基础的过度嵌入，即当前乡村社会基础无法支撑内生的互助型养老的长期维持，从而意味着依靠社会力量也会陷入社会失灵的境地。
2.服务事项间的可通约性低与供给水平弹性大
互助养老服务将低龄老年人提供的服务储存起来，但问题在于养老服务不同于一般服务，首先是打扫卫生与给老人擦洗身子按摩等，两种服务事项的劳动强度与难易程度存在差距，因此都依照服务时间将其储存起来并不合理，其次相同的服务时间，但服务质量不同，而如果都依照时间计算同样也不合理，实践起来对养老服务的精准衡量难以做到，要想实现就会增加运作成本。不仅如此，由非正式的护理人员提供的养老服务因为其本身没有多少专业技能与对服务事项的契约约定，从而在服务供给上较为弹性，这就取决于护理员的自身因素，由此使得服务对象之间所能获得养老服务供给的质量存在一定差异从而服务供给水平呈不均衡分布。此外，自组织的互助养老还存在潜在的风险，即要在养老服务过程中产生意外的责任分摊问题，尤其是照顾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时因为护理人员本身并不专业而带来意外的发生，当无法协调的话就会引发护理人员与护理对象的纠纷，进而让其他提供养老服务的人员产生顾虑。
针对上述模式的不足，本文认为农村养老模式的可行出路是社区嵌入式半市场互助养老，即由社区统筹构建半市场互助养老，同时通过政府的资源嵌入、市场的专业嵌入、积极分子的社会资本嵌入、基层医疗机构的知识嵌入，由此实现以社区为核心，其他多元主体在实现多边嵌入的基础上参与进来。
(一)多边嵌入式半市场互助养老的运作逻辑
1.半市场互助养老
社区推动的互助养老的内涵是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作为护工来源于本社区且是兼业型的，但因为村庄社会的流动开放，其不同于依靠内生时间银行的做法是需要支付一定的现金，即在利用互助形态的基础上融入了市场属性。半市场在于由于服务主体与对象之间有着社会关系，得益于社会关系的润滑，服务主体的要价并非完全依照理性的市场标准而是在兼顾人情面子的基础上适当降低价格，由此成本较低。在湖南衡阳市Z县M乡半市场互助养老下的收费取决于双方关系的亲疏远近，一般照顾失能老年人的费用每月在2000多元，低于市场价的一半左右。社区组织在此过程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居间的协调者，其要协调的是针对养老服务提供中的风险进行约定，对于可能存在的拖欠或不给工资的情况进行监督以及对双方所遇到的其他纠纷进行调解。
2.多边嵌入
首先，政府资源的精准嵌入。一是前期在基础设施与床位上的投入，特别是围绕高龄失能老人的集中供养；
二是在后期的运作上也需要政府一定的扶持，由此降低农民家庭负担，从而让农民家庭能承受得起。政府的资源投入要与社区需求相契合，即在发挥社区主动性以对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充分动员组织的基础上瞄准社区所急需的进行投入。其次，民办养老机构的专业嵌入。社区与这些机构对接由这些机构负责对兼业型的护工进行培训，让他们习得一定的专业技能从而能更好的提供养老服务。从服务对象的特质来看，那些失能老人的照料与护理需要一定的技能与策略以及针对护理对象应该提供哪几种类型服务，同时怎么更好的开展工作与提高效率。再次，积极分子的社会资本嵌入老年人内部都有一定比例的积极分子，他们对参与公共事务很热心，为此社区可将其组织动员起来。他们能够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在服务过程中，他们自己收获的是成就感与价值感。最后，基础医疗机构的知识嵌入社区与基层医疗机构特别是街道或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对接，由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这种医疗服务是基本层次的，当老年人遇到大病等情况时再转到更高层次的医院治疗。
(二)多边嵌入式半市场互助养老模式的优势之处
1.低成本、高质量
社区统筹、多边嵌入的养老模式通过对社区内生人力的组织动员并整合多元主体的资源优势能够实现对养老服务成本的降低。然而成本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所提供的养老服务是低质量的，相反由社区统筹，因为护理员与护理对象之间有着社会关系的润滑，人情面子在其中起着作用，由此推动着护理员对服务提供的注重，护理员在照料的同时还会与护理对象聊聊天说说话从而为其提供一定情感支持。同时护理对象在社区内开展养老，这一环境是其熟悉的，护理员是其熟悉的，这让护理对象感觉到比进机构要舒服自在。然而对这一模式的养老服务质量的理解更多是以农民家庭所付出的费用能够获取的市场养老服务为参照的，其自然不能与高端化的市场养老服务相比较，但后者是建立在高成本基础上的，同时前者具有公共性，而后一种市场化养老是私人化的，前者服务的是普通的农民家庭，后者则瞄准的是精英群体。
2.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
农村养老无法依靠单一主体而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关键是要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对于国家而言，其要超越于众多的利益团体之上而秉持公共性，因而其并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也不应将重心放在对资本的扶持上而是转向对社区组织的扶持与对其能力的培育上，从而将公共资源最优化与最公平的配置。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社区内部而言，关键是那些积极的低龄老年人，他们具有社会资本优势，有着为大家服务的动力，他们希望老有所为，在此过程中能够收获成就感与价值感，因此对这部分主体要充分组织动员，他们是社区的重要助手，社区需要这部分力量的配合参与。除了积极的低龄老年人，从社区走出去的乡贤同样是重要的力量，社区应加强与他们的互动，不仅从他们那里获得资源，还要从他们那里听取有用的建议。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其开办养老机构是市场主体的理性抉择，对此应坚持自负盈亏的原则，由市场对其进行筛选，同时农村养老模式可以运用市场机构的专业优势，从而提升农村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对农民家庭而言，社区统筹、多边嵌入的养老模式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撤出与责任转移，相反不仅养老费用需要家庭承担，这是家庭应负担的责任，同时农民家庭的参与还包括与社区及护理员互动从而形成配合以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随着老龄化的深化，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凸显，尤其是缺乏正式社会保障的农村老年人。然而单纯依靠家庭养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代际间的居住分离以及子代小家庭再生产的压力使得子代向父代进行反馈很有限，因此需要探索农村养老的出路。实践中形成了3种主要类型的农村养老模式，即行政福利型、资本产业型与自组织互助型。依照嵌入式福利治理视角，上述3种农村养老模式中前两种存在脱嵌于社区经济基础与农民家庭能力的问题，后一种则是过度嵌入社区的社会基础，现有的村庄社会基础无法支撑内生互助型养老模式的持久运作。对此本文提出的农村养老的可行出路是构建社区统筹、多边嵌入式的半市场互助养老模式，即由社区统筹将互助养老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同时政府、养老机构、社会力量与基层医疗机构等多元主体也嵌入进来发挥其优势，从而在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性与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运作。
现阶段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尤其要注意的是首先切忌国家进行兜底，事实上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紧张与社区集体经济的薄弱都无法长期的支撑福利化运作，同时养老服务并不仅仅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有其责任边界，否则就会陷入保姆式政府的困境。其次，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而言，因为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正在经历艰难的转型，年轻人正在朝着完全城市化迈进，这决定了在家庭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子代的资源的流向主要是向下输送，站在农民家庭主位角度来看，养老不能由资本主导以及养老不能过度产业化，即应将养老视为公共品，由具有公共性的组织来提供。养老的过度产业化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公共资源流向私人化的资本，以及国家通过对民办养老机构的扶持，让少数的精英群体受惠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国家受到资本与精英阶层的裹挟从而其自主性弱化，而实际上国家应该更多考虑的是普通农民家庭，应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受益。农村养老服务的承接主体应落在最基层一级的组织上，由他们对内生力量进行组织动员，再援引国家力量与其他主体的资源，由此福利治理构成了基层组织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提升基层组织的福利治理能力是接下来农村基层组织能力建设所要关注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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