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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孙开林，是你们一个朴实的农民朋友。”这是2003年，孙开林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开场白。无论是面对媒体，还是出席政府会议，他都如此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 事实上，在将近20年不间断的报道中，媒体更多将他作为一个带领人民群众发家致富的“政治明星”塑造，而很少展现他商界中人这一面。
“人挺好的，好打交道……”，无论是直接问“孙书记人如何”，还是试探性发问，村民给出的答案基本难逃一个“好”字。
“这里没人说你坏话？！”
“说我坏话的人你没接触到！”孙开林停顿了一下，特别认真地说：“我又不是什么圣贤，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欢，我永远只能尽量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被破坏的少部分人肯定恨我！国家领导人做的那么好，还有人说他们不是呢！”
“被破坏利益的少数人是哪些？”
“比如说，那些滥砍滥伐的人，劝阻不听，公安来人直接手铐带走！”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人，他说自己从不手软。
采访的时候，我们坐在“环村一周”的参观车上。
在这之前，他在襄阳市开了三天会，第四日傍晚回来，带着四五个保康县已退休的领导来村里散心。当晚的饭桌上，他喝啤酒，说话不多，多听老领导说，偶尔的谈兴聚焦于县里新的招商项目。
饭后，他连夜驱车去十堰与银行负责人谈合作。次日早晨，如约回村陪老领导吃早餐，然后按计划8点半到10点陪老领导从村头到村尾转一圈，参观的过程中接受我的采访。山下，还有一众投资者等着他回去谈项目。
汽车几乎一直处于爬坡，转弯的状态，左右摇摆中，孙开林谈话的节奏较慢，当老领导接电话时，他便向我打个暂停的手势，等老领导电话接完再继续。
他侧身坐着，皮鞋、西裤、衬衫外套夹克，单从着装样式来看，和前二十年前照片上的他相比几乎没有变化。瘦，背微驼，牙齿微黄大概是长期抽烟所致；两条眉毛呈下垂状，说话的时候会随脸部神经舒展；手的皮肤和关节很柔和，完全没有想象中农村人应有的粗糙。他说：“从开矿以来几乎就没种过地呢，所以……”然后摊开手，像是一种解释。
“好”，或者“狠”，这两个字眼都难以从他身上得到直观判断。
“我12个字就可以总结孙开林”，原保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万义在后座说，“艰苦奋斗，不断创新，共同富裕。”
“虽然当时他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手里总还能捏着二百工资，但是作为一个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不做点大事出来，他能不寂寞？肯定寂寞！”
做过小生意的民办教师
1956年，孙开林生于尧治河村，初中毕业后被安排在村里教书。
虽然，在当时他也算村里较有文化的人，但是只读完初中便终结学业，在尧治河村小学校长许年鹏看来多少有点可惜：“我就比他幸运，1972年邓小平上台后大办教育，那年我初中毕业就上了县里的师范。他比我小两岁，1974年初中毕业时，刚好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教育界又一片混乱，所以他也没机会继续读书了。”
一年之后农业学大寨，孙开林被作为党员干部培养。19岁时，入党，当上民兵连长，20岁当上大队会计。“当大队会计的时候，公社和县里的领导都知道孙开林的名气，但是他说话太直了，一点都不婉转，不受领导欢迎，所以一直也没提上去。”许年鹏的话在孙那里得到了证实，在孙的《尧治河决策手记》中，他曾写道：“别看我红得发紫，很多领导仍然不喜欢我。”
然后他举了个领导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例子，1994年，他刚当上村支部书记，当时上面搞了个合作基金会，给尧治河分了三万块钱的任务：“当时我们才起步，只差要饭，村集体和群众都没多少钱。镇上有工行办事处、农业营业所、农村信用社等，却还要搞什么合作基金会。我不赞成这事儿，领导又非要我搞，我就蹦起来和他吵，于是领导就把状告到镇里的‘一把手’那儿，我还是不搞。回来我就开群众大会讲，尧治河谁都不准入基金会，有钱就交到村里入股，搞建设搞发展都行，或者你存到银行，就是不准放在基金会。”果不其然，没几年基金会就垮了。“我也没有先见之明，当时我想，它就是不切实际。”
不被领导喜欢的孙开林，在干了五年大队会计后，赶上供销社招工便去了，但好景不长，二女儿的出生违反了计划生育，供销社的饭碗丢了，有熟悉孙开林的人说：“当时他太想要个姑娘了。”如今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儿子在襄阳做建筑设计师，小女儿供职于襄阳市的政法机关。“孙书记的孩子都是自己读书读出去的。如果我的孩子有本事，我也是全力支持她们出去的。”有村民说。“难道尧治河村还不够好？”“不是这个意思，各有各的好。”
后来孙开林当上村委书记，计划生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作为村委会的重要工作。“现在，要是谁超生了，那么他在村里的所有福利都没了。”妇联主任黄银说，孙书记在这块管得很紧。第一次企业改制时，划拨给村民500万股，股份的分配如下：户籍在尧治河的，算一万股（折合人民币为5000元人民币）；参与了修路等村内基本建设的算一万股；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也算一万股。
从供销社离开后，孙开林小打小闹做了几年生意：“当二道贩子，买牛卖牛，在村里收土特产卖出去。”赚了一些小钱，不过现在他还是坚称：“我其实不会做生意，太直爽还不会算账。不过仗着胆子大，抓住了一些机遇。”
他所说的机遇是指，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后，国家出台一项植树造林给予补贴的政策，其他人仍然在田里种庄稼，孙开林却搞起了植树造林，只一年时间便成为“万元户”。“那时又没有电视，大家不知道这项政策，我也是从外面的朋友那儿听说的，毕竟当过大队会计，人脉广嘛！”
虽然当时的孙开林已经小有积蓄，但他仍然觉得靠种地做小生意没出路。于是，他去找当时尧治河村的校长许年鹏：“我还是想回来教书。”许说：“那就教呗，反正现在民办教师很有转成公办的希望。”
“孙书记可是写得一手好字！”尧治河集团总经理王定旭曾经是孙开林的学生，这是儿时的他对老师最深的印象。因为这一手好字，逢年过节，孙便成为各家春联的免费写手，有乡亲拿纸笔来，他几乎从不推却，还让老婆茶水“伺候”前来等待的人，没钱买纸墨的，他就自己掏腰包贴。
许年鹏说：“孙书记书教的好，组织领导能力也强，没几年就被调到中心小学，作为转为公办的重点培养对象。”
1988年秋，许列奎和许年福来找孙开林开矿，孙犹豫，舍不得铁饭碗。接下来，就是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结局颇似“桃园三结义”。
“虽然当时他的日子过得也还不错，手里总还能捏着二百工资，但是作为一个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不做点大事出来，他能不寂寞？肯定寂寞！”许年鹏作为同样相对“有文化的人”，如此推测孙当时的心理。
“一个人有那么多钱有什么意思？穷，腰不能弯。富，心不能贪。”
不是企业家，算个好干部
最开始做村支书时，孙开林的工资是每月几十块钱；2008年，孙开林的工资是年薪20万。
“表面上看，我好像风光，村里比我有钱的人可多呢，尤其是自己承包工程的，做生意的。而我们党员干部有规定，不许包工程。”孙开林个人在在企业的股份，比一般群众只高出一到两万的行政股，这份行政股只有村里的元老级人物才有。
“一个人有那么多钱有什么意思？穷，腰不能弯。富，心不能贪。”
修路时，村里没钱，他第一个拿出自家4000元积蓄。开矿的前两年，按承包合同，孙开林每年可领到30万元的奖金，可他没要，全部给了村集体。即使他任保康县委常委后，仍然只领和村干部一样的工资。
并不是所有人看他带头慷慨拿钱就完全理解，村里集资修电站的时候，村民们刚刚开矿赚了点钱，很多人不愿意拿出来。一辈子埋头苦干的父亲也极力反对：“大家说你又要折腾了，不要瞎折腾了，一年卖几车矿就行了，修电站，那不是你搞的事情。”他不管，固执地挨家挨户做工作。那年冬天特别冷，孙开林有天打开家门时，只见门前的雪地上写着――孙开林断个球，当个书记磨死人，今天修公路，明天搞股份，一年四季不消停，磨得我们吭吭声。他没理。
那个当初修路躺在自家田地间耍浑的老头曾经特别不理解孙开林，每当他躺着孙就发动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组成的专门班子去抬人，后来大概觉得为一个老头儿浪费人力不划算，孙索性不管他，让他躺那儿，哨子一吹，导火线一点燃，老头儿见动真格撒腿就跑。企业办起来后，村里给他买了50斤大米，他又道歉：“我那时候错了，你们别跟我一般见识”。为这事，孙开林在大会上做过检讨，他觉得自己当时的做法有些过激。
在悬崖峭壁上凿路的时候，他说：“要苦先苦干部，要死先死党员。”把绳子拴在腰间，顺着岩石就往下滑。1996年，村里建大坝，刘万义来尧治河，半路上碰见孙开林没认出来：“脏的鼻子眼睛都看不清楚啊。”而当时身为村主任的杨占杰连着在工地上干了5个多月没回家：“头发留得像犯人一样，你难以想象。”原来指手画脚的技术员，看到这样的情景，也放下架子，加入了劳动阵营。
“对你来说，最艰难的时代在什么时候？”
“有事业心的人，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处！”
“在尧治河村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人？”
“没有”。不假思索地否定。
他说自己一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时候都难。开矿修路的时候干的是力气活，搞资本运作的时候玩的是“空手道”，他指指脑袋：“所谓空手道，智慧呗。”
孙开林玩的第一个空手道，大概要数如何掘到采矿的第一桶金。关于矿石的第一批订单，有一个在村内流传很广的段子。
“我背着矿石标本，像个第一天发蒙读书的小学生，怯生生地上了路。”这是孙开林第一次来襄阳，“见到公交车就慌忙上，一问错了又赶紧下，来来回回、颠三倒四地跑，直到下午5点钟才找到化工厂的大门，可能是我长相太普通，穿的太土气，厂供销科的一位中年同志硬是不让我进门。”
没办法，他找了一家便宜旅社住下，第二天一早又去厂里，见到一位小青年。
“你们那里有老虎、熊这些大家伙吗？”小青年好奇这位从山里来的农民。
“有有有，还有獐子、木耳、香菌，下次我带糜子肉给你尝尝。”孙赶紧道。
小青年乐了，答应帮他引见厂里领导。可是，见领导并非想象的那般容易，孙开林花了14天时间才总算靠近领导。这两个星期中，他每天上班时去，下班时走，帮供销科长打水，扫地，夹报纸，擦桌子。见缝插针将矿石样本拿给供销科长看：“咱们这是好矿，品味高。”供销科长不搭理他。
第14天，厂长来办公室，见跑前忙后的孙开林，便问旁人：“咱们单位什么时候来了这个上班的？”孙开林忙说明来意，厂长让化工厂化验了矿石标本，确实是好矿，立马签合同，预付3万块定金。
后来的道路上，孙开林少了这些不被待见的麻烦，人缘甚至是极好的。原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罗清泉等都前来尧治河考察过。有次尧治河需要买一个大矿，是孙开林跑去武汉让俞正声签了字才拿下来的。即便现在孙开林和俞正声仍偶尔联系，去年孙开林去上海开会，怕打扰老书记，便没去找俞，俞知道后，给孙打了个电话抱怨：“你来了竟然不通知我，我忙归忙，总会接待你的。”孙开林说，要干成事情，很多时候确实是要靠关系，靠朋友的。
江苏人拿了两个亿来投资太极养身馆，我问他，老板是不是也是你朋友？他说：“认识不久，是朋友介绍的。”“那他凭什么相信你，相信这个项目？”“呵呵……缘分呗。”他停顿了一下，绕过了这个问题，而后谦虚地笑了笑。
“我连化学字母都不认识，却大肆主张搞磷化工；一个农民什么专业培训都没有过，却天天跟别人谈上市，这些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开始以为搞旅游就是卖票，后来才明白这个事情太复杂了，前期策划，景点设计、文化品牌的培育……哎，到处都需要动脑筋。”
他说自己基本还是个好干部，至于企业家，自己差的远呢。我问他是不是受到国内某些企业的启示，所以才想到共同致富，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持股不到1%，其它股份均由员工持有。他坦然承认：“华为我不知道，不过从开矿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党员，是干部，光自己有钱心里不安宁。”
在企业准备上市的过程中，他好几次想过打退堂鼓，因为要想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标准企业，要克服的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比下苦力累的多。”在余下的任职期内，孙开林说上市是他的梦想，此外还要做的两件大事就是把磷化工做强，旅游开发也得搞出个眉目。
“不过，空手道这个东西，钻研进去了，还真是蛮有意思的。”谈到资本运作时，他眉毛兴奋地上下抖动。“但是上市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融资，即使没那么多钱，我们这种做实业的企业依然可以慢慢滚，反正是不至于亏的，关键想让它长久昌盛。”
还有4年，孙开林就到了60岁的规定退休年龄，有人揣测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孙书记会干到70岁，但是他否认了：“干那么长时间干啥，给年轻人干，才有新鲜的东西！”
“有没有想过像华西村一样，将周围的村并进来？”
“看资源整合的情况吧，这个不一定非要像华西一样。”56岁的孙开林似乎并无其它野心。
“比尧治河起步早的堰娅村，有个肖书记也很厉害，不过他没孙开林这个眼光，企业改制时他通过暗箱操作为自己谋私利，这不后来给抓到牢里去了。”刘万义说，像这样的村不再少数，当年启发尧治河开矿的九里川村，公司后来变成了“家天下”，支部书记亦受到了严重处分。
每到逢年过节，老婆会把孙开林的荣誉证书拿出来反复擦，又对他说：“我管不了你，但是这些红本本来之不易，你要经常拿出来翻开看一看。”孙开林在工作手记中曾这样写道：“每当看到那些红本本时，就觉得老百姓给自己的评价太高了，不能对不起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