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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开本文的论述之前，先对论述对象进行界定。本文所论及的兄弟并不指具有血缘关系的因年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长幼之序，而是指在社会交往关系中交往个体因某种需要而相互（或单方面）做出的一种身份次序的安排或称呼。这种安排或称呼一般地也遵循年龄原则，但是某个个体与另外的交往个体并不因为年龄的不同就自然形成“兄”或者“弟”的关系，而必须经过某种仪式或认同，方可在交往双方当中产生。称兄道弟，这种说法的本身实际上也隐含了上述意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用“称兄道弟”这几个字去描述两位亲兄弟的交往方式的。
界定了论述对象之后，笔者所要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说称兄道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里并不存在夸张的意味。在中国，从村头的混混无赖到街头的流氓阿飞，从黑道上的帮派到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小群体甚至组织，从相互熟悉到路上的偶遇，都可以听到“老大”、“老三”或“老兄”、“老弟”这样的称呼。另外我们从各种文化载体上也可以觉察到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首先要提到的便是我国的两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前者的桃园三结义，后者的一百单八梁山好汉，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皆知，而且一经提起，莫不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的。其次便是当代多如牛毛的武侠小说以及现今根据这些武侠小说改编的充斥电视荧屏的古装戏，很多人如痴如醉地欣赏着这些“成年人的童话”中的侠义英豪、江湖义气，几乎就要拉上几个拜把子兄弟去所谓的“江湖”上行侠仗义了。再从各种现代影视片上看，内地的、港台的，均有大量片子涉及到了称兄道弟这种现象，其中以港匪片为甚。外国的警匪片笔者也看了不少，却极少听到过黑帮成员之间称兄道弟。如果让一位英文翻译把这种称呼准确传神地译成英文，可能会难倒他的。
笔者认为以上的描述已经足够地说明“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在中国的普遍性和有研究的价值了。但是，描述性说明是肤浅的，他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的问题。下面是笔者所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人在一个接触较为密切、频繁的交往圈子里喜欢称兄道弟？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兄弟”是比朋友更密切的更容易接受和认可的一种交往对象？笔者认为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社会结构特征中寻找。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自古以来一直以农业为本，以其他各业为末，重农抑末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在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导致人们社会交往、社会流动的缺乏，导致人们自我封闭和安土重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和由之产生的人的特性，为统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和家族文化的诞生、发展提供了可能。其中，笔者认为家族文化处于更基本的地位，因为以儒家为首的一系列处世观念、宗法制度、政治纲领、政治体制等均为家族文化的反映、抽象和转化。家族文化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巩固，已经牢牢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本性之中。一部中国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家族史。
正因为“家”在中国具有普适性，所以中国人小到日常生活交往，大到治理一个机构、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某种与“家”有关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到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了：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家族文化导致了称兄道弟在中国的盛行。进一步，称兄道弟这种现象是与家族文化模式系统中哪一个环节发生联系呢？这是笔者所要论述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模式是由父母（夫妻）和子女（兄弟姐妹）构成的。此模式已可反映我国社会的基本交往结构。社会中的上下级关系、前后辈关系便是模式中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社会中的同事、朋友等关系便是模式中夫妻、兄弟姐妹的关系了。由此可见，称兄道弟正是家庭中兄弟姐妹等横向联系在社会上的延伸。《论语·为政》中写道：“孝乎惟乎，友于兄弟”；
贾谊也在《道术》中说：“兄敬爱弟谓之友”。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朋友之交不过是兄弟关系的延伸而已。然而，仅仅是如此而已吗？恐怕未必，这里面应该还有文章。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这个词来描述中国人的交往模式，并指出这种格局是一种以家庭中的自我为圆心的同心圆交往格局。一个人的交往对象首先是家庭成员，然后是家族成员，然后才是社会其他成员。这种过程，这种差序，使得中国人在交往中很容易找到自己行为态度的标准：对哪些人热情，对哪些人冷淡；
对哪些人敬畏，对哪些人不屑。细细想想中国人的日常交往，觉得费老这个发现甚为了不起，它简直说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熟人，对属于他那圈子里面的人是充满热情；
对于陌生人，对于与他们无关的人，则表现出一种漠然甚至讨厌的态度。笔者曾多次在邮局碰到这种情况：一位值班小姐正在面无表情，话语冰冷地为我办理业务，同时还时不时与同事说几句。但她回过头与同事说话时的神态却截然不同：有笑容，有热情；
言毕，重新面对我时，又恢复到了冷若冰霜的样子。我不得不为她脸上肌肉功能的健全而惊叹。中国人在交往中出现的这种差序状态是家族文化的反映，而称兄道弟，也正是一种差序交往方式，它与邮局里那位小姐的行为模式有着某种共同之处。
中国人交友比较慎重，也往往喜欢区分一般朋友和密友。一个交往个体，当他在交往中觉得他所处的一个交往圈子比较密切，比较牢固时，他往往有一种以兄弟相称的冲动，并且坚信，这种称呼将会极大地促进个体之间的感情。因为这种方式会使得他们获得这样一种感受：本圈子中的成员之间是比一般交往朋友更为密切的，而且，成员之间位置的排定亦有利于成员的日常交往行为——他们觉得按照这种排定的位置交往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称兄道弟无论对于整个朋友群体来说还是对于互称兄弟的成员内部来说，都是一种差序交往方式。
不过，当笔者进一步对称兄道弟这种差序交往方式进行思考时，觉得这种差序与费老所指的差序在涵义上有一定的区别。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扩展模式，他是从交往对象对于交往主体的亲疏远近程度的不同所以造成了交往上的差别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中国人的交往行为、思维方式，中国的社会格局的确像费老所提出的同心圆扩展式的差序模式。而在称兄道弟这种现象上面，笔者以为它不但反映了一种同心圆差序模式，而且更反映了一种阶梯形的差序模式。
阶梯形差序模式与同心圆差序模式并不矛盾，它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差序格局。同心圆差序模式反映了交往主体的交往发展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态度改变，它描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的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乡土中国〉，第27页）；
而阶梯形差序模式反映的是交往个体在交往中的地位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态度差别，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交往主体就像一段阶梯中的一级台阶，无论他处在怎样的交往模式中，他均可以找到比他高的台阶和比他低的台阶——即使只是在自己的意识观念当中——然后他就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交往对象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态度。
前面笔者所述的基本家庭模式中的兄弟姐妹关系会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兄弟姐妹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差序。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序：长子比次子地位高，儿子比女儿地位高；
即使在一个家族当中的堂兄弟之间，亦因父亲地位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地位。所以说，中国的家庭，全方位地存在着阶梯形差序。而整个这个社会，又是一个由家庭推而广之的家族式社会，这样的必然结果便是：中国社会是一个全方位地存在着阶梯形差序的社会。
接着，笔者将进入第四个问题：从称兄道弟这种现象上面对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进行一些分析。
首先笔者想说明的是：称兄道弟有助于一个人位置的确定。这个“位置”并非指西方那种团体格局社会中属于团体成员——个体——的那个“自我”，而是指一种阶梯形差序中的某一级“台阶”。如果只称朋友，则不太好确定属于你自己的那一级“台阶”了。“朋友”一词暗示着平等，合作，尊重个性，允许个体有着自己的天地。互称朋友的个体之间是靠着某种共同拥有的东西或相互承认并尊重的规则维系着，这种维系不会令你感到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力量压着你，也不会令你有一种居高感和拥有特权感。而中国人所乐于从朋友中发展而成的拜把子兄弟这种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你在兄弟中的位置便确定了，换句话说，你便成了一级台阶。或许有上一级，那便是你大哥；
或许有下一级，那便是你的小弟。总之，你已失去一种“平等”，形成了差序。这种不平等并不只意味着你处于劣势，也包括了你处于优势这种状态。而且，在兄弟这个整体与一般朋友之间，也呈现出一种阶梯形差序——不平等，因为，对待兄弟显然要与对待一般朋友不一样。
梁山好汉李逵一身武功却最后陪着他的大哥——宋江凄惨地服毒而死，就因为他们是拜把子兄弟，所以宋有权利，李有义务，于是不平等——无论对宋江还是对李逵——产生了。“桃园三结义”之一关公，为了大哥可以过五关斩六将；
张飞为了关公的死而乱发脾气，结果死于小人之手；
刘备则置诸葛亮这个不是拜把子兄弟的朋友的劝说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讨伐孙权，其结果是阿斗“此间乐，不思蜀”。称兄道弟到了这个份上，也可谓是千古绝唱了。中国人历来都只是对他们的义气津津乐道，少有人做出理论分析的。笔者现在把其列举出来，只是想说明，中国人乐于在交友上营造一种阶梯形的差序，而且能够严格地按这种差序活动，甚至达到一种盲目的状态也乐此不彼，以此为荣。
其次，由此推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在行为上、思想上非常注意明确对象的地位、身份等具有差序性的标志，反过来其实也是注重自己正处于哪一级“台阶”，从而便于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种现象表现在两种情况上。一种情况是，一个交往个体，当他面对一个初次进入到他的交往圈子的交往对象（譬如，最近搬来的邻居、新来的同事、刚结识的朋友）时，他往往迫切地想知道对象的地位、身份等各种背景，要不然，他会觉得在这个交往对象面前是十分的不安，甚至不知所措。另一种情况是，交往主体并不想知道交往对象的地位与身份，因为该对象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比如，一位汇款的先生对于邮局里的一位业务员），于是交往主体往往表现出一种漠然或者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因为他在观念中会认为对方处于下一级的“台阶”之上，除非他从对方的外表中认为对方处于更高的一级“台阶”，而此时他就会表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的。在以团体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甚少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他们觉得个人有保守秘密的自由，与你交往是与你这个人而不是与你的背景；
另一方面，他们有着一种众生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就连街头的乞丐，也是满脸尊严，而施与者，脸上也并无一种居高临下、施恩自傲之情。可见，一个以团体格局为特征的社会中形成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与一个称兄道弟盛行的差序格局社会中形成的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是存在较大区别的。
最后笔者想论述的是：从称兄道弟这种社会现象和由此抽象而来的中国人一般的行为模式、思想模式上面我们不难看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中国人平等观念、主体意识不是很强。读者也许会问：一个邮局里的业务员对你爱理不理的，他不是主体意识强烈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不是 一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恰恰相反，他失去了他的“自我”，只是作为自己在观念中设定的一级“台阶”而存在着。解思忠在其《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中提到，“人格”一词在中国过去的词典里找不到——包括《辞海》，这令他很惊奇。其实并不奇怪，一种农业文明孕育而成的家族文化并不要求你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因为这种家族文化已经在社会上造就了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表现在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定位上，思想观念定位上，则是一种阶梯形的差序模式，你唯一需要做的事便是找到你的那一级“台阶”，然后按照这些台阶之间形成的某种既定的规则去互动。这种社会互动模式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在仍很有市场。
总而言之，认真解剖、分析一下称兄道弟这种在我国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可以触摸到一些蕴涵在现象之下的反映我国国民性的一些特质的；
并且，这种分析与解剖有可能对改造我国国民性当中一些落后的东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