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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好
（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234）
新加坡、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华人占据其人口的大多数。新马地区的华人可分为土生华人、新生移民华人两类。土生华人最早源于元代，到了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期福建省和广东省的商人跟随舰队移居马来半岛，他们在当地与马来妇女或女奴通婚，生下儿女，儿子称为峇峇（BaBa），女儿称为娘惹”。[1]这部分华人后来经历英国殖民统治，其后代已经成为本土化的南洋华人。新生移民华人是从清代中后期开始移民到南洋地区的华人。清代中叶之后，随着中国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东南沿海地区的民众被迫前去南洋从事劳工服务，直接带动了华人移民热潮的出现。晚清薛福成在《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中提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2]这说明，到了晚清民国时期，新马地区的华人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新加坡则进入英属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为了能够获得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开始将目标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而出现了近代的“下南洋”热潮。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到新马地区，华人族群开始在东南亚各地聚居，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华人族群在东南地区聚集后，为了能够互相扶持，成立了众多的会馆、宗祠和行业公所等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为华侨在南洋地区的慈善活动奠定了基础。此外，由于受到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不少西方的传教士、医生相继入驻到南洋地区，并且将英国慈善活动直接引入了南洋，使得近代南洋地区的慈善义演活动呈现出繁盛的态势。
目前，学界对于慈善义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慈善义演活动方面。以河南大学郭常英教授为首的团队，于2017 年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义演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开启了国内对于近代慈善义演活动的系统研究。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学界出现了大量与此课题有关的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对于近代义演的研究“也有一个由单一视角向多元视角的转向需求”[3]。这集中体现在，目前这部分成果多集中于对于近代国内义演活动的关注，而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的华侨义演活动较为忽视。造成这方面研究缺失的原因主要在于近代海外华文文献搜集的困难。笔者最近整理《南洋商报》文献之中的戏曲史料时，发现其中刊载大量近代新马地区华侨慈善义演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近代南洋地区义演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
《南洋商报》作为新马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要桥梁和纽带。“《南洋商报》常规的板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主版A 版，内容丰富，以刊登财经类的相关新闻为主。版面分别为头版、财经、财经评论、一周股市、国际、广角镜、体育、时事、时事纵横等；
第二部分为‘黄金州’B 版，一般有8 个版面，页数基本固定；
第三部分为作为副刊的C版，软新闻居多；
第四部分为‘分类广告’版面。”[4]据此，笔者运用社会学抽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1923 至1939 年的《南洋商报》进行了量化分析，共采集与慈善义演有关的新闻报道、广告样本6129 份，这些样本成为笔者研究的一手材料。笔者发现，《南洋商报》之中涉及慈善义演活动的相关报道、戏曲广告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数量一直不断增加，如1925 年约为428 则、1934 年约为544则、1939 年则达到了1417 则。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的新闻报道与相关戏曲广告的整理分析发现，近代南洋地区的慈善义演活动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型。
（一）应急助赈义演
近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多次自然灾害，如旱灾、洪灾、虫灾、地震等。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
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5]相较于古代，近代以来，我国出现的自然灾害更为频繁。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我们的日常经济及生产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如前所述，移民到南洋地区的华人族群，在形成聚居后，成立了众多会馆、行业、组织。在国内遇到自然灾害后，这些会馆、行业、组织往往会聚集华侨进行捐款赈灾活动，而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活动便是进行赈灾义演，借此来募集资金。近代以来，南洋华侨曾多次组织赈灾义演活动，为国内的灾情募集资金。
如1924 年福建地区发生严重水灾，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据《晨报》相关报道：“纵横300 余里，田舍均被漂流，城厢几遭全没，灾情苛惨，实亘古未见，计死人口将及万，损失达千万以上，灾后孑遗，流离失所，嗷嗷待哺者不止10 余万人。”[6]如此破坏力之大的灾情引起了南洋地区华侨的关注，不少华侨社团开始组织募捐救灾演出相关事宜。“行余励志夜学社及通俗白话剧团，为福建水灾事，于昨晚请本坡各社团、假座行余励志夜学社开会，讨论筹赈办法。到会者有同德书报社代表吴慎修；
青年励志学社代表曾几生、王萃琛；
三余夜学校代表蔡悟非、林元松；
福州会馆代表倪剑鸣、江希志；
兴亚学校答辩何建勋……约有数十人。”[7]各个班社、会馆的华侨聚集在一起共同协商此次的赈灾活动，并且商讨出了两种筹赈办法。“对于此次筹赈办法，可分为两种，一为演剧筹款；
一为沿门劝捐，经众讨论后，乃表决演剧筹款。”[9]经过表决商讨后，对本次演剧筹款的具体事宜做了较为细致的安排。“（一）演剧地址：因欢乐园有地点之便利，及场所之广阔，甚合演剧。如在戏院，恐无良好成绩，众遂议决定在欢乐园，倘欢乐园不谐，然后改组戏院，其改租何所戏院，临时由会长裁决之。（一）公举王嘉禄、吴慎修、侯西友、倪剑鸣四人为代表，即每晚与欢乐园主人接洽。（一）演剧日期如太急迫，恐筹备不衷办法，以三星期为筹备时间，较为安当。遂议决定期八月九、十两日（阴历七月初九、初十）星期六与星期日。（一）券价共分五种，甲种名誉券无定价，多多益善；
乙种名誉券二十元；
超等券十元；
特等券五元；
优等券三元。（一）议决欢乐园门口入场票，定价五角，但无入坐戏场及游艺场之范围内之权利……（一）议决函请本坡各剧团，及各学校助演新剧及游艺。（一）通俗白话剧团、同德书报社、各担任演剧一晚，至十时乃摇铃散会。”[8]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增加本次义演的收入，主办方特意将演出场所欢乐园布置为新剧部、游艺部、卖物部三大部分。其中，卖物部成为除戏票收入外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卖物部“以园之中央空地为卖物场，所有各大公司报效之物品，则于此处贩卖”[9]。演出前制定了如此细致的演出方案，为演出的良好效果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应急助赈义演成为近代南洋地区华侨经常举行的一种公益性活动。由于近代以来我国国内频发的自然灾害，南洋华侨往往通过这一活动来募集资金，因而这也成为近代南洋华侨重要的慈善活动的一种类型。
（二）济贫扶困义演
除了上述应急助赈义演之外，近代南洋华侨较为频繁组织的一项义演活动即济贫扶困义演。近代以来，新加坡地区新建立了大量的医院、学校等慈善性机构，这些机构为了筹集资金扩大建设或筹集资金助学，往往会选择举行慈善义演来募集资金。如果说应急助赈义演大多是为国内灾情募集资金，济贫扶困义演则大多是针对新加坡本地的贫困人士，其资助的范围与内容也相对较广，除了常见的贫困人士之外，为学校、医院活动、建设等募集资金也成为这类义演经常观照的对象。
如1923 年9 月，吉隆坡同善医院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慈善义演筹款活动。“吉隆坡同善医院创立于1881 年，其前身为培善堂，由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创建。当时，叶观盛有鉴于锡矿工人患病严重，缺乏医药治疗的现状，遂斥资创立这所医院。”[10]该所医院成立后，迅速在马来地区产生重要影响，于1894 年正式更名为“同善医院”。作为以慈善为目的的一家医院，吉隆坡同善医院承担了马来西亚地区大量的医疗患者，为了能够进一步筹集资金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行，组织了此次义演活动。“本院开办以来，好善者乐于轮将，患病者得所疗治，扶危济困，念有余年。中间历蒙各社团公会及善男信女，继续捐助，赖以支持。近际埠情发展，留医渐多加以物价高昂，支需浩大，环顾库款，将告靡遗，若不从事绸缪，恐难为继。”[11]在这种窘境下，同善医院思考再三，决定通过演剧来筹集资金。“经费绌、当外筹，筹固有方，厥惟演剧，穷戏剧之道，类皆举古今善良奸佞，忠孝淫邪，种种后果前因，活现于舞台，以为天道福善祸淫之证，此现身说法，最足动人观感，激发天良，是游戏之中，隐寓劝惩之意，对于人心风俗，裨益实多。”[11]此次义演的筹办者，清晰地认识到了戏剧教化人心的作用。从戏剧的现实功用出发，强调通过演剧来筹集资金，并且确定“阳历九月十五十六（阴历八月初五、初六）两晚，假座苏丹街同庆戏院，连演二夕”。[11]此次义演活动取得了较大的反响，对吉隆坡同善医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慈善医院济贫义演之外，当时较为常见的济贫扶困义演是为了筹集资金维护学校的运营。如1924 年芙蓉中华学校，为了筹集资金组织进行义演。“芙蓉中华学校开办到今，历十一载，办理得法，学生甚形发达，闻该现以经费支绌。将请该埠青年会剧务部演剧筹款。”[12]除此之外，不少学校为了扩建发展，也组织进行演剧。如1925 年中南学校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筹集资金义演，帮助当时的学校扩大校舍。“本坡中南学校，此次为购买新校舍事，定期本月十六号两晚在庆昇平演剧筹款……探悉该两晚担任剧务者，首夕由青年励志学社表演白话新剧，然后由庆昇平京剧表演。次晚则由仁声白话剧社表演白话新剧，续由庆昇平表演，但两晚皆提早于六点半钟开始，两夕所演之白话剧，均不过一小时许之久，余则均演京剧。”[13]这些济贫扶困义演大多与南洋地区的慈善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义演活动也带有鲜明的公益色彩。
（三）救亡慈善义演
20 世纪30 年代初，日寇侵入我国东北地区，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正式沦陷，成为日寇侵略阵地。紧接着，日寇将侵略的爪牙进一步向内地延伸，国难当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正式进入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之中。这一时期，伴随着战争的持续性，国内不少地区物资出现了匮乏的状态，从而出现了不少难民。不少南洋地区的华侨见此开始筹集物资，援助国内抗战军队，从而在南洋地区出现了红极一时的“筹赈祖国难民运动”。“该运动主要面向海外华侨，宣扬对祖国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进行募捐来救济战争难民，同时强化华侨对于祖国的爱国意识与反日情绪。”[14]因而，南洋地区出现了不少救亡慈善义演活动，这些活动为国内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动员全体华侨加入此次筹赈运动之中，华侨组织在当时报刊上扩大宣传，进一步动员广大华侨。“矮寇野心未减，蛮横侵略我国领土，蹂躏我华北，屠杀我无辜同胞。举国上下，莫不切齿悲愤……在炮火之下战区伤兵虽为数颇多，哀鸿遍野，嗷嗷待哺。我侨远居海外，而对祖国兵灾难民救济之事乃我侨之天职，未可袖手旁观，故多有努力筹赈。”[15]在此背景下，南洋地区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救亡慈善义演活动。如1938年广帮华侨便组织了规模较大的慈善义演活动。广帮华侨投入大量的人力，组织此次义演筹赈活动。“除普通之进行外，更有合资聘剧团或自行粉墨登场为灾民请命之组织。自去年九月始以至年终，不下二十宗，而所得款项，几及国币十万大元，其数目可谓惊人。此项合资聘剧团或自行排演筹款之组织，其中除一部行头社团或戏班外，多为妇女之组合。”[16]在当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类救亡慈善义演往往制定了较为详细的表演次序。“每次均以唱国歌起，呼口号终，中间则演讲、戏剧、歌咏，相间而行。其所歌唱曲义勇军进行曲、救亡曲、大路歌、开路先声歌。其演过之戏剧则为阴谋、反攻、难民。《省一粒子弹》《我们的飞机》《可怜的遭难同胞》《我们的出路》等。”[17]观众在观看演出后，往往被剧情所感染，主动前去募捐。“每次均为观众观剧后，同情剧中人，你三占五占，我一元八角，自动认捐者。在休息时间，则推销公债。”因而在当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义演活动成为近代南洋地区演剧活动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几大类型的义演活动对整个近代南洋地区的演剧生态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纵观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不难发现，其演出形式丰富多样，既包括中华民族的传统旧剧，如京剧；
也包括旧剧改革后出现的新剧——话剧；
同时也包含流行于广东、福建一带的粤剧、潮剧、闽剧、高甲戏、芗剧等近代地方戏曲，不同的艺术载体呈现出不同的演剧特征。
（一）京剧
京剧作为近代以来最流行的一种戏曲剧种，随着“下南洋”热潮的出现，逐渐流传到了南洋地区，也成为近代南洋华侨重要的一种娱乐手段。新加坡学者王芳在《京剧在新加坡》一书中结合新加坡早期报刊《叻报》，对南洋地区京剧源头做了细致的考证。“1893 年12 月27 日至1894 年1 月6 日，中国福建福州的‘福祥升京班’，从京、津、沪增聘演员南来，在新加坡哇央街的‘庆升平戏园’连续演出，为华人先民带来一阵热烈可亲的故土之风。”[18]这也成为近代南洋地区京剧演出的发端。从此之后，南洋地区的京剧演出进入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了20 世纪40 年代。近代南洋华侨义演作为以广大华侨为受众的公益性演出，其演出的班社大多以来自于国内。
自福祥升京班进入南洋地区演出后，伴随着义演活动的兴盛，往往会邀请国内的京剧戏班前来进行演出。除此之外，新加坡本地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京剧戏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当时出现了庆昇平班、霓裳京乐社、新和祥班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京剧班社。这些京剧班社，往往会主动加入当地的慈善义演活动之中，为义演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新和祥班是当时福州一带著名的京班。“（新和祥班）当时班主陈新官的班底原本全是福州戏艺伶，因福州戏与京戏属同源，他自厦门加聘京戏角色集南北同流合眼，开了京戏艺人在新加坡演出的纪元。”[19]这些京剧戏班进入新加坡之后，在当地受到了极大的欢迎。除了邀请国内的戏班进行义演外，新加坡本地有影响力的京剧戏班也积极加入本地区的义演活动之中，如集霓裳京乐社，成为近代南洋义演活动经常出现的京剧戏班。
除此之外，近代南洋地区义演活动所演出的京剧剧目也丰富多样。通过对《南洋商报》所做的不完全统计，近代南洋地区义演活动演出的常见剧目有《黑风怕》《二进宫》《满台飞》《洪羊洞》《三娘教子》《拾黄金》《黄金台》《两狼山》《探阴山》《探寒山》《小上坟》《空城计》《红菱艳》《四杰村》《战宛城》等几十种。这些参加义演的京剧剧目大多在国内深受欢迎，文戏武戏皆有，能够激发广大华侨戏迷的观剧热情。
（二）话剧
目前，学界一般将1907 年春柳社的公开演出活动作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开端。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水上通道，也是国内话剧重要传播地区。当话剧开始在国内兴起后，很快就被流传到了南洋地区。东南亚华语话剧的出现，大约是在1919 年前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奠基者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中撰写了戏剧一集以及‘剧运特辑’两集，将1919 年看成是新加坡华语话剧的起点。”[20]自此之后，话剧开始在南洋地区逐渐流行、传播开来。话剧最初传播到南洋地区，被称为“新剧”，以此来区别京剧等中国传统旧剧。进入20 世纪20 年代，新剧开始在南洋地区快速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深受华侨喜爱的一种新的戏剧样式。
义演作为一种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虽然不具有商业性质，但同样是以盈利为目的，因而如何吸引广大戏剧爱好者前来消费观剧，票房收入成为检验义演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义演活动增加了不少新剧演出，以吸引广大戏剧爱好者。从1922 年开始，南洋地区的义演活动就出现了大量的新剧演出。如1922 年2月为新加坡南洋女校筹款的义演活动，演出了《富商义侠》《女豪杰》两部新剧作品；
3 月为文良港中华女校筹款的义演活动，演出了《情场毒》《钱虏鉴》；
九月筹赈汕头风灾，演出了《孝义少女》《灾黎泪》《飓劫余生》《好儿子》《轮回》《沧桑感》等新剧。进入1923 年之后，新剧更是成为义演活动必不可少的演出样式之一。参加新剧义演的话剧班社，大多以南洋本地新剧社为主，有时学校剧团也会前来参加演出。本地班社方面，出现了如仁镜慈善剧社、昙花镜影剧社、通俗白话剧团等在南洋地区有着较大影响力的新剧剧社。学校剧团成为当时义演活动的主力军，出现了大量的学校白话剧团，如安顺中华学校学生剧团、养正校友会、爱侨学校校友会白话剧团、侨星平民学校剧团、合群义学校剧团等。这些剧团大多以演出新剧为主要内容。如1926 年合群义学校曾在新舞台筹款演出，演出了《殉情》《星洲一妇人》等新剧，在当时起到了十分不错的效果，为义演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南洋地区作为英国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滋润，因而话剧成为当地极为流行的一种戏剧形式，但大多是以英文为演出方式。而作为一种刚刚在国内新流行起来的戏剧形式，新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华侨民众的新奇感，营造出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而其采用国语的演出方式，又便于广大华侨接受，因而在近代义演活动之中受到了追捧。
（三）地方戏
伴随着广东、福建一带华人大量奔赴南洋，也直接带动了粤剧、潮剧、高甲戏、芗剧等地方戏曲的海外传播。近代南洋地区义演活动之中，除了京剧、话剧两大经常演出的剧种之外，粤剧、潮剧、高甲戏、芗剧等地方剧种也成为义演之中深受欢迎的剧种。
粤剧是较早传入南洋地区的剧种，赖伯疆先生在《粤剧史》一书中指出：“随着海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国内商人前往东南亚各国经商和开发事业，大批华工也走出国门‘下南洋’，为粤剧戏班在东南亚地区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条件。在此期间，国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也造成粤剧戏班外流，东南亚各国则因为与中国地理接近、文化相通而成为粤剧戏班的主要逃亡地。”[21]因此，粤剧逐渐传播到了南洋地区，并且成为深受南洋地区华侨喜爱的一种剧种。除此之外，潮剧、闽剧也是近代南洋地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种。1887 年旅居在新加坡的清朝官员李钟钰在《新加坡风土记》一书中记载：“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22]由此可见，观看粤剧、闽剧、潮剧等地方剧种已经成为近代南洋地区一种重要的娱乐消遣方式。
近代南洋地区的义演活动，多次安排了粤剧、闽剧等地方戏剧演出。如1926 年为广惠肇留医院举行的义演活动之中，便出现了粤剧名伶前来助阵的情况。“牛车水岭南新剧团，近由粤新聘到之名伶新丁香耀，发起出为广惠肇留医院演剧一昼夜，以事筹款。”[23]此后，粤剧班成为义演活动经常出现的常客。潮剧作为一种流行于南洋的地方戏剧种，在义演活动也经常出现，如1925年振动学校举行慈善义演时，邀请了当时潮音班班主陈紫辉演出了潮剧。除此之外，闽剧、高甲戏、芗剧等地方剧种也成为近代南洋地区义演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地方剧种。如高甲戏，近代以来，南洋地区先后出现了福全兴、福隆兴、金全兴、福荣兴、福和兴、福兴荣、福庆兴等数个高甲戏班，高甲戏一度也成为华侨义演必不可少的剧种之一。
粤剧、潮剧、高甲戏、芗剧等地方性剧种出现在义演舞台上，大多是为了迎合从不同地区迁移到南洋地区华侨的审美趣味，目的也是能够扩大演出效果，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为义演带来良好的效果。
作为近代南洋地区华侨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慈善义演相较于其他慈善活动，有着更广泛、更大的影响力，这与其采用演剧这一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综观近代南洋华侨所组织的慈善义演活动，笔者发现其主要特征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密的组织管理
近代南洋华侨义演活动作为民间组织的慈善活动，自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有着十分严密的组织性。综观近代南洋地区华侨组织的慈善义演活动不难发现，其严密的组织管理主要表现在对义演活动的筹备以及资金的安排与分配上。
作为慈善公益性质的活动，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筹备之始就有着较为严格的程序与措施。在筹备义演活动之前，除了要完成基本必要的申请手续之外，也会举行多次筹备会来对此次义演活动进行部署与安排。以1923 年同善医院演出为例，在演出前召开了多次筹备会议，如1923 年9月8 日所举行的筹备会议，对此次义演活动基本组织进行了商议。“假座苏丹街积善堂召集各发起人与赞成人及各行团体代表，开第二次大会会议……公推陆运怀君主席、李俊卿君书记、何少辰君记录。”[24]此次会议选举了筹办此次义演活动的基本组织机构负责人。接着召开了几次会议，陆续商讨此次义演活动的具体筹备事宜。“主席云，前月怡保演剧筹款时，有剧券付来此间，劝各殷商购买。今本处医院亦演剧筹款，宜仿其办法。”[25]经过多次商讨会，才将此次义演活动的演出地点、演出剧种、剧目、演出票价等核心内容确定下来，并且确定了此次义演活动的引言，显示出严密的组织管理性。在进行演出安排时，其组织性体现得格外明显，分为第一剧台、第二剧台等演剧部门，不同的演剧部门所演出的剧目也各不相同，这样的运作方式也使得义演活动具有严密的组织性。
除此之外，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将义演所筹集的资金真实公开地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不少义演单位会选择将义演收入通过《南洋商报》刊载出来。如1925 年育英学校组织了大型的义演，紧接着在义演结束后不久，就通过《南洋商报》刊载了一则《育英学校演剧筹款会征收善款之报告》的文章，其中详细地记载了各自参加义演活动征收善款的名单及其捐款的数目，除此之外，也对演剧的收入明细做了详细的呈现，显示出演出资金管理的透明，对于慈善义演活动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南洋各地的慈善义演活动大多学习这一模式，通过报刊媒介公布义演的收入，对于提升整个义演活动质量作用显著。
（二）广泛的参与群体
义演作为一种社会性质的慈善活动，必然会涉及社会之中大量的群体。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虽然是以广大南洋华侨为主体，涉及组织者、表演者、受众等多个复杂的群体，这其中包括戏班演员、商人、学生、医生等，如此复杂的群体共同造就了近代南洋慈善义演的兴盛，不同的群体在其中承担的职责也不尽相同。
组织者作为义演活动的筹办、组织人，大多是以南洋各地会馆、宗祠和行业公所的华侨群体为主。“根据吴华所做的统计，新加坡由殖民时期至20 世纪60 年代止，有会馆、宗亲组织和行业组织等共近600 所。”[26]这些华侨群体大多来自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移居到南洋地区后，以华人地缘、血缘中心为纽带，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一庞大的组织。这一群体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如在1924 年《新加坡华侨筹赈中国各省水灾会宣言》中道：“盖天下事当务其大，不当务其小，论慈善尤宜普遍，而不宜偏枯。大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体，我辈虽非圣人，然苟力所能及者，自不容弃其天职。”[27]当时南洋地区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侨富商，一方面统领了近代南洋华侨群体的文化活动；
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致力于慈善事业，帮助、回馈祖国，因而积极投入组织义演等慈善性活动之中，形成了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的热潮。
表演者作为慈善义演活动的核心，对于整个义演活动的收入成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扩大义演的效果，组织者往往会想办法聘请“名班”“名角”加入义演活动之中。这些义演为了能够尽可能地筹集更多的资金，往往会借助名角的名气来招徕观众。如邀请鲍金福、黄瑞贞、周凤英、七岁红、陆春奎、新丁香耀、陈醒汉、孙颂文等大量名角前来演出。这也充分说明，这些名角在当时的巨大号召力。这些义演在民众中广泛宣传救灾思想和爱国意识，也培育着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怀，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提高了戏曲在南洋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为戏曲在南洋地区的传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除此之外，学生也是近代南洋地区慈善义演的又一主力军。学校学生参与到慈善义演活动之中，极大地带动了南洋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及文化建设，并且为京剧、粤剧、潮剧、新剧在南洋地区的传播发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三）强烈的爱国意识
近代南洋华侨义演的主力军是近代海外华侨，促使他们不遗余力地频繁进行慈善义演的一大动因就是他们身上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王赓武指出海外华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的认同，即“体质方面的人种认同，政治方面的民族认同，经济方面的阶级认同，以及文化方面的文化认同”[28]。其中，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成为海外华侨民族意识形成的两大最为主要的因素。早期的南洋地区华侨，大多是被迫“下南洋”，但其身上依然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无论是20 世纪初帮助国内灾害所举行的赈灾义演，还是20 世纪30 年代援助抗战举行的慈善义演，都带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其中有不少义演活动发生在国内最为艰苦的抗战时期，这是广大南洋华侨爱国意识的集中体现。正如Win.R.Fisher 在《华侨抗战精神与南洋》一文中所提到的：“明显地，各民族社会都已生活在备战气氛中，大家已了解有一天新加坡会在战争中演出很动人之一幕。华侨为他祖国受到敌人侵略战争之悲剧，可说是比其他民族更认识远东事件扩大可能性之意义。”[29]义演所募集到的资金作为赈灾款项，充分展现出广大南洋华侨的爱国情怀，有助于促进民族认同，激发民族精神，这也是南洋地区义演的一大基本特征。
总而言之，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是近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规模海外移民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通过整理分析近代华侨慈善义演活动资料不难发现，其义演活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 世纪初是近代华侨慈善活动的第一个高峰，大多以应急助赈义演、济贫扶困义演两类为主；
进入20 世纪中叶，伴随着国内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救亡慈善义演便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义演类型。近代南洋华侨慈善义演活动为南洋地区华侨的形象展示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南洋地区慈善义演活动对戏曲艺术而言在客观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京剧、粤剧、潮剧、芗剧、高甲戏、话剧在南洋地区的传播发展作用显著。值得思考的是，近代南洋慈善义演收入如何分配、慈善义演具体发生的动因为何，成为接下来值得深入研究与关注的又一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