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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勇
(济宁学院 社会科学部，山东 济宁 273155)
婚外情，指男女双方在婚姻之外发生感情的行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与配偶以外的人发生的恋情。”婚外情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一个概念，在今天比较常用，在古代则无此称谓，明代多以“私通”“和奸”称之，本文古为今鉴，故采用“婚外情”这一现代称法。
婚姻，在中国传统社会经过“六礼”而确立，“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备而婚姻成，而在婚姻成立中又有娶妻和纳妾的行为，妻称为正室，妻在妾称为侧室，妻亡妾称为继室，妻和妾都是丈夫名正言顺的配偶，故夫、妻、妾是婚内关系，与本人不是夫妻妾关系的则为婚外关系，发生的感情行为就称之为婚外情。
婚外情现象历代皆有，而不同的朝代又有不同的原因。明代婚外情现象较为普遍，有较大的社会空间，这种现象的存在，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空闺羁旅
人的情感需要一个寄托，亦需要一个交流，如果缺少寄托与交流，人就会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而这种孤独往往会使人感到自己如同行尸走肉，甚至生不如死，所以为了排遣孤独，人会选择与其他人交往。而古代社会的男女，特别是妇女，处在深闺之中，百无聊赖，没有太多的人际交往，生活单调乏味，对异性充满渴望，一旦有机会与异性联系，往往会突破男女之防，发生婚外情。
丈夫常年在外的妇女，独自在家，居家寂寞，有些便会与男子私通。如江西南城胡氏，其丈夫随公公经商远方，与姑易氏独居，其姑易氏就与多名恶少私通。《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九年四月甲戌)旌表江西南城县烈妇胡氏。氏名全姑，适同邑李华，随父商远方，胡与姑易氏独居。姑淫纵，日与恶少张炳拾、徐琏等通。”《喻世明言》中蒋兴哥外出经商，其妻即与人有私，蒋兴哥为此深深自责：“想起当初夫妻何等恩爱，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如今悔之何及。”这种观点亦是作者及现实中一部分人的想法。丈夫在外为婚外情的发生开了方便之门，也促使一部分感情无所寄托的妇女红杏出墙。
丈夫去世的寡妇，如果对贞节不甚看重，除了改嫁外，有不少就和男子私通。陆人龙在《型世言》中说：“妇人中有可守而不守的，上有公姑，下有儿女，家事又尽可过，这时代亡夫养公姑，代亡夫教子嗣，岂不是好？他却生性好动不好静，饱暖了却思淫欲，天长地久，枕冷衾寒，便也不顾儿女，出身嫁人。或是公姑伯叔、自己弟兄，为体面强要留他，到后来毕竟私奔苟合，贻笑亲党。”枕冷衾寒，居室难耐，很容易使寡妇丢掉守节的意志，大胆地去寻找安慰与寄托。
男子离家在外，举目无亲，单身孤零，如果遇到情投意合的女子，也容易生出感情，有的抛开婚姻“六礼”，无媒而婚，甚至不婚而居。陆人龙在《型世言》中说：“少年不谙世故，不知利害，又或自矜自己人才，自奇自家的学问。当着鳏居消索，旅馆凄其，怎能宁奈？况遇着偏是一个奇妙女，娇吟巧咏，入耳牵心，媚脸妖姿，刺目挂胆。我有情，他有意，怎不做出事来？”
(二)个体情感无节制宣泄，寻求刺激
明代娶妾现象很是普遍，而妾的年龄要比夫小很多，从而形成老夫少妾的家庭。夫妾年龄相差悬殊，则易导致二人存在代沟，特别是缺少沟通时，妾就会感到孤寂，如果妾是买来的，或者仅仅是为了延续子嗣而纳妾，那么夫妾的感情就会很淡，妾在夫身上找不到寄托，就会移情别恋。如内阁首辅焦芳之妾与其子私通，就缘于“此妾厌其老”。《万历野获编》记载：“正德初年，广西田州土官岑浚妾，以叛逆家属，当没官，时焦泌阳为相，侦知其美，赂主者得之，嬖之专房。此妾厌其老，窃与焦之子编修黄中通好。其父知之，争斗于室，时传以为笑。”
婚外情还在于一些人的猎奇心理，有些人处于安逸的家庭环境中，对于稳定和睦的夫妻关系日久生厌，从而产生寻求刺激的生活方式，在感情宣泄上，就产生偷情的行为。婚外情的隐蔽对于不安于现状的人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而偷情过程的波折又满足了这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二刻拍案惊奇》写道：“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毕竟历过多少间阻，无限风波，后来到手，方为稀罕。”
可见，处在封闭环境中的男女对异性交往的意愿并没有磨灭，越是禁锢的环境越容易使人冲破这个牢笼，去追求个性的舒展和欲望的满足，虽然孤灯守节的女性和彬彬循礼的男性大有人在，但不可否认，有一部分人的礼节观念并不是十分的强烈，他们忍受不了情感闭塞的煎熬，急欲将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丢掉“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包袱，在两性关系上也就无所顾忌，婚外情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婚外情作为一种违反社会良俗的行为，理应受到唾弃，为人所不齿，但在社会上，并不是所有人鄙视这种行为，除一些事不关己者视而不见外，一些与这种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加阻止，甚至默许、纵容、逼迫这种行为的发生。
(一)默许
有些家庭默许发生在身边的婚外情。嘉靖时，赵元恩的母亲与人私通，赵元恩不但不仇视，反而承认二者的关系，认对方为父。《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间，广西上冻州土知州赵元恩者，其母尚盛年，与太平陆监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陆为契父，事之如严君。”这反映出在道德教化薄弱的家庭，婚外情是夫妇关系成立的一个先在方式，在偷偷摸摸中培养感情，进而结为夫妇，与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经过“六礼”结成的夫妇有很大的不同。
(二)纵容
有的家庭纵容婚外情的发生。在有的家庭中，当发生偷情之事后，家长受利益驱使，会选择默认这种关系，进而使婚外情在家内畅通无阻。《型世言》中徐铭已有妻室，却与舅家表妹爱姐勾搭成奸，被爱姐母亲蓝氏发现后，徐铭允诺娶爱姐做妾，并送蓝氏一二十两首饰，要其遮盖，蓝氏应允，并为其偷情掩护，文中记载：“(蓝氏)道：‘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让你暗来往罢。’三个打了和局，只遮柏清江眼，甥舅们自小往来的，也没人疑心，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蓝氏在下观风。”蓝氏在徐铭后来的婚外情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型世言》是描绘明代社会的世情小说，所记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可见，在某些家庭中，并未将婚外情当作洪水猛兽，当面对婚外情时，纵容态度会充当其保护伞，使婚外情更加蔓延开来。
(三)逼迫
有的家庭逼迫家庭成员与他人私通，逼迫者不乏妇女的公婆乃至亲夫。如王妙凤被其婆婆逼迫，《明史》记载：“王妙凤，吴县人。适吴奎。姑有淫行。正统中，奎商于外。姑与所私饮，并欲污之，命妙凤取酒，挈瓶不进。频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戏紾其臂。妙凤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绝。父母欲讼之官，妙凤曰：‘死则死耳，岂有妇讼姑理邪？’逾旬卒。”又如，王氏数次被其丈夫逼迫，《明史》记载：“王烈妇，上元人。夫嗜酒废业，僦居破屋一间，以竹篷隔内外。妇日塞户，坐门扉绩麻自给。夫与博徒李游,李悦妇姿，谋乱之。夫被酒，以狂言餂妇，妇奔母家避之。夫逼之归，夜持酒脯与李俱至，引妇坐，妇骇走且骂。夫以威挟之，妇坚拒，大被搒笞。”再如，许氏被其丈夫逼迫，《明史》记载：“许烈妇，松江人许初女。夫饮博不治生。诸博徒聚谋曰：‘若妇少艾，曷不共我辈欢，日可得钱治酒。’夫即以意喻妇，妇叱之，屡加棰挞不从。”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也说明亲属逼迫的广泛性。这类人与妇女关系亲密，不但不阻止这种令其蒙羞受辱的行为，反而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最有力的推动者，不能不说在一部分人当中礼义廉耻的弱化。正因如此，婚外情现象在这样的家庭中没有了约束和禁闭，能够明目张胆的发生并变得肆无忌惮。
在有的家庭中，还有夫妻合谋以婚外情为名诈骗上钩男子的，丈夫让妻子勾引良家子弟，自己捉奸敲诈，时称“扎火囤”。《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听说世上男贪女爱，谓之风情。只这两个字害的人也不浅，送的人也不少。其间又有奸诈之徒，就在这些贪爱上面，想出个奇巧题目来。做自家妻子不着，装成圈套，引诱良家子弟，诈他一个小富贵，谓之扎火囤。若不是识破机关，硬浪的郎君十个着了九个道儿。”虽为敲诈，但在付诸中，确是婚外之行，若有情感参与其中，也是婚外情之事。
可见，在有的家庭中，家庭并没有成为阻挡婚外情的防火墙，反而成为偷情的庇护所、保护伞，不但没有起到惩戒的作用，而成为私情的滋养地。让人羞为启齿的私通行为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明目张胆，积少成多，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怪象。
(一)不良风气侵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明代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性，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传统儒家伦理观受到诸多挑战，心学的兴起和泰州学派的活跃，完成了传统伦理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利己主义人性论的转变，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虽然封建统治者提倡忠孝节烈，不遗余力地维护纲常伦理，但从社会表现来看，效果并不彻底，冲破世俗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人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喜欢张扬个性自由，尤其是女性敢于冲出传统思想的牢笼，争取自己生活生存的权利，如寡妇再嫁大量涌现。
社会风气越来越宽松，许多教条难以束缚人们的欲望，随着禁锢的打破，人们的活动越来越自由，尤其是女子出入门庭的现象逐渐普及，她们走出深闺，参与社会活动，享受着家外面的社会生活，吟诗作对、上山拜寺蔚然成风，如吴浙之间，“风俗淫荡，每遇春月，妇女艳妆冶容，什伍成群，遨游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吴之虎丘、观音诸山寺，屦相错也。髡徒、少年、无赖子聚而观之，又肩相摩也。”甚至夜间亦敢走出家门，不再忌惮抛头露面。不再惧怕有伤风化的口诛笔伐，如苏松间妇女，“夜走城市步月，檇李则目及睹之，不意湖城淳朴地，二十年以来亦踵其陋风，恬不知耻。”妇女行为的自由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在不好的社会风气中，却也产生不良现象。
社会风气的开放，思想意识的活跃，使礼教的束缚力越来越小，人们的行为大大放开，在感情宣泄上，更容易发生出轨的事情，在糜烂的社会生活中，更容易滋生婚外情。偷情行为，不再推三阻四，反而水到渠成，有私情的人摒弃羞耻，也不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进行起来有点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形似半公开化。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男子，在社会人口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享乐主义、纵欲观念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歪风邪气对他们的影响既直接又深重，从而使这类人将道德礼仪抛到九霄云外；
没有读过书的人，儒家的礼义廉耻更是在他们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些人唯行乐为事，在婚外情上更是肆无忌惮，如刘仲与熊正德妻张氏私通，为使熊正德找不到其妻，辗转多次将张氏藏匿于不同地方，甚至掘地为井藏之其中。《存笥小草》记载：“熊正德妻张氏与刘仲媳冯氏共摘野菜于陇上，因偕至仲家，仲见张氏而悦之，遂诱与奸，居五日，正德失妻大索踪迹，且及仲，仲惧，转而匿张氏于高少野家，其腹友也。旬余，声少缓，少野复送张氏至仲家，仍与仲奸甚稔。盖又两月而事露，正德及熊浦等排挞搜之，仲乃掘地为坎，置张氏其中，而覆以门板之，三妇人踞而溲其上，正德强拽板见之，则张氏在焉，引而出之。异哉，刘仲渔色而搂人之妻至于三月不释，惧捕而纳人于井，妄谓十目可掩，淫狡已甚，罪遣何辞。”市井流氓的无赖无德行为在这些人身上表现无遗，这类人追求刺激的两性关系和腐朽的生活，更倾向于以丑为美。
一部分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随着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亦将道德礼仪抛之九霄云外，面对男子的挑逗，不再严词拒绝，而是以一种迎合的姿态投入其中，一部分大胆的妇女甚至主动勾引男子。《枣林杂俎》记载：“鄞县邵仲陟，己卯馆袁化祝氏。赴秋闱，寓妇意挑之，仲陟不应。侍女间馈茗饵，悉却之。或妇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语人。”可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观念已在这部分妇女的意识中渐趋模糊，直至抹去，女子的开放更容易使婚外情水到渠成。
(二)世俗文艺过度渲染男女私情
明代是中国小说的繁荣时期，它以鲜活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表达形式，其中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极纂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受到人们的喜爱。世情小说内容丰富，色彩斑斓，关于婚姻爱情的故事数量十分可观，这类故事以描写男女感情为主，但有的作品为了取悦读者，刻意描写情爱，为实际生活中的男女私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男欢女爱的世情小说是婚外情现象的催化剂，小说中情欲的舒张为广大的禁锢男女提供了效仿，引导和怂恿了一部分人去发泄自己的情欲。这些小说强烈地冲击了官方宣扬的“三从四德”，偷情寻欢无疑比守贞恪礼更具有刺激性、诱惑性，小说对情欲的宣扬在生活中起到反叛正统的作用，一部分思想开放的男女发生婚外情也就不以为怪了。《太湖备考》记载：“自明季以来，俗衰学驳，偏僻之说、淫艳之词，所以眩人耳目、撼人心志者，杂然并作。”
小说之外，描绘男女私情的戏曲对婚外情的发生也是“功不可没”，其宣扬的恋爱自由鼓励了一部分人冲出婚姻的禁锢，偷情越轨的描写无疑起到“教科书”的作用。正如王阳明所说：“近时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蝶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为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帏其妇人而观之。见其淫谑亵秽，备极丑态，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闲．犹恐有渎伦犯义之事，而况乎宣淫以道之。试思此时观者，其心皆作何状？不独少年不检之人，情意飞荡，即生平礼义自持者，到此亦不觉津津有动，稍不自制，便入禽兽之门。可不深戒哉！”
可见，社会风气的开放，个性思想的活跃为人们纵情纵欲打开宣泄的闸门，男欢女爱的戏曲小说为人们私会提供了“榜样”和支持，历来被视为淫邪的私情此时被部分人当作生活的调味品，激情飞扬的偷情偷欢冲破礼仪的堤防一发不可收拾，一部分人“乐在其中”、不能自拔，婚外情猖而不止。
综上，明代婚外情现象客观存在并有一定的普遍性，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是婚外情滋生、扩展的推动剂，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致使婚外情在谴责、防范的体系中仍能大行其道，公然与社会礼俗、家庭道德相对抗，成为这股歪风邪气禁而不止、难禁难止的原因。
明代婚外情现象存在原因对今天有很大的警示与启示，作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在今天仍未根除，多以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而且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对家庭、社会造成较大冲击，因此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对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具有很大的作用，同时这类现象存在原因古今亦有相通之处，故而我们可以从明代婚外情现象存在原因中得到启示，来阻止、祛除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不正当行为。
首先，对于个人来讲，一定要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男女交往要适度，夫妻之间要忠诚，将目光倾注于家庭成员，将注意力放在配偶、父母、子女身上，多读有益的书籍，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远离不健康的信息，对不良社会风气坚决抵制，不可滋生“随入大流、人为我为”的思想，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公益活动，接触榜样人物，学习道德楷模，使自己的情感具有健康的依托，并由此建立起正确的人生态度、人生目标、人际原则，实现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其次，混乱的家庭关系也易成为婚外情的温床。家庭不和谐、家庭成员道德败坏、家庭风气恶劣极易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序的家庭关系、良好的家庭教育、优良的家庭风气对家庭道德十分关键。因而家庭要培养家庭成员的道德意识，引导他们树立家庭责任感，形成人人讲道德、习道德的氛围，家长做好表率作用，上行下效，培养肃睦的家庭氛围，以优良家风引导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从而形成淳厚的家庭风气。对于家庭中存在的不道德男女关系，决不能纵容，要及时阻止，批评教育，构成违法行为的，也不能包庇，应该及时交给司法机关处理，不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而使错误越陷越深。
最后，不良的社会环境容易滋生婚外情，尤其是社会风气的过度开放更易于偷情行为的发生，良好的社会风尚对社会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一些不道德的社会现象，其中就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就是混乱的两性关系，导致家庭、婚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我们应该净化社会风气，根除这类毒瘤，以社会主流价值观引领社会习尚，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只有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才会美好，人们的生活才会安适，社会才能健康前进。
以史为鉴，在杜绝婚外情这类不良现象时，从个人、家庭、社会入手，三管齐下，共同发力，培育健康的人际交往、家庭风气、社会环境，摒除不正当男女交往，建立友善、友爱、合法、有礼的人际关系，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引领社会好风气，进而使我们的社会健康、稳定，人们的生活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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