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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了解，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对各类科研经费的投入呈直线上升趋势，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经费2009年度为70亿元，2010年度为96亿元，2011年将达到120亿元。还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教育科学研究经费等，各类科研经费的投入是一个大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投入太少）。科研水平逐年提高，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的高水平文章越来越多。然而，也有不少问题随之暴露，如国家的巨额科研经费投入效果差强人意、科学研究缺乏诚信等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难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教授。
改革科研经费分配体制
“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一再批评我国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存在的弊端，从科研课题立项、科研经费分配、科研项目管理、科研成果评审等一系列环节上均存在种种问题。”葛均波教授指出，这些阻碍科学发展的弊端，如果不能够尽快解决，必将影响和损害科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最近5～10年的21世纪国际力量重组、变幻的关键历史时期，解决科研发展问题乃关系国家未来的重中之重。
葛均波教授分析说，长期以来，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主要问题是“科技管理行政化，科技活动利益化”，课题立项中存在较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易现象，科研管理机构的各级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他们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根据《中国科技体制与政策》项目咨询组对中科院院士、科研单位的负责人和普通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我们的科研管理体制缺乏真正的学术评价，专家评审机制流于形式，从而培育出一系列的伪科学怪现象：托人情、跑关系、变相送礼，许多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用来搞公关，反而没有足够时间搞研究。流行的做法是，学术会议成为变相公关活动，提前做好评审专家工作，或者事后延期回报评审专家。有人评论说，更多的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很多人因为太忙，根本没有时间静下来深入课题研究。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利益化”、“关系化”的科研基金分配方式，个别管理人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主导了课题申请指南制定和科研经费评审的全过程，严重扭曲了科技界、学术界的道德规范，误导科研人员，压抑创新。
葛均波教授认为：我国科技管理体制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最大的问题。要根治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痼疾，必须从改革科研管理和经费分配体制的源头入手。为此，他建议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社科院等成立专门小组，实事求是地全面调研我国科研体制，特别是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的现状和问题，研究世界各国管理科研的先进经验和管理体系，经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广泛征求意见，出台针对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弊端的改革方案，建立科学的科研管理体制。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根据科研项目的不同类型，实行多元化管理体制，建立科研经费的“评审”、“资金管理”、“结果监管”分离制约的三角体制。对一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管理和科研经费分配监管，逐步做到“去行政化”、建立科学客观的“同行评审”制度。对一般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科研管理，改革“评审制”为“成果奖励制”，根据成果申请奖金，改为“科研风险基金”制度支持科研风险。建设公平透明的国家科研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同密级的科研项目同行能够相互了解获得国家支助的科研项目的情况，发挥群众监督的民主管理作用，杜绝“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科研腐败现象滋生，并加强科技人员思维学术道德教育，加强学术和科研的制度化管理，研究和起草有关科研管理的相关法律文件，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科研管理的法制体系。
科学研究诚信立法
据葛均波教授介绍，2010年有一系列学术造假案件发生，这些学术造假案件的出现令人们对我国科研诚信领域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最近几年我国不断有学术腐败行为曝光，葛均波教授将原因总结为三点：一是道德教育问题。葛均波教授认为：学术造假从根本上说是个人道德准则问题，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伪造、篡改或剽窃他人的科学学术成果，这种做法和在学校期间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和试卷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些存在学术腐败的科研人员在道德上是不诚实的。二是在我国学术腐败的成本很低。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学术腐败进行惩罚，一些存在学术腐败行为的研究人员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造假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再有就是我国的科研体制问题。葛均波教授举例说，很多国家、省部级的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要求在短时间内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完成基金项目所规定内容并且发表一定数量的科研文章，这样的体制造成了很多科研工作人员没有研究出理想的科研成果只好去编造成果，拼凑论文数量，以至于造成我国每年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但是只见论文的数量而不见论文的质量。前几年，我国大学间流行用发表SCI文章的数量来衡量大学的优劣，一时间各个学校互相攀比，很多学校博士毕业都需要发表SCI文章，以此来提高本校的SCI文章数量。但一个才读了3年书的博士，缺乏科研经历，对所研究的领域也很难做到了解透彻，又怎么会在这个领域中有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呢？如果因毕业压力而发表SCI文章，不可避免会出现粗制滥造和造假行为。
“我国科研诚信问题已经到了不可不理的地步，如果再一味任其发展，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在国际科学学术界的声誉。”葛均波教授指出，要从根本上根除学术腐败和科研造假行为。首先需要建立与科研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让广大科研人员以及政府监督人员有法可依。法律法规应该体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让那些想走捷径的伪科研人员受严厉的惩罚，使其在刚有这种念头时，就想到学术腐败的下场。其次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比如： 美国联邦政府在“廉洁与效益总统委员会”下设了“科研不端行为工作组”来具体管理科研不端行为。我国可以考虑类似于行业监督协会的政府组织，由中央牵头，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联合公安机关处理每个省市所发生的学术腐败案件。最后，要加强基础教育中的诚信教育，这样可以从小在我国青少年心中树立起正确的道德观念。
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什么时候挂号不用排长队？”“社区什么时候才能来好医生？”“在大医院看病什么时候才能便宜点？”这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一直困扰着老百姓。葛均波教授认为在现有医疗总投入和医疗总规模的前提下，合理配置和利用医疗资源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不二方法。
葛均波教授说，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使得患者总是尽可能地向优质医疗资源汇聚，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的现象，甚至发生出于对小医院的不信任，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也宁愿一大早去大医院排队，图的就是个心里踏实。所以他认为是过于集中的医疗资源和不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葛均波教授指出，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的很大的不公平性，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农村和城市、大医院和小医院之间的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这与中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有直接关系。
“医疗服务和其他行业不同，仅仅通过市场经济的调控很难达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理想状态，需要政府介入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葛均波教授建议政府的医疗财政投入向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社区倾斜，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将有限的“蛋糕”多分比例给上述地区。根据人口和现有医疗配置，增加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在村落和社区建立医疗服务机构，消除方圆百里找不到一家卫生所的现状。对基层医院给予硬件支持，以政府补贴的形式配备基本医疗检查设备，满足老百姓基本医疗需求。加强基层医院医技人员的职业培训，增加大医院医技人员的技术支持，从现有医技人员和应届毕业生中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和基层医技人员。坚持公益性，由政府提供有吸引力的劳动报酬和福利保障，以吸引合格的全科医生和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随着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解体，市场化医疗保障制度形成，患者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就诊，但老百姓医疗专业知识的欠缺和对优质医疗资源的盲目追捧，使得至一些伤风感冒和慢性病开药都要去大医院，徒然增加了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大医院床位永远紧张，而一些小医院由于缺少病人濒临倒闭。
针对这种情况，葛均波教授认为，分级诊疗制度亟需完善和贯彻执行，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加快建立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科学定位各级医院的功能。合格的全科医生和优良的医疗设备使社区医院、一级医院、农村卫生所、乡镇小医院成为老百姓健康服务的第一位把关人。通过医保制度在报销范围、额度、比例等方面的限定，引导老百姓到基层医院初诊，基层医院对疑难病和大病进行转诊。建设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平台，共享优质医疗资源，提高分级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
“医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我国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必然出现的社会问题。起初建立的一套制度很难做到完美，会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让制度本身随着社会发展而进步。”葛均波教授总结说，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绝不能全盘照搬，毕竟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当今世界上还未找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样本。所以，在医疗资源的改革上更应该“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建设我国自有特色的医疗资源分配制度，让老百姓不再受“看病难、看病贵”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