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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洁，杨博皓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搭建不同民族政权之间关系桥梁的政治行为，既可作为审视中国历史不同时期民族政权互动的一个面向，也是透视族际互动交融的重要维度。“严格意义上的和亲始于西汉，终于清代”，(1)崔明德、林恩显：《论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它》，《民族研究》1995年第5期。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维系的一种方式，从未间断过，仅在发生频次、发生对象等方面存在差异。又因和亲多发生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杨建新先生将之视为自汉代起大一统政权羁縻政策的重要构成部分，他认为，至五代十国时期，这一促进中原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平的主要手段，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少数民族之间的通婚关系仍旧频繁，尤以清代满蒙联姻为著。(2)杨建新：《中国民族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中国民族学集刊》2008年第1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学界关于和亲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王桐龄先生《汉唐之和亲政策》，总体研究成果丰硕，集中于以和亲为主线的政权关系探讨，尤以汉、唐两朝为最，有些研究聚焦于和亲公主，个别学者则着重探讨和亲作用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在和亲的相关研究领域中，自1980年代初即开启相关研究的崔明德先生著述颇丰，其中以《中国古代和亲通史》最具代表性，该著作系统探讨了各主要历史时期和亲政策、类型、特征、功能及意义等。(3)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新时代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清和亲历史中的族际互动交融轨迹，能够为当下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族际交融视阈下的和亲与传统史学所聚焦的政权互动关系有何联系与区别？笔者认为，这两种分析维度的共性在于，和亲的基础与核心始终围绕不同民族政权展开，其首先是一种良性的民族政权政治互动，即崔明德先生强调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政治联姻”。(4)崔明德：《和亲文化与婚姻文化比较研究》，《文史哲》2004年第2期。同时还应看到，以和亲为媒介的政权互动，又是各政权所代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关系，族际血缘交融不可避免地介入、推动着经济文化的互动。与政权互动同时发生的族际交融及其效应，是本文探讨和亲的主要视角。
汉宗室女嫁与匈奴冒顿单于是和亲之始，无论是出于军事需求还是西汉政府谋求与匈奴关系缓和，此时的和亲只是一种尝试，是有鲜明针对性的即时策略。和亲作为一项政权政治互动的策略，最初为西汉谋划与匈奴之关系所用，以后逐渐变得常态化，最终被纳入大一统政权经营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体系内，同时它也逐渐散播至周边，为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经营相互关系所用。由此可见，和亲从一种即时性、尝试性策略，发展成为边疆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较长历史时期内政权间惯常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可谓从策略向经略的演变。至于这一转变节点何以区分、认定，还有待专门探析。此处欲探讨的是，“和亲”作为一种经略，其相应的意图、主体为何？成效怎样？政权之间政治关系与族际关系又如何作出调整？
第一，和亲的根本目的在于政权间政治互动。一般认为，和亲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且主要存在于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纵观历史上的和亲，其直接意图是政权间建立或巩固政治上的结盟或依附关系，根本目的则在于各自政权的稳固或是扩张，主体的意愿决定了和亲以政权之间的政治互动为主线。
大一统时期，和亲主要存在于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或势力之间。对于前者而言，以和亲的方式不仅得以巩固关系或是缓解矛盾，即“和亲作为中央王朝缓和矛盾或实现羁縻的一种手段”，(5)管彦波：《中国古代和亲的类型、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历史教学》2015年第7期。还通过与未曾结交的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联姻来确立新的臣属关系，推动大一统政权及其疆域的进一步拓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或势力一方而言，则以和亲的方式建立或进一步巩固与中央王朝或宗主国的臣属、依附关系。分裂割据时期，和亲成为两个民族政权之间势力联结的重要路径，强强联合可以扩张势力或避战，强弱之间可以建立或巩固结盟、依附关系。除了主要的政治互动目的外，经济层面的贸易往来也往往是和亲的重要意图之一。
由此可见，无论是大一统或分裂割据时期，和亲都不是一方所愿，而是双方主观意愿同步的结果，两个政权共同的意愿与诉求是实现和亲的基础，双方力量的差异及其博弈则成为以和亲构建关系的标尺。
因为中国古代和亲多发生于大一统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陈育宁先生就和亲目的提出：“和亲是统治者调解民族关系的政治工具，这也是和亲的基本特点。”(6)陈育宁：《论历史上的和亲》，《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那么，统治者如何认识“和亲”呢？贞观十六年(642)，薛延陀侵扰唐边境，唐太宗曾言：“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7)吴兢编：《贞观政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62-263页。战是一种策略，和亦是一种选择，依唐太宗看来，和亲以族际血缘融合作用于少数民族政权，代际传承中中央政权元素得以汇入，自然可解边境之忧。可见，在大一统政权统治者看来，和亲是有效羁縻或缓和矛盾的柔性政治谋略。
第二，和亲的主体呈现为政权与民族双重特性。已有研究在论及和亲主体时，或界定为不同民族政权之间，或界定为中原汉族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或以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农耕与游牧群体论之。其中生计方式之间的互动互补关系并非中国古代和亲的主要意图，也非和亲主体的主要类型，此处主要就前两类展开讨论。总体来看，无论哪种情形，和亲主体中的双方都集民族与政权两类特征于一体，因此和亲主体为不同民族政权是明确的，也是判定联姻关系中能被视为和亲的依据。进一步来看，和亲主体兼具政权与民族特征，又有不同外延及交错性。
一是和亲主体特征中政权要素具有多重意义。大一统时期，通常存在和亲双方主体之间的实力对比，与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相对应的，是拥有主导性的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或是中原王朝强势政权，因此和亲主体在政权特征上存在鲜明的强弱、大小之别，这意味着和亲主体之间互动关系具有一定倾向性，并外显于和亲的具体形式中，此时边疆政权与中原王朝政权往往建立臣属或依附关系。这类实力对比所主导的和亲，主体关系间也并非彻底不对等，差异主要反映在和亲的话语权上。当然，具有主导优势的一方，在分裂割据时期则为能主导某一区域的优势政权。与存在主导性的和亲主体这种方式不同，还有势力相对均衡的民族政权之间以和亲搭建的结盟关系，但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分裂割据时期，而且并非中国古代和亲的主流。此外，还存在一类少数民族势力集团的情形，其虽未建立政权，但拥有不可小觑的实力，使得和亲的另一方意欲与之联姻，以建立政治互动关系，这显然属于政权要素的外延部分。
二是和亲主体民族特征的交错性。据上文所述，大一统时期的和亲主要发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数以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共有112次”。(8)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0年。分裂割据时期的和亲主要发生在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魏晋南北朝的360年的时间内，各种类型的和亲至少有50次，但多数是在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的”。(9)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17页。当然，大一统时期也不乏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关键在于这个大一统政权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如元、清时期的和亲。分裂割据时期也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但在数量上明显较少。
第三，和亲关系的缔结是政权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对和亲的诉求，一则出于不同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需求，一则为两个政权关系融洽或紧张时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有所诉求才有将和亲付诸行动的可能，接下来就是和亲的缔结或拒绝。和亲行为意味着特定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之间在实力上进行博弈的过程，强强势力之间的较量、强弱势力之间的勾连、战与和的考量、战争一触即发时的紧迫需求等都与和亲意图有关联。
已有研究大多是对和亲缔结后的各类探讨，但也不乏对拒绝和亲的分析。譬如汉匈之间曾出现和亲三次破裂又三次重结，在匈奴单于背约后，文帝、景帝均不再允诺和亲，“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10)刘宇辰：《西汉前期汉匈间和亲政治的衰落——对文帝十四年前后汉匈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分析》，《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这里清晰呈现了诉求、形势与和亲缔结之间的关联性，显示出政权之间的实力对比、形势与需求是和亲缔结与否的关键。又如，宋之所以拒绝与西夏和亲，与正统理念、民族偏见及经济高度发展有关。(11)李静、张杨娟：《北宋一朝何以无和亲之分析》，《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6期。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根据张正明先生《和亲通论》一文的统计，自汉至清共有131起，如按时期划分，汉代18起，魏晋南北朝30起，隋代6起，唐代39起，五代至元代16起，清代22起；
如按族际划分，则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80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51起。(12)张正明：《和亲通论》，《民族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不同学者在统计类型、对象上有区别，使得和亲统计数据并不统一。崔明德先生的统计显示，汉唐时期和亲共计112次。学者们的共识在于，汉唐两朝为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上两个突出的时期，在和亲次数、涉及民族政权数量及覆盖地域范围方面尤以唐代最具代表性。
第四，和亲直接影响两个政权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搭建。从政治层面来看，通过和亲可确立或巩固两个民族政权之间的臣属、依附或结盟关系，进而产生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如前所述，搭建臣属、依附关系或促成结盟关系，关键在于当时的形势与实力对比情况。譬如唐朝与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联姻，多为建立臣属关系后的巩固之举或确立臣属关系时采用的方式。如开元三年(715)，唐玄宗任命突骑施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进封为特勤，册封为忠顺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献，上(玄宗)乃立史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13)《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6册，第5191页。也有为建立臣属关系的联姻，如乾元元年(758)初，回纥向唐请婚，唐肃宗以宁国公主许嫁。唐肃宗派宗室大臣送公主前往回纥，册封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14)《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9册，第6116页。《蒙兀儿史记》中关于清代满蒙联姻的记载，呈现出清晰的结盟关系，“终清之世，守成约，昏媾无绝，而蒙兀亦不侵不叛”。(15)屠寄：《蒙兀儿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60页。
和亲也直接表现为一种拟亲属关系的建立。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可汗(顿莫贺)喜于和亲，其礼甚恭，上(德宗)言：‘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16)《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16册，第5208页。和亲的缔结不仅促成两个民族政权关系的良性互动，和亲公主的身份也确立了两个政权首领之间的拟亲属关系，如形成父子关系(罕有兄弟关系)，伴随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更迭又衍生出甥舅关系等。拟亲属关系的建立，对弱势一方而言成为仰仗之力；
对强势一方来说，正如唐太宗所言，中央政权力量通过血缘融合渗入少数民族政权，和亲后代在掌握政权后必然延续着与母方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结果就是羁縻无忧。
通过和亲建立或巩固的政权关系及拟亲属关系，对于任一政权而言均意味着政治资本的获取，这在大一统时期表现在少数民族政权上尤其明显。吐蕃后期乞离胡为赞普时，不遣使于唐求册立，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因此不承认其统治，曾言：“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17)《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武宗会昌二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7970页。
由以上所论来看，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权关系发展的一种形式，无论出于政权的主观意愿或基于历史现实之需要，明显着重于政权间的政治互动关系，且多表现为大一统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良性关系发展。从族际维度看，这又是以政治关系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整。纵观中国古代的和亲，大一统时期和亲更为频繁，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央政权的自信与包容性更强。
如上所述，如果说和亲直接且主要作用于政权间的政治互动的话，那么其对民族关系调整及其他层面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族际血缘融合是和亲所带来的最直接的交融方面的呈现。尽管历史上许多和亲是汉族公主嫁与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但也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首领之女嫁与中央政权统治者的情况，以女性为纽带，汉族与少数民族族体之间实现血缘融合，并在后代中一直延续。伴随和亲一同出使的陪侍、护卫、工匠等，无论是哪一方的伴从，均随和亲公主在当地结婚生子安定下来。因此，经和亲实现的族际血缘融合不仅体现在政权上层，也存在向下延伸的情况。经族际血缘融合，血缘的、情感的、文化的双方因子共同传递给和亲后代，使之对政权关系的认知、不同民族的认识得以深化，进而对此后政权关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族际文化的交汇与交融是和亲在族际关系方面产生的又一重要影响。伴随着和亲公主及和亲队伍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的人们，在异乡生活中不断经历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调适，也影响着少数民族政权上层对于汉文化的认识。文化碰撞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和亲公主需面对一些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如收继婚等。汉武帝时欲与乌孙结盟共击匈奴，于是细君公主先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后再嫁与猎骄靡之孙军须靡，这一婚俗违背了汉族传统伦理道德，汉武帝则命令“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18)《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2册，第3904页。此后，又有解忧公主先嫁与乌孙王军须靡，军须靡死后又嫁其弟翁归靡，后再嫁军须靡与匈奴妻之子泥靡。刘邦逝后，冒顿单于提出与吕后结亲，这显然是在沿袭匈奴之俗，却明显有悖汉人伦理道德。知悉情况后，冒顿单于回信致歉，“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19)《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55页。这种源自双方文化习俗的差异，经和亲及以后的一系列互动而为双方所认知，双方都调整自身以适应它。“从其俗”是和亲公主及其随嫁队伍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时须遵从的，反之，对于与中央政权联姻的少数民族上层而言，他们入朝觐见时对中原政权的礼俗也要遵从。
不同文化因子借助和亲逐渐在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流动。其一，和亲公主将内地文化元素带入少数民族政权上层人士中。文成公主入藏时携“经史典籍三百六”。(20)索南坚赞撰，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68页。她与金城公主入藏时都携带大量佛经，在藏地修建寺院弘扬佛法。其二，和亲队伍中伎乐之人将中原音乐、艺术等带入边疆地区，工匠们陆续将打铁、凿井等技术传播至各处。细君公主嫁与乌孙王时随行有“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21)《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03页。其中不乏掌握各种技艺的人。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的物产、艺术等也传至内地，典型的如“胡乐”“胡舞”等。其三，和亲聘赐诸物在和亲双方间互相流动。唐肃宗时将宁国公主嫁与磨延啜，瑀为册命使，“瑀所赍赐物，可汗尽与其牙下酋领。瑀还，献马五百匹、貂裘、白毡等”。(22)《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上》，第19册，第6117页。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回鹘毗伽崇德可汗请婚，“纳马二万，橐它千”以迎太和公主。(23)《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传下》，第19册，第6129页。
在和亲的持续影响下，不同区域内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流动、传播，这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不同区域人群对于异文化接触、认知及接纳的途径。在族际文化交流、互通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认知，各群体的一部分文化出现涵化。伴随和亲得以拓展的，往往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杨建新先生在探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与发展时，曾总结了开拓式与嵌入式两类途径。(24)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两条路径并非各自分离，事实上，任一途径都与中央政权的有效经营与向心力的凝聚有关，也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发展区域的主动归附、嵌入息息相关。基于这两类途径的中国历史疆域开拓，多出现在大一统时期，这与和亲频繁缔结的时间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亲所搭建的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臣属关系、依附关系，映射到疆域层面，和亲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开拓奠定了一定基础。此外，因和亲相联系的两个政权间良性政治关系的建立，也为其他层面的正式交往提供了条件，譬如宗藩关系、拟亲属关系衍生的朝贡互动等，政治互动延伸至经济层面的互市等，各种关系的发展均在不同层面上推动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关于“汉化”“胡化”的探讨方面，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向及现有研究多呈现为传统视阈下的“汉化”趋向，反观和亲，相关探讨则显露着“胡化”这一趋向。然而，上述两类传统的单向度研究忽略了二者之间存在交叉的可能，故当前学界更倾向于以“互化”来准确把握历史现象下的本质，并以“互化”视角审视当下所论之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历史。
从和亲角度探讨“互化”，较中国历史上其他层面探讨“互化”显得更为清晰和具像化。尽管单向度的讨论有碍整体性认知，但类型化的分析仍有必要并具可操作性，因而笔者仍采用“汉化”“胡化”两个概念来剖析和亲及其各种效应中的“互化”。
与和亲相关的“汉化”，主要体现于少数民族政权在和亲过程中的一系列政治、文化实践中。“汉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的是中央政权的向心力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在和亲层面看更多体现为少数民族政权一方的主动，即主动要求建立对中央政权的臣属、依附关系，因而和亲成为“中原地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吸引力与边疆民族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5)廖健太：《略论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从“汉化”的表现形式来看，和亲促成了良性政治互动关系，带来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政权所尊奉礼仪的践行。如隋文帝时，“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26)《隋书》卷八四《北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6册，第1872页。又如唐肃宗时送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回纥毗伽阙可汗最终按唐朝礼仪下拜接受诏书而不用回纥礼仪。(27)《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16册，第5200-5201页。在良性政治互动关系下，也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派子嗣赴长安学习礼仪，如唐玄宗时宁远王“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28)《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第20册，第6250页。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重要群体——和亲公主的后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对母方文化习俗有持续的认知、接纳、习得，解忧公主的子女甚至主动赴长安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亲”本质上显示着“汉化”的趋向。
与“汉化”相对的是“胡化”，“胡化”主要发生在嫁入边疆民族地区的和亲公主及其随从队伍中。嫁与乌孙猎骄靡的细君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29)《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03页。这里呈现出西汉公主与乌孙昆莫和亲时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胡化”意味着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的和亲群体从语言、服饰、饮食到礼俗的一应改变、遵从。如唐宪宗之女太和公主嫁与回鹘可汗时，“使群胡主教公主以胡法。公主始解唐服而衣胡服”。(30)《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16册，第5212页。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回纥毗伽阙可汗去世时，宁国公主虽未依回纥习俗殉葬，但“依回纥法，剺面大哭”。(31)《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16册，第5202页。这里显现着和亲群体从文化表层到习俗本质的“胡化”渐进过程。
仅从和亲公主及其随从队伍徙入边疆民族地区后的趋向看，“胡化”的倾向要大于“汉化”，且主要发生于上层。与此同时，从和亲的向心力趋向看，根本上又指向了“汉化”。无论汉化或胡化，和亲所开启的族际血缘融合，都作用于双方而非一方，因此最终是“互化”的体现。崔明德先生指出：“和亲的文化影响都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双方的接触、仿效和吸收中，不断汇融对方的优点；
另一方面，在仿效和吸收中得到了灵感，进而创造出新的文化。”(32)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的文化影响》，《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和亲的结晶是两个政权结盟、族际交融的出现，自血缘融合开启的“互化”过程虽存在层次与程度差异，但揭开了族际深层次交往互动的序幕，这种互动、结合甚或跨越，使“汉”与“胡”的边界趋于模糊，成为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渊源之一。
关于“互化”的讨论，可藉以反思“华夷之别”“中心”与“边缘”等传统民族观、疆域观。简要地说，通过和亲，我们既能清晰发掘基于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层面的华夷之别，又由此实现了华夷相融及其界限的模糊化，尤其后者自西汉以来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却始终趋向于“共同性”的凝聚及持续累积之中。当然，这种以和亲形式实现的族际交融与共同性凝聚，主要存在于统治阶层，向下延伸的影响较为有限，与新时代所倡导的广泛且深入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存在一定差别。再看“中心”与“边缘”的讨论视角，在“和亲”叙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了相对性，尽管根源于“中心”向心力的和亲依旧使“中心”与“边缘”之间的界限存在，然而和亲所形成的结盟关系一定意义上弱化了这种传统的二分法。就和亲群体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情境而言，以往观念中的“边缘”成为生活的“中心”，不同程度的“胡化”成为群体发展的必然走向，“中心”之于“边缘”的认知得以改观，来自“中心”的和亲群体还可能在政权博弈中沦为“边缘”。总的来看，基于和亲的多角度阐释，成为反思“华夷之别”“中心”与“边缘”的一个重要维度。
上述对古代和亲相关问题的探讨，显现了和亲于中国历史进程中在政权政治互动、文化互通及族际交融等层面的典型意义。以和亲为线索考察中国历史，既能以和亲缔结或者弱化、终止为参照对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区分，即大一统时期与分裂割据时期；
又可透过和亲这一历史现象，探究族群层面自上而下的族际互动、交融与认同，这成为考察历史进程中族际共生、共享乃至共同性积聚的一个面向。
对于“和亲”的讨论从政权互动转向族际交融层面，历史情境中的族际交融、互化、共生在当代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和亲”对比当代的“族际通婚”，以往政权政治互动的历史意义已然过时，族际交融的意义则始终在延续。中国古代和亲所蕴含的族际交融、中华民族共同性累积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族际通婚加深认识。“族际通婚”是一个从西方学术领域引入的评价指标，它不仅是西方社会学探讨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马戎先生还进一步提出，族际通婚应作为民族关系衡量中最重要之指标，可见族际通婚在民族关系衡量中的重要性。然而，若将族际通婚置于历史维度来看，那么和亲早已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成为政权、族际之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么看来，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族际通婚，在中国自西汉起已逐渐被认定为一个评价族际关系、族群政治的本土性指标。同时，中国古代和亲不仅表现为两个民族主观意愿下的交往互动，也是血缘交融的族际互化过程而非单向度的同化过程，和亲又通过族际交融逐渐积聚了共同性，这一历史长期经验为当下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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