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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宝剑 贾晓芳
内容提要：加快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是中国转换增长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
城市市场一体化对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其促进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范围内最显著。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在外围城市更为显著，进而有助于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加快城市创新创业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7年联合国大会将中国的“双创”写入联合国决议，并呼吁世界各国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着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创新创业水平快速提高，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创业层面，2020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502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2万户；
创新层面，2020年创新驱动指数239.1，每万名R&D人员专利授权数达到4639件(1)《国家统计局解读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中央人民政府网，2021年7月26日。。创新创业蓬勃兴起，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支持。但各地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仍受到制约。一方面，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较为突出，地区创新创业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不高。另一方面，近年来地区人才竞争激烈，各地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政策。特别是大城市在人才待遇上不断加码，采取“抢人政策”和“引智行动”，大城市及都市圈成为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热区(聂晶鑫和刘合林，2018)。而中小城市则面临“引才难、留才难、用才难”的发展难题，进一步制约了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突破发展瓶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亟需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由此可见，探讨影响中国创新创业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因素，是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整体的创新创业水平。已有研究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何凌云和陶东杰，2020)、城市规模(徐子尧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潘爽等，2021)、财政分权(周黎安等，2005)等因素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既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城市创新水平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伴随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以及商品跨地区流动的知识溢出是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但已有研究并未将研究视角拓展到城市创业领域。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那么打破地区间行政壁垒，加速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贸易能否提升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在当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2007-2019年全国25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知识溢出视角考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从研究对象来看，已有文献主要讨论了市场一体化对省份或企业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并未拓展到创业领域，而本文则重点关注城际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为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城市创新创业提供重要的经验依据；
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本文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本文理论分析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为解释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
第五部分为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和经济后果；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市场一体化体现了生产要素和商品跨地区流动的顺畅程度。市场一体化不断消除行政壁垒对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限制，促进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加速地区间知识溢出，从而提升地区创新创业水平。与此同时，市场一体化不断推进地区间构建标准统一的市场体系和政策制度，进一步为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
加快地区间知识溢出。各种携带知识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产生的知识溢出是地区创新创业的源泉，商品贸易也带来地区间技术模仿学习的机会(Almeida和Kogut，1999)。首先，人才流动的隐性知识溢出。市场一体化为人才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了高级人才的流动频率，人才的跨地区流动推动知识的跨区域传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不断提升地区创新创业水平。其次，投资流动带来的知识技术转移。市场一体化显著降低了资源跨区域流动障碍，加强了不同地区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企业跨区域投资与合作频繁，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在异地投资合作过程中会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性作用，进而形成跨区域垂直技术溢出或转移效应，加速本地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最后，商品贸易的物化型知识溢出。市场一体化拓展了企业跨地区贸易空间和渠道，伴随着商品贸易的物化型技术知识快速在地区间扩散。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商品贸易给予了地区模仿前沿技术的机会，有助于落后地区在模仿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创业水平。
优化城市营商环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是市场法治化和标准化的进程，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生产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以优良的营商环境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地区创新创业水平。首先，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助于减少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行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给发明创造者提供了确保独享创新成果经济利益的保障。良好的创新环境能有效抑制同行间窃取技术创新成果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创新主体从事创新活动的事前激励，进而提升地区创新创业水平(吴超鹏和唐菂，2016)。其次，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也是地区间制度条例融合和政务服务整合的过程。例如，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和“一网通办”等。不断健全的制度条例和高效率的政务服务不断削弱企业跨地区交易合作的门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创新创业效率和经营收益。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1：市场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对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区域发展差距大、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兰秀娟等，2021)。市场一体化加速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和贸易往来，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生产要素往往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并且存在极强的路径依赖(陆军和徐杰，2014)。市场一体化对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发达城市而言，市场一体化打破了地区间行政阻碍，加速了地区间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对于提高地区创新创业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欠发达城市来说，市场一体化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其一，市场一体化加速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区域流动，给予欠发达城市模仿和接受发达城市知识溢出的机会，进而提高地区创新创业水平。首先，发达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规模扩张导致生产生活成本快速提高，市场竞争激烈。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激发了发达城市人才和资金寻找外部市场的动机，促使发达城市资源向欠发达城市扩散。其次，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地方政府为吸引人才和资金进入，出台了大量有关于人才和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例如，各地的“人才争夺战”，为高素质人才提供高标准薪资、购房补贴以及科研资助等。各地还通过税收减免、建设用地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地投资。人才和资金的流入加速了欠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
其二，市场一体化强化了发达城市“虹吸效应”，加速欠发达城市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外流，进而抑制欠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颜银根等，2020)。发达城市在就业机会、投资机会以及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远高于欠发达城市。市场一体化打破了地区间有形或无形的贸易阻碍，进一步降低市场贸易成本，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在加速地区间市场整合的同时，也拓宽了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空间，加速了人才、资金向发达城市的集聚，进而导致欠发达城市市场活力不足(丁任重等，2021)。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2：在“知识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作用在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存在差异。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但是对欠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取决于“知识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之间的权衡。
Krugman(1991)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两个对称的地区会分别发展为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逐渐形成一种中心-外围结构。而经济活动和要素在空间上的收敛和扩散则取决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Krugman和Elizondo，1996)。其中，“向心力”使得中心地区汇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而“离心力”则促使中心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周边区域扩散。“向心力”和“离心力”主导城市体系的动态演变，城市会因其市场潜力的大小表现出层级关系(Partridge等， 2009)。Fujita和Krugman(1995)提出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在单中心的城市体系中，外围城市的市场潜力与其距中心城市的距离之间呈现“∽型”的非线性关系。具体来说，随着距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刚开始集聚的向心力占主导，外围城市的市场潜力会先下降；
而当达到一定距离时，离心力转为主导，该距离范围内的外围城市市场潜力逐渐上升；
当距中心城市距离进一步扩大，外围城市市场潜力再次下降。由于城市市场潜力与其经济活动紧密关联，不少国内外学者基于“中心-外围”理论，考察了城市体系的空间关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Portnov，2006；
许政等，2010；
兰秀娟等，2021)、工资差异(Ioannides和Overman，2004；
刘修岩等，2007)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范剑勇和谢强强，2010)等的影响，并尝试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要素流动以及产业集聚等角度给出可能的解释。这一系列的研究从理论延展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为“中心-外围”理论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
市场一体化打破了地区间制度性壁垒，加速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流动。而创新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流动正是地区创新创业的关键。因此，市场一体化通过知识溢出和改善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但城市间距离会制约人才、资本以及市场范围的转移(叶德珠等，2020)，知识溢出的地理范围受限于城市间距离。参照“中心-外围”理论的分析思路，外围城市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会受到其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影响。一方面，市场一体化降低地区间贸易成本，加速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为城市创新创业提供“向心力”，制约外围城市的创新创业活动。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不断扩大市场规模并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中心城市人才和资金向外围城市扩散，为城市创新创业提供“离心力”，提高外围城市创新创业水平。这里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对应城市创新创业的“虹吸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差异性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权衡。距离中心城市过近“知识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但也容易导致产品和技术高度相似而引发恶性竞争(Sedgley和Elmslie，2001)，进而导致市场一体化的创新创业效应不显著。随着与中心城市距离的拉远，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逐渐弱化，“知识溢出效应”占主导，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持续上升。当距离中心城市过远时，“知识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均出现衰减，此时“虹吸效应”占主导，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因此，基于“虹吸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在“与中心城市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强弱变化，城市市场一体化对创新创业的作用可能受到其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影响。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3：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作用受到“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影响，二者间关系在距中心城市的不同半径内存在差异。
1. 模型设定
为检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即验证假说1，本文设定如下实证模型：
lnInnovationit=α0+α1lnMintegit+α2Xit+γi+λt+εit
(1)
式(1)中，下标i，t分别表示地级市和时间，lnInnovationit为城市创新创业水平，lnMintegit为城际市场一体化指数。γi和λt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Xit则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重点关注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α1的符号。根据理论分析，这里预期α1>0，表示国内市场一体化确实能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 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本文采用来自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城市创新创业指数衡量城市创新创业水平。该指数从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和商标注册数量等5个维度构建地区创新创业活力与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各地区的创新创业水平。为了更精确地刻画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探究市场一体化对城市不同维度创新创业水平的作用，进一步下沉到5个一级指标展开分析。
(2) 市场一体化。测度市场一体化的方法有贸易流量法、市场化指数以及相对价格指数法。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沿用桂琦寒等(2006)的做法，运用相对价格指数法测算城际市场分割指数。而后通过计算市场分割指数的逆向指标测度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指数计算过程如下：
(2)
式(2)中，P为商品的价格，i、j为相邻城市，t表示年份。
(3)
再次，计算相邻城市8种商品的相对价格差异qijtk的方差Var(qijt) ，而后将单一地区与其相邻城市的价格方差Var(qijt)做均值处理后得到地区市场分割指数：
(4)
式(4)中segment为市场分割指数，n为相邻城市个数。
最后，构造市场一体化指数：
(5)
式(5)中Minteg为市场一体化指数，Minteg越大代表市场化一体化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计算方法，本文分别测算了省际和城际市场一体化水平，如图1所示(3)省际市场一体化和城际市场一体化测算方法一致。。不难看出，省际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城际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中国国内市场整合趋势明显。但省际市场一体化明显高于城际市场一体化水平。随着区域竞争逐渐由省际层面下沉到城际间，城际市场分割更贴近中国市场分割的实际情况。省份层面测算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因忽视省内市场分割而明显高估了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
图1 2007-2019年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
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9)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进程总得分作为各省内市场化发展水平变量，进一步控制省份内部的市场化发展情况。同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文献采用城市地形起伏度和市场一体化滞后一期作为城际市场一体化的工具变量，进一步验证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3) 控制变量。除核心解释变量外，本文还加入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通过搜集整理现有统计数据中地级市层面各项宏观指标，并参考已有文献中涉及的影响地区创新创业水平的宏观变量，最后在充分考察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基础上，筛选出以下6个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政府干预度、地区产业结构、政府创新支持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创新设施水平。
(4) 数据来源。测算城际市场一体化指标所需要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07年以前缺失较多，为保证样本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研究样本为2007-2019年全国255个地级市3305个样本。文中测算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原始数据全部出自各省和地级市历年统计年鉴，通过人工整理得到。除去文中特别指出的外，文中其余变量均通过地级市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CNKI)整理得到(4)在数据整理过程中，作者对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进行检查，对于其中存在的少量数据错误通过对比统计年鉴进行了修正。。
3. 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解释和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解释和描述性统计
1.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表中第(1)列报告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为0.0448，在5%水平上显著。第(2)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为0.0436，在5%水平上显著。与理论分析一致，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假说1得证。
控制变量中，政府干预度、政府创新支持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创新设施水平均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一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城市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有助于创新创业活动的展开；
另一方面城市完善的创新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强化了城市对人才和投资的吸引力，集聚了大量创新要素，不断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活跃度。
为更精确地刻画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城市创新创业指标进一步降维到5个一级指标：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和商标注册数量。这里将式(1)中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替换为5个一级指标(5)对5个一级指标同样做对数处理。，其他保持不变，表2第(3)—(7)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对5个一级指标的影响均为正，但仅新建企业数量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城市创业水平上。一方面，市场一体化加快了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为本地企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创新要素，提高城市市场活力，提供创业条件。另一方面，市场一体化通过加快地区间产品贸易，不断扩大市场规模，激励个体创业，提高城市创业水平。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2. 内生性处理
尽管本文在模型中已尽量控制了地级市层面可能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产生影响的变量，但仍然难以穷尽所有影响因素，市场一体化与地区创新创业水平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这里采用工具变量法尝试解决模型遗漏变量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选取地级市地形起伏度的倒数作为市场一体化的工具变量。选取城市地形起伏度的原因在于：① 相关性。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会限制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分割，降低市场一体化水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② 外生性。作为自然地理变量，地形起伏度不受地区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满足外生性条件。由于地形起伏度不随时间变换，参考已有研究中对时不变工具变量的处理方法，采用城市地形起伏度的倒数与时间趋势的乘积项作为最终的工具变量，记为Rdls。表3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第(2)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工具变量Rdls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形起伏度较低的城市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F统计量远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很好地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模型设定并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准结论可靠。
与此同时，本文还采用市场一体化的滞后一期(L_lnMinteg)作为工具变量再次进行估计，表3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检验结果(其中第(3)列为第一阶段估计结果，第(4)列为第二阶段估计结果)。F统计量远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很好地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实证结果再次验证了市场一体化确实显著提高了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本文核心结论成立。
表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3.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创新创业指数中的单位面积得分替换被解释变量，用lnAInnovation表示，表4第(1)列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基本结论不变。
(2) 加入省份市场化发展水平。参考王小鲁等(2019)测算的2008-2016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省内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控制省份内部的市场化发展情况，用Markindex表示。该指标从市场发育程度、法治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等五个方面综合评价省份市场化发展进程，能较好地衡量单一省份内市场化发展水平。表4第(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显著性和符号并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结论稳健。
(3) 删减样本。本文中研究样本包含了28个副省级和省会城市(6)中国现有15座副省级城市：广州、武汉、哈尔滨、沈阳、成都、南京、西安、长春、济南、杭州、大连、青岛、深圳、厦门、宁波。其中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是计划单列市，其它都是省会城市。样本中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总共28个。。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和生产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因此，为消除城市行政等级划分造成的城市间资源禀赋差异给基本结果带来的偏误，剔除样本中的副省级和省会城市，对剩余227个地级市进行检验。表4第(3)列报告了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并没有实质变化，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基本结论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4. 机制检验
基于理论分析，接下来检验市场一体化影响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两个机制：知识溢出和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本文首先采用分步回归法对作用机制进行初步检验。而后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强化因果关系论证的原理分析，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对作用机制做进一步验证。具体来说，分步回归法如下：
Zit=α0+α1lnMintegit+φXit+γi+λt+εit
(6)
lnInnovationit=α0+α2Zit+φXit+γi+λt+εit
(7)
式(6)中，Zit为机制变量。式(6)为机制变量对市场一体化的回归，其他设置与式(1)一致。式(7)为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对机制变量的回归，其他设置与式(1)一致。
(1) 知识溢出。市场一体化加快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其携带的隐性或显性的知识技术通过一定途径渗透到当地市场的其他企业，以知识溢出为牵引，加快当地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马歇尔提出产业集聚具有外部性，而知识溢出是其产生外部性的主要原因。按照来源不同，知识溢出可以分为MAR溢出性和Jacobs溢出性。MAR溢出性提出同一产业集聚带来的企业间交流和专业人才流动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反映了专业化集聚引发的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Jacobs溢出性则强调不同产业的企业集聚带来的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知识交流和技术碰撞更有利于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反映的是多样化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此进行大量实证检验和分析，结论大多证实专业化集聚或是多样化集聚都为知识溢出提供了正外部性，产业集聚加快了知识和技术在地区间的传播与应用。可以说，产业集聚是知识溢出的重要渠道和表现形式。基于此，本文以城市产业集聚水平作为知识溢出效应的代理变量，单一城市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表明知识溢出效应越显著。已有研究多采用区位熵、经济密度以及空间基尼系数等衡量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其中区位熵不受城市规模影响，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要素的空间分布(苏丹妮等，2018)。因此，本文选取城市区位熵衡量产业集聚水平。具体计算公式为：
(8)
式(8)中，Agg代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i和t表示城市和时间。M为制造业就业人数，P为总就业人数：Mit/Pit表示i城市t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城市总就业人数的比重，Mt/Pt则表示全国t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表5第(1)列和第(2)列报告了知识溢出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有助于提高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第(2)列结果则证实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存在正向的外部性，不断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这表明市场一体化确实通过知识溢出不断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为进一步验证这一作用机制，参考江艇(2022)提出的强化因果关系论证的原理，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对这一作用机制做进一步验证。前文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促进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提升的机制是通过强化知识溢出进而加快城市创新创业活动的展开。由此，本文预期，如果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确实是通过强化知识溢出来实现的，那么，在知识溢出效应本身就较低的城市，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应该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以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中位数进行分组，高于中位数为高产业集聚水平组，反之为低产业集聚水平组。表5第(5)列(高产业集聚水平组)和第(6)列(低产业集聚水平组)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高产业集聚水平组中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样本组中，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一体化确实通过加快城市产业集聚强化知识溢出来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2) 城市营商环境。理论分析中指出市场一体化是市场法治化和标准化的进程，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地区创新创业水平。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从事创业活动时所面临的综合环境，已有研究中多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或是设计问卷调查的方式测算地区营商环境水平。但不同学者侧重点不同，尚未有统一的指标用于专门衡量地区营商环境。结合本文核心问题，这里采用李志军(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的城市营商环境得分作为城市营商环境的代理变量，以Environment表示(7)由于城市营商环境得分仅有2017年和2018年的数据，受限于数据，该机制检验中研究样本较少。。该营商环境评价工作构建了包括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以及创新环境6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能较为准确地衡量城市营商环境水平。表5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城市营商环境机制的回归结果。第(3)列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有助于优化城市营商环境，第(4)列结果则证实了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确实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通过优化地区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与知识溢出作用机制一致，这里进一步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对这一作用机制进行强化验证。如果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确实是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来实现的，那么，在城市营商环境原本就较差的城市，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应该更为显著。为此，本文以城市营商环境得分的中位数进行分组，高于中位数为高营商环境水平组，反之为低营商环境水平组。表5第(7)列(高营商环境水平组)和第(8)列(低营商环境水平组)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营商环境得分较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市场一体化确实通过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来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1. 异质性分析
(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根据第一财经2019年中国城市等级排名，将排名中的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以及二线城市归类为发达城市，其他样本城市皆归类为欠发达城市。表6报告了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发达城市市场一体化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与假说2的理论分析存在偏差，理论分析指出市场一体化对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实证结果显示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推动城市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加速了劳动力由欠发达城市流向发达城市，为发达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劳动力支持。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为主，流向发达城市的创新型要素并不多。这导致市场一体化对发达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与此同时，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规模扩大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激发了发达城市人才和资金寻找外部市场的动机，促使发达城市资源向欠发达城市扩散。因此，对于欠发达城市而言，虽然市场一体化加速了劳动力和资本向发达城市的转移，但发达城市高技能人才和资金的流入对欠发达城市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断提升欠发达城市的创新创业水平。
表6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
(2) 中心-外围城市距离异质性。参考中心-外围模型的思路，并借鉴陈长石和刘晨晖(2015)的做法，按照省份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这里采用研究区间内城市人均GDP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平均值测度综合指数来确定省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中国省域经济存在单中心和双中心的区别：单一省份内，若省会城市综合指数排名居首位，则省会城市为单中心；
若其他地级市综合指数居首位，考虑到省会城市的影响力，将省会城市和排名首位的地级市同时列为中心城市，其余地级市为外围城市。本文双中心省份有：广东、山东、福建、辽宁、江苏(8)广东(广州、深圳)，山东(济南、青岛)，福建(福州、厦门)，辽宁(沈阳、大连)，江苏(南京、苏州)。，其余均为单中心省份。
而后考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在“与中心城市距离”这一维度上的异质性(9)考虑到市政府位置大致处于城市中心的位置，本文以两城市市政府经纬度坐标的直线长度作为城市间距离。。为此，本文将所有样本以其与中心城市的距离以100公里做等距分组，将外围城市划分为4个不同地理范围，表7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距离中心城市300公里范围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但仅100～200公里范围内显著。这表明在距离中心城市100公里范围内，市场一体化的“虹吸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并重，市场一体化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的样本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这一半径内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以中心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为主导，“虹吸效应”逐渐减弱。而后随着距离的增加，中心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迅速衰减，回归系数逐渐下降，300公里以上市场一体化估计系数变为负数。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作用在距离中心城市不同的半径范围内存在明显差异，其最优作用半径为100～200公里。至此，假说3得证。
表7 中心-外围城市距离异质性分析结果
2. 经济后果
参考兰秀娟等(2021)的方法计算省域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距，与异质性分析一致，同样区分为单中心和双中心省份。经济发展差距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单中心：Gapjct=pgdpct/pgdpjt
(9)
双中心：Gapjct=(pgdpc1t/pgdpjt+pgdpc2t/pgdpjt)/2
(10)
其中pgdpc1t为中心城市1的人均GDP，pgdpc2t为中心城市2的人均GDP，pgdpjt为外围城市的人均GDP。
为检验市场一体化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经济后果，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apjct=α0+α1lnInnovationjt+α2Xjt+γj+λt+εjt
(11)
式(11)中，下标j、t分别表示地级市和时间，lnInnovationjt为城市创新创业水平，Gapjct为省内中心-外围经济发展差距，其他设置同式(1)。
同异质性分析中对省域经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划分，根据式(1)，本文首先分别检验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而后根据式(11)检验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对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表8报告了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了外围城市创新创业水平，而对中心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一致。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溢出效应”，其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更为显著。这给我们进一步分析市场一体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出发点。表8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为根据式(11)不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提高有效缩小了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显然，市场一体化显著加快了中心城市资源、技术和人才向外围城市的溢出效应，进而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表8 经济后果检验结果
创新创业是引领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是中国“双创”发展战略最有力的支撑。本文首先考察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影响，而后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和经济后果。研究结论表明：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创业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市场一体化确实通过强化知识溢出和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同时，市场一体化对城市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依其与省内中心城市的距离整体呈现差异性，距离中心城市100～200公里为其最优作用半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市场一体化有助于中心城市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流向外围城市，进而不断缩小省内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
新发展阶段，应当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打破市场区域分割，畅通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跨地区流动，全面提高城市创新创业水平，不断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打破地区间分割与行政垄断对市场的限制，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速实现要素和产品的市场一体化。在要素市场一体化方面，一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弱化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实现生产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二是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数字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地区创新创业活跃度。在商品市场一体化方面，一是加大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完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压缩地区时空距离，打破市场一体化的“先天性障碍”。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填平地方政策“洼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竞争活力。
第二，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创新创业带动作用。基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效益，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特别是要率先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强化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发挥其正向溢出效应。一方面，打破地区间制度性壁垒，解决地区间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难题，加快中心城市的知识溢出。另一方面，加快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分工协作，强化城市间功能互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第三，关注欠发达地区发展，提高地区知识吸收能力和应用能力。首先，地方政府应当强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优惠，吸引创新要素流入，强化地区知识吸收能力。其次，搭建跨地区对话交流平台，积极与创新先进地区展开技术交流与合作，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提升地区知识技术应用能力。最后，完善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地区间合作，实现地区“抱团”发展，充分发挥地区规模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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