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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素，卢哲凡，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模式由过去要素粗放拉动型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型，创新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力量。“十四五”规划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创新要素是创新主体进行创新的基础单元，且创新要素的流动或者集聚是地区创新合理分工的前提。各种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就是创新，包括引进产品、采用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开拓原材料新来源、创新新组织五种形式。[1]对于创新要素构成并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但主要从两种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狭义角度，认为创新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的不同组合；
[2-5]二是从广义角度，认为创新要素包括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以及创新环境三类要素[6]，除了直接创新要素外，还应包括间接创新要素，如制度[7,8]、管理要素[9]等。
区域创新系统是基于以信任、可靠性、交流和合作互动为条件的微观制度监管的集体秩序[10]，不仅包括创新主体还应包括创新环境[11]。创新要素集聚是各种创新要素在地区内的集中[12]，是企业、研发机构与各大高校等主体在某一区域内聚集所产生的集聚效应[13]，既是创新要素在一段时间内的存量以及在各创新主体间的静态分配现状，也是创新要素持续地累积、配置、整合的整个动态过程[14]。近年来，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逐步提升[15-17]，关于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文献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创新要素集聚进行测度：(1)多种创新要素角度。从要素集聚吸纳能力、要素集聚转化能力和要素集聚反哺能力三个方面测算要素集聚能力[18]，从人才、资金、技术三个方面构建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指标体系等；
[19](2)单一创新要素角度。部分学者用人才集聚和资本集聚[20]、新产品销售收入[21]、人口密度[22]、研发投入[23]等指标衡量创新要素集聚水平；
(3)创新要素空间扩散与集聚的度。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呈现扩大趋势等。[8]
现有关于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测度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拓展的方面：由于对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空间差异和形成机理分析得较少，因而难以揭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异质性。本文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创新经费集聚、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四个维度，运用熵值法从客观赋权视角构建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评价体系，以揭示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现状；
第二，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实证考察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差异，并将总体差异进行分解以揭示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差异来源及其贡献率，可为探索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协同提升提供依据；
第三，基于结构视角，运用方差分解模型考察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差异的结构来源，以找出提高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重要突破点；
第四，基于关系数据视角，运用二次指派程序考察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而揭示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差异的形成机理，为提高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以及各地区协同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一)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测算：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要素是创新的基础，创新要素集聚既是创新的前提，也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虽然创新要素构成的分类角度和内容不同，但究其本质主要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支持以及行为主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创新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创新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投入；
第二类：创新机构支持，主要涉及驱动创新活动发生的研发机构、学校以及企业；
第三类：创新成果产出，创新产出包括科技论文的发表、专利的发明以及新研发产品的产生。本文从三类创新要素出发，构建包括创新经费集聚、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以及创新成果集聚的四大维度21个指标的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评价体系(见表1)，并运用熵权法测度出2009～2019年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具体而言：创新经费集聚是创新活动的基石，创新是一个周期长、投资风险大、预期收益极不确定的活动，因此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其顺利进行的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披露可知，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3567.00亿元，其中研发经费支出达24393.11亿元，占比达到2.407%，创历史新高，地区之间由于资源禀赋不同使得研发投入总量和使用途径存在差异；
创新人力集聚是创新活动的血脉，人力资本是经费投入和创新成果之间的重要一环，是将人的思想转化为成果的具体体现；
创新机构集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活动需要在平台机构上进行，我国研发机构主要包括企业、研发机构以及学校，中国目前大力推进“产学研”三方深度融合，以期建立以企业为主体“自下而上”的创新格局，进一步提高中国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类需求，使得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新成果也是进行创新活动的要素之一，其集聚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力，形成链式循环。本文创新成果集聚侧重衡量地区创新成果投入和产出水平，创新成果的集聚水平高会有利于创新，在创新成果转化阶段中作为要素担任投入的角色。
表1 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指标体系①(1) ①所有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和EPS数据库。
(二)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测度结果
本文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测算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综合指数以及四个维度指数进行测算，具体方法参考卢现祥、张杨勋等的研究。[24，25]图1显示了2009～2019年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和四大维度指数演变态势。从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的变动情况来看，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较小，说明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但是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由2009年的0.151增长到2019年的0.217，年均增长率为4.334%，说明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总体上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从创新要素集聚分维度指数的变动情况来看，观测期内，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指数低于创新要素集聚的综合指数，是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提升的短板，说明存在创新经费和创新人力与创新机构错配的现象，创新机构集聚水平低于创新经费和创新人力集聚水平，创新要素与创新机构匹配度不高，未达到最优的配置；
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以及创新成果集聚指数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683%、8.454%和9.961%，目前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政策得到初步效果，创新机构集聚程度进一步提高，使得创新成果集聚也进一步提高；
创新经费集聚水平则呈现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0.200下降到2019年的0.186，年均下降率为0.738%。可见，尽管中国目前研发投入总量较大，达到生产总值的2.407%，但是研发投入区域集聚水平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三纵两横”格局下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状况，本文进一步分析2009～2019年分地区①(2)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于三大地区的划分，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长江流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黄河流域：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本文研究样本中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的变化趋势。从指数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指数最大，其次是长江流域，二者在观测期内均高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接着依次是中部地区、黄河流域、西部地区，三者均低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
从指数变化趋势来看，各地区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相似，均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增长率由大到小依次为：长江流域(5.909%)、中部地区(5.385%)、全国(4.334%)、西部地区(4.034%)、东部地区(4.031%)和黄河流域(3.870%)；
从分地区指数比较来看，“三纵”划分中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指数最大，西部地区综合指数最小，三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指数差异逐步扩大；
“两横”划分中长江流域创新要素集聚指数比黄河流域大，而且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由2005年的0.043扩大到2019年0.092。从上述分析可知，全国和各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均有所提高，但提高程度的不同使得各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差异进一步扩大。
就纵向而言，三大区域的创新经费集聚指数均具有缓慢下降趋势，且东部地区下降率最小，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可见，虽然中国创新经费逐年增加，但经费集聚程度并没有提高，反而呈现下降趋势，且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东部地区创新人力集聚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创新人力集聚水平最低；
就增长率而言，东、中、西部年均增长率均大于0，且中部地区年均增长率最高，东部最低，说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创新人力集聚水平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地区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使得劳动力流动性增强，众多人才涌入中西部，践行中西部开发计划。三大地区创新成果集聚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的增长率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增长率最低。由于初始创新成果集聚水平均是东部最大，西部最小，因此三地区成果集聚的区域间差异扩大，呈现“强者愈强”的现状；
三地区创新机构集聚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且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年均增长率最低，但从数值差距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机构集聚差异进一步扩大。就横向而言，从数值看，长江流域创新经费集聚指数高于黄河流域。从变化率看，长江流域创新经费集聚指数逐步增长，由2009年的0.195增长到2019年0.211，年均增长率为0.796%；
黄河流域创新经费集聚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由2009年的0.160下降到2019年的0.129，年均下降率为1.943%，两者创新经费集聚指数差异扩大。从数值看长江流域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水平均高于黄河流域；
从变化率来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从变动幅度来看三者指数差距变大，说明三者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
(一)“三纵”格局下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对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差异进行刻画。[26]就基尼系数变化趋势而言，三大区域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和区域间基尼系数均呈现上升态势，说明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逐步扩大(详见图2)。从总体差异看，总体基尼系数由2009年的0.241增加到2019年的0.273，年均增长率为1.298%；
从区域内差异看，东中西三地区中中部地区差异扩大速度最快，其年均扩张率为14.470%，东部和西部差异扩大速度相当，分别为2.954%和2.368%；
从区域间差异看，东部—中部以及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明显大于总体差异且呈现缓慢扩大的趋势，分别由2009年的0.272、0.365增加到2019年的0.274、0.384，年均增长率为0.072%和0.505%，中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扩张较为明显，年均增长率为4.014%，可能是由中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指数扩大幅度较西部地区更大造成的。
三大地区创新要素集聚的地区内和地区间差异来源以及贡献率：区域间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存在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其贡献率介于72.480%～77.032%，平均贡献率为73.808%，在地区间净值差异贡献率中，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说明东部—西部区域间净值差异是地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在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平均贡献率为17.503%，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贡献率为2.361%，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为6.329%。在超变密度贡献率中，2015年之前中—西部交叉重叠差异是其主要区域间差异来源，但是2015年之后，东部—中部交叉重叠是区域间差异的主要来源，说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交叉重叠问题越来越严重，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综上所述，区域间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与其余两地区之间的差异最大，且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本身较大，创新要素集聚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
(二)“两横”格局下中国创新要素集聚的区域差异
如图3所示，就总体差异而言，总体基尼系数在观测期内呈现微弱的下降态势，由2009年的0.219下降到2019年的0.218，年均下降率为0.040%，说明两地区总体差异小幅度缩小。就区域内差异而言，长江流域基尼系数在波动中下降，由2009年的0.223下降到2019年0.180，年均下降率为1.953%，长江流域的11个省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进一步协同发展，差异缩小；
黄河流域基尼系数呈现扩大趋势，由2009年的0.172扩大到2019年的0.188，年均增长率为0.973%，黄河流域9个省份之间的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差异扩大，黄河流域整体的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有所提高，说明在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呈现“强者愈强”的趋势。就区域间差异而言，两大流域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上升趋势，由2009年的0.233增长到2019年的0.257，年均增长率为1.033%，说明流域间区域差异扩大。黄河流域途经的9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属于西部地区，2个省份属于中部地区，1个省份属于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生产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创新人力、机构以及成果水平较低，使得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低，而长江流域途经的11个省份中，大部分省份属于东中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地理位置较好，交通较为便利，使得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高，因此两流域差异在样本期内差异扩大。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区域差异的来源及贡献率：区域间差异是两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降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提高。区域内贡献率中长江流域区域内差异较大，长江流域途经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以及湖南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时也途经重庆、四川、云南以及贵州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因此内部的差距相对较大。但就其发展规律而言，其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内部省份创新要素集聚趋同发展。黄河流域区域内贡献率总体上没有明显的变化，黄河流域途经的绝大部分区域均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差距相对不大。区域间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平均贡献率为53.130%，成为区域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两流域间超变密度贡献率呈较大幅度的缩小态势，由2009年的16.531%下降到2019年的7.195%，年均下降率为5.648%，说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交叉重叠问题趋于弱化。
(一)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
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方法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进行刻画，具体操作步骤参考刘华军等和陈明华等的做法。[27，28]从静态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结构性来源，其差异的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6.137%和29.855%；
创新机构集聚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大，贡献率均值为25.567%；
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贡献率均值为18.441%。从动态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贡献率呈下降态势，分别由2009年的26.633%和26.211%下降到2019年的23.301%和14.748%，年均下降率为1.251%和4.373%，而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年均增长率为3.201%和3.082%，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差异逐渐取代创新人力集聚差异，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重要来源详见图4。因此，缩小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关键在于缩小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
(二)“三纵两横”格局下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
“三纵”格局下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是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其贡献率均值为35.243%，但其增长率较小。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的贡献率依次为20.653%、20.194%和23.910%。同时，创新人力集聚差异的贡献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为5.462%，其他三个维度差异贡献率均呈现扩大趋势，增长率依次为7.823%、3.788%和0.238%。中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由创新成果集聚差异逐渐转变为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二者均值贡献率分别为31.366%和29.226%。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贡献率较小，分别为23.811%和15.597%。创新经费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贡献率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315%和15.723%，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贡献率呈缩小态势，年均下降率为6.665%和2.804%。西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由创新经费集聚差异转变为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截至2019年其贡献率分别为21.254%和38.605%，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贡献率不大，均值为14.693%和16.354%。从变化趋势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分别为5.436%和0.126%，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贡献率呈增长趋势，增长率为8.150%和6.098%。近年来我国推进西部大开发，不断提高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经费投入均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医疗等民生短板逐渐补齐，使得西部地区经费和人力短缺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两横”格局下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长江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主要结构来源由创新经费集聚差异转变为创新机构集聚差异，2019年的贡献率为25.149%和31.351%。从各维度差异贡献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为2.562%和4.506%，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贡献率呈扩大趋势，年均增长率为5.871%和6.678%。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主要结构来源由创新经费集聚差异转化为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截至2019年，其贡献率分别为20.154%和41.490%。从动态变化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贡献率呈缩小趋势，而创新人力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呈扩大趋势，且创新成果集聚差异贡献率上升幅度较大，由2009年的13.575%提升到2019年的41.490%，年均增长率为20.564%。
(一)QAP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二次指派程序(QAP)考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形成机理，具体操作步骤参考刘华军等的研究。[29]全国及各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分维度差异的QAP相关性结果分析①(3)①因篇幅所限，全国及地区层面QAP相关性结果未在文章中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整体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均呈现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具体地，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关联度最高，相关性系数达到0.949。同时，创新人力集聚差异与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及其他维度差异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三纵两横”格局下的区域层面来看，不同地区初始资源禀赋不同，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不同，从而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分维度差异相关性表现不同。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和长江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分维度差异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其差异与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关联性最强，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56和0.957；
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分别为0.881和0.910；
在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创新机构集聚差异联系最为密切，相关性达0.837。综上所述，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与分维度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不同地区关系密切的维度不同。然而，由于关联度并不等同于作用强度，且分维度之间也普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可能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需要进行QAP回归来分析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以及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影响程度，进一步揭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形成机理。
(二)QAP回归分析
从全样本估计结果看(详见表2)，四个维度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影响均为正，且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省份之间任何一个维度差异扩大都会导致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扩大。具体来看，由回归系数大小可知，各维度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形成的作用强度由强到弱依次为创新成果集聚差异(0.355)、创新机构集聚差异(0.332)、创新经费集聚差异(0.281)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0.195)。由上述分析可知：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最大成因，因此，解决中国创新成果形成和转化问题是缓解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途径；
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经费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仅次于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
创新人力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最低，近些年中国人才引进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人才流动性增加，各地区劳动力比较充盈。
表2 QAP回归结果
从地区层面来看，各维度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存在差异。“三纵”格局下的主要特征有：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由东向西逐步增强，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则由东到西减弱；
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对东中西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差距不大，依次为0.205、0.260和0.226；
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对中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最小，标准化回归系数依次为0.505、0.350和0.266。“两横”格局下的主要特征是，长江流域较之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受创新经费集聚差异的影响大，而黄河流域受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影响大。总体而言，全国和东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受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作用较强，中部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受创新机构集聚差异的影响较大，西部地区受创新经费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较大。
全国层面。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对于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较强且相差不大，作用强度依次为0.321、0.331、0.349；
创新人力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较弱，为0.202。总体而言，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呈减弱趋势，年均下降率为2.520%和4.591%，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407%和1.499%。分时期看，2009～2011年，创新经费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最高，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也是这个时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原因，其他三个维度差异作用强度呈下降趋势；
2012～2016年，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最高，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在这个时期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呈不断扩大趋势，这主要是由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不断扩大造成的；
2017～2019年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作用强度不断增强，超过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成为主要作用因素，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扩大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创新经费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则呈下降趋势。
“三纵”格局。就东部地区而言，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始终高于其他三个维度，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
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在观测期内呈现下降态势，年均下降率依次为0.759%、5.494%和0.603%；
与之不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2.949%，也正是由于创新机构集聚差异的扩大导致创新要素集聚差异进一步扩大。就中部地区而言，2009～2017年创新经费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平均作用强度0.573，其他作用强度依次为0.299、0.450和0.381；
2018～2019年创新机构集聚差异远高于创新经费、人力和成果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
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率分别为7.943%、7.339%和4.883%，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在波动中扩大，年均增长率为0.952%。就西部地区而言，2009～2018年创新经费集聚差异作用强度高于其他维度，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2019年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扩大，成为主要作用因素；
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有所减弱，年均下降率分别为5.141%和3.494%，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呈扩大趋势，年均增长率2.273%和5.611%，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
“两横”格局。就长江流域而言，2009～2011年，创新经费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作用强度为0.372，2012～2019年，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在波动中扩大(0.436)，逐步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形成的主要因素，但在这个时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缩小，说明创新经费集聚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缩小导致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进一步缩小。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呈缩小趋势，年均下降率为0.397%和4.619%；
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有所扩大，年均增长率5.113%和5.027%。黄河流域差异变化与西部地区较为相似，2009～2018年创新经费集聚差异是主要驱动力量，2019年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主要的驱动因素；
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作用强度下降(-4.795%、-3.677%和-1.381%)，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强度增强，年均增长率为15.941%，增长幅度较大，成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驱动力量(详见图5)。
创新能力提升离不开创新要素集聚，本文通过构建以创新经费集聚、创新人力集聚、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为分维度的创新要素集聚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创新要素集聚指数进行测度，分析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差异、结构来源以及形成机理，以期为促进创新要素合理有序集聚提供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指数大小来看，东部地区创新要素创新指数最大，其次是长江流域，在观测期内均高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中部地区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高于黄河流域、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综合指数。从指数变化趋势来看，各地区与全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相似，均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从分维度指数来看，创新经费集聚水平呈下降趋势，创新人力、创新机构和创新成果集聚水平呈增长趋势。第二，从空间差异视角来看，三大纵向区域间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和西部区域间差异的贡献最大，各地区内部省份之间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也不能忽视，尤其是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其贡献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两大横向流域区域间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来源，另外长江流域区域内差异贡献率较高。第三，从结构视角来看，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主要结构性来源，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经费集聚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大，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各维度差异的贡献存在地区异质性，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从东向西依次递增，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贡献由东向西依次减小，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在中部地区贡献最高；
同时，从两大流域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对黄河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大于长江流域，相反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对长江流域差异的贡献大于黄河流域。第四，从形成机理看，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和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对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正向影响依次降低。从三大纵向区域来看，创新经费集聚差异对中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影响从东向西依次增强，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作用依次减弱，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和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在中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最大；
从两大流域来看，创新经费差异对长江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大于黄河流域，创新人力集聚差异、创新机构集聚差异和创新成果集聚差异的作用强度则相反，对黄河流域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驱动较强。
全国及各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显著，提高中国创新能力并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亟须从创新要素集聚方面着手。因此，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鉴于大部分省份创新要素集聚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应坚定不移补齐短板，持续提高创新要素集聚水平。针对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水平较低问题，应该促进 “产学研”三方机构深度融合，强调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集聚转化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化配置，同时提高专利质量的同时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率，使得专利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鉴于全国以及各地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较大，可通过应积极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均衡发展，提高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一方面，加快中西部创新要素集聚水平，缩小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创新机构集聚和创新成果集聚水平，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激励产学研用融合，促进研发成果转化成收益；
另一方面，缩小东部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区域内省份之间创新要素集聚差异，需要加强“联合”创新模式，促进新要素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较低的省份进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及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第三，鉴于不同维度对于省份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贡献和驱动力不同，存在地区异质性，可通过正确把握不同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差异的结构来源和形成机理，因地制宜，快速有效地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协同发展。从全国层面来看，创新成果集聚差异是最突出的问题，应着力解决创新成果集聚差异导致的创新要素集聚差异问题。从区域层面来说，东部地区可通过提高创新成果集聚程度以缩小成果差异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差异，黄河流域和西部地区可着重缩小创新经费集聚差异，而长江流域和中部地区则可重点发展创新机构，促进创新机构集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