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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晨 童素娟，2，3 张嘉玉
(1.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3.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3)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养老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亿，占总人口14.2%(1)国家统计局：《2021年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发展预期目标较好完成》，2022-01-17,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1/t20220117_1826436.html。，表明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于1982年将其确定为基本国策，由此产生了“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以及与此对应的新型家庭结构，即独生子女家庭。据全国人口普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国独生子女父母人数占比已由2010年的22.4%增至2020年的28.5%(2)睢党臣、程旭、李丹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自我养老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61-72页。。随着第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养老阶段，“倒三角”型的赡养和抚养关系使“四二一”结构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相较多子女家庭更为突出(3)封铁英、马朵朵：《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主体选择——基于子女特征与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6期，第76-83页。。《浙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杭州近些年的总生育率基本在1.2%以下(4)浙江省统计局：《2020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年版。，这表明杭州市家庭独生子女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研究杭州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具有代表性，更具紧迫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老百姓的养老观念也在不断变迁。近年来，在原有的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基础上，旅游养老、以房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应运而生(5)徐祯蔚：《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及其社会支持研究——以鄂西南城市为例》，《西部学刊》2021 年第21期，第141-143页。。未来，在有多种养老方式可选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养老方式将成为影响人们养老品质高低的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以理论研究和实地访谈为依据，将独生子女家庭选择养老方式(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旅游养老等)的影响因素归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方面，并从物质条件、生理条件、心理需求、公共服务和行业创新等角度进行分析梳理，叠加得到可能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选择产生影响的五个因素，即基本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健康因素，设计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找出对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的具体因素，为养老产业发展规划金、养老服务管理提质提供参考。
20世纪末，国内不少学者开始探讨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问题的叠加，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凸显(6)成志刚、卢婷：《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照料责任认知及影响因素——基于多子女家庭的比较》，《人口与社会》2021年第4期，第47-61页。，研究内容也日益丰富，主要包括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方式类型探讨、选择的约束因素分析、不同选择的内在需求和可能风险等。
陆杰华等(2018)在调查中发现，虽然老年人仍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为首选，但社会化养老模式已逐渐被老年人接纳(7)陆杰华、张莉：《中国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验证》，《人口学刊》2018 年第2期，第22-33页。。罗艳等(2020)认为，基于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发展背景与国情等因素，两者的服务内容具有较高的重叠性，但机构养老更适合特殊群体，更有助于实现对家庭功能缺失的补偿(8)罗艳、丁建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的机构养老利用差异》，《中国人口科学》2020年第5期，第79-90页。。王永梅等(2020)认为，近年来城市中提供基本生活照顾、医疗护理与紧急服务、心理咨询和上门便民服务等养老服务在质和量上均有提升，有利于城市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9)王永梅、李雅楠、肖颖：《居家养老服务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基于三期CLASS数据的效应评估》，《人口研究》2020年第6期，第49-62页。。杨翠迎等(2021)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养老服务全面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全面布局、分类引导，通过综合性举措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各类养老服务(10)杨翠迎、刘玉萍：《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诠释与前瞻性思考》，《社会保障评论》2021年第4期，第118-130页。。
伍海霞(2017)调查发现，家庭养老支持和社区养老服务影响了独生子女父母入住养老院的意愿，40%的独生子女父母计划选择机构养老(11)伍海霞：《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基于五省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79-87页。。王永梅等(2018)对北京城六区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老年人十分看重社会养老服务的精神效用，但在选择时又会明显受到传统养老文化的影响(12)王永梅、杜鹏：《老年人对待社会养老服务的行为态度研究——以北京城六区为例》，《人口研究》2018年第6期，第74-86页。。陶涛等(2019)发现，“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超过半数的独生子女家庭中的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会重点考虑子女的性别(13)陶涛、刘雯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2019年第4期，第72-83页。。杨帆(2019)研究发现，长期与子女同住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向于选择居家养老，没有养老保险的独生子女父母，由于缺乏国家提供的经济保障，也偏向于居家养老(14)杨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济南市历下区的调查》，山东财经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页。。曾晓(2019)研究发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段不同，对养老模式的选择偏好也不同；
亲子间情感关系越亲近，从家庭中获得支持越多的家庭成员，选择家庭养老的意愿越强烈；
而在家庭经济状况足够支付机构养老模式的条件下，收入越高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越强烈(15)曾晓：《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金牛区为例》，西南交通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页。。周榕等(2020)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对城市独居老人而言，代际居住距离通过亲子沟通发挥作用， 子女居住距离对其孤独感有重要影响，女性老人比男性更为敏感，近距离与子女居住更能缓解孤独感，即子女的中介效应更强(16)周榕、李光勤、王娟：《代际居住距离对独居老人孤独感的影响研究——基于2661名城市独居老人的经验分析》，《西北人口》2020 年第6期，第102-114页。。王晓波等(2021)认为，老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家庭成员，同时也会受到家庭客观情况和其他家庭成员态度的影响(17)王晓波、耿永志：《嵌入性视角下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兰州学刊》2021年第4期，第182-193页。。成志刚等(2021)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依靠国家照料和自我照顾的认可度明显更高，对于依赖子女照顾的认可度明显更低(18)成志刚、卢婷：《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照料责任认知及影响因素——基于多子女家庭的比较》，《人口与社会》2021年第4期，第47-61页。。阳义南等(2022)认为，应从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社会情况三个层面综合分析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和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19)阳义南、袁涛：《养老服务购买者的甄别与归因分解》，《中国人口科学》2022年第1期，第113-125页。。伍海霞等(2022)调查发现，目前我国老年人仍以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为主，超过50%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有意愿入住养老院等机构；
养老意愿的抉择主要受家庭情感、自身健康、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配偶情况和子女性别等因素影响(20)伍海霞、吴帆：《中国独生子女与多子女老年人养老意愿的比较分析》，《人口学刊》2022年第2期，第85-98页。。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的相关研究对象仍偏重于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但现实中“9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即将或已进入养老阶段，两者之间的内在特征已经有所变化；
现有的相关调查研究范围较广，数据多源于全国范围或跨省区域，缺乏对典型城市的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希望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水平、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养老服务水平等方面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杭州市展开调研，注重调查对象年龄分布的合理性，以期挖掘其中的典型特征和发展趋势，以起到一定的前瞻作用。
在考察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杭州市五个主城区典型案例的深入访谈和研究，选取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经济情况、社会情况和健康情况五个维度，研究其对独生子女家庭在选择养老方式时的影响。据此设计调查方案和问卷，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一)问卷发放情况
考虑到随机发放问卷无法直接辨别被调查者所在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而杭州五大主城区(即西湖区、拱墅区、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21)本文所作调查在杭州市行政区划调整时间(2021年4月)之前，为保证调查描述的准确性，数据按原行政区划进行归类。作为杭州市的老城区，居民居住时间普遍较长，久住老人数量较多，独生子女家庭居住率较高，因此课题组决定将调查对象范围限定于此。2021年1月，课题组在杭州五大主城区14个社区开展问卷调查。问卷题项由个人基本信息、可能影响因素、养老态度三大部分组成，共25题。参考以往其他学者研究经验，并考虑到杭州市各个城区的人口基数，兼顾各城区抽样的普遍性与随机性，将问卷发放量定为450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16份，有效率为92.44%。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信息统计
(二)家庭和健康情况描述统计
家庭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居住现状等方面。有配偶的381人，占91.59%；
有子女的382人，占91.83%，其中只有一孩的366人，占87.98%。自己单独居住的占9.0%，非自己居住的占91.0%；
除去未婚、丧偶和离异情况，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占73.5%，未与配偶一起居住的占13.3%；
与子女一同居住的占51.7%，其中在有配偶、丧偶和离异情况下，与子女一同居住的分别占该种婚姻状况的57.0%、55.6%和25.0%；
与父母一同居住的占11.2%，其中在未婚、有配偶、丧偶和离异情况下，与父母一同居住的分别占该种婚姻状况的64.0%、7.0%、5.6%和0%；
与其他亲友一同居住的占4.1%。
健康情况调查主要包括自身健康感知、体检频次、用药情况等方面。35～44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很好、较好或一般，分别占22.0%、37.8%和36.6%；
45～54岁年龄段，为12.3%、54.3%和29.6%；
55～64岁年龄段，为10.4%、31.2%和54.5%；
65岁以上者，则为9.9%、17.3%和58.0%。在35～44岁、45～54岁、55～64岁、65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定期做体检的分别占48.8%、60.5%、76.6%和86.4%。在35～44岁、45～54岁、55～64岁、65岁及以上的被调查者中，表示自己需长期服药的分别占15.9%、17.3%、49.4%和64.2%。其中，多数需要长期服药的被调查者主要是因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痛风等常见中老年病。
(三)经济和社会情况描述统计
经济情况调查主要包括收入稳定性、收入来源和自我经济状况评价等方面。被调查者中有稳定收入的317人，占76.20%，没有稳定收入的99人，占23.80%。有稳定收入的被调查者主要收入来源为“离/退休金”的占95.71%，“兼职收入”“子女资助”的占比较低，分别为1.43%和2.86%。关于被调查者对自我经济状况的评价，认为自己经济上“很宽裕”“比较宽裕”的分别占2.49%和23.36%，“一般”的占比最大，为63.24%，“比较困难”“很困难”分别占9.66%和1.25%。
社会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子女探访、亲友互动、邻里关系和社交活动参与频次等方面。在有子女但未与子女同住的被调查者中，有82.9%表示子女会经常上门看望。对于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经常上门走动”“偶尔上门走动”“很少上门走动”的分别占18.38%、47.66%和33.96%。对于邻居之间的关系，“经常串门”“偶尔串门”“很少串门”的分别占30.84%、38.63%和30.53%。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不参加社会活动的分别有193人和223人，分别占46.39%和53.61%。结合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情况等因素，亦可发现被调查者的社会活动情况与这些因素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
(四)养老方式选择态度描述统计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担心自己养老问题的占66.98%，表示说不好的占20.25%，表示担心的占12.77%，可见大多数人对养老的态度比较乐观。对于考虑养老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多选)中，主要集中在“自己能否适应生活方式和养老环境”的占68.2%，“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该养老方式的花费”的占63.7%，“自己能否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占60.8%，“家人是否有充足精力照顾自己”的占51.6%。在养老主要依赖对象的选择(多选)上，依赖自己的占82.6%，依赖配偶的占50.7%，依赖子女的占53.3%，选择依赖社区、政府的占比均不到10%，叠加不同年龄段因素后，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依赖自己和配偶的占比明显上升。基于个体客观现状和主观倾向，被调查者在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态度上，具有明显的区别(见表2)。
表2 养老方式选择态度统计/%
为了比较分析独生子女家庭在选择养老方式时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本文通过SPSS软件卡方检验得到的因素作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为减少篇幅、方便对比每种因素对不同养老方式选择态度的影响，仅保留估值、标准误、拟合优度、伪R2和显著性。对四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别按照基本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健康因素五类变量分类进行分析。
(一)样本数据有序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四个模型(即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旅游养老)的显著性均低于0.05，表明Logistics回归方程显著；
拟合优度数据表明，模型拟合性较好；
R2值则显示四个模型均能说明一定比例的原数据，模型总体情况较为理想。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分别得到四个模型中存在显著影响的各种因素。
表3 不同变量对养老方式选择影响的回归分析
(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影响因素分析
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作为选择占比较高的两种养老方式，被调查者对其认知相对全面。根据对独生子女家庭对居家养老选择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有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对居家养老选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因素中的教育水平(p=0.000)；
二是家庭因素中的“是否有直系兄弟姐妹”(p=0.043)、婚姻状况(p=0.003)；
三是经济因素中几个因素影响均不显著；
四是社会因素中的邻里关系(p=0.047)；
五是健康因素中的“是否定期去医院体检”(p=0.031) 、基本生活自理能力(p=0.098)。根据对独生子女家庭对机构养老选择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有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机构养老选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因素中的性别(p=0.012)、年龄(p=0.089)、教育水平(p=0.000)；
二是家庭因素中的“是否有直系兄弟姐妹”(p=0.037)、婚姻状况(p=0.037)、“是否有子女”(p=0.000)；
三是经济因素中的几个因素影响均不显著；
四是社会因素中的邻里关系(p=0.042)、 “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活动”(p=0.095)；
五是健康因素中的健康状况(p=0.028)、“是否定期去医院体检”(p=0.012)、“是否需要长期服用药物”(p=0.010)。
(三)社区养老和旅游养老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养老和旅游养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形成的养老方式，其本身的时代属性相对更加突出，被调查者对两者的认知差异也更明显。根据对独生子女家庭对社区养老选择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有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对社区养老选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因素中的年龄(p=0.064)、教育水平(p=0.003)；
二是家庭因素中的婚姻状况(p=0.015)、“是否有子女”(p=0.009)；
三是经济因素中的“是否已退休”(p=0.027)；
四是社会因素中的邻里关系(p=0.042)、“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活动”(p=0.095)；
五是健康因素中的健康状况(p=0.048)。根据对独生子女家庭对旅游养老选择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有序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对旅游养老选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因素中的教育水平(p=0.003)；
二是家庭因素中的几个因素影响均不显著；
三是经济因素中的经济状况(p=0.012)；
四是社会因素中的邻里关系(p=0.038)、“是否经常参加社会活动”(p=0.000)；
五是健康因素中的几个因素影响均不显著。
(四)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讨论
基于五类影响因素中子因素对四种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进行差异性分析，最终整理得到对各种养老方式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的子因素。从数量上看，对机构养老选择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最多、社区养老次之，居家养老和旅游养老则较少。通过对四种养老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的因素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居家养老。作为最传统的养老方式，独生子女家庭在选择时主要考虑到配偶和同代亲属情况，同时自身的受教育水平、自理能力决定了居家养老时需要自主照顾的可能性，也会被充分考虑。第二，机构养老。作为养老服务最全面、最专业的养老方式，机构养老显著影响因素最多。在被选择时，被调查者会较全面地考虑家庭情况、个人健康情况和社会交流能力，既表明机构养老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也表明被调查者比较担心在机构养老中人际情感交流的缺失。第三，社区养老。作为政府牵头、社区搭台、专业服务上门的养老方式，兼顾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部分特点，在其选择影响因素中也兼具这两种养老方式的特征，此外，被调查者还会重点考虑自己的年龄状况和邻里关系。第四，旅游养老。作为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养老方式之一，旅游养老相较其他三种养老方式，在健康状况方面会有前提要求，在此基础上被调查者还会充分考虑自身受教育情况、经济水平和人际交流能力等因素。
随着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生育率保持较低水平、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与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人口新常态下，人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养老方式的选择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人们往往会经过信息收集、自我分析、亲友讨论等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可知：首先，对养老方式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杭州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但超过半数的人同样愿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旅游养老；
其次，在选择四种养老方式时，影响因素的数量有明显的差异性，选择机构养老考虑的因素最多，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次之，旅游养老最少；
再次，杭州市独生子女家庭在选择养老方式时更关注家庭情感和人际交流因素，说明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在养老生活中人们更重视精神层次的需求；
最后，除了年龄、经济水平、健康状况以外，人际交流能力也会显著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主动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发挥居家养老主体作用，结合社区养老做升级
居家养老作为传统养老方式，有其特定的优势，包括生活环境更熟悉、亲人照顾更方便等，但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传统观念里子女照顾带来的心理慰藉和满足的代价可能大幅加大下一代人体力和精力上的压力。因此，国内大力推行的社区养老是对传统型居家养老模式的有效延伸，可以集中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两者的优势，既能满足情感需求，又能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利用好社区这一结合了政府服务承载和个人生活空间交融的平台，完善养老基础设施、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分担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压力，可以让老人对“照料”“关爱”的需求适当分工，又能同时满足。
(二)适应养老观念变化，提高机构养老服务性价比
“养儿防老”观念正逐渐淡化，机构养老的专业度不断提升，人们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因此，政府在保证公立养老机构的数量与未来需求相匹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养老机构的运营标准和监管体系，确保机构养老的性价比。一方面，政府要简化医养结合机构设立的流程，促进现有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使其发挥互补优势；
另一方面，要提升政府建设、补贴投入的精准化水平，有效增加床位供给、充分考虑独生子女家庭需求。此外，养老机构需要在提供生活、医疗基本服务的同时，提供更多基于社交需求的活动内容，提高老人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三)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释放养老压力
解决好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多数已退休被调查者都表明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退休金，随着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独生子女家庭在父母养老和子女教育上的经济压力依然严峻。因此，政府需及时调整养老保障政策、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与管理体系，对有困难的家庭给予一定补贴。国家需要加快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养老服务统一市场，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不断优化市场环境，引导和激励养老服务机构诚信守法经营、积极转型升级、持续优化服务，更好适应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解决养老服务“痛点”为主攻方向，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释放不断增大的养老压力。
(四)加大新型养老方式宣传，扶持相关产业发展
调查发现，相对年轻的、受教育水平高的被调查者更易接受新型养老方式，这表明探索新型养老方式是可行的。应加大对旅游养老、以房养老、抱团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的宣传力度，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引导有条件的群体选择新型养老方式。在未来，探索并完善合适的新型养老模式，寻找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以解决养老压力的平衡点，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服务龙头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推动养老服务供给侧优质“产出”，驱动需求侧消费“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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