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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是以“治病必求于本”、“以平为期”的治疗理念执行着“辨证论治”的诊疗方式，从《黄帝内经》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思想的表述可以看出，中医所治者为得病之“人”，而非病人所患之“病”。中医诊疗模式关注是人体的生理状态，采取因势利导、恢复生理的治疗方式，而非现代医学单纯祛除病因的对抗性治疗。
【关键词】 中医实质；治病求本；以平为期；生理
传统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点，“有是证用是方”，故而被西医学认定的病因不明、只能对症治疗的功能性病变、疑难杂症等，中医却能给予相应的治疗。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治疗的是人的生理状态，而非使人生病的病理因素。
中医治疗原则的根本大法是“治病必求于本”，而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生之本,本于阴阳，人以阴阳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明确指出“阴阳”为本。“阴阳”作为一对描述世间对立制约关系的矛盾范畴，在人体内同样表现为正与邪，气与血，物质与能量等的相对的变化关系。而另一方面，作为治疗理念的“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主张“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治病的重点在于调节人体阴阳,恢复人体正常生理机能,其本质在于“治人”而不是“治病”。这类似于现代医学所提出的人体“自稳态”学说：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自稳态”被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1]，即生理功能的异常，故疾病的治疗也应着眼于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第67条中述及“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在没有外界治疗因素干预的状况下，疾病何以能够自愈？唯有自身生理机能的恢复正常方可如此！再看中医治病八法中“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皆是补正固本以及疏通经络以期恢复人体正常生理机能而治愈疾病，而并非直接针对病症本身[2]。可见中医治病,主要在于使用各种方法因势利导，尽力将机体的各部调整、修复到平衡、稳定、正常的生理状态。
《灵枢・经水》中虽有云:“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但限于当时医疗解剖水平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无法对人体结构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研究，中医学就运用“黑箱原理”“司外而揣内”，通过研究生命活动的外在征迹、外在现象来把握生命和疾病的状态[3]。“特定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相应的研究方法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理”[4]。中医所研究、治疗的范围是人体的生命现象，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不可能是像现代医学一样的分析、还原理论孤立地、单纯观注“形下之人”的解剖结构、病理状态；而是对“形上之人”的生理整体性、过程性为研究对象，运用归纳、系统论对人体生理“道器合做出阐释。
老子在《道德经》二十五章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周易・系辞上》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说，此处“道”即指阴阳，即是自然而然的正常生理状态，也是人须遵守的生命本质规律。中医正是运用“道器合一”的“形上之学”，对人体过程的生理状态进行观察、思考，从健康是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与生存环境（含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和谐适应（良性互动）出发，把疾病视为一种健康不良状态[5]。因为生理是作为生命的主题而贯穿于疾病的始终，临床上却并不存在纯粹的病理状态，故而中医治疗措施理所应当的就是顺应生理趋势恢复常态、因势利导、“开门逐寇”――给邪以出路，而并非是现代医学所引以为豪的针对病理因素的对抗性治疗，而去拮抗病菌、病毒，以求力挽狂澜。
例如刘渡舟医汗出偏诅案：孙某，男，39岁。患病为仅限左半身经常出汗，而右半身则反无汗，界限分明，余无不适。脉缓而略浮，舌苔薄白。施以桂枝汤：桂枝9g、白芍9g、生姜9g、炙甘草6g、大枣l 2枚， 3剂。服药后暇热粥，得微汗而愈[6]。再如门纯德急性肠梗阻案：（1953年）王某，19岁，腹痛5日，面色青白交错，剧烈呕吐粪水，诊时大叫、翻滚，气力全无。西医诊为急性肠梗阻。触其手足冰冷，脉沉紧，证属沉寒积滞，并发寒厥，急予川大黄15g、制附子15g、细辛6g煎服，服后二时许，腹痛更剧，其状甚苦，少时欲便，未及端来便盆，已下一大滩水样便及干粪十余块，便后腹痛遂止，身如软瘫。调养数日，腹内渐适而出院[7]。上述两例验案中，汗出偏诅案西医病理不明，多责之植物神经功能失调，汗腺功能失常，属疑难杂症，看似无从下手，但刘老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 从人体生理角度思考，辨此例实为阴阳营卫运行失常、左右气血运行失调所致，故而调和营卫气血、恢复正常生理则愈；次案急性肠梗阻属西医外科急重症，正常情况下首选急诊手术治疗，但限于1953年当地医院尚不具备此手术技术能力，以及病情危重无暇转院等客观情况，就需中医担当此力挽狂澜的重任，门老辨其为寒实中阻、阳气虚衰、腑气不通，念“六腑以通为用”，故顺应胃肠生理而兴阳、导滞、温下，切中要害而效若桴鼓！
综上所述，中医在反复临床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的“辩证论治”诊疗方法，事实上更加注重人体在得病时的生理状况，“证”即是人体生理对疾病反映的外在表现规律。在此病名已没有实际意义了，只是起一个辨证分类的符号作用而已[8]。由于生理状态的规律性、可控制性，成就了中医甚至不需认识病，有“证”即可治疗的独特理论体系。可见中医治病的实质是在辨“证”“治人”，力求恢复人体的正常生理，而非拮抗病理因素的“治病”！这也是中医诊疗实质的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1]郝斌,宋乃光.试论“以平为期”的治疗理念[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4）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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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秀玲. 论中医学的本质特征[J]. 中国医药学报，2004,19（2）:1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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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功定.大生态医学-21世纪医学发展的战略走向[J].医学与哲学，1998,19（2）：80.
[6]刘渡舟，姜元安. 经方临证指南[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3.
[7]门纯德.名方广用[M].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90:31-32.
[8]贾得道. 中医理论的实质探讨(续完)[J].山西中医，2000,16（20）：32-34.
作者简介：周岑�，男性，生于1977年10月，山西太原人，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高永强，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内综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