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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龙 刘 萌 羿翠霞
消费社会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为大学生塑造身体形象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一定程度制约和改变着其日常行为。一些学生为了“美”，不惜以健康为代价，采取过度节食、吃减肥药、打瘦身针、做美容手术等方式缩小现实与理想的身体形象之间的差距，如若不能实现，消极的情感体验就可能产生。研究表明，消极的身体形象会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和社交障碍等问题［1］。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指出，身体形象是全面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了解身体形象的影响因素和构建身体形象的积极方式，对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引导并帮助学生建构身体形象，成为学界亟需探讨的重要话题。
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身体形象具有积极的影响，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2］。从生理层面看，身体活动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改变身体成分（减脂、增肌），有助于建构积极的身体形象；
从心理层面看，身体活动可以增强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等，对塑造身体形象起到促进作用［3］。但是身体形象会影响个体的身体活动吗？对此问题学界进行了诸多探讨，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一致的回应。首先，身体形象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既包含对身体的感知、情感、认知和行为［4］，又具有社会规范、文化隐喻和符号价值等社会表征意蕴［5］。大量研究普遍使用“身体意象”替代“身体形象”概念，缩小了“身体形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难以对两者关系进行有效的考察。其次，人们对身体形象存在认知偏差，进而影响其身体活动。卢西亚娜等调查发现，女性倾向高估自己的体重，而男性更倾向低估自己的体重，体重认知偏差，容易造成运动意识和行为减少的风险［6］。有鉴于此，为了考察身体形象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大学生肥胖认知为研究对象，主要回答三个问题：（1）主客观肥胖形象是否影响大学生的身体活动？（2）大学生对肥胖形象是否存在认知偏差？偏主观还是偏客观更有助于促进其身体活动？（3）这一影响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异质性？期望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使我们对大学生身体形象有更深入的认知，借由身体活动塑造身体形象，进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1.身体形象与社会建构
身体形象的研究主要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领域。在心理学领域，身体形象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保罗·席尔德《人体的意象与外观》一书中，他认为身体形象是指我们在头脑中形成的自己的身体图像，即身体在我们自己眼中的样子［7］。保罗·席尔德对身体形象的定义体现了身体的客观性和个体对客观身体的主观感知与态度。斯雷德进一步指出，身体的形态、样貌等客观形象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应重视身体形象的感知和态度［8］。托马斯·凯什扩展了身体形象的概念，指出身体形象是身体的多重心理体验，并非局限于外表，它既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感受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又包括人们对身体所采取的必要行为，即身体形象包括身体的感知维度、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9］。因此，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主要关注身体形象的主观层面，关注心理因素的影响，也强调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作用。
在社会学领域，身体形象是人的肤色、体型、行为举止等身体的客观特征，具有社会象征、文化意蕴、政治权力与符号价值的社会意义。戈夫曼对身体和身体形象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连接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个体根据社会公认的价值、规范与标准，在不同社会情境中，通过对身体外表的操控向他人呈现出良好的自我形象，以维持特定的社会互动，从而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所希望的形象［10］。在布迪厄看来，身体是一种文化资本，社会各阶层的品位、性情、生活方式、社会表现，可以透过身体形象呈现出来，对身体形象的塑造成为获取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11］。福柯将身体的研究从社会与文化建构推向了政治层面，他把身体视为被权力所驯服的躯体，通过空间分配、编码活动、层级监视、规范化决裁等手段，造就了一个被压制、被宰割、被规训和被糟践的身体［12］。故福柯认为，“灵魂是身体的牢笼”，身体在“精神的牢笼”中被规训而展示出服从的身体形象。鲍德里亚认为，身体是最美丽的商品，在消费社会的符号逻辑中，年轻、美丽、健康、快乐的身体形象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自我呈现的重要途径［13］。简言之，在社会学研究中，身体形象是“生物体”的客观存在，具有社会表征的属性［14］，对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身体形象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身体形象是身体外观（肤色、体型、行为等）的具体呈现；
而主观身体形象则是个体对身体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的心理描画，亦称为身体意象［15］。客观与主观身体形象可以相互影响与转化，当个体对两者的认知不一致时，就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并借助各种身体技术对客观身体形象进行改造，以获得对主观身体形象的认同。
然而，对身体形象的认知不仅取决于心理因素，也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家庭、同伴和大众媒介是影响身体形象认知的重要社会因素，而外貌比较与压力内化是导致个体对身体形象不满的主要原因。海伦·基里发现，外貌比较和压力内化完全中介了父母影响与身体不满的关系，部分中介了同伴和媒介影响与身体不满的关系［16］。社会比较理论则指出，社会比较是身体形象形成的重要过程，其中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身体形象不满的重要推手［17］。帕特里夏等考察了媒介在心理因素、社会文化压力与身体形象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发现自尊、抑郁情绪能够通过影响个体与媒介塑造的身体形象进行比较的行为，进而影响女性对身体形象的满意度［18］。简言之，对身体形象的过度不满和对“瘦理想”的极度渴望，是导致身体形象认知偏差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身体形象认知转变的深层原因却是社会结构的转变［19］。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既是新的生产力，也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借助消费逻辑，身体成为美丽的消费品，不仅具有商品的交换和使用价值，还具有各种符号价值［20］。年轻、美丽、健康、快乐等身体符号适应了现代社会审美文化对身体形象的要求，人们为了规避社会的“惩罚”和“淘汰”，通过各种身体技术来精心建构身体形象［21］。在大众媒介推波助澜下，人们迷失在身体符号的消费中。一方面，商业广告打着科学旗号，以健康为理由，拿美丽和健壮为噱头向人们宣扬要重视、关爱和美化身体［22］；
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又不断塑造各种完美的身体形象向人们展示，只要肯努力、肯为身体消费，就能够获得满意的身体形象。正是在消费社会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在与媒介塑造的身体形象的比较中，人们借助现代医疗技术跨越了现实与理想的身体形象的边界，导致对主客观身体形象的认知变得越来越模糊，身体形象认知偏差也随之产生。
总之，身体形象有主观和客观之分，当对主客观身体形象认知不一致时，身体形象认知偏差就会形成。在当今社会中，身体形象的社会属性和符号价值日益突出，人们在追求美与健康的同时，对建构身体形象的方式也愈加重视。在消费社会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也被卷入塑造理想身体形象的浪潮之中，他们对自我身体形象的期待与构建成为研究其身体活动的一个重要视角。
2.身体形象与身体活动
目前，学界关于身体形象与身体活动的关系研究有不同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身体形象能够正向地预测身体活动状况［23］，自我效能、自尊心、体型焦虑等是两者之间的重要机制［24］［25］。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弱相关或不相关关系［26］。除了年龄、性别、种族等干扰因素外，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身体形象概念具有多重维度，在对概念进行测量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测量差异；
同时身体形象认知偏差也是导致两者关系不稳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27］。身材体型是反映身体形象的一个重要维度，既能通过身体质量指数（BMI）客观测量身体形象，也能通过对身材的自我评价，测量个体对身体形象的主观感知与态度，进而通过主客观身体形象的比较，判断肥胖形象认知偏差的分布情况。因此为了厘清身体形象与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关系，本文从肥胖形象的主观、客观和认知偏差三个维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肥胖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一方面，体型肥胖容易罹患多种身体疾病，严重危害身体健康［28］；
另一方面，肥胖形象容易被贴上侮辱性、贬低性标签，严重影响心理健康［29］。自2016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家庭、学校、政府在青少年肥胖防控方面的责任，并强调合理膳食和体力活动的重要性。能量平衡理论认为，当机体能量摄入大于能量消耗时，肥胖就会形成；
当机体能量消耗大于能量摄入时，肥胖程度就会有所改善，增加身体活动与合理膳食是改善肥胖形象的有效手段，但不同肥胖体型在进行相同的身体活动时所消耗净能量是不同的，肥胖最多、偏瘦最小，且不存在性别差异［30］。大学生深知肥胖形象的危害和身体活动带来的益处，因此体型肥胖的大学生会倾向于通过身体活动来改善肥胖形象。据此提出假设1：客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体型肥胖越严重，身体活动消耗的能量越大。
主观身体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以客观身体形象为基础，以社会崇尚的审美文化为标准，在社会比较中形成对身体形象的感知、认知、情感和建构行为。因此，从理论上讲对身体形象越不满意，进行身体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对大学生群体而言，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研究发现，主观身体形象与大学生身体活动呈现中、低，甚至负向的相关关系［31］。从美貌经济学视角看，尽管在职场中，身材苗条、丰满、阴柔之美的女性和肌肉发达、强健、阳刚之美的男性在薪酬福利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这种“溢价效应”在大学生中却相对有限。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处于学习、休闲、工作和恋爱四种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学习时不需要重视外表，休闲时舒适与时尚即可，工作时需要表现出干练与成熟，而在恋爱中身体形象的“溢价效应”才会凸显，为爱而运动已成为“撩汉、撩妹”的手段［32］。身体形象的“溢价效应”使学生对肥胖形象的态度有所包容，可能对其身体活动具有消极影响。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消费为建构身体形象提供了多种方式，如服饰、化妆、节食等这些方式不同于身体活动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汗水，便能获得满意的身体形象。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出于理性考量，他们更可能选择相对轻松的方式来塑造身体形象。此外，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学生变得更加“自我”、独立而富有主见，对身体形象的自我接纳和心理弹性相对较好。研究表明，自我接纳和心理弹性越好对身体形象不满的情绪越少［33］，而对身体形象不满又是建构身体形象的原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主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不显著。
主客观肥胖形象与身体活动关系的不一致，可能与肥胖形象认知偏差有关联。经验事实表明，男性对肥胖形象的认知更偏客观，而女性则更偏主观。从审美文化视角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肥胖、健硕的身体形象代表着富裕与成功，女性弱小的身体形象表达的是阴柔与含蓄之美；
在中西方审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女性“阴柔美”的传统审美观与“理想瘦”的现代审美观不谋而合，但男性肌肉、健壮形象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因此大学生在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上可能具有性别差异。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对身体形象进行自我评价的能力和需求，在有客观标准的情况下与此标准进行比较，如果缺乏客观标准，就会将其与他人进行比较，从而形成对自我身体形象的认知［34］。然而有比较就可能产生身体形象认知偏差，建构身体形象的方式也会不同。对男大学生而言，无论体型胖瘦，都渴望肌肉与健壮，对身体形象认知也更为客观，而肌肉与健壮的身体形象只能通过身体活动实现（力量训练）；
女大学生更渴望自己变得苗条，对身体形象认知也更偏主观［35］，但想拥有苗条的身体形象，却不必然通过身体活动实现。但无论男性对肌肉的渴望，还是女性对“美”的追求，健康体型在其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3a：大学生对肥胖形象认知越偏客观，身体活动水平越高，越偏主观，身体活动水平越低；
假设3b：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大学生身体活动存在性别差异。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大学生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状况研究课题组”2021年9月在陕西、湖南、甘肃三省6所高校开展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收集了学生的个体特征、体力活动、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等内容。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在6所学校抽取了1192名学生作为调查样本。采用多重插补的方法对含有缺失值的变量进行处理，最终得到1044个有效样本。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身体活动（简称PA）为本文的因变量，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量表（短卷）》对身体活动进行测量。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严格按照该量表处理异常值与截断原则及不同强度身体活动的权重，计算每位学生PA的能量消耗值（简称MET）。通过MET来反映大学生身体活动情况，取值越大，身体活动水平越高。为了使MET变量更加符合正态分布，其取自然对数构造出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同时，将高、中强度PA的频次进行加总，并计算每位学生PA的总时间，作为稳健性分析的变量。
（2）自变量。本研究自变量有：主观肥胖形象、客观肥胖形象和肥胖形象认知偏差。客观肥胖形象使用BMI作为其代理变量。按照中国成年人BMI指标划分标准，计算每位学生客观肥胖形象的类型。为了能够与主观肥胖形象进行比较，对其重新编码，BMI＜18.5为“偏瘦”，赋值为1；
18.5≤BMI≤23.9为“正常”，赋值为2；
BMI≥24为超重，赋值为3。主观肥胖形象采用“你觉得自己身材胖瘦如何”进行测量，1“很瘦”、2“有点瘦”、3“不胖不瘦”、4“有点胖”、5“非常胖”。同样对其重新进行编码，将“很瘦”“有点瘦”归为偏瘦，赋值为1，“不胖不瘦”归为正常，赋值为2，“有点胖”“非常胖”归为超重，赋值为3。肥胖形象认知偏差通过主观和客观肥胖形象的列联表进行测量，在对角线左下部的样本为偏主观，赋值为1；
在对角线上的样本为认知一致，赋值为2；
在对角线右上部的样本为偏客观，赋值为3。
（3）控制变量。本文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特征变量进行了控制。分别选择性别（0=男性，1=女性）、年龄（取值范围为：17～45）、年级（1=大一，5=研究生以上）、健康状况（1=非常差，5=非常好）、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同伴支持。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以父母双方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一方为准，并重新赋值（0=没受过任何教育，6=小学、私塾，9=初中，12=中专/技校/职业高中/普通高中，14=大学专科，16=大学本科，19=研究生及以上）。父母和同伴支持由“是否获得父母和好友在PA方面提供的物质和情感支持（1=从不，2=偶尔或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进行测量，通过加总获得取值范围为0～50分的变量。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3.实证分析策略
实证分析分为三个步骤：首先，通过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主客观肥胖形象及其认知偏差的分布情况，并通过t检验或卡方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其次，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分别考察主客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最后，探讨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并进一步加入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性别的交互项，考察两者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异质效应。所有分析采用stata16.0软件进行。
1.主客观肥胖形象及其认知偏差分布
24.14%、41.09%、34.77%，其中，男生认为身材偏瘦的比例高出女性9.81%，而女生认为体型偏胖的比例高出男性7.87%，认为身材正常的男女比例基本相同。卡方检验显著，说明主观肥胖形象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从肥胖形象认同偏差来看，有64.37%的大学生肥胖形象认知一致；
有22.41%的大学生认知偏主观，其中女生是男生的3.55倍；
有13.22%的大学生认知偏客观，男生是女生的6.84倍。卡方检验显著，说明肥胖形象认同偏差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的来看，主客观肥胖形象认知呈现“趋中”的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偏差，即男性更偏客观，而女性更偏主观。表2为身体形象认知偏差统计情况。
表2 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
（续表）
2.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分析
在表2中，本文设定了4个嵌套模型。模型1中只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父母和同伴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身体活动水平；
而年级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却具有负效应。模型2加入了客观肥胖形象后，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有所下降，但依然显著，说明客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具体来看，体型偏胖的大学生身体活动显著高于体型正常的个体，而体型偏瘦与体型正常的大学生在身体活动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假设1得到了验证。模型3加入了主观肥胖形象，模型解释力有所增强，但是结果显示，主观肥胖形象并不会影响大学生的身体活动。假设2得到了验证。
考虑客观肥胖形象会影响个体对主观肥胖形象的评价，在建立模型4之前，对模型进行了多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VIF值均为1.59，未超过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4结果显示，客观和主观肥胖形象的系数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客观肥胖形象看，体型偏瘦和超重的大学生身体活动显著低于和高于体型正常者。从主观肥胖形象看，与身材正常相比，越认为身材偏胖的大学生越不会进行身体活动。由此可见，主客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不同。这可能与性别因素和肥胖形象认知偏差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考察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及其性别异质性。
3.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关系
别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男生身体活动显著高于女生，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36］。肥胖形象认知偏主观在0.05水平上显著为负，而认知偏客观在0.0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与肥胖形象认知一致相比，认知越偏客观，身体活动水平越高，认知越偏主观，身体活动水平越低。假设3a得到了验证。但模型3显示，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与性别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肥胖形象认知偏差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不受性别因素的调节。假设3b没有得到验证。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模型2相比，认知偏主观的系数不再显著，而认知偏客观的系数显著，说明男生对肥胖形象认知越偏客观，身体活动水平越高。
表3 肥胖形象认知偏差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
（续表）
4.稳健性检验
本文发现客观肥胖形象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身体活动，但未发现主观肥胖形象的积极影响。这与以往部分研究结论不太相符［37］［38］，因此需要对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国际身体活动量表（短卷）》问卷对身体活动能量消耗测量时，对锻炼时间和频次进行严格地截断处理和数据转化，可能损失了身体活动频次和时间的真实信息。因此，本文以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总频次和总时间为因变量分别建模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即使考虑了锻炼频次和锻炼时间，主观肥胖形象对身体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无法得到数据的支持。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是稳健的。
身体形象在全面性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引导与帮助大学生建构积极的身体形象，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考察了肥胖形象与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肥胖形象认知偏差和性别异质性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的主观和客观肥胖形象认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对肥胖形象的认知更偏客观，而女生更偏主观。（2）客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体型正常者相比，体型偏重的大学生身体活动水平越高，而体型偏瘦的大学生身体活动水平较低；
但主观肥胖形象并未呈现此效应。（3）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会影响大学生身体活动，认知越偏客观，身体活动越高，越偏主观，身体活动越低，但性别的调节效应并没有发现。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客观肥胖形象是影响大学生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对“健康体型”的渴望比对“美丽身材”的追求更适合解释大学生身体活动情况。随着中国大学生肥胖问题日益严重，体质健康每况愈下，教育部、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学校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把全面提升学生健康素养纳入高质量教育体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和评价标准，把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作为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同时，学校也不断强化对体育教学内容、评价体系、课时安排等体育课程的规范与监督，重视大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宣传与指导，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和审美观。在这种教育环境中，大学生的健康意识有所提高，对客观肥胖形象的危害也更加清楚，身体活动作为塑造“健康体型”的方式再次凸显出其重要性。
然而，主观肥胖形象对大学生身体活动的影响较小。一般认为，社会审美文化、大众媒介、同伴攀比是导致个体对肥胖形象产生不满的原因，进而会影响其身体活动水平［39］。但这一论断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个体对肥胖形象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对肥胖形象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弱，不满情绪越多，个体进行身体活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亦然。然而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大学生变得更加“个性与自我”，对肥胖形象的自我接纳能力和心理弹性相对较好。在现实的交谈中，他们常常表现出“我胖我愿意，你瘦不羡慕”的心态，这种心理可能是导致大学生不愿进行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囿于数据的限制，我们目前无法对其心理机制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以期后续研究进行检验。其次，身体活动必须是建构身体形象的唯一方式，但这与现实不符。消费社会为形塑肥胖形象提供了多种身体技术，大学生不必选择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汗水的身体活动形塑肥胖形象，而可以通过服饰装扮、合理膳食等相对灵活、轻松的日常行为方式塑造自己满意的身体形象。因此主观肥胖形象并不能有效地预测大学生身体活动。
与此同时，肥胖形象认知偏差也是影响大学生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当大学生对肥胖形象认知偏客观，才会对其身体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偏主观则无显著影响。近年来已有研究发现，主观身体形象对大学身体活动的预测作用较弱，而身体形象认知偏差可能是考察两者关系的有效指标［40］［41］。这为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佐证。值得注意的是，性别的调节效应也未得到验证，这可能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身体活动水平整体偏低相关。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大学生首先应该对肥胖形象要有科学、客观的认识与评价，树立“健康就是美”的身体意识与审美观；
其次，对社会审美文化或大众媒介倡导的“瘦即为美”“颜值即正义” 的片面审美观进行反思与批判，采用合理的方式化解消极肥胖形象所引起的不满情绪，掌握科学建构身体形象的途径与方法；
最后，学校应强化对大学生身体形象的全面教育，重视学校体育教育的作用，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审美观，对身体意象失调的大学生可采用身体活动进行有效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