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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南京 210023
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之一。大约以1980年为起点，中国学界开始知晓阿多诺其人其作。此后40余年间，中国学界一直保持着对阿多诺的研究热情，并以波浪式前进的方式一再掀起周期性研究高潮。2023年是阿多诺诞辰120周年，这无疑会引发阿多诺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值此，笔者不禁自问：作为哲学家的阿多诺对20世纪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究竟何在？之所以会有此问，主要是因为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在阿多诺有意识建构的哲学文本“迷宫”之中艰难探索，满足于对具体文本的解读，尚未提出这种宏观总体评估问题。在我看来，阿多诺对20世纪哲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与霍克海默共同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哲学元批判，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20世纪转型；
二是提出“否定的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20世纪新形态；
三是在破旧中立新，对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近现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主流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强声；
四是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美学理论，对现代主义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美学的当代发展。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因此，资本主义诞生后不久，对它的批判就出现了。但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下半叶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才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升华为一门科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一座无法逾越的纪念碑，“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2)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Power，Property and the Sta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1.;另一方面，这一科学理论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进入20世纪后，欧美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努力探索，试图确立新的科学批判理论，为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提供指引。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革命高潮如约而至时，除了俄国十月革命外，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未能取得胜利。这让马克思主义者们意识到理论已经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型升级，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始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流亡维也纳的匈牙利共产党重要成员，卢卡奇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回应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和政治争论，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指引(4)参见张亮：《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卢卡奇——纪念卢卡奇逝世5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研究》，2021年第2期。。在分析现代工人阶级为什么革命意识淡漠时，卢卡奇回到马克思的商品结构批判学说，强调“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5)〔德〕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5页。，进而引入韦伯、西美尔的思想资源，批判地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的形成及其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卢卡奇基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学说，力图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及其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个体意识的影响，开辟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先河，为后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创新指明了基本方向。
《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随即邀请卢卡奇和柯尔施参加了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周”活动(6)Rolf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Its History，Theories，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trans.，Michael Robertson，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5，pp.15-16.，使他们的新观念新理论迅速为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波洛克等年轻的左派学院知识分子所了解，推动他们先后实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鼓舞他们沿着卢卡奇开启的方向去探索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形态。1931年，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明确提出要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道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因为这些哲学问题而集合为一个永远的合作团队，以共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霍克海默所说的哲学问题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迁之间的联系”(7)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elected Early Writings，trans.，G.Frederick Hunter，Matthew S.Kramer and John Torpe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p.9-11.，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此后，在霍克海默的卓越领导下(8)参见张亮：《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创新道路》，《学术月刊》，2016年第5期。，社会研究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成果丰硕的创造性集体探索，创立“批判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20世纪转型。
在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霍克海默是毫无疑问的“精神领袖”和“主心骨”(9)Jürgen Habermas，“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rkheimer’s Work”，ed.，Seyla Benhabib，Wolfgang Bonss and John McCole，On Max Horkheimer:New Perspectiv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49.，不过，当阿多诺在1935年恢复与霍克海默的联系，进而在1938年抵达美国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后，阿多诺就在客观上与霍克海默共同发挥了双核心的作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都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汉斯·科内利乌斯(1864—1947)的学生，以1922年为起点，两人开始了终身的友谊。霍克海默非常看好阿多诺的理论直觉与创造力，希望阿多诺能够跟随自己去创建学派。只不过，由于阿多诺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在霍克海默创建学派的初期，波洛克、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塔尔等发挥了比阿多诺更大的作用。1933年纳粹上台，研究所开始流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度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初两人才恢复通信并于年底重逢，此后，双人重启合作，并在经历思想磨合后再次达成相互认同(10)Rolf Wiggershaus，The Frankfurt School:Its History，Theories，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pp.156-166.，最终阿多诺取代其他人成为霍克海默最重要的合作者，两人一起用不加分散的精力写作了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11)Theodor W.Adorno and Walter Benjamin，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1928-1940，trans.，Nicholas Walker，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285.，即他们在1938年11月到1944年5月共同创作完成的《启蒙辩证法》。如果人们仅仅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启蒙，那不免会认同哈贝马斯的批评，认为《启蒙辩证法》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哲学批判(12)Jürgen Habermas，“The Entwinement of Myth and Enlightenment: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 trans.，Frederic Lawrence，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p.106-130.。但只要人们认识到《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此前10余年集体探索的集大成产物，就会明白，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启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异名：“让我们先把韦伯著作中的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反映出来。在它的最一般的形式中，这一联系可以表述如下：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经济技术、‘生活行为’、科学、艺术)系统中实现了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发展。这个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了现阶段的命运：这就是集权官僚政治。”(13)〔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78页。也就是说，《启蒙辩证法》归根结底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哲学元批判、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20世纪的转型升级。
第二，以切合西方文化传统的方式深刻地阐述了启蒙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以符合19世纪欧洲科学传统的方式，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批判分析，得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在20世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作为流亡者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应怎样阐述“两个必然”呢？他们被迫借助《奥德赛》这一文学隐喻，曲折地揭示资产阶级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哲学宿命。奥德修斯的英雄历险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不断“自我确证”其主体统治地位的过程(16)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在神话故事中，诸神为什么会帮助奥德修斯摆脱波塞冬、重返家乡呢？答案就在于他们曾经得到过人奉献的牺牲品。牺牲其实就是劳动的原型：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在动物那里，这一变换过程是等价的；
但在人这里，因为理性、科学技术的运用，劳动最终成了对自然的控制，并变得有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作为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的奥德修斯必定是牺牲者和僧侣的统一(18)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劳动中的欺骗因素也必定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增强而最终成为一种客观的意识形态力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在对自然和他人的统治过程中，主体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却失去了自己作为自然实体的本性，以自己的实体性、完整生活的消失为代价，真正获得永生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内在性的历史。换言之，就是放弃的历史”(19)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完整生活这一宿命，在奥德修斯随后的冒险片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因为算计，奥德修斯既倾听了塞壬美妙的歌声，又避免了灾难。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使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发生了分离、确立了他的主人地位，而代价是放弃了自己的劳动机会，从而放弃了劳动者“通过历史性的劳动实现乌托邦”的权力(20)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奥德修斯与喀耳刻的交往则表明，他这个资产者拥有纯真爱情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随着奥德修斯这个人物的出现，男人与女人，追求与约束之间关系的双重性，已经表现为一种通过契约保护的交换形式。放弃则是它的前提”(21)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总之，通过牺牲，奥德修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但却不得不放弃他本当拥有的一切，这种“启蒙辩证法”实际上是被统治的自然对人展开的报复。更重要的是，这种报复其实才刚刚开始。
第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革命意识消退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大众已经为文化工业所操控，丧失了主体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指出，文化工业尽管表现出一种符合需求的表象，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控制的。现代工业社会越发达，文化的大众化程度越高，大众受到文化的同化也就越深。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本质上就是资本。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持文化工业运转的枢纽和动力，是后者存在的目的和根源。在资本的推动下，科技进一步发展，文艺作品制作的手段日渐普及，造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推动实现文化产品的机械化、自动化成批生产和复制，文化正式获得了大工业生产的形式，也获得了堂而皇之笼络大众的功能，因为大众已经不再拥有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22)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但是这种创造方式也预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文化特色和表现力的丧失，因为其中的一切娱乐活动都是呆板无聊的，它不仅剥夺了消费者的思想，也剥夺了他们的感情和主体意识，使他们成为一个与主体的本质相背离的物化存在。文化工业的存在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社会衰退的标志，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表面上是大众塑造了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前者被后者塑造，“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都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助的牺牲品”(23)③④⑤⑥⑦⑧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pp.43,50/45,55,63,72,100,106.。于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就随着这种由大众化文化掩盖之下的资本力量不断稀释而逐渐淡去。
重视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悠久理论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受此传统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理论界在辩证法的译介与研究方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依旧如此。不过，1993年阿多诺的哲学名著《否定的辩证法》中译本出版后，却长期遭到国内学界的冷遇，寂寥地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为什么会如此呢？首先，该书名为《否定的辩证法》，但出乎国内读者意料的是，其核心思想更多属于本体论、认识论，而非辩证法！其次，极具颠覆性的“否定的辩证法”矛头直指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说，尚未完全理解和把握总体性辩证法，就更不用说“否定的辩证法”了。再次，《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原本就抗拒读者的同一性理解方式，加之中译本质量欠佳，更加让人有读天书之感。最后，当时的欧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否定的辩证法”，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失败”(25)〔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6页。，“阿多诺自觉地追随勋伯格的模式，企图在哲学内部发动一场革命，但实际上却屈从了同样的命运，他反体系的原则本身已变成一种体系。……当否定的辩证法成为总体的时候，哲学也将趋向静止，因而1960年代的新左派批评阿多诺把批判理论引向死胡同是公正的”(26)Susan Buck-Morss，The Origin of Negative Dialectics，Theodor W. Adorno，Walter Benjamin，and the Frankfurt Institut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7，pp.189-190.。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学界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否定的辩证法”从被遗忘中拯救出来(27)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有：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等等。，对其理论形成、实质及其思想史意义形成了更完整更深刻的认识。
西方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早在阿多诺青年时代“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中就存在了，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不过是这一早已有之的理念的逻辑实现(28)例如，在1998年出版的《阿多诺：一个批判性的导论》中，西蒙·贾维斯就认为阿多诺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被交叉起来阅读。参见Simon Jarvis，Adorno: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pp.1-3。。这种具有强烈目的论倾向的观点显然不符合阿多诺的思想发展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和新音乐潮流的影响下，青年阿多诺确实很早就在主客体关系、第一性哲学的本质和个别性的乌托邦等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批判性意识，但只是在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才于30年代初确立了“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强调现代的哲学家必须超越同一性思维，因为“没有证明理性能在现实中重新发现自身，它的规则和形势把每一个要求都限定给理性；
理性只是强辩地向认识者呈现自身就是总体实在，同时，它只准备在踪迹和废墟中遭遇合乎标准的、应当如此的实在。今天，如此呈现为实在的哲学只是遮蔽了实在，并把它的现存条件永恒化了”(29)Theodor W.Adorno，“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Telos，1977，31(Spring)，p.120.。他认为，现时代的历史已经变成一个异化的、物化的、死亡了的世界即“第二自然”，真理以一种密码的形式面对着我们，唯有通过本雅明所说的寓言才可能获得其中的真理，因为寓言的本质就是运用事物谜一般的“貌似”(Schein)介入我们的认识活动，让真理以直接可见的方式冲击我们的理性，使之祛魅并重新获得活力、把握真理，“用传统哲学术语来说，貌似是主客体辩证法的产物。第二自然在真理中就是第一自然。历史的辩证法不仅对被重新解释的历史质料具有更新过的兴趣，而且是历史质料把自己向着神秘的历史和自然历史的转化”(30)Theodor W.Adorno，“The Idea of Natural History”，Telos，1984，60(Summer)，p.124.。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集体建构使阿多诺的哲学思想得以升华，直至《启蒙辩证法》之后，“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方才开始主题化发展，并具有了明确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性质。在返回德国后的哲学史反思与批判中，阿多诺于50年代中期形成了明确的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观念，但只是到了60年代初期，他才最终判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契机已经再次失去，“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因为实现它的时机被错过了而得以继续生存。简要的判决是：它只是解释了世界，在现实面前的退缩使它弄残了自身。在改变世界的尝试流产之后，这一判决变成了理性的失败主义”(31)⑤⑥⑦⑧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3,142,140,147,143.。由此，原本要求促进哲学的现实化、取消哲学、瓦解哲学的阿多诺最终决定在“修正了的辩证法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哲学(32)Theodor W.Adorno，The Adorno Reader，ed.，Brian O’Conno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2000，pp.41-53.，“否定的辩证法”才迎来自己本义的形成史。
尽管是阿多诺的学生，但哈贝马斯却对“否定的辩证法”持批判立场，认为这是阿多诺基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不公正判断而对形而上学发动的一次失败的攻击，因为阿多诺一方面否定理性，另一方面却不断返回理性，“否定的辩证法也只能从黑格尔那里诉求非同一性的复归，因为非同一性已经包含在黑格尔的程序之中了”(33)Jürgen Haberrmas，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Essays，trans.，W.M.Hohengart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p.130.。“否定的辩证法”真如哈贝马斯所言仅仅是关于理性的意识哲学批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确实包含对同一性思维的哲学批判，但其核心与精髓是对资本主义同一性逻辑的社会批判，其基础与根本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
第一，“否定的辩证法”是在“改变世界”被暂时延宕条件下的“解释世界”理论，其核心关切是为什么“改变世界”的真理不再能够为社会大众所把握。从马克思恩格斯以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渴望通过革命实际地改变世界，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但当革命的契机被错失，马克思主义者们就不得不像马克思那样退回书斋，在探索“解释世界”的新理论中等待革命契机的再次来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也由此得以成为可能。当20世纪60年代初决定创作《否定的辩证法》时，阿多诺想要解释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120年后，为什么社会大众反倒离“改变世界”的真理越来越远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认为问题出在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地方，阿多诺则基于《启蒙辩证法》之后的批判理论，认为问题表现在意识和意识形态领域，但根源还是在社会的物质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所要批判的同一性是四位一体的，其基础是资本的同一性逻辑。《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同一性有四种不同的所指，前三种与哲学有关：同一性I是指个人意识的统一性，即心理学层面上的A=A；
同一性II是社会意识的统一性，即上升到逻辑学的A=A；
同一性III是认识论上的主客体一致性，也即哲学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35)⑤⑥⑦⑧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3,142,140,147,143.。当阿多诺说同一性是意识的首要形式，它的本质就是对纯存在物的强暴的时候，他要批判的其实是同一性III，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同一性思维。同一性III要求从概念出发，但是，这种要求不能从思维本身得到解释，而只能由社会事实来解释(36)⑤⑥⑦⑧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3,142,140,147,143.，这就是作为同一性原则的交换原则即同一性IV(37)⑤⑥⑦⑧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3,142,140,147,143.。“交换原则，即把人类劳动向着平均劳动时间这一抽象的普遍概念的还原，从根本上讲与同一化原则是类似的。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非同一的个体和劳动成果成为可通约的和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把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作为义务强加给整个世界。”(38)⑤⑥⑦⑧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trans.，E.B.Asht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pp.3,142,140,147,143.也就是说，阿多诺认为，在资本主义交换体制下，同一性IV使得交换价值压倒使用价值，成为事物的本质，而事物自身的本质却消失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同一性IV生发出来的同一性III即哲学唯心主义，看起来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其本质不过是主体与主体自身(客体观念)的虚假统一，真实的客体(资本主义)及其真理性认识(两个必然)都从其中消退了。
第三，“否定的辩证法”所追求的是通过异质性的非同一性打破同一性的强制，使人的理性能够重新认识客体，进而认识真理。“否定的辩证法”要寻找的是能够打破同一性强制的非同一性，“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39)②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162,164.。但非同一性只能在同一性体系之中而非之外去寻找，因为“非同一性就是事物自身的、反对它的同一化物的同一性”(40)②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162,164.。简单地讲，非同一性就是未被同一性同一化的客体本身，“客体的首要性是间接知觉(intentio obliqua)的间接知觉，而非再次提出的直接知觉(intentio recta)。它是对主体还原的纠正，而非对主体方面的否定。客体也是中介的，不过，它是按照自己的概念而不像主体依赖客体那样完全依赖主体。唯心主义忽视这些差别，结果使作为伪装服务于抽象的精神化变得粗糙了。这就导致对盛行于传统理论中的对待主体的立场的修正。”(41)Theodor W.Adorno，“Subject and Object”，ed.，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New York:Urizen Books，1978，p.502.也就是说，阿多诺希望通过恢复对自然的记忆来重建主体和客体的平等的、伙伴式的星丛关系，以打破理性的同一性强制，最终依靠理性重新获得真理性认识。
1990年，曾经尖锐批评“否定的辩证法”的美国新左派思想家杰姆逊出版了《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对辩证法的坚持》，彻底改变自己当年的看法，盛赞阿多诺的作品是“90年代的辩证法模型”，“在他自己建构时代精神的旨趣中，完全过时的垄断资本的学说，在我们自己的表象缺席的情况下，也许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表象，因为它激励他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最深入细致的探讨，少了些偏执，多了几分效率，仍然可以为那些因当前无中心的状况而萎靡不振的人们树立榜样”(42)Fredric Jameson，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London:Verso，1990，p.249.。这在引发热烈争论的同时，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否定的辩证法”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我看来，第一，“否定的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启蒙辩证法》之后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完成者，它源于卢卡奇等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同时构成了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辩证法”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可能性空间的最终实现，预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43)参见张亮：《阿多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哲学重述者，它在一系列现代西方哲学主流关注的重大问题上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获得了一种20世纪的现代形态，并在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的发展图景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三，“否定的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当代西方思想的重要哲学资源，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杰姆逊、伊格尔顿以及更晚近的齐泽克等都通过对“否定的辩证法”的阐释、继承或批判，实现了自己的思想创新，从而以不在场的在场方式影响了当代西方激进思想的发展进程。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在历史实践最终证明某一种哲学是本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之前，哲学家们通常选择与此前或同时代哲学家的对话、批判等方式破旧立新、自我证明。1801年，黑格尔通过澄清《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找到自己的哲学道路，后在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中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阐明了自己的新哲学。1923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二律背反的批判性阐释，确立了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阿多诺决意正面建构自己的否定性哲学时，他同样选择通过破旧来立新，在与德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流进行批判对话的基础上阐释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从1956年的《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到1966年的《否定的辩证法》，阿多诺先后对胡塞尔、黑格尔、海德格尔这三位最重要的德国近现代哲学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阐释，引发热烈的回应，让马克思主义的强声打破了这块专属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哲学领地的寂静。
阿多诺与胡塞尔现象学有不解之缘，一生中曾三次批判后者：20世纪2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第一次批判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
30年代初期确立“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后，他第二次批判胡塞尔，试图通过批判胡塞尔颠覆已然成为时尚的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并在1934—1937年间创作了“一部内容广泛的手稿”(45)Theodor W.Adorno，Against Epistemology:A Metacritique Studies in Husser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Antinomies，trans.，Willis Domingo，Oxford:Basil Blackwell，1982，p.2.；
50年代初，当他发现，海德格尔哲学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德国哲学发展的逻辑终点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复兴时，再次决定从胡塞尔开始批判海德格尔，以便让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废墟上挺立出来，其成果就是1956年出版的《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
在该书中，阿多诺从三个方面批判了胡塞尔哲学。一是揭露了胡塞尔的第一哲学神话。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逻辑起点是“第一”，这是“一切原则之原则”，“即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予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有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46)〔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4页。。在《启蒙辩证法》同一性观念的基础上，阿多诺分别从尼采、马克思和黑格尔三种视角出发，对胡塞尔第一哲学进行追问，指出第一哲学秉承古希腊以降的唯心主义传统，充满了对非观念的实在的强制，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其现实性是非批判的“复制的现实主义”。二是揭露胡塞尔逻辑绝对主义的同一性本质。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胡塞尔从自己的逻辑绝对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逻辑“心理主义”的过失(47)参见〔美〕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3页。，从而为进入纯粹逻辑学设立了一个“导引”。阿多诺指出，当胡塞尔按照数学的原则来建构自己的逻辑绝对主义的时候，逻辑绝对主义在自己的基础中映照出来的只是科学的拜物教化。这是一种物化的逻辑，或逻辑的物化，它在本质上是同一性的，是资本的哲学化身，因为它以自身的合法性取代了自己的历史起源，以自己的秩序图式取代了客体自身的秩序，现实的客体即世界，则作为不能忍受的偶然性被驱逐到了同一性的幻觉之外。三是揭露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走向绝对唯心主义的必然性。关于胡塞尔现象学从本质现象学到先验现象学的重大转变，阿多诺指出，由于在本质现象学中，胡塞尔把外在世界悬搁起来了，因此其逻辑规律的普遍性即刻就成了问题，为了在现象学的视域内解决这个问题，胡塞尔最终走到先验唯心主义，也就是绝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出版后引发了很多争论与非议(48)参见马迎辉：《先验性的界限——对阿多诺〈认识论元批判〉的现象学审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20世纪哲学史上惟一一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系统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并取得世界性影响的著作，通过揭示并批判作为德国现代哲学主流的逻辑起点即胡塞尔现象学的同一性本质，粉碎了整个现象学运动的神圣性表象，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1963年，阿多诺出版题为《黑格尔：三篇研究》的论文集，与海德格尔隔空论战，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拯救”出了它的真理性内容即否定性，从而使自己已然形成的非同一性理念寻找到了生长点：“作为一个整体，这一著作想要成为一种修正了的辩证法观念的理论准备”(49)Theodor W.Adorno，Hegel:Three Studies，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xxxvi.。在第一篇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诸方面”中，阿多诺批判仅仅希望“复活”黑格尔具有现实性的某些命题的海德格尔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强调黑格尔已经死去，但他的哲学却依旧活着，因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就此而论，“我们依旧是黑格尔的同时代人”。阿多诺尤其赞颂黑格尔拥有丰富的“经验财富”、“真实地拥有了生活”，“黑格尔的生活的意义是与其哲学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哲学如此深邃丰富，也没有哲学能够如此坚定不移地坚守它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托付于其中的经验。因此，就是其失败的痕迹也被真理自身所穿透了”(50)④⑥ Theodor W.Adorno，Hegel:Three Studies，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pp.47-51,54,104-105.。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之“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中宣称，“‘经验’所说的就是‘现象学’之所是”(51)〔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力图证明自己的存在哲学是黑格尔“客观精神”遗产的继承人。针对海德格尔的这种解读，在第二篇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经验内容”中，阿多诺重申了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就达成的基本认识：黑格尔对唯心主义的突破或者说对形而上学的终结，源于他将“具体的历史的因素”引进到了哲学之中(52)〔美〕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页。。阿多诺强调，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力量源泉并不在于抽象的否定概念自身，而在于被引入黑格尔哲学中来的经验的历史自身，因此，他明确指出了自己与海德格尔的明显分野：“我的论题是黑格尔哲学的经验实质，而不是存在于黑格尔哲学中的经验内容。我想说的其实更接近于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的导论中所说的‘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我感兴趣的不是黑格尔在主观上是如何获得这个或那个学说的，而是在黑格尔的精神中，已经在他的哲学中得到反映并积淀在他的哲学中的客观现象的推进力量”(53)④⑥ Theodor W.Adorno，Hegel:Three Studies，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pp.47-51,54,104-105.。第三篇研究“朦胧，或解读黑格尔的方法”长达60页，占据了整个文集超过40%的篇幅。在这篇文献中，阿多诺是想对自己已然决定创作的《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文本形式进行一种先行辩护或说明，因此，解读黑格尔的方法也就是解读《否定的辩证法》的方法。在受胡塞尔现象学启蒙的当代德国哲学界眼中，清晰性的本质就是自明性，“在胡塞尔看来，自明性是知识的最高标准，这是从《逻辑研究》开始胡塞尔思想中无处不在的一个课题”(54)〔美〕斯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等译，第182页。。由是观之，晦涩和含混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过失。阿多诺指出，从赫拉克利特、黑格尔到即将问世的《否定的辩证法》，这些哲学之所以晦涩，是因为它们力图理解运动和变化，这正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局限性所在。思想的目的是把握与自身非同一的客体，而不是在对客体的认识中建立自己的强权，因此，哲学上的真正的清晰必须与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相联系，如果思想还不能完全抓住事物本身，那么，它就只能是晦涩和含混的，而在辩证法中，晦涩和含混与其说是一种弱点，倒不如说是推动思想承认自己的非真理性、从而把握到总体真理的一种力量(55)④⑥ Theodor W.Adorno，Hegel:Three Studies，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pp.47-51,54,104-105.。
1964年、1966年，阿多诺先后出版《本真的行话》、《否定的辩证法》，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阿多诺这么做果真如海德格尔研究者所言是出于一时的羡妒(56)〔德〕萨弗兰尼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3-557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就意识到，海德格尔哲学代表了当代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它认识到了新哲学的使命，但并没有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只有在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真正的新哲学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阿多诺就把海德格尔哲学作为自己哲学对话的主要对手，在经过此前的一系列预备后，最终在60年代开始与海德格尔的正面对决。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着重从两个方面批判了海德格尔哲学。
一是批判海德格尔在颠覆旧本体论之后留下了隐性“本体论的需要”。同时代的学院哲学通常认为《存在与时间》彻底颠覆了旧本体论，阿多诺则指出，海德格尔消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后提出了一种新的、在更深层面被更大限度强化的本体论。第一，海德格尔是沿着胡塞尔开辟的现象学道路去颠覆本体论的，但胡塞尔本身最终还是回到了绝对唯心主义，正是这个“胡塞尔的意向中——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中被海德格尔变成‘存在的’——全面地预先推定从局部领域直到最高领域原本是什么。这是古老的绝对哲学的第二次重演。其第一次是后康德的唯心主义”(57)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70.。第二，海德格尔前脚颠覆本体论，后脚通过“把问题摆在比答案更高的地位”这种方式重建了本体论，因为“在哲学中真正的问题已经以某种方式包含了自己的答案”，“哲学的答案不是既定的、不是做出的、不是制定的：它们是在展开的透明问题中的突变”(58)②③④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72,75,113,131.。第三，海德格尔颠覆了传统主体哲学，但也剥夺了主体的权力，使之成为“第二自然”、存在的奴隶：“对存在的信仰、一种从批判的预感中派生的模糊的世界观正如海德格尔又一次轻率地确定的那样，实际上已退化成一种对存在的依附”(59)②③④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72,75,113,131.，重新堕入旧本体论之中。
二是揭露反本质主义的海德格尔哲学依旧是一种隐性的本质主义。阿多诺指出，海德格尔谴责形而上学，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却保留了作为形而上学之根的本质主义，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发生的是，“残留在本真性的激情中的对物化意识的抵制已经被破坏了，剩下的批判被发动起来反对外表，即反对主体”，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依然未受干扰，它自身产生的过失完全由主体的过失来表现并再生出来(60)②③④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72,75,113,131.。海德格尔追问存在、探求“本真的历史性”，但其结果不过是与现实权力的妥协：“在存在学说的黑暗夜空中，不再有闪烁的星星。生存用不着神圣化的因素便被神圣化了。存在物应具有的或受其制约的永恒观念只剩下了关于存在物的赤裸裸的证明：对权力的赞同。(61)②③④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pp.72,75,113,131.——二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酝酿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卢卡奇率先行动，结果遭到萨特的奚落，认为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还没读懂海德格尔(62)〔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徐懋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9页。。《否定的辩证法》之后，再也无人怀疑马克思主义者能读懂海德格尔，阿多诺的海德格尔批判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1969年8月，阿多诺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他正在全力修改一部手稿，并打算在1970年年中最后定稿，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就是《美学理论》。1970年，《美学理论》基本按照阿多诺手稿的状态编辑出版，但此后10年间，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该书基本上没有什么系统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阿多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所具有的系统性成为了人们接受它的障碍”(63)〔德〕维尔默：《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页。。80年代初以后，在哈贝马斯与利奥塔就现代性问题展开影响深远的争论中，阿多诺出人意料地具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形象——现代主义美学家或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家，于是《美学理论》被一下子推到当代西方理论舞台的光亮处，成为当代理论家竞相评论、批判的对象，其中包括杰姆逊、伊格尔顿这两位当年离阿多诺而去的欧美新左派思想家。重新回到阿多诺的杰姆逊、伊格尔顿关注的不再是《美学理论》中的具体观点，而是阿多诺计划展现出来的“思想中的决定性内容”(64)⑩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C.Lenhardt，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4，pp.361,1.，最终深刻地认识到：《美学理论》是阿多诺后期社会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是“同时‘围坐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桌边’”的“一个正在展现的体系的各个部分”(65)Fredric Jameson，Late Marxism:Adorno，or，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London:Verso，1990，p.1.；
《美学理论》作为哲学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或者说贯穿全书的系统性，是现代主义艺术的理论特权，即现代主义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66)〔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0-364页。，对这一问题给出系统的、肯定性的马克思主义解答，是阿多诺对20世纪美学的最大贡献。
现代主义艺术的“谜”本质，决定了现代哲学美学的任务就是去解“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没有同一性的辩证法”中，阿多诺认为，具有现实性的哲学的使命是“解谜”：“答案包含在谜之中，谜描绘它自己的显现并把答案作为目的包含在自身中。进而，答案就作为谜的严格反题而矗立，它需要从谜的要素中被建构出来，去毁灭谜，而一旦答案被决定性地给予了谜，那它也就不再意义丰富而是无意义了”(74)Theodor W.Adorno，“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Telos,1977,31(Spring),p.129.。《启蒙辩证法》之后，阿多诺意识到，资本已经实现自己的唯一统治，社会大众的理性已经丧失认识真理的原初能力，资产阶级哲学更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的共谋，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艺术因为它所包含着的真理而历史地变得重要和宝贵起来，尽管真理在这里是以否定的方式存在的：“究其根本，艺术作品是谜一样的东西，这并非根据作品的构成，而是根据它们的真理性内容”(75)③④⑤⑥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127,120,128,32-33,134-136.，“艺术作品在揭示某物的同时又遮蔽了它，它从语言的角度表达了这种谜语特质”(76)③④⑤⑥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127,120,128,32-33,134-136.。因此，哲学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哲学的反思达到”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内容、证明“美学的正当性”(77)③④⑤⑥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127,120,128,32-33,134-136.，或者更准确地讲，就是由像他这样极少数能够抵抗同一性暴力的哲学精英面向社会大众去破解现代主义艺术之“谜”，从而使社会大众能够挣脱同一性的控制，重新接受真理之光的照耀，重新成为具有革命意识的实践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是乌托邦(78)③④⑤⑥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127,120,128,32-33,134-136.，是一种关于尚未存在之物的渴望、一个关于幸福的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允诺(79)③④⑤⑥ 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pp.127,120,128,32-33,13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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