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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宇，周静舒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速度一直呈增长趋势，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2.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8.7%，预计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1]。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生育率的下降，“4-2-1”结构的家庭越来越多，空巢老人数量逐渐增多，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的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在这种“银发浪潮”下，社会期待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形成。
党和政府也一直积极关注新时代老年人的新需求。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2022年2月发布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给养老事业提出了新的谋略，包括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等。二十大报告也将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发展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便提出要积极探索互助养老和时间银行等做法，即自己对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可以储存起来，当未来自己需要帮助时可以获得别人对自己同等时间的服务[2]。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大数据技术应用，时间银行在我国展开了积极试点，开始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并进行本土化探索。在当前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缺口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志愿服务和养老模式的创新，便是解决养老服务需求和供给矛盾的一剂“良药”[3]。
(一)文献回顾
从养老的主体来看，有学者把我国传统养老模式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3种[4]。家庭养老是中国社会最古老也是最广泛最基本的一种养老模式，在传统养老模式中最富生命力[5]，但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独生子女能够给予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都非常有限[6]，家庭养老逐渐显示出脆弱性。尽管老年人的高龄化和空巢化使得机构养老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作用逐渐从“补充”到“支撑”，但我国养老机构由于缺乏社会资本的投入，逐渐呈现出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民办养老院床位闲置的两极化局面[7]。杨倩文等人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养老机构在基础设施、护理人才、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仍存在困境[8]。为了弥补养老机构成本高、与家庭分割的缺陷，社区开始作为依托将家庭和机构有机结合，并通过链接社会资源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服务[9]。然而由于资源有限，社区内的养老床位紧张，我国目前的社区养老仍是以政府购买为主，与市场的合作机制不够清晰[10]。由此，互助养老作为社会协同机制的产物在国内展开试点。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模式，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Edgar S.Cahn为应对高失业率提出的时间美元发展而来，其主张将时间进行等价交换[11]。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相互支持，有助于维持社区的健康[12]。在中国，时间银行被认为是以时间为凭证的劳务代际交换[13]。针对其参与对象，一种观点认为时间银行主要是打造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的志愿服务[14-15]。另一种观点认为要确保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应该扩大志愿者队伍，吸纳不同年龄阶段的志愿者，即年轻人、准老年人、低龄老人都能成为储户[16]。从时间银行的中国特色来看，刘妮娜、唐小然、陈小华和陈功等学者认为“时间银行”在实践中已不仅仅是一种互助养老的创新方案，其特色之处在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为单位进行资源整合，并逐渐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17-19]。由于我国时间银行大部分是通过政府委托给社会组织运营，因此它也是新时代政社协作的一种结构化体现[20]。在时间银行运行的过程中，国内学界认为其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顶层设计、激励机制不完善、计量标准不统一等[21-23]。
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发现，国内对时间银行的研究仍停留在概念辨析、可行性分析和相关单案例实践困境探析层面，鲜有文献通过多个案例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梳理。本文将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多案例比较，对时间银行现有模式进行类型学分析并进一步提出优化策略。
(二)分析框架：社会交换理论
霍曼斯(Homans)的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会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交换活动。布劳(Brauw)在其基础上认为社会交换须具备2个前提，即必须与他人互动和采取相应手段。与物质生产关系的经济交换不同，社会交换可能会存在交换的不平等或延时，因此相互信任和相互需要是社会交换能否成功和可持续的重要保证[24]。社会交换的资源既可以是金钱、商品、信息等有形和无形的物质，也可以是服务、地位、认可、情感等非物质形态，且不同的资源所需的交换时间不同，如金钱交换比情感交换更具有即时性[25]。社会交换的原则包括理性原则、互惠原则和公正原则等。Gouldner认为互惠原则是社会交换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交换双方都能在交换过程中受益，因此人们应当会去帮助且至少不会伤害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们[26]。社会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冲突与变迁组成了社会交换的基本过程。其中，吸引是人们进行交换的前提条件，资源的数量、质量间的竞争是交换的实现途径，交换的结果则是获得内在报酬或外在报酬。总之，社会交换是一个基于信任与责任的辩证化的过程。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时间银行的运行机理如下(图1)：社区居民在时间银行中完成注册登记后，平台会接收到供给方的申请并对其进行资源审核后录入信息平台。当有高龄老人需要服务时可以提出申请，平台会在确认后将供给方信息与服务对象进行匹配，并搜索到合适的对象进行服务。当服务完成后，供给方可以得到时间银行给予的时间币或表彰等社会报酬。可以看出，供需双方与时间银行进行交换的资源即自身的信息，而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交换的资源即是服务。当未来供给方变成需求方之后，代际交换便得以实现，上述过程又会形成一个新的闭环。
图1 时间银行的运行机理
可以看出，时间银行在本质上是一种志愿交换服务，通过时间银行提供的服务实质上被赋予了时间交换价值，所换来的交替服务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份养老保险，属于对自己劳动的延期收益[27]。这就把服务变为了多方主体的合作，不仅能够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不会给老年人带来心理负担。“青银共建”的模式不仅使得老年人的余热得到持续发挥，实现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的充分结合，年轻人的积极加入还能有效打破社会中的“代际隔阂”，促进社会养老的代际交换[28]。因此，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于阐释“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运行机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多案例比较法，主要选取江苏省南京市和江西省南昌市3种不同统筹层次的时间银行为研究对象。南京市近10年来人口发展趋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深。作为时间银行早期的试点城市，南京市已经率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级层面与街道层面共存的时间银行模式，为很多城市的互助养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新思路。而南昌市东湖区作为中心老城区，老龄化倾向十分严重，但公共养老设施一直供给不足，需求缺口明显。其在多年前就已经进行过“爱心储蓄社”的尝试，在此基础上，东湖区于2017年在江西省率先打造了区级的时间银行模式并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在建立初期也得到了社会志愿力量的广泛参与，成为南昌市“最佳志愿者服务项目”。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和资料是通过对南京市姚坊门时间银行相关人员的结构化深度访谈整理得出，访谈录音全部被转录为文字稿件。此外，还收集了相关时间银行的网站公开信息、新闻媒体报道、宣传影像等资料，深入比较并探究时间银行的运行机理。在访谈和资料整理过程中，重点关注的是几种时间银行模式在政府介入程度和资源链接力度2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二)案例简介
1.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根据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176.77万人，占18.98%。其中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为127.59万人，占13.70%，老年人口数量正以4%～5%的速度上涨[29]。为了破解养老服务主体的不足，基于各区多层面的试点，2019年7月，南京市政府印发《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构建起在全市范围内通存通兑、权威统一的养老时间银行。经过2年多的试点工作，近日，南京市政府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体系建设的通知》，让互助养老中的“南京模式”进一步得到深化。
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主要是通过政府投入和社会捐赠的方式建立了时间银行专项基金，让全市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其服务对象重点为空巢独居老人，服务项目聚焦在老年人最急需的“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和“助急”5个方面。南京时间银行的组织结构较为复杂，由市民政局牵头，在各区和街道分级管理并建立时间银行服务点，将责任落实到各级单位定期进行绩效考核。“我的南京”手机客户端为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提供了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志愿者可以依托市民卡建立个人账户，实现注册、派单、接单等。通过全市各类政务媒体的宣传。截至2022年7月，全市的服务站点已达1 300多个，注册志愿者超过5.7万人，注册服务对象6.7万人，注册团体志愿者130个，完成订单49.6万个。
2.南京市“姚坊门”时间银行。姚坊门时间银行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该街道区域面积10平方公里，共辖13个社区，常住人口8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15 933人，占常住人口的20%(1)数据由姚坊门时间银行提供。。“且低龄和空巢老人数量居多，他们不仅属于闲置在家中的劳动力，自身对居家养老服务也有很大的需求，但是依靠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方式打造连锁的居家养老服务不仅成本会很高，提供的服务还无法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从居民构成来看，街道70%以上人口为拆迁安置居民，因此邻里之间并不熟悉。从打造‘熟人社会’的视角来看，只有整合社区内闲置的劳动力资源，才可能使居家养老服务可持续化”(2022年1月19日对姚坊门时间银行W主任的访谈)。
由此，2014年在姚坊门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尧化街道开始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与居家养老相结合的模式，并委托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作。根据社区的可操作能力和通过对街道老年人的普遍需求、志愿者的服务技能等进行综合调查，姚坊门时间银行目前的服务内容大致包括家政服务类、护理类、关爱交流类、外出代办类、维修类和其他类。其中其他类服务不仅针对老年人，也包括部分儿童的技能培训等。姚坊门时间银行参考了商业银行的运行模式，与中信银行联名发行了“时间银行卡”实现时间的存取借贷。考虑到不同服务项目所包含的时间价值不同，其所有的服务内容都经过了市场询价，并按照劳动强度和服务的难度系数制定了创新的计量标准和兑换模式。目前姚坊门时间银行已实现13个社区分行全覆盖，在全街道实现通存通兑。截止到2022年1月，已招募志愿者7 143人，志愿团队62个。其志愿者并不局限于低龄老人，在校大学生或年轻人通过审核和培训后都可以注册参加。目前已服务对象中老年人数达59.3万人，残疾人14 084人，儿童15 437人，普通居民89 065人。累计存款时间达34.2万小时，其中被支取67 800小时。
3.南昌市东湖区时间银行。东湖区作为南昌市的老城区，辖区面积56.95平方公里，其空巢老人数量在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为了满足当地老年群体的养老需要，东湖区于2017年10月在“爱心储蓄社”的雏形基础上正式开始探索时间银行模式。为了确保其顺利运行，区政府投入了约200万元用于对时间银行进行标准化设计和运营管理，并通过社会募捐筹集了公益基金。此外，还印发了《东湖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东湖区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时间银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赋予时间银行合法性。
东湖区时间银行的运行建立了从区级“总行”到街道“分行”再到社区“支行”的3级组织架构，分别负责时间银行的总体布局与数据分析、对分行进行监督评估、时间银行基础运营。志愿者通过时间银行可以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生活照料、护理保健、法律援助、家电维修、跑腿服务、社区公益和其他。针对不同服务对象提供的不同服务类型，会在“智能云平台”客户端上赋予差异化的时长积分记录，不同的时长也设置了不同模式的兑换规则和星级奖励以保证服务兑换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截至2021年底，东湖区已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了12家“分行”，113家“支行”，开展公益活动7 896次，累计存款时间约14万小时(2)数据来源于江西财政新闻联播。。
上述3种时间银行模式分别属于市级层面、街道层面和区级层面。目前我国开展的时间银行多由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知晓度不高，存在很大的未知性。而社会组织通常具有行政合法性或社会合法性，二者紧密相关。具有社会合法性的组织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具有行政合法性的组织更容易获得政府和社区的资金支持[30]。如果仅仅依靠民间组织不仅公信力不强，且很容易出现随着人事变动难以为继的情况，而志愿活动的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公信力[13]。因此，在时间银行建立初期更需要政府赋予其行政合法性。一方面，政府的介入程度可以决定其实现通存通兑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时间银行信用支持以获取公众的信任度。另一方面，政府能够从战略高度对“时间银行”进行顶层设计并给予制度保障，明文规定权利义务和责任不仅能大大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能增加民众对其的信任度，有利于“时间银行”大范围的复制推广[31]。
其次，资源和技术的链接程度是决定时间银行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的资源指社区能够链接到的人力资源、财产资源、市场资源等社会资源。时间银行本质上属于代际交换服务，必须依靠良好的供求关系才能实现良性运转，而我国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间存在不对称性，想要消除这种不对称性必须借助市场机制对其进行引导和调节[32]。市场资源的筹集和可持续性供给是“时间银行”运作的保证，筹集整合的优质资源越广，形成的联合服务网络层级越高，时间银行这个“蛋糕”才会越来越大。尽管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但其在公共服务领域仍然存在着垄断性，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而我国的时间银行多以社区为落脚点，因此社区对资源的整合力度与社区关系网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作用[33]。
总体来说，政府的介入和社区资源的链接这2个变量的耦合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时间银行的运行模式和可持续性。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高低和资源链接力度的强弱二维因素，可以对目前我国时间银行理想模式进行类型学划分，如下图所示(图2)。
图2 时间银行运行模式类型
(一) A类时间银行：政府介入与资源链接双强模式
A类时间银行属于高政府介入和强资源链接组合。其通常是以政府为主导，具有较强的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因此能够较好地突破各部门间的合作壁垒，使时间银行各环节高效运转。此外，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较强的支配力，社会资源的链接程度也会随之增强，不仅能够为时间银行运转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员工资、运行等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还能高效地组织人力，为信息化系统的建立健全提供技术支撑。
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是A类时间银行的代表。从政府介入来看，它是由市民政局牵头，并在市级层面统一运行的，政府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很强的行政合法性。与此同时，还通过印发试行方案等对其进行制度引领，从上至下构建了从市到区再到街道的监督管理体系，确保各部门各司其职。从资源力量来看，民政部门与慈善基金会、公安部、卫健委、司法局等打通信息对接系统，在全市织起了一张资源网。其不仅设有专项“时间银行”基金，还会通过慈善总会向社会募捐，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餐饮店、理发店、商场等日常化生活场所加入，为志愿时长达到一定等级的星级志愿者提供便民优惠服务或免费参观博物馆等生活优待，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能及时化解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正是由于二者的强强联合，得以让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迅速成长，成为居家养老的辅助力量。
(二)B类时间银行：政府介入趋弱与资源链接较强模式
B类时间银行属于低政府介入与强资源链接的组合。这类时间银行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给社会组织的形式去运营，政府会给予时间银行一些政策性支持和指导，社区或社会组织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空间。尽管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是引导角色，但是社区内的资源整合能力较强，仍然能够实现时间银行在一定范围内的高效与可持续运转。
南京市姚坊门时间银行则属于B类时间银行，其是由姚坊门慈善基金会委托彩虹社会服务工作中心发起的，行政合法性是由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赋予的，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障，因此制度设计目前仍局限于街道层面。但是该时间银行仍然有完备的运行体系和小程序数据平台。在资源方面，采用了商业银行的运作方式，与中信银行合作并联名发行了“时间积分银行卡”，通过银行卡可以实现志愿时间的支取、兑换、转赠与借贷等。近几年，姚坊门时间银行也一直在积极打通外部资源，与一些爱心商家和垃圾分类智慧平台合作，并通过“721”的积分兑换方式调动街道志愿者的积极性(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达到20小时后，70%的时间存款可为自己或家人换取其他志愿者或志愿团队的志愿服务，20%的存款可用来在街道慈善超市换取生活用品，10%的存款可用来自动结算现金以贴补自己的志愿服务成本。)。总的来说，尽管B类时间银行驱动力相对较弱，但社区对于各方资源的盘活也可以让时间银行处于高位运转。
(三)C类时间银行：政府介入较高与资源链接仍弱模式
C类时间银行属于政府介入程度相对较高但社区内资源相对紧缺的组合，即政府已经从政策层面给予时间银行一定的合法性与规章制度。但对于社会组织来说，由于其发展缓慢，规模较小，市场为其提供资源的渠道不通畅，对政府的依赖导致其自主动力不足，资源募集能力缺乏，造成时间银行在运行过程中仍面临很多挑战[34]。尽管近些年来我国时间银行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探索实践，养老功能不断凸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宣传与运营不当也容易使时间银行陷入高开低走的风险之中。
南昌市东湖区时间银行目前已经以立法的形式在《南昌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中得到保障，区政府也为其制定了一系列的完善的规章制度，对各级时间银行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可以看出，该时间银行具有较强的行政合法性。但由于其目前仅在区级范围内通存通兑，内部工作人员待遇不高，多为兼职人员，流动性较大。此外，时间银行的大部分运营资金都依赖政府投入，难以调动社会资源，缺乏对于专业服务的介入。尽管政府也在积极打通社会筹资渠道，但与社区需求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且网络媒体对其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志愿队伍缺乏稳定性，很多群众对其认知较少。这些因素都使得东湖区时间银行在社区内资源互动的动力不足，很容易在可持续程度上打了折扣。
(四)D类时间银行：政府介入与资源链接双弱模式
D类时间银行是政府介入和资源链接都相对较弱的组合，这种模式的时间银行显然可持续性最低。因为它既没有获得相应的重视程度和信用保障，也缺乏资源交换功能，导致时间银行在运行时没有统一的政策约束和管理标准，难以发挥互助共济的功能。
我国在时间银行的探索过程中，也出现过难以为继的停滞状况。例如1998年上海虹口区晋阳爱心养老储蓄银行就曾因为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而没有规范的运作方式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开展过程中面临公信力不强、兑换标准无法统一、人员不稳定、难以通存通兑等问题，最终难逃坏账的命运[35]。总的来说，当前时间银行在国内的开展仍处于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阶段。
时间银行的提出最初是为回应高失业率，通过近10年来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探索实践，时间银行在我国与养老服务紧密结合，这充分说明该方式已经成为一种适逢其时的社区和居家养老结合的低成本战略。但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来看，时间银行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问题。
(一)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缺乏制度保障
我国时间银行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统一的政策法规去助推养老志愿服务的发展，从而使大众对时间银行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而信任才是社会交换产生的前提。尽管目前已有个别省份制定了市级层面的试行方案，但适用范围有限，仍然缺乏国家层面的公信力，因此参与者会对未来的时间兑换产生顾虑。目前我国的时间银行模式不一，运行方式和管理体制各异，且很多都是依托于社区或社会组织运行，然而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民间组织的力量相对有限，一旦组织结构发生变更，可能会出现管理不稳定、资金周转失灵等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36]。因此要想时间银行能够实现大范围的通存通兑，仍然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
(二)信息管理不完善导致缺乏时效性
国内早期的时间银行由于互联网发展相对滞后，对于服务内容的匹配、服务时间的支取和兑换等都是以手工记录为主。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自发形成的时间银行，信息化管理仍然相对滞后，一旦储户增多，不仅会造成管理效率的低下，还很容易出现信息的缺失和遗漏。倘若更新不及时或操作机制不健全，会使得社会交换缺乏吸引力。尽管目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很多时间银行开始依托手机客户端APP或小程序进行智能化信息管理，但覆盖范围也仅限于固定区域，时间积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共享和兑换，可能随着储户的搬迁积分也会随之失效。诸如此类服务信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时间银行在更大范围内开展。
(三)兑换标准不统一导致缺乏信用担保
时间银行作为一种纯信用产品，是需求方与供给方以服务换服务的一种信用交易。它与商业银行有着相似的运行框架，首先是因为时间银行中时间兑换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银行中的活期存款有着相似之处，其次由于时间的存取、流通和兑换没有进行标准化的计量，可能会存在“货币”属性，面临保值增值等问题[37]。卡恩对于时间银行的定义是时间的等量交换，但是我国时间银行提供的服务种类较多，在服务内容、难度和强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目前大部分时间银行仍然是选择以简单易行的方式进行计量，这种同质化的定价方式容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36]，导致服务内容单一化，老年人的切实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四)激励机制不创新导致缺乏参与动力
时间银行是一种共同生产的方式，供给者和接受者的共同输入才能为其提供效能，而输入的前提是互惠关系的发生，即实现储存时间在不同时间节点等值或超值交换[32]。倘若交换中的某一方认为回馈未达到预期，便会终止交换。因此，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时间银行对大众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则需要通过创新激励机制来实现。而由于资源和规模的限制，目前很多时间银行仅能提供一些基础服务的交换，或者用兑换生活用品、公益课程进行物质激励，内容较为单一，缺乏志愿精神的内在激励，对于年轻人或低龄老人来说无法形成足够的吸引力，长期来看缺乏参与动力。
(一)政府、市场和社会需协同发力
早在2015年中央城市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城市发展要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尽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和市民同心同向行动，让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和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在我国，时间银行不仅是缓解养老资源紧张的新思路，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理应依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推进。
当前国内的很多时间银行都是依靠组织发起，资源的不足也限制了其运行范围。除了南京市，最近北京市、河北省等都陆续印发推广时间银行的试行意见，试图打造可复制的特色互助养老模式。政府在给予更多关注的同时，更应该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加强顶层设计。首先是赋予时间银行制度保障，做好兜底工作。其次应加大对于互助养老模式的税收资金投入，引入先进服务设施，合理分配服务资源，为各地提供资源和技术保障[38]。最后，要逐步提升基层工作者的工资水平，保证发展的动力。政府赋予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才是时间银行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试点的基础保证。此外，随着“银发浪潮”的卷起，老年用品和老年人服务需求巨大，老年事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因此市场应该增强竞争力，辅助政府积极培育老龄产业，只有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推进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通过时间银行向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除了自上而下的推动，时间银行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志愿者的持续参与，可以通过公益活动的举办在全社会弘扬良好的爱老敬老风气，增强居民对互助养老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只有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时间银行才能实现良性运转。
(二)链接大数据，完善信息服务平台
基于国外时间银行的成功案例和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的试点方案，实现通存通兑的基础是尽可能大范围的统一联网数据库，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嵌入可以为时间银行的管理提供便捷。一是在网络信息平台可以实现参与者的一键注册和信息审核，有利于根据地点、职业、健康状况等对“储户”进行系统分类，通过平台定位系统发布需求信息可以供志愿者根据自身的偏好选择，打破了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保证服务的高效提供。二是在平台中，每名“储户”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账户，在账户中就可以实现时间的存取和转让等，避免了因外部原因造成的信息丢失等情况的发生[39]。三是信息化平台还包括服务评价功能，这不仅对志愿者是一种激励，也便于外界对服务进行监督。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节约了时间银行运行的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更广的信息系统打破区域的限制，使得各区域的优质资源得到整合，为流动人口跨区域的通存通兑提供了便捷。尤其是随着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资源的流动可以打破农村地区养老事业发展滞后的瓶颈。此外，利用网络平台可以对时间银行进行更多样的宣传，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志愿者加入其中。
(三)发行时间币，提高信用度
时间银行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银行，只是参考了商业银行的运营模式，虽然提倡以服务换服务，但是其交换媒介却是通过平台记录的虚拟货币，很多时间银行目前还是以时间积分为主，且各个组织对其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在实际运行中很容易产生缺乏信用担保的问题。如果直接以金钱货币作为媒介，不仅违背了原本互助理念的意义，且传统货币的利率波动和不确定性也会降低志愿者的积极性。根据“现代货币理论”，除了金钱货币，还有社区货币这种非主流货币类别[40]。
时间货币作为社区货币的一种创新形式，可以对服务进行衡量，有利于代际交换的可持续发展，它可以像金钱一样存贷，但是不能与金钱货币相互兑换，且只能用来换取相应的服务。但是如果想要时间货币像金钱货币一样在市场流通，获得民众的支持，还需要法律作为支撑。政府作为权威组织可以发行统一的含有信用度的货币，并明确规定其兑换标准，对于高龄空巢老人，可以先给他们免费发放一定数量的时间币，以帮助他们购买需要的服务，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41]。通过时间币来建构互助养老体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是解决养老资源供给不足，降低养老成本，实现时间银行长久发展的有益尝试。
(四)优化组织建设，加强激励机制
虽然国外的时间银行已发展较为成熟，但对于国内民众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概念，目前也只是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现有的成熟度和影响力还远远不足。要实现时间银行的复制推广，除了政策的制定，下级组织对于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也尤为重要。第一，要加强组织制度的规范化，在借鉴国外时间银行相关举措的同时，更应该结合中国特色，不断在试点过程中加以修正完善。第二，加大对社会组织和工作人员的监管和培训，引入评估机制可以有效对服务进行反馈，提升服务的专业性。
时间银行发展至今，其互助模式早已不局限于“老帮老”，更需要年轻人的加入为时间银行的创新注入新的动能。因此有必要通过网络媒介等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大众认知，还可以通过思政教学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引导高校学生的积极参与，加速代际融合。政府应该广泛开拓社会资源，创新兑换机制，例如南京市养老时间银行和南昌市东湖时间银行皆通过星级评比给志愿者提供免费公共服务等方式，不仅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有效激发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当前时间银行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步入了相对规模化和成熟化的阶段，并在上述4种模式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发展模式。在政府和社会养老压力与日俱增的现实下，时间银行的兴起不仅能够有效化解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低龄老人的余热得到持续发挥，实现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的充分结合，加速推进了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在看到发展的同时，也不难发现时间银行的开展在我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时间银行运转动力仍然不足，甚至从良性运转的互助服务逐渐偏离至“捡烟头换鸡蛋”的形式主义。在当前我国的现实国情下，需要正视时间银行发展机会与挑战的并存，最重要是让社会对互助养老模式产生认同感，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要依靠政府长期的主导，还要推动党委领导，充分加速社区、家庭、志愿者等多方主体的融合。
本文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出发，结合实际案例对我国时间银行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相对应提出了未来的优化策略。但本文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在案例的选择上受制于资源条件等原因，可能有不完善之处。第二，在互联网上搜集的新闻报道等研究资料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误。未来的研究应加大对案例中各方主体的深度访谈，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让理论基础与当前的实践能够实现对接和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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