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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纳的本意并非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而是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辟道路。 2012年5月3日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开幕。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经济对话的主题是“深化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推进持久互利的中美经济关系”，比对此前三轮对话，人民币汇率不再是问题的焦点。
盖特纳为中国民营企业喊冤？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美国财长盖特纳已经通过演说为此次对话奠定基调：汇率不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首要问题。4月26日，盖特纳在旧金山的加州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讲时，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国内的金融管制，为中小企业融资难“喊冤”。
其实盖特纳并不是为中国中小企业作代言人，而是为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市场鸣锣开道。他直言：“中国的金融改革将有助于减弱中国国企在与美国公司竞争时的优势。”换句话说，大型国企将成为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焦点。盖特纳认为，中国现行的金融体系以国有银行为主导，偏好于向大型国有企业贷款，从而使这些企业具有了一些不公平的竞争特权。
盖特纳的目标在于拆除中国国有企业所具有的信贷特权，为此，盖特纳隔空喊话：“如果中国的国企希望被世界其他国家当作商业企业看待，那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必须更像商业企业。”
盖特纳何出此言？近期中国金融改革进入快车道，尤其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开始启动，其核心就是推动民间资本阳光化，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盖特纳认为，此举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盖特纳的讲话得到了中国官方温和的回应，4月28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肯定了盖特纳先生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务实”看法。
盖特纳一直是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急先锋，为什么此次网开一面呢？并非盖特纳变得更仁慈了，而是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近40%。虽然美国国内有些议员还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儿，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人民币汇率接近均衡水平。
5月2日，中国央行将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设定在6.2670，创2005年汇改以来最低水平。但是市场反应却有些冷淡，人民币兑美元现汇报价一直维持在6.3000以上，换句话说，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并没有妨碍市场交易的反应，或者说央行设定的中间价要比外汇交易商的期望还高。
美国公布的4月份制造业数据好于预期，美元开始走高，而人民币中间价也在坚挺，似乎是中国官方给盖特纳一个面子。
盖特纳是一个“亚洲通”，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使馆的官员，见证过日本经济的起落，早年曾经在北京学习过，彼时，盖特纳先生与中国现任经济高官周小川、王岐山相识。
盖特纳一直在美国财政部供职，与华尔街名流交情不错，当然，他对货币估值也有独到的研究。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他是清楚的。经常项目盈余与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货币是否低估的指标，一般而言，低于4%，货币就不能算低估，而中国目前已经降低到3%以下。如果盖特纳还指责人民币问题，那显然他是在操控汇率议题来“找碴”了。
在此之前，人民币盯住美元，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盈余，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这种情势被称为金融领域的MAD。冷战期间，美苏各有上万枚核弹头对准对方，被称为MAD（确保相互毁灭），此时，中美经济关系也是如此。
盖特纳一直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施压也是不遗余力。实事求是地讲，人民币低估对中美双方都是伤害，对美国而言，对华出口不畅，为刺激经济撒下的美元却流到中国手中；对中国而言，持有巨量外汇，人民币超发，通胀压力与日俱增。
建立基于市场需求之上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盖特纳先生虽然还在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他深知自己需要转移焦点，为中国中小企业“喊冤”意味着这位美国财长准备“换挡”了。
不仅中美之间需要平衡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是中美双边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对话，也是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对话，因此，中美对话的内容也不仅局限于双边事务，还要延伸到区域，乃至全球事务。
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经过近四年“折腾”，美国经济进入缓慢复苏的轨道，而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却陷入了衰退。
中国经济似乎又一次处于十字路口上，左转还是右转，是个问题。因此，可持续的、均衡的经济增长，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两国的身份。
当然，实现中美经济关系的平衡是本轮会谈的关键所在，如上文所言，盖特纳将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平衡的焦点由外而内，从汇率转向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汇率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各国调节内外关系的枢纽，因此它算得上是外部问题。而中国的国内金融结构与利率问题更多的是“内政”问题。
在中国舆论中存在着一种“货币战争”的阴谋论思维，认为美国的任何举措都是为了“打劫”而来，国际货币领域存在着博弈与竞争，但是不能时时处处以阴谋论的眼睛审视一切。事实证明，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国汇率要与本国的生产率相配合，助推贸易平衡。同样，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中银行尤其是国有大银行的垄断阻碍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
当然，盖特纳的本意并非是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而是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开辟道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代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寄希望于盖特纳能为他们向中国“求情”和“求利”。
中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美国金融服务企业的参与势不可免，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与程度。可以预见，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焦点将是市场准入，包括茶党等保守派在内的一封署名信中声言，通过公平竞争而与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接触能够创造巨大商机。
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实现国内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步骤，而在此过程中，美方会不断施加压力，希望在金融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此外，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是连同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无奈选择，而提升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是新兴国家共同的愿望。
之前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注资会议”，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主要的投资国，而美国则显得没什么兴趣。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1.98%，而在IMF的投票权只有3.66%，今年10月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会议将实现6%的投票权转移。新兴市场国家“集体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这也是中美两国需要关注的议题。
在地区经济秩序构建方面，尤其是东亚的经济秩序的调整与重构过程中，中美关系需要“商榷”的事情也不在少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包括日韩等东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韩等国同意“清迈倡议”扩容一倍，达到2400亿美元，建立亚洲版的IMF。
兵者，国之大事；货币，国之重宝，不可假于人。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讨论货币问题是合适的，因为货币的背后是信誉、安全。中美之间要讨论的不仅仅是经济平衡问题，还有货币与安全之间的平衡，而后者可能更重要。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可持续的、均衡的经济增长，不仅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也符合两国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