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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记者再次约访了苏州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学分子病毒学、分子免疫学专家熊思东教授。谈起2011年医改方向，熊教授强调道：“2011年的医改要进一步发展的话，不能延续过去的模式；2011年医改若想深入发展的话，则应该伤筋动骨。”
回顾医改历程，熊教授告诉记者：“‘十一五’以来，医改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加减法’。例如公立医院改革问题，国家在不断加大投入，改善了以药养医问题，确立了医院的公立性地位；再例如医保问题，基本药物目录一直在增加，从几百个增加到了现在的几千个。通过这样的加减调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医疗环境，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群众就医。但改革到现在，已经很难再有进一步深入了。医疗改革的下一步，应该牵涉到机制改动问题，需要各个部门跨系统、跨部门实施，已经不再仅仅是卫生系统内部的改革。”
“例如有个病人在医院门口病倒了，医院是否实施抢救、抢救费用由谁来出的问题。”熊教授进一步举例说，“公立医院既然确立了公益性质，就应该救死扶伤、义无反顾地对危重患者进行抢救，但昂贵的抢救费用由谁来承担？若由医院承担，就会影响医院对这类病人抢救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应该对这类病人给予补助，给予承担抢救任务的医院适当补贴，这就涉及到国务院、财政部、发改委、卫生部多系统协作问题。完善多系统、多部门协作，加强顶层设置，是‘十二五’后应该加强的医改任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到今天已不是简单用‘加’和‘减’，已经涉及到各个部门的不同利益，所以就应该由国务院牵头，从顶层设制。”
谈到现在临床医生的评价机制，熊教授说：“现在我们对临床医生的评价，基本是统一的标杆。即一个‘好的医生’既要求有很好的医疗水平，又要接受过很好的医学教育，同时又要做很好的研究。这种模式其实很不科学，而且我们都有一种常识，即受过很高教育的，从事很好研究的未必就是好医生。所以现在的这种评价体制其实是一种浪费，既浪费了医生的时间，又浪费了科技资源。对此现象应作分类指导：对于专门从事科研的必须从事研究并以研究项目数量及治疗作为考核指标；对于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这些与临床紧密相关的职位评定，应注重参考临床技能评估。医学既是自然科学又是人文科学，考核指标不能像现在这样，以数量化指标评定，更应该运用贴近临床的一些评价体系。”
众所周知，医疗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把医疗重心下移，而全科医生的培养对这一过程的实现至关重要。据悉，上海市在全科医生培养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问及全科医生的培养经验，熊委员介绍说：“全科医生的培养是医改的重点。把医疗重心下移，把三甲医院从看普通病、常见病、多发病环节中解脱出来，重点解决疑难杂病有重要意义。上海市在全科医生培养中，明确了医学院校、医院在整个医生培养中的作用，走出了一条关于全科医生培养的科学路子。”
熊委员接下来谈了全科医生的培养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第一，应该加快全科医生的培养。据悉，我国一年大概毕业5万名医学生，基层每年需增加3万名全科医生，即每年需有五分之三的医生变成全科医生，据此推算，我们对全科医生培养的力度还不够。
第二，规范全科医生的培养过程。全科医生的培养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即院内教育、院后教育、继续教育。大学承担院内教育，负责培养具有一定医学素养，具备一定医学技能的临床专业的医学生。医学生毕业后进入医院，通过两三年各科轮转成为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进入基层后必须定期进行继续教育，定期到上层医院进修，保证临床技能持续更新。
第三个问题，在全科医生培养中要理清观念――全科医生不是低层次的医生，而是高层次医生。现代通俗观念认为全科医生就是比较差的医生，专科医生是高水平医生。这个观念需要调整，否则将阻碍全科医生的培养。
熊委员说：“全科医生的培养应该意识到缺口非常大，应该加快、加速培养；对于培养方案要理清思路，分清层次落实到不同环节中去。改变‘全科医生就是低级医生、垃圾医生’的陈旧观念；另外，对于全科医生的继续教育还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
熊教授继续阐述说，全科医生下到基层后，继续教育须有两方面的制度保障。首先是对于基层医院，得有晋升体系或考评体制约束，要求全科医生必须定期到上级医院进修，并且对其进修期间给予全额工资保障。全科医生出外进修期间，基层医院需有一定数量的补充编制人员临时填充全科医生的岗位空缺。其次是对于接收全科医生进修的上级医院须有制度上的约束，强制上级医院主动接受全科医生再教育任务，并把这项任务作为上级医院的考评指标进行督促。
“医改的过程是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得理清思路，逐步实施。”熊教授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