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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馨 ，高 洁 ，朱礼想 ，王 萍 ，1b
（1.西安科技大学，a.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b.老龄社会发展研究所，西安 710054；
2.陕西青年职业学院，西安 710111；
3.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跨入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的融合协同为路径，推动绿色化发展，建设绿色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持续夯基固本，稳步推进城乡融合与脱贫地区发展。乡村发展与城市资源息息相关［1］，构建新的发展格局，迫切需要提升城乡经济循环效率和水平。农户生计资本及能源消费问题是贯通衔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乡村振兴的关键。
生活能源消费已成为全球能源地理和能源可持续转型研究的前沿主题，家庭部门逐渐成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2］，中国居民能源消费具备很大的增长空间［3］。随着城镇化的持续加快，农村能源需求结构逐步变化并对中国能源总需求、消费结构及供给模式产生影响［4］。农户生活能源消费与农户生计资本关系的考察为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结构、促进区域生活能源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广泛运用，生计资本与农村能源消费的相关性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些研究是基于理论的发展与更微观的调查数据库的支撑。
首先，国内外学者对生计资本的研究机制存在差异。国外学者多聚焦于对农民生计资本的研究。英国发展署对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将其分为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5 部分［5］。生计资本从多个维度体现了农户可以使用的生计资源，全面体现了农户面对风险的处理能力［6］。农户的生计资本，也会影响其生活满意度［7］。国内学者对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人力、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收入，从而提高农户的物质资本，生计资本间的协同作用会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的变化［8，9］。综上，5 种生计资本可以很好地反映不同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本研究从这五大层面分析了农民的生计资本情况及其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
其次，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国外学者着眼于不同条件下农民的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不同规模和经济情况的农业家庭，当地木材的稀缺会对家户薪柴消费量产生影响［10］。家庭规模、文化等不同程度影响农民的能源选择与消费行为［11］。国内学者从多种层面考察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在微观层面，能源的可获得量、用能习惯等因素对能源消费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非农就业情况也会影响生活能源消费的选择［12，13］；
在宏观层面，能源政策与地域差异对能源消费选择有显著的影响［14，15］。此外，人口因素与家庭结构变动也会影响能源消费的选择［16］。由此可见，农户生活能源消费与能源可获得性及地域紧密相关。本研究将能源可获得性作为控制变量，分析浙江、河南、陕西3 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
最后，现有部分文献对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相关性做出分析，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农户能源消费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生计资本的区位差异会导致能源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存在地区差异［17］，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影响较小［18］。五大生计资本的变化决定生活用能占据家庭整体用能的主导地位，其根源为农户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向人力、金融、物质及社会资本的转变，有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及能源消费意识和行为的改变［19］。
综上，目前国内对不同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相关性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结合上述相关研究和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以下问题：①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户单项生活能源选择现状如何；
②不同生计资本对农户各项生活能源选择影响如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陕西省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课题组 2017—2018 年在河南、浙江、陕西 3 省的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多层抽样法按市、县、镇3 层分别抽取3 个区域的样本。样本覆盖400 户农村家庭，发放问卷1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1 113 份，有效率为92.75%。本次问卷严格控制问卷收集的数据质量。
2.2 变量设计
2.2.1 因变量 本研究主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能源消费量的影响。主要涉及6 种能源，分为6 个指标：人均秸秆消费量、液化气消费量、薪柴消费量、电力消费量、太阳能消费量以及人均煤炭消费量。将各能源消耗量统一应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折标煤系数折算。依据既往研究对能源概念的界定，将秸秆、薪柴、太阳能定为非商品能源，将电、煤、液化气定为商品能源［5］。
2.2.2 自变量 生计资本分为自然、物质、人力、金融、社会资本5 种指标。衡量五大资本的具体指标基于既往研究对五大资本的界定，结合浙江、河南、陕西3 省调查地的实际情况，设计指标对各项生计资本进行测度［20，21］。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劳动力转移和健康状况4 项指标测量人力资本；
林地面积、果园面积和牲畜养殖数量来衡量自然资本；
房屋面积和交通工具、通信工具以及电器数量等测量物质资本；
人均年收入（即上一年家庭纯收入除以家庭成员数）和银行存款衡量农户金融资本；
成员有无人担任村干部、人情往来支出以及能人数量测量社会资本。具体变量见表1。
表1 生计资本指标选取与计算
2.2.3 控制变量 家庭基本特征变量、能源可获得性作为控制变量［13］。家庭基本特征变量分为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和人均农业收入4 个指标；
能源可获得性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和房屋距离公路远近2 个指标。
2.3 模型建立
在方法选取上，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和Tobit 回归来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能源消费量的影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式中，ECPi表示能源人均消费量，即人均薪柴消费量（ECP1）、人均秸秆消费量（ECP2）、人均液化气消费量（ECP3）、人均沼气消费量（ECP4）、人均太阳能消费量（ECP5）、人均煤炭消费量（ECP6），X1、X2分别表示家庭特征、能源可获得性，而NA、HU、FI、PH以及SO分别表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β1、β2、…、β7分别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β0为截距，ε为随机项。
由于样本中有部分农户家庭秸秆、薪柴、液化气和煤的消费量为0，因此选择建立Tobit 回归模型［22］对这部分数据进行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 表明生计资本、农村生活能源消费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具体变量描绘信息。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户家庭户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明显高于总体、河南省和陕西省，自然资本显著低于总体、河南省和陕西省，河南省农户家庭户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明显低于总体、浙江省和陕西省，自然资本明显高于浙江省，物质资本明显高于总体、浙江和陕西，陕西省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高于河南省、低于浙江省，自然资本明显高于总体、河南省和浙江省，物质资本明显低于总体、浙江省和河南省。
表2 自变量描述统计
3.2 回归结果
3.2.1 生计资本对农户非商品能源消费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3 呈现了生计资本对农户非商品能源消费量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A、B、C 分别表示生计资本及控制变量对农户薪柴、秸秆、太阳能消费量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模型A1—A3、B1—B3、C1—C3显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薪柴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农户秸秆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物质资本对农户秸秆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太阳能发电消耗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在逐步加入人均农业纯收入、家庭人口规模等其他因素后，物质资本对农户薪柴、秸秆消费量的显著性减弱，同时人力资本对农户太阳能消费量的显著性也减弱。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耕地面积均对农户薪柴、秸秆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户秸秆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太阳能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3 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非商品能源消费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3.2.2 生计资本对农户商品能源消费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4 呈现了生计资本对农户商品能源消费量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D、E、F 分别表示生计资本及控制变量对液化气、电力、煤炭消费量影响的逐步回归结果。模型D1—D3、E1—E3、F1—F3 显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液化气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户电力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对农户煤炭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金融资本对农户煤炭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人均耕地面积、农户房屋与公路的距离等其他因素后，物质资本对农户电力消费量的显著性增强，同时人力资本对农户煤炭消费量的显著性也在减弱。另外，人均农业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电力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家庭液化气能源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对农户煤炭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
表4 生计资本对农户不同商品能源消费量的影响的回归结果
本研究基于陕西省软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能源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与陕西（高校）哲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科大能源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生活能源”2018 年专项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5 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考察生计资本对农村生活用能消费的影响。
1）针对模型 A、B、C 的结果，可以发现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农户薪柴能源消费量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越低，农户更偏好薪柴等非商品能源，从而增加薪柴的消费量。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薪柴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是由于从事农业活动更方便获取薪柴。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明显提升农户秸秆能源消费量，秸秆消耗所产生的热能低，使农户逐渐增加使用热能高的能源，如农户家中的通信设备、电器数量、交通工具等。物质资本对农户秸秆消费量影响显著，物质资本的增加会导致农户秸秆消费量的减少。人口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成员越多从事农业活动，更依赖于使用秸秆。人力资本与农户煤炭消费量显著负相关。人力资本增加，农户会减少煤炭能源消费量。金融资本与农户煤炭能源消费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问卷中农户生计资本的金融资本指标依靠农户人均年收入和银行存款这两项。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与农业活动并重的家庭经济收入高于纯农业活动的家庭，更愿意花钱购买煤炭商品能源。
2）针对模型D、E、F 的结果，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均液化气能源消费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对商品能源的接受度就越高，外出务工的劳动力所接触的环境一定程度影响其对生活能源消费选择，从而影响其家庭所有成员的能源消费选择。而社会资本越强，越会选择便捷的生活能源，从而提升液化气能源消费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对农户电力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问卷中人力资本的指标依靠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健康状况、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力转移来反映。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高代表其人力资本强。农户越注重个人的健康，对污染较大的生物质能源的使用更少，从而增加商品能源的消费量。问卷中物质资本指标主要由房屋面积、家庭电器数量、通信工具数量来衡量。住房面积和家用电器数量的增多会导致电力能源的消费量增加。金融资本主要从人均年收入及银行存款等方面衡量，农户的收入越多，越偏向电能的使用。人均农业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户电力消费量显著负相关，常年务农的家庭更愿意就地取材使用薪柴、秸秆等方便获取的能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太阳能消费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家大力推广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并制定相关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给农户信心去使用清洁能源。农户受教育水平越高，更加注重环保使用绿色能源。
本研究利用多元线性及Tobit 回归实证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商品能源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却对非商品能源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对液化气、电力、秸秆及太阳能消费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却对煤炭消费量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户主年龄等其他因素均是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量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揭示了生计资本的变化一定程度改变农户生活能源消费选择，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户主年龄越大，生活能源消费选择越环保，越转向高质化。
双碳目标旨在优化能源结构，加大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的使用比例。乡村振兴战略的施行使农村地区的能源需求逐步增长［23］。中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分布不均［24］。能否有效利用生计资本调整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直接关系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以上情况提出如下3 点建议。
第一，适当提高农业补贴，放宽农业贷款制度，提升农户金融、物质资本。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调控农户经济收入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手段。
第二，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增加农户的能源可获得性。持续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强化农村清洁能源供应体系，提高农村生物质能利用率，推进农村电网的改造。
第三，大力推广绿色发展理念，普及清洁能源的使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构建能源分类体系，积极落实绿色化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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