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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承 张汝鹏
(一)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外延式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必然结果，我国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度合作，如派学生赴外国留学、接收来华留学生、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等。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逐渐呈现出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数量逐年增长，我国赴这些国家留学人数也在稳步增长，和周边国家开展了专科、本科、硕士各个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我国开始由原来的教育资源输入国向教育资源输出国转变。
(二)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内涵式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内涵式发展，首先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呈现更加开放与包容的特征。我国高等院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伙伴院校加强了联系，相互交流的机会增多。这些国家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也会传至我国，丰富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在推进国际化的进程中，“开放”这一特征无疑是首要前提，包容的精神正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其次，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更具创新性与共享性。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我们不只是追求教学形式的现代化，而且还应当以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形式不断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理念。除了要对专业人才培养的形式进行创新建构，还要注重高等教育的信息共享。在我国教育理念发展的过程中，不应盲目推崇国外的教育理念，无需妄自菲薄，而是应该基于本国的发展需求，对国际社会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借鉴，以促进本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促进文化交流，增强政治互信
“一带一路”倡议着力打造的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五通”表明，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不仅需要依靠经济硬实力，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软实力。国家之间的交往关键在于民众亲近，民众的亲近关键在于文化交流、心灵相通，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不同，宗教信仰有异，在推进倡议落实的背景下，加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传递“共商、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各国青年学子在文化交流中增进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加强两国民众民心相通，进而增强政治互信。
(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人才储备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是为“一带一路”建设储备人才的重要途径。随着双方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数量逐步增加，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政府组织管理、国际经贸、工程开发等领域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1]。在促进与沿线国人才流动这项工作上，我国不仅具备提供优质教育的能力，还为与沿线国交流搭建了平台，为沿线国家专业人才来华留学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各国的发展离不开大量本土化人才资源的支撑，我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能够为“一带一路”各个领域夯实人才储备。
(三)打造教育共同体，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构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共同体是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及地区之间关系的载体[2]。“共同体”休戚与共的价值观念对“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具有引领作用[3]。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很大转变，由被动参与国转向主动推动国，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建设相关学科，在应对环境问题等全球挑战中贡献中国智慧。
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软实力”在国际博弈中的重要性，意涵不以暴力强制手段让其他人接受，而是以说服和吸引为手段逐渐使人接受。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中教育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各国教育实际状况上的，一切合作以平等、互惠互利为原则。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有助于打破文化的藩篱，使各国的教育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必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及合作伙伴的国际竞争力。
(一)从学科建设来看，产业相关性低
当前，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合作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和优势互补，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学科建设缺乏时代性，在市场适应方面也尚有欠缺，缺乏一个能够统筹“一带一路”相关学科建设的平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有关项目合作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项目设计及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然而，当前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更多还是集中在文化交流、教育管理等方面，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产业相关性有待提高。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因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遭受投资受挫、经营失败的情况；
若不能强化学科建设，实施产教研结合，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企业的发展。
(二)从办学形式看，“进”与“出”不均衡，“软”和“硬”不匹配
从发展趋势上看，第一对不平衡是“引进来”与“走出去”不匹配。“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高校“走出去”办学取得的成效与目标之间还存在差距。“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是中外合作办学，真正在海外建设的分校数量很少，与英美等境外办学大国的差距还很大。第二对不平衡是“软联通”与“硬联通”不相匹配。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倡议的实施不能仅从功能主义加以定位，也要适时转向人文主义，尤其是那些周期长、投资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轻资产项目充当润滑剂和粘合剂。我国与他国相比往往比较关切政府间合作，体现出重上层、轻民间，重“硬联通”、轻“人联通”的特征[4]。这也相应地造成了“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更倾向于重机工专业，而忽视了全领域发展人才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合作与“民心相通”。
(三)课程国际化程度低，教育质量体系尚无政策保障
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普遍较高，然而课程的国际化应该以国情为基础，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层次，开设与国际理念接轨且融合本国特色的课程。相较于西方国家，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尚存在不足，譬如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中与我国签订了学位、学历、文凭互认双边协议的国家数量相对有限，即使是已经与我们签订相关协议的地区，因其年限久远，质量标准亦没有提高。缺乏一套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兼顾我国国情的国际化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会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过程中出现外部质量保障不足、内部自我监督混乱、评估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四)学术成果国际交流少，教育智库建设落后
在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学术成果国际交流的需求会增加，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高低的重要标准。目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学术交流渠道不够畅通，专门研究高等教育领域国际交流的著作比较少。近年来，虽然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一些理论成果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这些优秀学术成果仅仅是在国内流行，未能产生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是对学术成果国际交流重视不够，再加上新冠疫情导致交流渠道不畅通及部分学者对“走出去”信心不足。当前，我国教育智库建设存在数量偏少、质量不高、影响力小、专业性不足的问题[5]。官方智库的独立性差，研究难以避免会受行政力量干扰；
民间智库人力、财力资源有限，大多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影响着研究成果的质量。
(五)疫情形势下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面临发展障碍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疫情造成的影响范围多达190个国家近16亿学生，这些学生都被迫中止了线下学习课程进程[6]。疫情期间，全球范围有半数的学校处在全停课或半停课状态，有近1/3的学生没有办法参加线上的远程学习，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之下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7]。新冠疫情一方面阻断了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学生个人和家庭的支付能力受到影响，家庭收入因素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需求。
(一)调整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模式，促进产教融合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应当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调整完善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及发展模式。除了完善奖学金制度，还要优化留学生入学考核标准，建立多方面全方位的考核体系，除了将学习成绩纳入考核范围，还应当把思想品德纳入考核范围，避免出现学生质量良莠不齐的状况。还要建立多种形式的辅助教学模式，比如说开设汉语语言班，或是与孔子学院合作，要求学生在来华留学的各个时段都必须加强汉语学习。加强国际化课程建设，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国别问题研究、民间习俗文化的科目等。
针对高等教育国际与“一带一路”建设产业相关性不强的问题，在人才培养上坚持分层分类、先重后轻，突出关键环节，以产教融合实现高等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走出去”的企业应面向科研需求，在人才培养上既有针对性又有灵活性。紧跟并适度超前“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需求，鼓励企业参与和产业相关的教育项目，培养方式明确、人才需求缺口大的项目以“订单式培养”的方式精准对接[8]，培养懂技术、促经贸的学科应用型人才。
(二)优化顶层设计与宏观引导，促进国家间学位互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各不相同，有必要在政府层面制定中长期交流发展规划，将教育合作政策落到实处，强化顶层设计与宏观指导。建议国家教育部门出台明确的政策，鼓励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对其进行有效引导和监督；
统一中外合作办学的准入制度、质量保障和评估认证制度，实现学分互认及教育标准对接，在合作的准入资格、教育规模、教师队伍质量、外籍教师的比例、教育模式等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从制度层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进行引导、规范。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提高中外高校合作办学的水平，保证教育质量，重要一环便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对待外国优秀教师要持欢迎包容的心态，积极邀请他们前来中国参加科研活动，或是授予外聘教师身份，便于他们在中国高校顺利开展教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有计划地派遣“一带一路”相关专业的优秀教师前往国外进行培训、深造。
完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一是从学校内部出发，加强教学质量保障；
二是从政府及社会的外部出发，对高等教育加强监督。充分借鉴国际上完备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将其相关政策和制度工具透明度高等优点融入中外办学工作中，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四)发展新型教育智库，构建智力共享平台
发展新型教育智库，首先要完善教育智库的制度建设。由原先政府投入为主的资金筹集方式向政府投入、社会捐赠及私人资助等联合途径转变，保证智库建设的资金来源多样。其次，在研究过程中应当保持客观立场，以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智库研究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措施。鉴于“一带一路”数据库大多是由某个机构单方面发布的，缺少沿线国家权威的信息资源，在数字化生产的大背景下，构建“一带一路”多语种共享数据库尤为重要。在打造新型教育智库的过程中，应立足于亟待发展专业、交叉学科，及时更新沿线国的经贸需求信息，寻找各国利益的契合点，形成建设智力共享平台的内驱力。
(五)利用网络平台，促进数字教育转型
促进数字教育转型不仅要数据沟通，还要保证平台畅通。要重视应用智能技术对教学环境的优化，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智慧教室的建立。通过智慧教室，基于学情管理系统，为教学活动提供灵活、智能、人性化的互动空间，通过数字与物理空间的结合实现本地与远程之间的学习互动。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位于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工程技术大学就通过智慧教室成功举办了有关区块链、物联网安全及机器学习的研讨会和职业技能培训班。数字教育转型还能产生“溢出效应”，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和地区的院校能从中受益，智能技术与数字平台的合作企业亦能融入产教研一体化，实现内部良性互动，进而激发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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