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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雁飞 叶林园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00后”作为12岁到22岁的群体，正处于青少年阶段或青年早期，他们告别了“主客体一体化”阶段和“主客体互渗”阶段，进入“主客体独立”阶段[1]，其中年龄较大者已基本完成主客体独立进程，学会以主体“我”去认知客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产生互动关联，逐步走向社会化。而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交往是重要内容之一。“00后”是伴随21世纪出现的群体，其交往行为凸显互联网原居民的网络圈子依赖表征，同时表现出新世代群体抵抗传统“血亲社交”的决绝性，即一定的疏离表征。如何去看待、解释依赖表征、疏离表征及其共存性，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在分析问题时，本研究借鉴了现象学的形式结构分析思路：一是多样性中的同一性结构。索科拉夫斯基认为，现象学分析就是“描述特定种类的对象所固有的多样性”[2]，特定种类的对象具有多样性，同时多样性又涵括于某种同一性之中。“00后”群体社交的依赖维度和疏离维度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同一性的本质。二是在场与缺席的结构。“如果我们要觉察到在场者，那么就必须存在着它的可能的缺席之视域。在场作为对于某种缺席的消除而被给予。”在场和缺席具有同一性。“00后”群体对网络圈子的“依赖在场”和对亲戚圈的“疏离缺席”具有同一性。
Z世代指网络世代，广义的Z时代包含“00后”。他们的社交需求旺盛，数据显示，75%的Z世代表示希望有更多时间和同伴在一起。[3]他们活跃在各个网络社区或群聊中，通过共同语言吸引“道友”形成社交圈子。随着陌生人社交和兴趣社交的发展，Z 世代社交市场空间广阔，2021年的一项研究预测其市场有望突破千亿[4]，并保持高速增长。
1.1 网络圈子依赖表征
在早期的“圈子”研究中，李培林通过垂直式梳理中国社会结构，发现20世纪的中国权力差序结构从文化网络到组织网络[5]；
周建国提出当今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紧缩圈层结构转变[6]；
罗家德通过差序格局理论划分社会关系结构[7]等，学者们结合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解释“圈子”现象，十分关注“圈子”中的差序格局。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圈子”的载体经历了从口语媒介到网络社交媒介的更迭，其存在场域也从现实向虚拟空间延伸。
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00后”生活方式洞察报告》显示，“00后”作为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是课内外自我增值的“平衡大师”，59%的“00后”会在文化教育领域进行自我投资，在兴趣上通过多元体验丰富生活。他们通过基缘（学缘、趣缘等）进行“圈子”拓展，通过特定时间形成偶然“圈子”[8]，并在网络各种圈子里互动。
可以说，作为数字移民原住民的新一代青年，尤其是“00后”，他们在触网、玩梗、网游等方面拥有了较大自主权。互联网“圈子”传播重塑了他们的社交方式。[9]
从漫圈到饭圈、绘图圈、语C圈等兴趣社区，“00后”群体奉行“万物皆可圈”，在网络上组建并参与各类兴趣社群，拥有众多基于兴趣划定的社交圈，活跃于点赞、评论、转发、原创等互动活动。
针对这种万物皆可圈，一些学者从更为忧思的层面提到了网络社交依赖。网络社交依赖往往与手机依赖交织在一起。大学生群体的网络社交与手机网络依赖显著相关[10]，网络社交可正向预测手机依赖，网络社会支持在网络社交与手机依赖之间起中介作用。[11]可见，以“00后”为主体的大学生，网络社交越多，其对手机越依赖。
过度的手机依赖、网络圈子依赖可能造成群体性孤独、线下人际交往能力退化、线上八卦谣言难以管制等系列问题。相较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大学生网络圈子形成了新“差序格局”。[12]一方面，社交圈层增强了人们在人际间的沟通，核心社交圈更是呈现“强关系”态势；
另一方面，圈层固化也会导致信息封闭、“沉默的螺旋”及网络舆情失控。[13]
1.2 网络圈子依赖的原因
1.2.1 情感寄托
“00后”缘何依赖网络圈子进行人际交往？Kim认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会影响其智能手机的使用程度。在心情低落、无聊、社交焦虑、抑郁等心理状态下，使用智能手机社交可以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逃避策略。David和Shin指出：智能手机的使用通常受个人渴望体验情感提升的动机影响，这种动机驱使人们通过短信、电子邮件和社交活动调节或缓解自身情绪。消极的情绪体验，可能会导致有问题的使用趋势的发展。例如，焦虑的人可能会经常依赖智能手机与他人进行电话沟通或发信息沟通，并通过娱乐寻求感觉，以应对他们的负面情绪状态。[14]此外，经历孤独的人更有可能使用智能手机联系他人来缓解负面情绪。[14]但孤独的人也可能变得更加孤独，如此陷入“死循环”：为了缓解孤独而去依赖网络社交，但过度的线上社交，又会进入集体性孤独。
1.2.2 人-网社交个性化
互联网改变了“00后”的社交方式。超过10亿中国网民在互联网空间聚集，他们加入各大网络圈子或者网络社群。不同于网络社区侧重空间的聚集，网络社群则只指向人群，它是基于特定虚拟社区形成的较为紧密的且具有一定的群体意识的人群聚合。[15]青年以互联网为媒介进行网络互动，具有共同目标和网络群体意识。
作为从小生活在互联网环境中的“00后”群体，他们活跃在微博超话、豆瓣小组、朋友圈等社交工具所营造的网络交往环境中，成为穿行于虚拟世界的互联网游子。相较于成长于纸质媒介环境的长辈，“00后”群体成长环境较为开放、自由，具有较强的个性特征，更渴望通过手机移动网络融入拥有共同话语的兴趣圈层，以追寻某种共鸣，完成自我本真的实现和不同角色的扮演。[16]如在《明星大侦探》豆瓣小组中，青年粉丝的社交更像是一种“自我装扮”，他们在意的不是与某个具体的人形成社交连接，而是在这个社群中抒发自己的观点，收获认同，以此来显示自己是一个独特或有趣的人。
1.2.3 线上社会资本的积累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个人或社会个体占有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的、来自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总和”。[17]社会资本主要包括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18]3个维度。近年来，诸如微博、抖音、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出现，改变了青年或青少年传统的社交方式。在场交往逐渐减少，缺场交往逐渐增多[19]，人们的线下社会资本实践也随之转移至线上。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联结社会资本、黏合社会资本、维持社会资本均呈显著正相关。[20]以大学生微信使用为例，微信使用强度越大，大学生所拥有的桥接型社会资本和黏合型社会资本越多。[21]通过网络群聊，人们可以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全世界范围的虚拟社交活动。社交网络通过促进网民的联系和互动来推动网民社会资本的增加。[22]
具体来讲，人们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在维持人际关系的同时，结交新朋友，甚至成为意见领袖，实现社会资源交换，收获社交满足感，获得网络社会支持，拥有关系性维度的社会资本。关系性维度在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方面，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23]，是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主要包括信任与可信度等。同时，线上社交网络中，处于大型网络社交平台（如微博超话、豆瓣小组）的青少年基于相同的兴趣聚集，他们对某些事物或现象有着相似的理解和相似的话语表达，从而产生认知性维度的社会资本。在网上有着庞大社交网络的人，拥有了线上社会资本后，更易依赖手机维持关系。此时，包括手机成瘾在内的PSU（即问题型手机使用）现象出现。
一方面，以“00后”为主力的年轻网民活跃在网络各大圈子，如《明星大侦探》豆瓣小组关于《02案夜半酒店Ⅱ》平均回帖达53条；
另一方面，传统差序格局中的核心圈——亲缘圈却在松散甚至解体，甚至出现了“断亲族”。
2.1 “断亲族”的疏离表征
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费孝通针对中国乡村封闭性、乡土性等特点，指出中国乡土社会具有“差序格局”的结构特点，其社会交往的熟人圈子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凡是“圈子”波纹涉及的成员都互相产生联系，并且推出的距离越远，联系越薄。[24]传统的社会交往圈以血缘和人情为内圈层和中间圈层，熟人社交占主导，而“断亲族”的出现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差序格局的重要挑战。
“断亲族”，就是不与亲戚来往的年轻人。学者通过随机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25]他们在朋友圈倾向于屏蔽部分亲戚甚至父母，在家族微信群里保持沉默，崇尚“沉默是金”。
“断亲族”年龄越小，与亲戚的来往就越少。新一代年轻人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以春节拜年为例，“断亲式拜年”话题里常出现类似这样的表述：“每次有亲戚来做客，碰到不服管教的熊孩子，真的很讨厌，还不能指责，为我的乐高默哀”；
“过年不喜欢跟亲戚吃饭，都是不熟的人，没话讲”等。
2.2 “断亲族”疏离的原因
2.2.1 从血缘到趣缘的关系嬗变
传统社会重视家庭和亲属关系。对于乡村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乡村终究是封闭的，就是一个循环而已。[26]年长世代亲戚之间存在着浓浓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是维系中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网络。[27]人们生活在较小的圈子内，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进入了现代化、开放性、高流动性的社会后，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趣缘而非血缘的二元同伴关系、校友关系等逐渐占据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流动的加速，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新的权力和利益因子不可避免地渗入普通中国人的亲情结构，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具有软弱性[28]，人们进行人情往来也不再单纯以血缘、家族为依据。[29“]00后”群体成长于这种亲情在事实上具有“软弱性”的环境，对亲戚关系的维系在认知上不够重视，在行为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缺乏耐心。
2.2.2 亲辈的物理分离
传统社会“圈子”交往以地缘和血缘为主。彼时大家就近居住，近距离交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社会流动，人口不断聚居于城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变迁。[30]农村人“进城”，随迁人口不断增加。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亲戚关系的淡化，主要是工业化的产物。[31]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中，农村亲属关系的紧密程度将会有所减弱。[32]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城—城流动持续增加，加速了居民的居住分离。[33]
交流的物理距离拉远，原本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变成核心家庭与爷爷奶奶辈、兄弟姐妹的分离，为亲戚之间的面对面交往带来更大难度。
2.2.3 逃离初级人群
微信朋友圈不难见到类似这样的冲突描述：“爸妈理解不了这样的现象——让女儿帮她表妹找个工作为什么不愿意。儿女为什么长大了就变了，宁愿把时间和钱跟外人一起浪费掉，也不愿帮衬家里。”父母感觉困惑，子女觉得委屈，慢慢地，子女与二代外的亲戚断了联系。为何会出现两代人观点分歧的现象？原因不外于两代人的成长环境不同、观念不同、人际圈子不同、所看重的关系不同。
人类关系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所谓初级关系，指的是血缘和地缘相近的关系，如亲戚、邻居。后者的次级关系，指具有共同利益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关系等。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交媒介多元化发展，初级关系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次级关系越来越重要。[34]年轻人与家的物理距离越来越远，相较于血缘关系，他们更看重以学缘、业缘、趣缘等维系的关系。
同时，父母辈自我分化失败也是年轻一代逃离初级人群的重要原因。关于自我分化，心理学家Bowen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有良好的自我分化水平。[35]从人际关系层面来看，自我分化就是一个人要掌握好亲密和独立的平衡。根据心理学解释，父母的自我分化失败（如因婚姻不幸福经常向子女倾诉），会导致子女或年轻一代的行为逃避，转向在网络社交平台“吐槽”，并减少现实中与父母的联系频率。
面对自我分化失败的亲戚甚至父母，部分年轻人选择单方面不理会“委托找工作”的信息，通过情感阻断的方式，来逃离情绪缠结的痛苦，完成自我的分化或者对自己人生的把握。在问题型手机使用行为中，智能手机可能被用作避免处理的手段，或逃避某些过去的创伤（如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忽视、来自族亲的心理虐待），进而陷入与现实亲戚“断亲”、进入网络圈子社交的两重交流场景。
网络圈子依赖代表了一种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交往的流动性，而断亲行为也是人们逃离传统“熟人”交往场域的一种表现。这种依赖与疏离之所以具有冲突效应，是因为社会正处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网络时代的陌生人社会转型时期。
3.1 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稳定性
熟人社会讲究“人情”“面子”，由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乡土性，其人际交往以邻居、亲戚等熟悉的人为主。传统乡村，人们聚集群居但物资不足，个体能力不足以抗衡生存困境，于是就近结成“同盟”，守望相助，在与“自家人”的交往中（如在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礼物”的流动，做饭时自种蔬菜的物物交换等），形成以关系、人情等为主要维系手段的乡村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是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36]，其人际社交具有稳定性。中国传统时期乡村共同体稳固的基础是家户的超稳定。[37]家作为乡村共同体的最小单元，讲求“家和万事兴”。“当家人”掌握家庭财政大权，并维护着长幼有序、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制度规范，三代甚至四世同堂，不分门立户，其内部关系呈现家庭实体整体化。“户”为家的外部单元，由于传统社会生产落后，“自家人”结成同盟，农忙时节互帮互助，其乡村活动具有公共性。家的完整性和户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乡村共同体的稳定。处于该共同体的年轻一代成为“小辈”，与长辈一起置身于传统社会的“自己人”圈子，不必离群索居，在浓稠而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抵抗风险、获得安全、满足亲密感。
3.2 陌生人社会的社会交往：流动性
从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现代化与现代性促成了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38]，“半熟”社交甚至陌生人社交兴起。传统的熟人社会彼此熟知、家户关系较稳固；
网络社会中，人们可以实现全世界范围内交往，社交空间大大扩展，处于“液态社会”。[39]现代社会像“流动”的液体一样，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多样化，生活状态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其形状。
当流动性成为“00后”重要属性甚至核心社交属性时，稳定性必然成为边缘属性甚至明显被排挤的属性。相较于熟人社会“阡陌相交，鸡犬相闻”、熟人间“不分彼此”的无边界状态，年轻一代喜欢边界感，拒绝社交黏稠[40]，追求“不要或少麻烦别人”，也向往拥有“别人也不要麻烦我”的清静。
然而，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社交需求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代社交媒介的发展，使得技术赋权用户进行网络社交成为现实。同时，现代生活的“流动”导致了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无知感与无力感。作为“网生代”的“00后”群体熟练掌握网络社交密码，活跃于微博超话、小红书内容社区、B站话题等各个网络圈子，以获得社交满足、线上社会资本的积累，并希冀进入像鲍曼所形容的那种社群主义共同体——“一个置身于波涛汹涌、让人无处藏身的大海中的舒适安逸如家的平静小岛”。
但是众多网络圈子可能无法满足“舒适安逸”的期望。从鲍曼提出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概念可以看出，以陌生化交往为主的兴趣圈子，每个人如同观看演出的观众脱下各式各样的大衣，穿着适合于那一场合的服装，但随着演出结束，这些人又穿上了自己的大衣，消失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由此，人们因为相似的目标与某方面兴趣构成了一个暂时的共同体。
这种短期的共同体或圈子把人分成了不同部分，而不是一个整体，这种分裂的共同体无法为个体提供完整的安全保障。有时人们因为某次打榜活动组织起来的微博超话，在活动结束后又马上归于沉寂。有时人们因为某种爱好加入某个团体，后期可能由于群体缺乏社交规范引发伦理风险，使社会秩序出现裂痕。[37]
3.3 “流动”的隐患：社交规范缺位引发的问题
传统的熟人场域拥有一套成熟的社交规范，包括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和实践机制等。类似网络圈子这样的陌生人场域尚无成熟的社交规范。缺乏社交规范的网络圈子面临网络谣言、网暴、隐私泄露等问题，这也让置身网络圈子的“00后”群体面临着各种风险。他们缺乏来自传统熟人交往的社交历练，带着年少的好奇心和尚未发展完备的认知能力，常年游走于各个网络圈子，在不自觉地让渡自己作为主体的权利（如隐私权）的同时，也在有意或无意地试探甚至突破他人权利（如隐私权、不被诽谤的权利等）的边界。
正如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言：人们像他们的时间胜过像他们的父亲。
城市化推动、社交媒介进步、趣缘勃兴和出于社会资本的考量等因素，形成了属于“00后”的“时间”，他们更趋向于具有流动性、便利性的陌生人社会，甚至形成某种网络圈子依赖，同时远离具有熟人社会稳定性、规范性特征的血亲圈。“00后”活跃于各种各样的由陌生人自由组合也可能随时解散的网络圈子，这些网络圈子多为人类道德伦理尚未开垦的版图，在带来各种便利甚至新奇体验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个较为严重的心理倾向——外在世界的“商品化”，即把周围世界看成是一个供直接消费的产品聚合体，把这个有着它的居民的世界视为消费品的聚集。当“网络圈子”也成为一种消费品，各种负面影响接踵而至，如网络暴力、隐私泄露等。身处各种网络圈子的“00后”群体，因为社会阅历的不足、认知水平的有限，既可能成为让渡自身权利的受害方，也可能成为突破他人权利边界的施害方。如何规范网络圈子交往，建构网络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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