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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辉，曹爱红，吴慧珍，张静娴，闫淑君
（1.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 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中国国家公园的资源保护、利用与发展，是政府管理部门、社区居民、企业经营者和生态旅游者等利益主体共同参与进行的，涉及诸多利益主体矛盾冲突、协调均衡和互惠共赢的复合博弈行为，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中国国家公园的定位、建设模式以及发展方向[1]，将国家公园等所有自然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避免各个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规划重叠、功能交叉定位的问题，解决之前保护地存在的“多头管理”、职责不明、权责不清等弊病[2]，为解决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是中国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分析伴随世界各国国家公园与生态旅游的实践和发展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实践探索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生态旅游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社区参与对于可持续生态旅游发展至关重要[3-4]，由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和生态旅游目的地系统都是多主体、多目标、多层次的复合关系[5-7]，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国家公园、保护区、生态旅游对社区是排斥还是促进，对文化是侵蚀还是尊重，对产业是替代还是互补[8-10]？有效的监管体系可以增加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监管工作的信任和支持[11]，合理的公众参与也许是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10]，但在如何明确参与主体、参与动机、参与原则、参与领域、参与方式[12]时，评估与分析利益主体的管理综合效果，不同的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和结论[4,9,13-14]，如Chen等[15]就认为资源开发需求的异质性是导致利益相关者冲突存在的主要原因。在理论创新方面，系统动力学、价值共创DART（value co-creation）模型、博弈论等分析方法都是此领域研究的新探索和有益尝试[16-20]，演化博弈理论有助于中国三峡国家公园政府、企业和社区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17]，定性比较分析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法研究发现境外的46个国家公园与社区冲突和制度安排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且可归纳出相似发展路径[21]，法国国家公园重要优化路径在于分时分层地建立利益共享协调机制从而满足了利益相关者诉求[22]。中国正处于国家公园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在社区发展、集体土地管制、管理制度设计等利益相关领域，中国学者已进行了不少积极的研究和实践[1,2,23-24]，但国家公园试点区域内利益相关者研究成果仍较为欠缺，分析方法仍有较多探索空间。
随着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将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为了更好地分析各利益方的诉求，构建合理的利益协调制度，需要研究更多的理论可能、思路方法或实践经验来分析中国国家公园利益主体内部的逻辑关系。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理论，通过构建“政府—企业”“企业—社区居民”“政府—社区居民”这三组博弈模型，利用雅克比矩阵来分析对国家公园行为影响力较高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社区居民之间的博弈关系[6,9,19]，探讨不同条件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均衡点及稳定性问题，描绘利益主体的演化相位图，从而丰富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国家公园后续阶段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武夷山国家公园区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 段 东 南 麓，东 经117°24′13″～117°59′19″，北 纬27°31′20″～27°55′49″，森林覆盖率为87.86%，属中亚热带气候，四季气温较均匀、温和湿润，年均气温约17℃～19℃，年均降水量约1 684～1 780毫米，是福建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相对湿度高达85%，雾日在100天以上。武夷山国家公园总面积1 001.41平方千米，划分为特别保护区、严格控制区、生态修复区和传统利用区四个功能区，园区国有土地面积334.51平方千米，占总面积比例的33.40%；
集体土地面积666.90平方千米，占总面积比例的66.60%。
武夷山是“儒、释、道”三教名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也是地球同纬度地区保护最好、物种最丰富的区域生态系统，在世界国家公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并拥有较高的自然保护、科研开发和休闲游憩的价值。2019年武夷山生态旅游收入363.66亿元，旅游接待总人数1 625.66万人次。
武夷山国家公园采用中央委托省级政府代管模式，土地权属和自然资源情况较复杂，相关利益主体较多，特许经营和多元化资金机制情况特殊（图1），不仅涉及区域内协调，还包含省级乃至跨省的协调合作问题[25-26]，在国家公园集体林地地役权利益协调、责任人员统筹和职能安排、社区居民（茶农）自然资源依存与协调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2,26]。
图1 武夷山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管理关系
2.1 政府—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2.1.1 研究假设1
（1）武夷山国家公园属于中央委托省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人员统筹、交叉任职的制度安排（福建省林草局副局长兼任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武夷山市副市长兼任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乡镇长担任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站的站长或执法大队大队长）进行省、市、乡、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管理（以下简称政府），政府对国家公园相关经营企业进行属地监督和业态监督，政府对企业有两种策略：有补贴监督和无补贴监督（以下简称有监督和无监督）；
经营企业应对政府有两种策略：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传统旅游开发模式。
（2）假设政府采取有监督策略的概率为x（0≤x≤1），无监督策略的概率为1-x。企业采取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概率为y（0≤y≤1），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概率为1-y。政府在有监督策略下，M1为实现的社会效益，C1为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W1为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企业在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策略下，L为发展收益，C3为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3）社会舆论对国家公园及相关企业的关注度较高，如2020年1月农夫山泉被举报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毁林取水”事件[27]，为充分考虑这方面的影响，在利益相关方的演化博弈过程中，引入社会舆论监督的条件要素。假设B1为开发的基本收益，B2为企业在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在舆论监督条件下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由此为政府带来的附加收益，S为企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基本收益，C2表示政府无监督时的受损成本。
2.1.2 模型矩阵构建
根据研究假设1，可知在“政府—企业”博弈关系中，企业应对政府的“有监督”或“无监督”举措有“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或“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不同策略选择，综合形成博弈结果矩阵，见表1。
表1 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矩阵
2.1.3 模型分析
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11和U12：
政府选择有监督和无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21和U22：
由公式（1）、（2）可以得出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由公式（3）、（4）可以得出政府选择监督策略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公式（5）、（6）构成了该博弈系统的复制动态系统。Friedman[28]提出局部均衡点稳定性的分析可以用雅克比（Jacobi）矩阵来检验该博弈系统是否处于稳定状态，通过观察行列式detJ和迹线trJ，可以评估均衡点是否稳定。如果detJ＞0，trJ＜0，则相应的均衡点具有局部渐近稳定性；
如果detJ＞0，trJ＞0，则相应的均衡点不稳定；
如果detJ＜0，则相应的均衡点位于鞍点[17,29-30]。
若策略（有监督，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为均衡稳定点，将(1, 1)代入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所涉及的参数均大于0，当L-C3-S＜0时，也就是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发展收益（L）小于其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基本收益（S）与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付出的机会成本（C3），为保证其自身利益，企业将不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因此，要想让该博弈系统向（有监督、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演化，则必须保证L-C3-S＞0。
基于以上条件可得：(L-C3-S)＞0，要想保证detJ＞0，则(C1+W1-M1-C2)＞0，此时trJ=(C1+W1-M1-C2)+(L-C3-S)恒大于0，detJ＞0, trJ＞0，该博弈系统的均衡点不稳定。由此可知，在现有条件下，武夷山国家公园经营企业在政府—企业之间的博弈过程中，无法通过自身的演化博弈实现企业的稳定经营状态，此时需要外来力量进行干预使该系统达到均衡稳定的状态。
2.1.4 研究假设2
进一步增加“外来力量”假设条件，在研究假设1的基础上加入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奖惩措施，若A为中央政府对博弈方都履行义务的奖励，D为中央政府对其中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惩罚，E为中央政府对两方都不履行义务的惩罚，可进一步得到以下“政府—企业”博弈结果矩阵，见表2。
表2 中央政府干预下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矩阵
2.1.5 模型分析
在中央政府介入下，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11和U12：
政府选择有监督和无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21和U22：
2.1.6 均衡点分析
由公式（9）、（10）可以得出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由公式（11）、（12）可以得出政府选择有监督策略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对公式（13）、（14）进行分析使得博弈主体有进化稳定策略，得到
如果政府以x=x*的水平对企业进行监督时，企业无论选择哪一种策略的收益都没有区别，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无法达到稳定均衡的情况；
如果政府以x＜x*的水平选择监督时，企业将会从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转变为传统旅游开发模式；
D-E＞0也就是中央政府对其中一方不履行义务的惩罚大于中央政府对双方不履行义务的惩罚，此时企业会选择发展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来避免更大的损失，此时y=1是均衡稳定状态；
反之，若D-E＜0，y=0为均衡稳定策略。但是要使得武夷山国家公园区域得到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要满足D＞E，即当D越大时，x＞x*这个条件越容易达到，也就是当中央政府给予企业的惩罚力度越大，越容易达到均衡稳定状态。
2.1.7 稳定性探讨
假设以上博弈矩阵中的参数均大于0，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矩阵中，双方演化博弈的局部均衡 点 有5个，即：A(0, 0)、B(0, 1)、C(1, 0)、D(1, 1)、E(x*,y*)。根据系统稳定性的条件：detJ＞0，trJ＜0，对5个局部均衡点进行稳定性探讨以确定在中央政府介入下该演化博弈模型实现均衡稳定策略的条件[30-31]。
由公式（13）、（14）得该系统的雅克比（Jacobi）矩阵对应的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以上5个均衡点所对应的detJ和trJ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该演化博弈模型的稳定策略与企业的收益（B1、B2）无直接关系，所以所有的均衡点均取决于企业的决策。如果要达到均衡点D(1, 1)，则需满足以下条件。
表3 中央政府介入下政府—企业系统雅克比矩阵detJ和trJ的结果
此时，分三种情况讨论：
定理：当且仅当在情况1、情况2时，“政府—企业”这一博弈系统才存在唯一的ESS点，且是D(1, 1)。情况1、情况2、情况3的复制动态相位图如图2（a）所示。
图2 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三者之间的复制动态相位图
由定理可以得出中央政府奖惩机制（惩罚金D、E与奖励A）的范围，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政府与企业的演化博弈系统中，仅靠系统博弈双方自身的演化博弈无法实现目标策略的均衡稳定（监督，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也就是说双方博弈无法使国家公园的发展利益最大化。此时，引入中央政府的奖惩机制，这样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政企双方博弈系统就能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均衡稳定状态，从而使得武夷山国家公园实现最有利的发展。在该博弈系统中，政企博弈模型的稳定策略与企业的收益（B1、B2）无直接关系，所有均衡点的条件均取决于企业的决策，此时可以通过政府有监督时对企业的补贴（W1）来降低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所付出的成本（C3），使得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更加容易；
同时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能够获得的发展收益（L）越大，则其选择参与的概率也越高；
对于政府而言，有监督时能够获得的社会效益（M1）将会影响政府的监督力度。对于政、企博弈双方，中央政府对于二者的奖励（A）和惩罚（S）的力度将改变双方的选择策略，从而影响该系统的演化方向。
2.2 企业—社区居民演化博弈分析
2.2.1 研究假设
（1）在策略选择方面，企业可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或是传统旅游开发模式；
社区居民可选择参与或者抵制。
（2）假设社区居民选择参与的概率为x（0≤x≤1），抵制的概率为1-x。企业采取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概率为y（0≤y≤1），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概率为1-y。
（3）假设A表示社区居民的基础收益；
D表示社区居民参与时的机会成本；
G表示社区居民参与时社区设施、环境的改善；
H表示对社区居民抵制时，社区居民的其他获利。
（4）I表示企业的收益；
R表示社区居民参与时，企业维护环境、用工等的额外收益；
P表示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所付出的公园环境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本，也表示社区居民福利的增加；
T表示企业发展遭到社区居民抵制时所付出的代价；
F表示企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对环境生态造成破坏时，政府的罚款，同时这些罚款将作为社区居民参与环境维护的补偿。
2.2.2 矩阵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可得以下社区居民和企业的博弈矩阵（表4）。
表4 社区居民与企业的博弈矩阵
2.2.3 模型分析
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31和U32：
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和抵制策略的期望收益U41和U42：
2.2.4 均衡点分析
由公式（20）、（21）可以得出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由公式（22）、（23）可以得到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时的动态复制公式为：
对公式（24）、（25）进行动态分析，使得博弈主体有进化稳定策略，可得由此可以得到企业—社区居民演化博弈矩阵的局部均衡点为：A1(0, 0)、B1(0, 1)、C1(1, 0)、D1(1, 1)、E1(x*,y*)。
由公式（20）～（23）可得该系统的雅克比（Jacobi）矩阵对应的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以上5个局部平衡点所对应的行列式和迹的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企业—社区居民系统雅克比矩阵detJ和trJ的结果
2.2.5 稳定性探讨
依据系统稳定性的条件：detJ＞0，trJ＜0，对5个均衡点进行稳定性探讨，另外假设本文博弈矩阵中的参数均大于0。
若G-D-H＞0，则恒有F+G-D-H＞0；
同理若F+G-D-H＜0，则恒有G-D-H＜0。若G-D-H＜0，则F+G-D-H的符号不确定。所以，当G-D-H＞0或F+G-D-H＜0时，只需讨论F-P是否大于0。在以上条件下，只需讨论以下四种情况（表6）。
表6 企业—社区居民系统的局部稳定分析结果
情况1：当F+G-D-H＜0，且F-P＞0或F-P＜0，系统会向（抵制，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演化。当政府对企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罚款（F）和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能够得到的社区环境改善、设施完善等利益（G）之和小于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机会成本（D）和社区居民选择抵制时、社区居民的其他获利（H）之和时，不管F-P是否大于0，系统会向（抵制，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演化，这说明当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力度不够大，而社区居民也没能得到良好的福利补偿时，企业和社区居民都不愿意进行国家公园的建设，这是最不利的状态。
情况2：G-D-H＞0，且F-P＜0，系统会向着（参与，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演化，由于现实因素，系统又会向（抵制，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演化。当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所获得的效益（G）大于企业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机会成本（D）和其选择抵制的其他收益（H）的两者之和，此时社区居民会选择参与策略；
而当中央政府对企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的罚款（F）小于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所付出的成本时，企业则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因而，系统会向着（参与，传统旅游开发模式），但事实上，若是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必然会为维护当地生态环境而做出牺牲，自然会要求一定的经济补偿，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不会选择与社区居民分享其获得的收益；
在企业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时，对当地的一些资源掠夺、土地侵占会导致社区居民反对企业的发展，而企业又对社区居民没有补偿或者补偿不足时，社区居民一般不会参与到企业的发展中。所以此时系统会由（参与，传统旅游开发模式）向（抵制，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演化。
情况3：G-D-H＞0，且F-P＞0，系统将会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演化。当政府的惩罚力度（F）大于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所付出的成本（P）时，企业不会再选择“传统旅游开发模式”这一策略，同时企业会完善社区居民的基础设施，使得社区居民的福利（P）和经济利益（G）增加，因而当发展国家公园模式时，社区居民的福利和经济收益大于其从其他途径所获得的收益（H），最终系统将会向着（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演化，系统演化相位图如图2（b）所示。
2.3 政府—社区居民演化博弈分析
2.3.1 研究假设
（1）社区居民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主体，他们的选择对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社区居民是一个比较分散的群体，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引导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公园，政府对社区居民的引导有两个可能策略：有效引导和无效引导，社区居民有两个可选策略：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抵制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
（2）假设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概率为x（0≤x≤1），抵制的概率为1-x。政府做的有效引导策略的概率为y（0≤y≤1），无效引导策略的概率为1-y。
（3）假设M2表示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参与时，政府能够实现的社会效益；
C4表示政府引导的机会成本；
B3、B4分别表示政府的基础收益和有效引导的额外收益；
W2表示政府引导时所付出的物质补贴。
（4）假设Z、K分别表示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收益和抵制的收益；
C5表示有效引导时社区居民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机会成本；
C6表示无效引导时社区居民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机会成本；
V表示政府有效引导时社区居民居住设施、环境的改善。
2.3.2 矩阵构建
根据以上假设，可以得到以下社区居民和政府的博弈矩阵（表7）。
表7 社区居民与政府的博弈矩阵
2.3.3 模型分析
政府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和无效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的期望收益分别为U51和U52：
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和抵制策略的期望收益U61和U62：
2.3.4 均衡点分析
由公式（28）、（29）可以得出政府有效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时的复制动态公式为：
由公式（30）、（31）可以得到社区居民选择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时的动态复制公式为：
对公式（32）、（33）进行动态分析可以得到政府—社区居民的动态演化博弈矩阵的局部均衡点为：A2(0, 0)、B2(0, 1)、C2(1, 0)、D2(1, 1)、
由公式（28）～（31）可得该系统的雅克比（Jacobi）矩阵对应的行列式和迹分别为：
以上5个局部平衡点所对应的行列式和迹的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政府—社区居民系统雅克比矩阵detJ和trJ的结果
2.3.5 稳定性探讨
依据系统稳定性的条件：detJ＞0，trJ＜0，对5个均衡点进行稳定性探讨。假设以上参数均大于0，则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若D2(1, 1)为ESS点，M2+B4＞0恒成立，则需满足条件：Z+W2-C5-K＞0时，只有Z+W2-C6-K＞0这一种情况下，D2(1, 1)为唯一的ESS点。Z+W2-C5-K＞0，即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所获得的利益（Z）与政府给予的补贴（W2）大于社区居民抵制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获得的收益（K）与政府有效引导所付出的成本（C5），Z+W2-C6-K＞0的情况下，也就是社区居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所获得的利益（Z）与政府给予的补贴（W2）大于社区居民抵制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获得的收益（K）与政府无效引导所付出的成本（C6）时，系统会向（参与，有效引导）演化，系统演化相位图如图2（c）所示。
通过对利益相关者实际数值的测算有助于“政府—企业”演化博弈模型的分析[32-33]，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企业执行主体（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生态保护成本和政府管理主体（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环境治理成本来估算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策略时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C3）和政府在监督时所付出的成本（C1），从而确定政府—企业这一博弈关系的均恒稳定条件。
3.1 企业生态保护成本评估
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成本不仅包括企业的生态保护成本，同时还包含多个方面的测算，结合段靖等[32]、乔旭宁等[33]、余渊等[34]的研究，生态保护成本测算内容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测算，本研究从这两个方面统计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成本。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进行特许经营项目实施过程中，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当地的生态保护成本体现为对当地社区的直接补偿成本和间接补偿成本，包括了园区的乔木停伐管护补助、生态公益林补偿、地役权管理补助、林权所有者补偿和商品林赎买补偿等直接补偿费用，以及生态移民搬迁安置补偿、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补助等间接补偿费用。在2020年的直接补偿费用中，对于主景区5 173.33公顷的集体山林权实行有偿使用，并根据景区门票收入动态调整补偿标准，以平均319万元/年的标准支付山权有偿使用费；
对于景区内2 573.4 公顷的乔木以375元/公顷给予乔木停伐管护；
对于景区内79 574.9 公顷的生态公益林，按照375元/公顷的标准给予保护补偿，同时对林权所有者以45元/公顷的标准给予补偿；
对于景区内2 928.13 公顷的毛竹，每年以1 770元/公顷的标准给予补偿；
对于园区内107.8 公顷的商品林，以87 675元/公顷的标准进行赎买。在间接补偿费用中，主要包括以231 400元/户的生态移民搬迁安置补偿标准给予14户居民补偿，2021年起给予园区内25个自然村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补助，按照5万元/村的标准用于公厕、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等（表9）。
表9 武夷山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生态保护成本
综上所述，武夷山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用于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方面所付出的机会成本（C3）为5 670.03万元/年，包括直接补偿成本5 221.07万元/年和间接补偿成本448.96万元/年。
3.2 政府监督成本评估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属于中央政府委托省级政府代管模式，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监督成本主要以各级政府部门及福建省级政府的预算拨款方式来体现。以2017年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组建以来年平均财政拨款为计算口径，可得政府的监督成本（C1）为6 430.85万元。
3.3 中央政府奖惩约束条件测算
综上可知，C3=5 670.03万元，C1=6 430.85万元，假设S=L+C3，结合公式（18）可知中央政府奖惩机制满足以下条件时可实现均衡稳定策略。
结合公式（19）可知，中央奖惩机制还要满足以下条件：
当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时，该演化博弈系统能够达到稳定均衡状态。由公式（36）、（37）可知，要想实现该博弈系统的稳定状态，中央政府的奖惩机制必须为企业（武夷山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机会成本（C3）的2倍以上，即11 340.06万元，同时要大于当地政府监督成本（C1）的1倍以上，即6 430.85万元。中央政府对于博弈双方的惩罚取决于奖励（A），当A≥11 340.06万元时，只需要中央政府的惩罚大于0，该系统就能够达到稳定均衡状态。
在三组演化博弈模型中，政企双方的博弈系统无法通过自身演化实现稳定，需要中央政府的奖惩机制进行干预使该系统达到局部均衡稳定的状态。在引入中央政府的奖惩机制后，企业是否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奖惩力度、补贴、发展收益这三个影响因素。故在中央政府干预机制下，政府应该对国家公园企业进行分类管理，对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而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的经营单位，应构建合适的补偿机制或补贴渠道，提高经营企业选择参与的概率，增强监督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使演化博弈向均衡点（有监督，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稳定。社区居民是否参与企业的保护性开发模式，受到企业策略、经济收益、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力度以及政府对社区的引导这四个因素的影响。当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力度大于机会成本时，引导企业选择“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策略，社区居民的福利（P）和经济利益（G）增加，超过抵制时的其他收益（H）、参与时的机会成本（D），使演化博弈向均衡点（参与，国家公园保护性开发模式）稳定。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监督成本（C1）为6 430.85万元，当奖励成本（A）≥11 340.06万元时，中央政府惩罚大于0，博弈则可实现稳定均衡状态。
国家公园的利益主体实际上是多元的，各方之间的均衡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22,35-36]。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上看，利益相关者其实还包括有中央政府、区域政府、社区居民、非政府组织（NGO）、特许经营方（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旅游者等利益主体[21-22,37]。研究选取了行为影响力较高的三个利益主体，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企业—社区居民”“政府—社区居民”三组演化博弈矩阵，分析得出国家公园主要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演化博弈策略和选择结果，进而结合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实际情况，测算分析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成本、政府监督成本和中央奖惩约束条件，从而为中国国家公园的管理决策提供了实践参考。但从研究思路和角度上分析，研究的技术与方法仍有较多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不同利益主体上看，是否可以进一步增加“政府—旅游者”“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等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从不同的博弈策略方法上看，“两两博弈”是否可以改变？多主体同时复合博弈能否得到有意义的结果。
从不同研究对象上看，武夷山国家公园同时包含了世界“双遗产地”，它的利益主体情况是否较为特殊，是否可与其他4家国家公园充分比较，而中国10个国家公园的试点实践经验又是否较充分？从不同参与渠道与程度上看，如何引导不同的利益主体积极、有效地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国家公园投融资机制，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公益组织的角色如何定位？中国的国家公园基金如何设立且能够成为市场化参与的重要手段[30,38]？
从不同制度安排上看，世界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与方法各有不同，矛盾冲突典型案例也是屡见不鲜[18,39-40]，奖惩机制和中央干预是否必要，参考借鉴的国外国家公园经验是否适合中国国家公园的不同管理模式及利益主体的协调？这些问题的后续研究都需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的建设发展，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
从根本上说，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立法是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2,41]。通过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协调与统筹森林、湿地、荒漠、河流等各类区域利益主体类型的权益，因地制宜地制定各个区域国家公园管理的实施细则，为中国国家公园后续阶段的建设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基础[36,42]，从武夷山的实践来看，还应当建立由国家公园主管部门主导的多层次的监督机制，积极发挥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增强公众参与的福利，积极建设国家公园的利益稳定机制。同时政府作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并且始终主导着国家公园的补偿过程，各级政府应成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协调机制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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