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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媒体朋友杨平送了我一本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迪迪埃?戈巴克(Didier Grumbach)所著的《亲临风尚》。这本有着473页的著作，想不到出自一位现任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之手。
对时尚之都巴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每年高级时装的流行发布，仿佛走过香榭丽舍大街，吹来的都是塞纳河的香风，很少有人想探视繁荣的时装文化背后，法国的设计历史和理论。因为是读图时代，现在许多年轻人大都看看时尚书刊，很少有人关心设计流行背后的东西。甚至有的服装教育专家也天真地认为，做服装是最大的“道”，似乎法国人从来不讲真正的“道”，只讲“艺”。一些去伦敦、巴黎、米兰、纽约、东京等地浮光掠影转过几圈的有些企业家和设计大师们，以一种极其权威的姿态鄙视服装设计的义理之学，想当然地高谈阔论了。终于，服装理论家与那些衣着光鲜的企业家和设计师们相比，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媒体越来越不重视时尚理论在服装设计发展中的作用。
然而，通过重读这本《亲临风尚》，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戈巴克先生的了解，同时对服装设计的道与器理论，对法国时尚界又有了新的认识。戈巴克完全有理由和资格来担负领导法国高级时装公会的工作，因为在他身上透露着人文和历史的底蕴。这不仅因为他曾长期主持国际时装名校“法国时尚学院”，他甚至还亲手编撰了《亲临时尚》。这本专著1993年出版以来，长期作为法国高等服装教育的必修教材，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盛誉。戈巴克在他的序言中说：“作为社会变革与审美观变迁的忠实预报器――时尚，以它全然不带偏见的视角将抽象的变革具体化。社会的政治变迁总是试图用自己的强权将时尚这一维持权力形象的最优雅的象征占为己有，而时尚总是会适时挺身而出，表达出对于人性个体的充分尊重”。他接着说：“时尚是社会生活的通俗化身，它并不是人们臆想产生的，一旦流行的东西便意味着它随即将要消亡，其实一直在与日常生活并肩而行，这就是为什么时尚脉搏的跳动总是能引来最大范围的公众关注”。他的一席言语不正是揭示出了时尚流行（器与艺）背后的义理之道？杜钰洲先生在为《亲临时尚》所撰写的跋序中说：“戈巴克以史学者的严谨、经济学者的思维以及在服装界奋斗近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又以客观流畅的笔调将发生在法国高级时装业和高级成衣业历史长卷中的那些叱咤风云的品牌和人物众多鲜为人知的探索历程和思维变迁巧妙地融入清晰的历史脉络中，进而从发生在各时代真实生活中的那些纷繁复杂深层矛盾中揭示出纵横时尚历史的发展主线和演进规律”。
服装设计的繁荣，不是单向的，论述服饰之道看来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服装设计面对“衣冠王国”的博大财富曾经极端自豪。然而在设计思潮全球化的今天，在国际创意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仍然悠然自得，就显得有些固步自封了。服装设计之道如果又停留在用儒学的义理，反复地图解和注释已有的成果之时，似乎有些像晚清知识分子那样只能以我儒学独大改良社会的折中主义思维了。设计名师王新元曾经出版了一本谈艺录《把服装看了》，虽说该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广泛。作为一名中国设计师能够以一种“把吴钩看了”的心境大谈服装设计的义理之道，迄今还是第一人。我曾和王新元有过许多次的长谈。严格说来，他是设计衣服的人――从艺，我是研究学理的人――从道。而做衣服的王新元似乎更关注理论，他曾怀有要写一篇服装界类似《共产党宣言》一样永留世间的经典之文。而我则特别关注设计潮流的演变以及潮流背后的文化哲理，我和许多设计师、策划人、模特成为了好友，目的只有一个：服装设计的义理既不能浅薄，又不能空泛。设计之道关乎历史的、哲学的、设计的、批评的，乃至教育理想的。
经过近二十年的思索，我曾经陆续围绕服装设计的相关话题撰写了六十多万文字。有一个阶段，现已退休的中国美术学院张辛可教授，曾经有过构建起以江浙沪为中心的服装设计理论研究高地的构想。现在想来他这一构想虽然激情澎湃，但多少有些罗曼蒂克。 后来由吴洪、李当岐、肖文陵、张莉、惠淑琴和我等人共同发起，并且得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支持，终于在2008年成立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服装设计艺术委员会，从组织上确立了服装学理研究的组织机构，怀着美好的学术理想，催生了我要为这个艺术委员会贡献一些理论成果的想法。2009年1月杭间教授又送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专著《设计道》，大谈设计道，让我有如他乡遇故友的感觉。研究“道”，我们有许多同行者。
将服装设计置于学术视野下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看似技能化和物质外显的服装，实际上积淀了很深的文化哲理和道理。俗话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社会分工我为师者，师者又分为两种，即从道与从器。从道与从器虽不能说分出什么高下，但从道者即研究道，而道与器又不能分开，道器相辅相成，互为关系。十多年前，我提过一个“大设计”观念问题，“大设计”观念即为道，“小设计”即为器；大设计是宏观观念、学理、道义；而“小设计”即为技能技巧的技术细节。本来道与器、大与小就是不可分隔的。但现实社会中，尤其是在服装设计领域，重“器”而轻“道”又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名服装文化学者,有责任释道和从道。
服装设计作为应用学科，形式层面的物质外化是其重点，技能、技巧、工艺、流行占据了服装设计学术研究的重要篇幅。能够从物质表像探寻其文化根源，并从中总结出义理，从重“术”到重“学”，或“术”与“学”并重，则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因为，服装设计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一门更侧重于应用的学问。
如果不重视人文，我们将是没有精神支柱的民族，如果对国际潮流视而不见则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是我重读戈巴克的《亲临风尚》所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