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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恬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合肥 230039)
安徽横跨江淮，地处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中游，是我国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处，在古代是中原文化与吴楚文化的汇流之所，自古至今，是重视文化习得、积累与传承的礼仪之地。据《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的作者范凤书统计，古代知名藏书家中安徽地区206人，居全国第7位[1]。虽不能位列前茅，但在整个藏书文化中安徽地位独特，不可替代。安徽藏书文化起于老子(1)关于老子故里，有人认为在河南，有人从田野考察和丰富的史料，证实在安徽涡阳。本文认同“涡阳”一说。，在全国具有首善之功，其传承发达，从北到南经历了由淮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转移，最终在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发和推助而形成高峰，并且在徽州藏书、安庆藏书和桐城藏书中，产生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藏书景观，对于包括图书产业在内的现代社会文化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古代夏商周三朝，学在王宫，朝廷设置史官掌管文籍典册。相传出生并长期活动于安徽涡阳(时为东周楚苦县)的老子，“即为周守藏室之史”[1]1。到西汉时期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封地淮南(治所寿县)的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2]。招揽门客数千人，搜书著书，崇奉道家思想，撰《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传布天下。东汉时期沛国(今安徽濉溪一带)相桓谭博学多通，家富藏书，有《桓谭新论》(十七卷)《盐铁论》传世，相传宿县藕花墅是他的藏书遗址，1975年安徽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组织的考古队在淮北市相山南麓还发掘出了明崇宗时设立的“桓君山藏书处”石碑。汉魏时出生于沛国濉县(今安徽亳县)的曹操在汉灵帝时因“能明古学”被任为议郎，后建立曹魏政权，好结交文人雅士，创建安文学引领风骚。曹操与同代学者、大藏书家蔡邕友善。蔡邕藏书一万四五千卷，创太学“熹平石经”，刻碑立于太学门外，供学人自由摹写传读，建安文学代表之一者王粲即从蔡邕处得“万卷赠书”。蔡邕之女蔡琰没入匈奴，曹操予以赎回，并促其整理其父藏书，蔡琰从父亲所赠四千余卷坟籍中诵记四百余篇，文无遗误，蔡琰成为“中国藏书史上第一位女藏书家”。蔡邕本人和他的藏书“对建安文学的兴旺以及后世学术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17。曹操对汉魏藏书文化的贡献虽不局限在故里，但他对故里包括藏书在内的文化建设的影响功不可没。
唐末至宋，经济中心南移，又兼北方战乱不息，达官贵人、豪门世家多迁居南方，现属徽州、安庆等地南方文化遂在原先基础上走向繁荣，与此相伴同，藏书文化也由淮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发达起来。两宋时期，徽州地区代表性藏书家有24人，歙县闵景芬、黄宣、祝穆、汪杲、潘纶、吴豫，休宁的程大昌、金青松、吴瓘、宋松年、汪一龙、程珌、程卓、程明，婺源(现属江西)汪藻、朱熹、詹廷坚、许大宁等，名震一时。到元代，歙县鲍深，黟县汪泰初，婺源(今属江西)程直方，休宁程文海等，也都继承发展，各有贡献。
到明清时期，江南资本主义自明代中后期到清代经历了从萌芽到滋长的过程，手工业、民间个体工商业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规模繁荣起来。因之，个体意识及其文化、政治进取意识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文化下移，底层士子欲借助家族或家庭，读书进取，以求飞黄腾达。而从隋朝到明清愈益完备的科举制度，也促进了士子求官取仕、光宗耀祖的要求。以至上自富贵之家，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倾其所有供子女求学进阶，读书尚学之风盛行。“十户之村，不废诵读”，“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马其昶语)。与此相关，官府图书出版、管理的有限性，已不能适应社会对读书的需求，私家印制、贮藏乃至出借图书的产业也就得力于这种新的文化要求，较之以前繁荣发达起来。原本藏书之家继续不惜斥巨资充实馆藏；
学馆学堂也克服单纯讲学授徒的形式，兴建书院、藏书楼；
许多家族在追求仕进的同时也重视世代藏书，以求“诗书继世”，桐城麻溪姚氏、吴氏、方氏，庐江刘氏，徽州汪氏、鲍氏、程氏，等等，都以家族藏书世代相袭，“缙绅之家往往自编教材，由父兄率子弟诵读”， 子孙几代也因之富贵发达。更有商家兼及搜书、售书、藏书之好，成为一时之新生事物，徽商也因此而出类拔萃。早期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汪启淑、鲍廷博均以经商致富而大兴藏书之业，后期以经营布业的汪士钟，以鸦片贸易兴起的伍崇曜，以盐业致富的潘仕成和孔继勋，等等，都直接参与藏书文化，收藏书籍，建构书楼馆阁，名贯遐迩。此一时期，大小藏书楼阁遍布皖江南北、城乡市镇，郁郁乎文哉，逞一时之盛，成为安徽藏书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
(一)徽州藏书文化与汉宋两大学派
古徽州文风昌盛，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是程朱理学的重要阵地，宋儒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之徽州，因而在徽州程朱理学也被称为“新安理学”。朱熹曾两次回徽州省亲，每次都逗留数月，四处讲学。宋儒理学集儒学思想之大成，又吸收佛家、道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包含了丰富复杂的内容和辩证思维。它强调“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以“天理”(道)控御和调适政事、人伦、人欲，在处理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欲、群体与个人等重大问题的关系上讲究辩证要求，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心性化，在后期封建社会产生了支配性影响。朱熹提倡读书穷理，认为“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极大地促进了徽州的读书风气。从南宋前期至明清二代，新安理学在徽州维系六七百年，对徽州社会及其文化构成了无处不在的笼罩，读书穷理，读书仕进，爱书藏书，促进了徽州藏书的迅猛发展。到清代，这里又是乾嘉学派(朴学)的重镇。乾嘉学派与宋代程朱理学两相反对，以回到汉学相标榜，注重考据。朴学家注重考据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热衷于购书、藏书，利用藏书研习学问。诚如洪有丰所言，朴学家治学：“尤需博览载籍，腹富五车，而后可以扬摧是非，参稽异同。有朴学之提倡，而藏书之需要亟；
有藏书供其需要，而朴学乃益发扬光大。”[3]这样，在这块土地上以新安理学为主导，到清代乾嘉以后乾嘉学派又与其相匹敌，汉、宋两大学派在这块土地上的冲撞和互渗，造成了壮阔的文化景观，影响了徽州的思想文化和学习风气，也影响了徽州藏书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理想，此非其他地区所能及。自宋以下这块土地上的学术文化提振了藏书文化，藏书文化又催化了这里的崇文重学的社会风气。
当然，古徽州藏书文化受到程朱理想的影响更为突出，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首先，表现在徽州的家族藏书上。程朱理学倡导封建伦理，看重社会的宗法性，宗族是其以理治世、以理育人的社会基础，而“家族式”藏书则是其家族传承的文化手段。家族通过藏书培育子孙，代代相传，兴旺发达。往往一家一族几代人倾尽所有，竭尽心力购书、藏书，传给子孙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一种文化教养和精神理想。明初，歙县方富祯、方銮、方大治一门，累世积书，遂有“万卷方家”的称谓。歙县徐乾学筑楼贮书数万卷，名其楼为“传是”，所要告诫子孙的是：“所传者惟是矣”。清末，绩溪胡培翠于道光十七年(1837)创建世泽楼，与族人购置大批图书藏之，成为有名的胡氏家族公用图书馆，其用意显而易见，即“世泽”流芳。家族藏书维护了家族统治，培养了族人子弟，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古籍，传承了传统文化，丰富了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清末翰林黄崇惺在《草心楼读画集》中说：“是时休、歙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墨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盒盅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鉴赏家所津津乐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4]
第二，尤其表现在徽商藏书上。新安理学兴盛之时，许多在外经商多年的徽州商人创下累世家财，他们用了相当一部分购买书籍，建构藏书楼，不少商人后来都成了藏书家，并且世代相传。这与世俗的物质利己主义大相径庭，而与流传深远的理学精神不无关联。商家营销图书本属资本主义经济萌发后的商业行为，以获利为目的，但作为理学盛行的特殊地域的徽州商人从事书业，又受着理学的制导和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影响。理学在处理道义与私利的关系上要求以义制利，虽然义利不可分离，但道义是衡量是非取舍的标准，合乎道义的便去做，不合道义的便不为，又因为读书仕进是徽州人的普遍追求，所以徽商经营书业便表现出徽州人特有的“徽骆驼”精神，在商守理，在商读书，在商藏书，锲而不舍，以义与利的统一、书与商的综合效应而文质彬彬。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物质的获得和延续，更是一种超个人精神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前面提及的徽商马曰琯、马曰璐、汪启淑、鲍廷博、汪士钟、伍崇曜、潘仕成、孔继勋等人都大抵如此。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以盐业发家，后建小玲珑山馆，藏书10余万卷，自家创刻印坊，广结文人雅士，“授餐经年，无倦色”，学者金祖望、厉鹗、金农、郑板桥等都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歙县鲍思诩，经商致富后以重金搜购宋元书籍，筑藏书室知不足斋，其子鲍廷博勤学好古，光大父亲遗传，与江浙藏书家频繁交往，互相借抄图书，终老不倦，所抄书籍流传至今者仍有140余种。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开馆，诏求天下遗书，鲍氏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得朝廷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乾隆赠诗曰：“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称赞鲍氏藏书广采博纳。歙县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以经商致富，居杭州，得以捐官，有藏书楼“开万楼”“飞鸿堂”，藏书数千种，重视宋元真籍，也看重印章刊刻，自称“藏书百储，古印万钮”，与江浙藏书家钱谦益、项元汴、徐乾学、朱彝尊等藏书家相颉颃，四库开馆，献书五六百种，获赐《古今图书集成》。可以说，徽商藏书深得理学精神，“以商养儒，以儒营商”，在藏书文化上彪炳史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风采。
(二)桐城藏书文化与桐城派
如果说汉、宋两大学派在徽州的冲撞和互渗，特别是宋儒理学的影响，造就了徽州藏书文化，那么桐城派在古桐城的深刻影响则造就了桐城的藏书文化，并且形成了自身的特征。
桐城被誉为“文都”，主要凭借桐城派在清代的声望而得名。桐城派的许多杰出人物是学者、文章家，又是教育家，还是藏书家。他们也从事政务，但更多的是执其学问，教书，藏书，课徒施教。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均重视立德立言，积极入世，秉持不盲从世俗权杖的文化人格。在这些人一代又一代的示范和影响之下，桐城城乡读书、藏书成为文明常态，一般说来，有书院(学校)必有藏书之室，富贵人家辟有“书房”，穷苦人家没有书房也总把所读书籍打捆吊上房梁，以备子孙读用。桐城人所谓“富不丢猪，穷不丢书”，典型通俗地表明他们对读书、藏书的态度。可以说，没有各代桐城派人物的授徒讲学，没有他们深入的藏书示范及其影响，也就没有广泛的桐城藏书景观和昌盛的桐城文化。
在桐城藏书文化中有一个宝贵的传统，即桐城派藏书家多是集学者、教育家、藏书家于一身，并且自觉地把藏书推向教育事业，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一特点，从早期桐城派重要代表刘大槐、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到后期代表人物吴汝伦、方宗诚以及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等，二百余年相承相续。刘大櫆长期在歙县担任教谕，授徒课读，回归故里后，继续授徒讲学，并且筑藏书楼四望亭，该亭位于枞阳凤凰山之南，取《楚辞·九歌·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之意。亭内藏书多古籍善本，刘大櫆在此居住十年之久，言传身教。姚鼐早年担任刑部侍郎、记名御史、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后因不满于汉学家的排挤，辞官归里著书执教，以近四十年的生涯辗转于安徽、江宁之间广施教泽，其间两度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一度主讲徽州紫阳书院，一度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两度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天下翕然，号为正宗。从学之士如篷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闻于文苑者，以数十计。”[5]每在一地执教，姚鼐都重视图书楼馆的建设和图书的搜藏。在敬敷书院前后十二年，要求书院购书藏书，以专门楼阁储存。他自己及其家族世代教书、藏书。在桐城有其藏书楼惜抱轩，轩前有姚鼐手植银杏树，至今尚存。咸丰年间，方宗诚辞官，拒绝金银财物，携带在任期间收集的书籍回到桐城故居勺园，勺园最初是“张宰相家的西宾之所”，刘大魁曾在这里为清河张氏子弟设帐授徒。方宗诚购得此园后筑九间楼藏书楼，著书讲学，与同人砥砺学问，同时招揽族人和乡间子弟来学堂读书学习。通过藏书楼这一载体，汇聚桐城文化资源，培养宗族内外的桐城学子，光大桐城文化，方宗诚在同族方宗屏和弟子萧穆的协助下，编成76卷本《桐城文录》，收录了83位桐城派作家的作品，对桐城派文献的搜集整理做出了贡献。方氏子孙如方孝岳、方孝博、方令孺、舒芜(方管)等文化名人，都得益过九间楼藏书的滋润。桐城派后期宗师吴汝纶，在保定任冀州知州时延聘一批桐城派学人到冀州从事教育，创办莲池书院，并一度亲自接手、直管书院事务。后又于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率学生李光炯、吴汝澄等桐城学子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径直回桐城创办桐城学堂，构筑半山阁为桐城学堂藏书楼。并开风气之先，邀日本人早川东明来校任教，约请这个日本学者共同设计藏书楼，这一工程因吴汝纶创学不久即去世未能竣工，直到1925年由桐城中学校长孙闻园完成。这样，桐城派的藏书文化逐渐打破私人性，面向教育，与学堂(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明清两代，愈到后期，这种情况愈加鲜明。讲桐城藏书文化，必然要讲桐城派的藏书，要讲桐城派的教育，讲桐城派的文章学问，这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奇观。
桐城藏书文化还表现出吸纳外来文化、融通中西的特征。姚鼐侄孙和家传弟子姚莹认为只有“悉夷”才能“制夷”，提倡搜集、翻译、编撰、刊行“西人之书”。
他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原因之一就是对“海外事势夷情，来日置之不讲”，以致“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6]。他任台湾道时，在奋力抗英之余研读时人撰写的《西域见闻录》《海岛逸志》《海国见闻录》等介绍西方诸国的书籍，给予汇校刊行。他还令英国俘虏颠林绘制世界地图，将此图和自己搜集的地图刊刻出版。他没有直接管理藏书，却为国人读书、藏书开拓了一个世界性视野，也为故里桐城提供了示范。传统的桐城藏书文化因此表现出守诚而又开放的魅力。
(三)安庆藏书文化与社会变革
明清以降，安庆的藏书文化与桐城派藏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桐城派发祥地桐城实际上并非一个桐城县，而是一个以古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化圈，安庆就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地域。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文化环境，这里的藏书文化继轨“桐城”，但又发展了“桐城”，到近代、现代之交，特别表现出面向社会变革，开启文化新风的意义。
安庆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先后是安徽省布政使司和安徽省会所在地。它地处长江中下游之间，是连接四面八方的枢纽。这里曾经是近代革命的前沿，革命志士徐锡麟刺杀清朝巡抚恩铭事件就爆发在这里。吴汝纶族侄吴越以身赴死，刺杀满清出洋五大臣事件也与这里相关，安庆自今尚存吴越街以示纪念。处在这一环境中的藏书文化，相应地就秉具了变革图新和开风气的特点。
首先要提到的是敬敷书院藏书楼，它首开安徽高等院校图书馆建设的先河。敬敷书院初为江南省巡抚李日芄捐资所建，名为培原书院，后经几番变迁，乾隆初年改为敬敷书院，“敬敷”语出《尚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意即恭谨地从事“五教”。桐城派学者刘大櫆、姚鼐、姚永朴等都曾经是书院主讲，他们在任内就要求开展图书建设。书院于光绪元年加大修建，藏书楼“广搜经史存院”。光绪三十年(1904)书院与求是学堂合并，成立了安徽第一所近代大学——安徽大学堂，其藏书楼也就成了安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自此，藏书走出私家馆所，公开面向高等教育，这在安徽藏书文化中无疑具有改革图新的意义。
安庆藏书文化的革新还特别表现在面向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上。与此相关的是安庆藏书楼以及陈独秀等人的文化、革命活动。建立安庆藏书楼的倡议者是时任安徽布政使的孙衣言，他的倡议得到积极响应，获得各方捐赠的史籍善本千余部。创办安庆藏书楼的初衷无疑是服务于清政府的文化建设，但这里后来却又成了安徽进步和革命青年反帝爱国、反对封建统治的阵地。陈独秀早年在安庆的革命活动大都与安庆藏书楼有关，团结在陈独秀周围的有潘缙华、潘赞化、卫国帧、房秩五、吴汝澄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以安庆藏书楼为中心，在这块土地上组织安徽爱国会、青年励志学社，交流思想，讨论国事，鼓吹变革图强。安庆藏书楼还开设书报室，陈列从东京、上海等地带回的时政报刊，供人阅读。一时间，藏书楼人头攒动，成了传播进步思想的文化阵地。陈独秀在藏书楼还举办了多次演说会。其中一次演说的时间是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1903年5月17日，其时陈独秀被沙皇俄国侵占我东三省的罪行所激怒，他在演说中揭露东三省的商、路、兵、税的主权实际上已被俄人侵吞，谴责满清政府与入侵者签订的卖国的《东三省交收条约》，呼吁民众觉醒，强健体魄，读书维新，抗拒侵略者瓜分中国。与会听讲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怀宁学堂的学生及安庆市民，激起了强烈反响，此举在千年封建社会大转换的时期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被一些人称之为“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发端”[7]。
综上所述，安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得力于民族文化的滋润，从古代到近代、现代，从北到南不断走向繁荣，并且，在近代、现代之交的安庆、桐城和徽州形成了独具皖文化魅力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中国的藏书文化和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安徽地区两千多年的藏书及图书建设的历史，不能不满怀敬畏之心，并且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启迪。
其一，我们体会到，传承和光大图书文化是传承和光大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一环。书籍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承载着民族精神，标示并构塑着民族的智慧、性格和人格。因此，图书事业是神圣的事业。当然，我们说的藏书文化，不只是狭义的“管理图书”，而是一个融搜藏、积累、考释、创造、销售于一体的系统工程。藏书文化史上那些出息的人物，常常都是融藏书、考辨、著书于一体的文化大师，老子、曹操、朱熹、戴震、姚鼐、吴汝纶、陈独秀等都是这样的人物。应向社会传播他们的业绩，引导青年学子学习他们创造文化的志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继承和光大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其二，要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克服单纯的物质主义和金钱至上，培养良好的藏书、读书和爱书环境。明清以降，经济上走向发展的徽州和安庆，之所以令人鼓掌，在于这些地区包括藏书文化在内的整体文化也相应地有了发展。文化繁荣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民族复兴的要求。片面的发展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物质和精神文明并举，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民族复兴的要义。
其三，要学习和借鉴前人在藏书文化建设上的经验，使图书面向社会，面向社会变革中的大众。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在于使人民自己掌握文化，成为文化的主人。在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文化投入的同时，鼓励民办图书业，可以吸引农民工回乡经营图书馆(室)。徽商藏书、营书、读书，这个历史经验值得借鉴。只不过那时候私家藏书主导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今天要在公共图书产业的主导下的公、私图书业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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