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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雁
(吉首大学 图书馆,湖南 吉首 416000)
古代土司文献是指民国以前记载和反映土司制度形成、发展、消亡以及生产、生活等过程的所有文献。因其年代久远，卷帙浩繁，版本复杂，载体不一，检索和利用的难度远远大于现代文献。然而古代土司文献又是研究土司最原始、最基本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做基础，土司研究如同空中楼阁，其真实性、科学性等都值得商榷。笔者在《土司世界文化遗产文献资源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通过检索世界文化遗产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贵州海龙囤三地土司文献，发现古代土司文献之间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其关联性特征。只要把握其中重要的关联点，那么文献检索的难度就会相应降低，文献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就会大大提高。本文以永顺土司文献为例，就其关联性进行分析，就关联性分析的价值意义进行探讨，希望能对土司研究人员提供些许帮助。
关联，意为互相贯连，指事物相互之间发生牵连和影响。关联规则技术，又被形象地称为购物篮分析，由Agrawal等人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项之间有趣的关联和相关联系[1]，是一种经典的数据挖掘方法。笔者借用这一方法思路，在大量检索和阅读古代土司文献的前提下，择取古代永顺土司文献进行关联性分析，进而为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提供方便。
(一)时代关联
永顺土司制度始于后晋天福五年(910年)彭士愁与马希范的溪州之盟，终于雍正六年(1728年)彭肇槐献土归流，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历时818年。与此相对应，打上时代标签的官修史书必有相关记载。纪传体史书有(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元)脱脱撰《宋史》、(清)张廷玉撰《明史》、(民国)赵尔巽撰《清史稿》；
编年体史书有《明实录》《清实录》。此外，万斯同撰《明一统志》、《明史》、《明纪》、《明书》、《明通鉴》、《明会要》、《大明会典》、《明史拟稿》、《明史考证攗逸》、《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明史纪事本末》、《明史钞略不分卷》、《大清一统志》、《清通志》、《清通典》、《清文献通考》等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献都是包含有永顺土司内容记载文献。例如，《明史》对永顺土司有如下较为全面的记载：
永顺，汉武陵，隋辰州，唐溪州地也。宋初为永顺州。嘉佑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临以大兵，仕羲降。熙宁中，筑下溪州城赐名会溪。元时，彭万潜自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洪武五年，永顺宣慰使顺德汪伦、堂厓安抚使月直遣人上其所受伪夏印，诏赐文绮袭衣，遂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隶湖广都指挥使司…[2]
其它文献，如《宋史》卷四九三列传第二五二之《蛮夷传一·西南溪峒诸蛮传上》、《清史稿》卷五一二列传第二九九之《土司传一.湖广传》都有永顺土司的专属记载。明代十四世皇帝，12位皇帝的实录中有永顺土司记载，[3]内容涉及土司朝贡、朝廷封赏、司位升迁袭替、土司间的仇杀、出兵抗倭、除苗徭患等；
清朝十一帝中世祖、圣祖、世宗三位皇帝实录中也有永顺土司记载[4]，主要内容包括司位袭替、授职赏银、秋粮征缴、改土归流以及流官与土民的关系等。总的来说，在找准时代关联点的基础上，再把握这些文献的类别、内容和形式特征，以此为线索，查找土司文献相对较为简单。
(二)地域关联
地域关联也是古代土司文献分布的重要特征。通过了解某土司存在或活动的区域，找到地域关键词，再用这些关键词去关联相关地域文献，便可以厘清该类文献的线索，从而获得自己需要的文献。要检索某地土司文献，最直接的方法是查阅当地的古代县志、府志。首先是查看县志、府志的目录，查看目录可以找到关于当地土司的核心资料。以永顺土司文献为例，通过查阅目录可以发现《(乾隆)永顺县志》有永顺土司沿革、土司世职、土司祠庙寺观、彭氏勋劳等记载；
《(同治)永顺县志》卷八的“土司辑略”和《(民国)永顺县志》卷十五职官二则按时间顺序对永顺土司进行逐一介绍。
其次是阅读序言。阅读序言可以很快地捕捉一些重要信息。如乾隆九年湖南督学使者阮学浩在《永顺县志·序》中有：
永顺，汉地理志属武陵郡，两晋迄隋隶辰州刺史，唐曰溪州，统系内地。梁开平时彭瑊任溪州刺史，竟为永顺土司之祖。暨宋元明据窃八百余年，以彼大姓递传。[5]
戴求仁《重修永顺县志序》：
溪州，黔中一隅地也。汉晋以来隶属不恒，自宋始有永顺之目。在元为路，置安抚司治之，前明则有军民宣慰司之设。领州三长官司六…土司彭氏世袭其职。[5]
从以上摘录的两则序言文字可以捕捉到关于永顺土司的始祖、历时、职级、袭职、地域及变迁等信息，其中重要的地域信息有：武陵、辰州、黔中、溪州、永顺。武陵、辰州、黔中是永顺古之所属，溪州、永顺则是永顺古之称谓。通过这些地域关联词，进一步去检索相关地方志书，如《辰州府志》《湖南通志》《贵州通志》以及相邻地区的县志如《保靖县志》《古丈县志》《龙山县志》等，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土司文献。
(三)人物关联
土司人物是土司历史的创造者、是土司文化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更是土司制度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生平事迹、司治思想、活动轨迹等在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有所记载，因而，以土司人物为线索检索和获取土司文献，无疑是一种直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同时，土司统治时期，有不少与土司人物交往甚密或对土司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以记载这些人物的文献为线索也可以间接检索和获得不少的土司文献。
1.土司人物关联
永顺土司历经32代，土司的姓名自然是其中的关联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土司人物有彭士愁、彭世麒、彭明辅、彭翼南、彭元锦、彭肇槐。检索这类土司文献资料一般通过官方正史、地方志书、土司族谱、土司碑刻、墓志铭可以获得。如(清)刘继先的《历代稽勋录》“博考群史，载叙彭氏功绩源流”，对永顺彭氏世家列祖稽勋依次通列，较为集中的反映了永顺彭氏土司人物的全貌；
《明史·永顺州军民宣慰使司传》对彭世麒、彭明辅、彭翼南、彭元锦等诸土司均有提及；
《(民国)永顺县志》对永顺历代土司进行逐一介绍；
《永顺宣慰使司祠堂碑》对彭世麒、彭明辅、彭宗舜、彭翼南、彭世雄、彭元锦诸土司的功绩进行了介绍，对修祠堂的目的进行了说明。这类文献是永顺土司文献的主体和核心。
2.非土司人物关联
永顺土司在存续期间，与历史上许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人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影响较大的人物有指挥溪州之战、铸造溪州铜柱、代表朝廷与彭士愁结“溪州之盟”的马希范，指挥永顺、保靖土兵抗倭，取得“王江泾大捷”的张经、俞大遒；
有调解永顺土司与周边土司仇杀纷争的朝廷命官瞿汝稷、汪玉、魏英、王信，有调永顺保靖土兵攻打田州土司姚镆，有指挥永保土司抚苗剿苗的鄂尔泰、理学大师王阳明等等。利用这些人物与永顺土司的关联关系，通过检索记载这些人物的文献，进而可以获得到很多永顺土司文献。例如永顺土司的重要关联人物、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先生，记载他的古文献很多，其中与永顺土司有关的就有二十余种。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貌似与永顺土司毫无关联的省、州、县志对永顺土司都有记载。如《(乾隆)贵州通志》《(雍正)广西通志》《(光绪)百色厅志》《(光绪)余姚县志》《(民国)桂平县志》《(嘉庆)山阴县志》《(民国)隆安县志》等，此外，(明)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明)湛若水撰《湛甘泉先生文集》、(明)王世贞撰《弇州史料》以及王守仁撰《阳明先生道学钞》等都有关于永顺土司的记载。这类非土司人物关联记载，属于间接土司文献，是永顺土司文献的有效补充。
3.事件关联
永顺土司骁勇善战，是有“湖广土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强焉”之说[6]。永顺土兵之强不仅体现在维护土司区自身统治上，而且在平定地方叛乱，抵御外来侵略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明清稳定和巩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永顺土兵在征战过程中，许多战事载入史册。如彭世麒平广西思恩府逆贼岑睿叛、讨贵州苗贼米鲁、平郴桂寇，彭世麟计擒四川乱贼蓝廷瑞、鄢本恕，彭明辅、彭翼南祖孙统兵于苏、松协剿倭贼、彭元锦援辽平播等，这些事件在《明史》都有记载。以这些事件为关联点，进而推及事件的发生地及朝廷和地方派出的参与者，就会发现很多记载这些事件的关联文献。以抗倭为例，永顺土司参与的著名的王江泾之战，当时永顺土司统兵抗倭的是彭翼南、彭明辅，与永顺土兵同时征调的是彭荩臣统领保靖土兵。在这场战事中，永保土兵互为犄角，斩获倭寇一千九百余级，获“东南战功第一”之美誉。[7]由这一史实，我们可以把握如下几个重要的关联点：首先就抗倭这一历史事件而言，是当时明廷之大事，《明史》《明实录》等文献肯定会有记载；
一些专门的反映边防和抗倭的文献更不可能不记载，这类文献有(明)采九德撰的《倭变事略》、(明)佚名《嘉靖倭乱备钞不分卷》、(明)王士骐撰《皇明驭倭录》、(明)王在晋《海防纂要》、(明)方孔照辑《全边略记》、(明)徐日久撰《五边典则》；
其次，战事的发生地和主要参与者也是重要的关联点，如永顺土司、保靖土司、胡宗宪、张经、俞大猷等，这些参与者的出生地、为官所在地以及战事发生地的省通志、府州志以及县志等文献都会记录。该类文献有《(雍正)浙江通志》《(民国)杭州府志》《(光绪)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县志》《(万历)泉州府志》《(天启)平湖县志》《(光绪)平湖县志》《(光绪)金山县志》《(光绪)湖南通志》《永顺府志》《保靖县志》等。此外，一些杂史、杂记也会有相关记载。如(明)《西湖二集》、(清)《石匮书》、(清)《西湖拾遗》等。
除战事外，还可以通过永顺土司献木、贡马、朝廷的嘉奖和赐赏等事件也可以关联出许多土司文献。
4.文物关联
土司文物是指土司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东西。永顺土司遗留下来的文物很多，类型多样，有金石、遗址、墓葬、匾额、牌坊、祠堂、器具等，其中进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名录的就有3项，即溪州铜柱(国家级第一批)、老司城遗址(国家级第五批)、羊峰古城遗址(国家级第七批)。以土司文物名称作为基本关联点，可以衍生出更多更具体的关联点，进而多层次、多维度地去发现土司文献。以溪州铜柱为代表：
首先，溪州铜柱作为文物，记载其来源文献及柱上的铭文理应受到重点关注，这类文献有《旧五代史》《五代史记注》《宋史》《十国春秋》等。如“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锦奖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8]、“夏四月庚寅朔湖南奏溪州刺史彭士愁五溪酋长等乞降已立铜柱于溪州铸誓状于其上以五溪铜柱图上之”[9]这类文献及铜柱上的铭文是关于溪州铜柱的原始文献或基础文献。
再次，铜柱相关人物而产生的土司文献。即以溪州铜柱所刻的交战双方的代表人物彭士愁、马希范等以及溪州铜柱铭文作者李宏皋作为关联点。如《续黔书》《养素堂文集》《陔余丛考》在对伏波将军马援及其后人和马氏铜柱的考证中，对溪州铜柱都有提及。
此外，溪州铜柱作为金石文物，一些专门记载金石的文献自然会辑录之，如《金石萃编》《授堂金石文字续跋》《金石录补》等。
总之，土司文献的关联性特征不止上述这些，限于篇幅，文中不再一一例举。在文献查阅过程中只要善于分析、找到文献重要的关联点，然后剥茧抽丝、顺藤摸瓜，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为古代土司文献的检索和利用打开思路，克服土司研究的“碎片化”
随着土司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及2015年7月4日永顺、唐崖、海龙屯3处土司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土司遗址保护开发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土司研究也一度掀起了新的热潮。据笔者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司研究的期刊论文共计3336篇，其中前三十年(1981—2010年)共计1113篇，2011—2020年共计2169篇。从统计数据来看，后十年相当于前30年的两倍。再进一步观察，我们发现后十年中特别是土司申遗前后五年(2014—2018年)发表的论文有1400多篇，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研究内容涉及土司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中国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中国土司文化、中国土司个案、土司遗址申遗地以及土司人物等七个方面[10]，除“土司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之外，其余6个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古代土司文献的支撑。古代土司文献年代久远，内容繁杂，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时间上断裂和内容的碎片化特征十分明显，检索和利用的难度较高。但是，研究者如果善于对土司文献进行关联性分析，把握其中的关联点，然后灵活运用，举一反三，既可以为检索和利用文献打开思路，还可以使土司研究克服“碎片化”倾向，更加系统客观。正如土司研究专家瞿州莲教授所说：“研究者要善于从这些断裂的零碎史料片段背后找到其间的关联，然后从中探讨土司整体形态和意义，赋予死的零星史事以生命。”“在具体土司研究中只要坚持系统性和总体史的研究思维，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脉络之中，在系统地梳理史料基础上，将‘碎片’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注重史事内容之间的联系，探索土司发展演变轨迹，方可得出客观的结论，便不会走向割裂的‘碎片化’研究。”[11]
(二)便于把握同一主题文献的总体概貌，进行对比、考证和勘误研究
利用土司文献的关联性特征，以上述关联点作为突破口，进行主题文献检索，可以全面把握同一主题文献的总体概貌，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对比、考证和勘误研究。比如著名的溪州之战、永顺土司的代表人物彭士愁，关于其姓名就有多种文献记载和讨论：
《新五代史》: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锦奖诸蛮攻澧州,希范遣刘勍、刘全眀等以步卒五千击之，士然大败,勍等攻溪州,士然走奖州,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于勍。[12]
《十国春秋》:秋八月,黔南巡内溪州刺史彭仕然,《通鉴》作彭仕愁,欧阳史作彭士然,今按李宏皋铜柱铭作彭仕然。[13]
《(乾隆)永顺县志》：欧阳文忠公著《五代史》谓溪州刺史彭士然率诸蛮攻澧州,马希范遣刘勍等击之,败走奖州遣,其子师暠率诸蛮酋降。希范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皋铭云云,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亦以为彭士然。今按铜柱镌彭士愁,而土司宗图亦载士愁而非士然,及阅土司旧志乃知,知士愁改名士然,欧马二公非无据,也或以为士愁则讹矣。[14]
《彭氏通谱源流》：吾彭之居湖广永顺保靖一泒,系太尉弟瑊公之嫡脉……生子彦晞,字士然,从戎。楚王马希范铜柱誓封静边都指挥使金紫光禄大夫……。[15]
以上是关于彭士愁名字记载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如果只看《新五代史》，那么所了解到的溪州之战土司一方的统领是溪州刺史“彭士然”；
看了《十国春秋》进一步了解到彭仕愁在溪州铜柱铭文中为“彭士然”，在《资治通鉴》为“彭仕愁”；
再读《(乾隆)永顺县志》和《彭氏通谱源流》，便可知道彭士愁这一土司人物名字的来龙去脉。既不会吧“彭士然”“彭士愁”当成两个人，也不会认为“欧马二公非无据也或以为士愁则讹矣”。
(三)便于立体的反映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全貌
文献是史实的载体和考证的依据，利用文献的关联性特征可以追溯到更多的历史文献，从而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比如永顺土司人物彭元锦，《彭氏通谱源流》记载了他采献大木助修清宁宫，征剿干溪、苦菜园等关，进攻海龙屯平播功绩以及献木、平播加封受赏情况[15]，《明史·土司列传》仅对其援辽受赏、遭弹劾情况作了记载：
万历二十五年，东事棘，调永顺兵万人赴援。宣慰彭元锦请自备衣粮听调，既而支吾，有要挟之迹，命罢之。三十八年赐元锦都指挥衔，给蟒衣一袭，妻汪氏封夫人。四十七年，永顺贡马后期，减赏。兵部言：“前调宣慰元锦兵三千人援辽，已半载，到关者仅七百余人。”命究主兵者。四十八年进元锦都督佥事。先是，元锦以调兵三千为不足立功，愿以万兵往。朝廷嘉其忠，加恩优渥。既而檄调八千，仅以三千塞责，又上疏称病，为巡抚所劾，得旨切责。元锦不得已行，兵抵通州北，闻三路败衂，遂大溃。[2]
《筹辽硕画》则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援辽的全过程[16]，其它史料如《苗防备览不分卷》[17]、《苍霞续草》[18]等多种文献则记载了其助立保靖土司彭象坤驱逐彭象乾的史实。《万历野获编》则云：“彭元锦为政酷忍不忍闻”、“湖广永顺宣慰使彭元锦者淫恶多狡计徧”等[19]。如果要对彭元锦进行研究，单从上述的某一种文献的记载去考虑都是片面的。只有通过人物关联、事件关联，在掌握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阅读领会、分析判断，才能立体把握彭元锦性格的多面性和历史功过，从而作出客观公正地评价。
(四)有利于搭建土司文献资源平台，构建土司文献资源体系
文献资源体系建设讲究的是内容全面，结构科学清晰，系统性强，使用方便，查全率和查准率高。古代土司文献是土司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难获取的文献资源。收集整理古代土司文献，一方面要依托丰富的土司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方法技巧。而对古代土司文献的关联性分析则是基于土司历史、文化知识和检索技巧的综合运用。把握土司文献的关联性特征，从时代、地域、人物、时间、历史文物等重要关联点出发，逐级检索其基础文献、次生文献、次生文献之衍生文献，这些文献汇集起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古代土司文献资源集合。以此为基础，再对文献内容进行阅读分析，进一步查找其下位关联点，提炼关键词。通过词频分析，提取出核心词汇，再利用核心词汇逆向追溯核心文献、一般文献。采用规范的资源描述标准和统一的分类体系对文献进行精确描述、准确分类，科学架构。这样，古代土司文献资源体系就会初步呈现。
通过文献古代土司文献的关联性分析，可以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收藏地以及不同类型的文献以一个或多个关联点为线索总揽起来，使杂乱无章的文献规模化和体系化。同时，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可以从海量信息中挖掘有价值知识信息，便于学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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