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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坤，张秀娥
(1.南京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近年来，源自政府、市场与公益部门三重失灵的社会创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关注[1]。该种创业活动以创造社会价值为核心，追求社会价值与经济绩效平衡，是高效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创业与消除贫困、环境保护以及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问题密切相关[2]，是助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借助市场手段创造社会价值的理念受到创业者青睐，社会创业实践在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中出现。全球创业观察(GEM)数据显示，不同经济体的社会创业活跃度呈现较大差异。为何在一些经济体中社会创业活动盛行，而有些经济体中社会创业活动较为沉寂？社会创业驱动路径到底有哪些？探明上述问题,对于了解全球社会创业差异，提升我国社会创业活动认知水平,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制度理论与个体特质两个角度展开。基于制度理论的研究着重分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社会创业活跃度或个体社会创业意愿的影响[3-4]；
基于个体特质视角的研究尝试分析个体生活经历、心理特质等因素的作用[5-6]，关注前因变量与社会创业意愿间的线性关系，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国别差异解释不足。社会创业是复杂的价值创造活动，仅基于某一维度变量难以准确勾勒其驱动机制。因此，需要构建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此解释社会创业活跃度差异成因。不同文化情境下，社会创业活动具有显著差异[2]，社会创业作为亲社会行为，其背后文化层面的驱动因子不容忽视。
据此，本研究基于GEM创业框架，构建个体、制度与文化层面要素分析模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社会创业活动驱动机制。QCA强调多重并发因果关系以及因果的非对称性(杜运周、贾良定，2017)，能够较好地解释不同经济体间社会创业活跃度差异成因。本文围绕不同层面要素如何联动匹配以驱动社会创业活动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对揭示我国社会创业特征并指导社会创业活动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厘清哪些因素能够触发、驱动社会创业活动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总的来看，相关研究概括如下：
(1)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研究。独特的“社会—商业”双重属性使社会创业活动更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制度环境作为突破口，杨英等[3]从政府政策、金融支持、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创业教育角度，考察社会创业制度性驱动要素。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持3种观点：制度空缺、制度支持与制度组合。制度空缺是指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规则缺失。基于制度空缺视角的研究理论基础是政府失灵理论，当政府无法满足人们对公共物品及准公共物品的需求时，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7]。制度缺失可为社会创业活动创造空间，社会上往往存在较多未被满足的基本需求，蕴含较多的社会创业机会。政府的不活跃性、社会上未被解决的问题以及未被满足的需求能够催生社会企业等组织。例如，Estrin等[8]通过对47个国家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活跃的政府行为能够降低人们进行社会创业活动的可能性。制度支持观的逻辑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等的政策支持力度越大，越有利于激发亲社会的商业行为。上述理论观点认同政府和社会企业的互补关系，认为部分政府职能应由社会创业活动承担[7]。第三种观点是制度组合观，认为社会创业活动应考虑具体情境，并考察具体制度组合效果。面对社会创业这一复杂价值创造活动，要摒弃以往认为某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具有特定积极或消极影响的看法[9]。
(2)基于个体特征视角的研究。该类研究旨在探索个体心理特征、价值观、资源禀赋对社会创业意愿的影响。由于社会创业活动具有亲社会特性，学者们较多地考察个体道德水平或美德维度变量。研究表明，个体同理心、同情心、道德责任感、亲社会动机等均对自身社会创业意愿具有积极影响[6,10]。此外，创业者自身因素如教育背景、过往生活经历、创业地区情况等也受到研究者关注[5]。一般商业创业活动所需的个体特征是高社会创业意愿产生的条件，如丰富的创业经验、较高的风险倾向、较强的社会创业自我效能感等[11-12]。与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不同，基于个体视角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层面解释社会创业者出现的原因。
不同层面因素如何共同驱动经济体的社会创业活动需要进一步探明。GEM是潜在创业者整合性框架，包括个体特质、价值观以及宏观环境层面要素。本文以该框架为基础，结合社会创业活动特征构建研究概念模型。在个体层面，GEM关注性别、年龄、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动机的影响。根据归因理论，个体行为内部影响因素可以从心理因素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考虑[13]。与商业创业相同，机会识别是社会创业的开端。个体能否感知到社会创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否开展社会创业。此外，社会创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创造社会价值，因而需要个体具备较强的机会感知能力。由此，在人力资本方面，选择机会感知这一核心要素，失败恐惧感则是影响社会创业意愿的心理层面因素。社会创业活动风险及其蕴含的情感成本可能是阻碍个体社会创业的重要因素，故本文将其纳入研究模型。在制度环境层面，GEM关注人们对创业活动的价值评价，如创业者是否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本文基于制度空缺理论和制度支持理论，将制度环境分为拉动型与推动型，全面分析其对潜在社会创业者的影响。在宏观层面，GEM强调经济、政治与文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有些研究对经济发展[14]、政府政策[7]的作用进行探索，但上述要素不足以揭示社会创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社会创业的亲社会属性与当地文化特征密不可分，文化因素是社会创业活动的深层次动力。人文导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中的利他动机，对潜在社会创业者行为具有较大影响[10]。因此，与商业创业不同，本文从宏观层面重点分析人文导向这一因素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整合个体、制度与文化各层面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厘清不同因素组合效应，以揭示社会创业活动驱动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创业驱动机制模型Fig.1 Driving mechanism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1.1 机会感知
社会创业机会与商业创业机会的属性不同[15]。商业创业机会聚焦于消费者需求，并且这种需求的市场空间或增长潜力较大，而社会创业机会通常关注人们的基本需求或长期需求。相较于市场规模，社会创业者更关心社会需求、市场失灵[16]。与一般创业机会识别不同，社会创业者需要具备较强的机会感知能力。一方面，社会企业的目标市场往往不是主流市场，目标人群的购买力通常较低。这就要求社会创业者具备较强的机会警觉性和机会分析能力，能够敏锐地识别机会，同时全面和客观地评估机会，发掘具有社会价值的创业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创造需要社会创业者具备较强的社会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以此作为联结某一社会需求目标与具体商业手段间的新型关系。总的来看，虽然机会类型、目标市场不同，但社会创业者与商业创业者一样，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机会识别能力。较强的感知能力有助于社会创业者识别有价值的社会创业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创业活动开展。
1.2 失败恐惧感
对失败的恐惧会阻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行为，这种恐惧通常来源于创业风险与成本。一般情况下，对创业者而言，创业失败意味着财务和情感损失，如财富、自尊[17]、名誉损失，以及社会企业使命漂移带来的信任危机等[18]。上述情感成本使得社会创业风险并不比商业创业活动低。因此，失败恐惧感是社会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失败恐惧感通过影响创业者对机会的认知和评价[19]，进而影响社会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社会创业机会的独特性促使潜在社会创业者需要具备较高的机会警觉性和感知能力。从这一角度看，失败恐惧感这一心理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具有较大影响。
1.3 制度环境
社会创业的社会属性使价值创造活动深深地嵌入于当地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直接影响社会企业活动的合法性，进而影响企业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为了更好地考察制度环境的影响，基于全球创业观察项目，本研究将社会创业活动面临的制度环境分为两种，即拉动型和推动型。政府政策不足、非营利部门相关功能缺失使得社会上存在较多尚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相较于政府政策或慈善手段，商业手段能够更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上述环境下社会创业机会较多，促使潜在创业者主动进行社会创业活动。拉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正式制度缺失，能够拉动、吸引社会创业者采取商业手段满足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是指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等主动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施亲社会行为。上述外部环境下，一般商业企业受到来自各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后者能够推动企业进行社会创业活动。类似于社会创业制度支持观点，完善的政策保障与较强的规范制度能够支持、推动社会创业者创业活动。
1.4 人文导向
文化是指特定环境中人群共有的心理程序，能够影响人们的基本价值观、行为与动机。人文导向是指集体认为应该鼓励与奖励个人公平、利他、慷慨、体贴和善待他人的程度。一个国家的人文导向与社会创业活动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人文导向是人们相互支持的社会氛围的具体表现[20]。在人文导向较强的文化中，社会创业活动具有良好的规范制度基础，有利于社会企业合法性获取。
此外，Stephan等[9]对人文导向的高阶构念——社会支持性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可以和其它要素共同对社会创业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高人文导向塑造的亲社会价值观能够鼓励人们进行社会创业活动；
另一方面，高人文导向意味着较多的弱关系资本，这对社会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实现机会开发至关重要。
本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研究。QCA综合案例导向和变量导向两种研究方法的优点，通过布尔代数和几何分析方法，探索某一现象前因条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21]。近年来，QCA方法逐渐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复杂因果关系分析工具。该方法摒弃传统以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为出发点的统计手段，关注多种可以促使研究结果发生的前因条件组态。QCA具有不需要对跨层次变量作特殊处理的优势，社会创业是涉及多层面、多要素的复杂现象，采用QCA方法能够全面分析多层面条件组态。此外，本文涉及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采用fsQCA可以揭示前因变量变化的影响。
2.1 研究样本
全球创业观察(GEM)是世界上最全面和最具合作性的创业研究项目，汇集全球多个国家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能够勾勒全球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面貌，并提供丰富的数据，是学术研究人员和政策决策者的重要参考工具。2009年和2015年，该项目下的社会创业专项报告对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活动资金来源、社会企业规模等进行了详细统计。本研究中的人文导向文化维度相关数据来源于“全球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效率”(GlOBE)项目。GlOBE项目对全球62个国家或地区文化差异进行数据搜集和分析，其构建的文化系统被广泛应用于组织与战略管理、创业管理等研究领域。
本文根据如下标准进行案例筛选：第一，在GEM两次社会创业专项中均出现的案例。这能确保案例经济体的项目执行机构具备较为丰富的社会创业活动调查经验及社会创业环境评价经验，从而确保研究效度。第二，在GEM成人调查(APS)子项目、专家调查(NES)子项目以及GLOBE项目中均出现的案例。根据以上筛选标准，最终得到22个案例，具体案例信息如表1所示。
2.2 变量界定与数据收集
(1)机会感知(PO)。居住地区能看到创业机会的人口占成年人口(18～64岁)的百分比，该变量数据来源于2014年与2015年GEM成年调查项目。
(2)失败恐惧感(FOF)。能够感知到较好的创业机会，但是由于失败恐惧感而不会创业的人口占成年人口(18～64岁)的百分比，该变量数据来源于2014年与2015年GEM成年调查项目。
(3)拉动型制度环境(PULL)。该变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GEM专家调查项目。
(4)推动型制度环境(PUSH)。该变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GEM专家调查项目。
(5)人文导向(HO)。该变量数据来源于GLOBE调查项目。
(6)社会创业活跃度(SEA)。采用GEM中社会创业活动的宽口径定义测量社会创业活动活跃度，该变量数据来源于2015年GEM成年调查项目。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与相关性如表2所示。
表1 案例基本信息Tab.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cases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 variables
2.3 变量校准
校准是指将案例赋予新集合隶属分数的步骤[22]。这一过程需要结合实际案例和理论知识重新设定3个锚点，即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最大模糊点。根据各变量数据类型，并参考Fiss[23]、程建青等(2019)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结果变量社会创业活跃度，以及条件变量机会感知能力、失败恐惧感、拉动型制度环境、推动型制度环境、人文导向的3个锚点分别设置为上、下四分位数以及上、下四分位数的均值，各变量具体校准点如表3所示。
表3 各变量校准Tab.3 Variable calibration
3.1 必要条件分析
本研究使用fsQCA3.0进行数据分析。在组态分析前，需要先对单一条件变量及其非集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如果研究结果出现时，某一变量总存在，则该变量被称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22]。fsQCA中，使用一致性判定结果变量是否为条件变量的子集。如果该指标的值达到0.9，则说明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表4结果显示，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拉动型制度环境、推动型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非集)均不是高社会创业活跃度(HSEA)出现与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NHSEA)产生的必要条件。
表4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Tab.4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3.2 组态分析
对不同条件组成的多个组态进行分析，检验其是否构成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fsQCA有3种不同的解：复杂解、中间解、简单解。其中，复杂解未考虑逻辑余项；
简单解考虑逻辑余项，但未考虑逻辑余项的合理性；
中间解只将符合理论与现实的逻辑余项纳入分析。通常情况下，中间解优于其余两种解。本研究根据一般做法，同时观察中间解和简单解，并确定核心条件与辅助条件。核心条件为在中间解和简单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辅助条件为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根据一般组态标注方式进行结果呈现，●表示该条件存在，⊗表示该条件缺席，空白则表示该条件存在与否均可，符号大小表示该条件是核心条件(大)还是辅助条件(小)。将一致性临界值设置为0.75，参考程建青等(2019)的研究成果，将PRI一致性的临界值设置为0.70，将案例阈值设置为1。
3.2.1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组态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中，每个组态的一致性均高于临界值，且模型总体一致性为0.921，高于临界值，模型总体覆盖率为0.587，说明所有组态均可解释社会创业高活跃度的58.7%。基于所得条件组态，可以进一步分析5个条件因素在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中的组合关系。
表5 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Tab.5 Configurations for the high level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第一种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为高人文导向下环境—能力型。该类组态核心条件为PO*PUSH*HO，即在高人文导向文化中，高推动型制度环境与高机会感知能力互动。根据辅助条件情况，该类组态包含两个子组态。
子组态H1a：PO*pull*PUSH*HO，即高人文导向文化下，当推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较好且人们普遍具有机会感知能力时，即使拉动型制度环境较差，也会产生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高人文导向文化下，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社会团体等，对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求较高，这种社会规范能够促使企业潜在创业者解决社会问题，以追求更高的正当性。但发达的第三部门导致商业手段通常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在这种复杂制度环境下，需要潜在创业者具备更高的机会感知能力，进而识别各部门未关注或未解决的问题，以此为契机创造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在上述条件组合下，无论人们是否具有失败恐惧感都会产生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有芬兰与瑞士。
子组态H1b：PO*fof*PUSH*HO，即在高人文导向价值观下，当推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较好，人们普遍具有机会感知能力且没有失败恐惧感时，社会创业活动较为频繁。该组态的核心特征与子组态H1a相同，强调社会创业环境与能力互动。不同的是，辅助条件由拉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缺失替换为失败恐惧感缺失。上述条件组合下，人们具备实施社会创业活动的心理认知特征，即高机会感知水平与低创业失败恐惧感。同时，较好的推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文化能够为社会创业活动提供保障。该组态的典型案例有美国与瑞士。
第二种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为低人文导向下环境拉动型，即组态H2：fof *PULL*ho。该类型组态突出环境的拉动作用：当人文导向较弱，但拉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较好，且人们没有创业失败恐惧感时，能够促进社会创业活动开展。与第一类组态不同，该组态出现在人文导向价值观得分较低的社会中。人们对经济利益过分追求，导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足，从而为运用商业逻辑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市场手段能够很好地弥补政府政策和慈善手段的不足之处。上述条件下，只要人们没有创业失败恐惧感，便会产生较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这种条件组合下，更能体现出拉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该组态下的案例既包括英国、斯洛文尼亚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据2015年GEM数据显示，我国社会创业活动指数为6.56%，高于被调研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第三种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为环境推拉型，即组态H3：PO*fof*PULL*PUSH。无论人文导向文化如何，只要拉动型制度环境和推动型制度环境较好且人们具有较高的机会感知能力，就会产生较多的社会创业活动。该种组态能够体现社会创业制度环境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良好的拉动型制度环境意味着较多的社会创业机会，能够激发较多的商业行为；
另一方面，政府、消费者、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可以敦促潜在社会创业者、企业实施亲社会行为。在外部环境拉动与推动下，加上高机会感知水平与低失败恐惧感的认知特征，无论人文导向的文化特征存在与否，社会创业氛围均十分活跃。该种组态的典型案例包括美国、芬兰与瑞士。
对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进行比较发现，一致性最高的组态为H1a，但覆盖率及唯一覆盖率最高的组态为H2，表明多数经济体通过H2组态实现高社会创业活动指数，说明在现实发展中，制度环境的拉动力大于制度环境的推动力。横向来看，高机会感知、低失败恐惧感及较好的推动型社会创业制度环境在3个(共有4个)组态中出现，说明这3个条件是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重要因素。比较组态间关系可以发现，各条件间存在互补与替代关系。根据组态H1a、H1b与H3的情况，前因条件机会感知与推动型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个因素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与其它条件共同推动社会创业活动开展。仅具有良好的社会创业环境但潜在创业者不具备良好的机会感知能力或者相反，均无法产生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观察组态H1b和H3可以看到，拉动型制度环境与人文导向文化存在互为替代关系，即在政府、消费者、媒体为促进社会创业活动营造良好的客观条件，并且人们普遍具有较强的机会感知能力及低失败恐惧感的情况下，只要拉动型制度环境较好或是存在高人文导向文化，就可以激发社会创业活动。
3.2.2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每个组态均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与覆盖率，模型总体一致性为0.903，总体覆盖率为0.648，均大于临界值。
表6 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Tab.6 Configurations for the non-high lev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第一种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产生的核心条件为pull*ho，即人文导向文化与拉动型制度环境同时缺失，根据辅助条件情况，该类组态包含两个子组态。
子组态NH1a：PO*fof*pull*ho，即当人文导向价值观与拉动型制度环境均缺失，并且人们具有较高的机会感知水平而无失败恐惧感时，社会创业活动不活跃。该种组态反映的是外部环境不利于社会创业，但人们具备创业活动的个体特征。这种情况进一步体现出商业创业活动与社会创业活动的竞争关系，即人们热衷于参与一般商业创业，而不关心社会创业活动。该种组态的典型案例有厄瓜多尔和荷兰。以厄瓜多尔为例，该经济体创业活动非常活跃，2015年创业活动指数(TEA)为33.6%，在参与调研的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其社会创业活动并不活跃。
子组态NH1b：po*FOF*pull*push*ho，即除失败恐惧感外，其它前因条件缺失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该条件组合既缺少促进社会创业活动开展的文化价值观，也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更缺少创业活动的个体特征。上述个体层面、文化层面以及制度环境均不利的情况无法孕育出社会创业活动。高失败恐惧感不仅会抑制社会创业活动，而且会抑制一般商业创业活动，该种组态的典型案例为希腊。据2015年GEM可知，希腊社会创业活动指数仅为1.59%，同时其早期创业活动指数较低，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体中排名靠后。
第二种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产生的核心条件为po*fof*HO，即高人文导向、低失败恐惧感及低机会感知导致社会创业活动不活跃。根据辅助条件情况，该类组态包含两个子组态。
子组态NH2a：po*fof*pull*HO，即高人文导向文化中，机会感知、拉动型制度环境以及创业失败恐惧感均缺失。该组态突出社会创业活动的创业属性，即使在高人文导向文化中，机会感知能力和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也会导致人们难以有效识别或创造社会创业机会，从而无法产生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该组态的典型案例为伊朗和摩洛哥。
子组态NH2b：po*fof*PUSH*HO，表明在高人文导向文化中，由于缺乏机会感知能力，即使具备较低水平的创业失败恐惧感以及良好的推动型制度环境，社会创业活动仍然低迷。该组态与NH2a的不同在于辅助条件由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pull)替换为推动型制度环境存在(PUSH)，表明在核心条件po*fof*HO下，外部环境的推动作用并不会产生较好的效果。仅存在外部压力而缺少机会感知能力，仍然难以将社会问题与社会基本需求转化为社会创业机会。进一步说明，制度环境本身能够为社会创业机会创造客观条件，但这种机会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可见性，需要潜在创业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该组态的典型案例为马来西亚。
模型中，组态NH2a的覆盖率最高，说明较多案例通过该组态条件组合产生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比较组态间关系可以发现，在失败恐惧感与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的前提下，机会感知存在但人文导向缺失的条件组合(NH1a)与机会感知缺失但人文导向存在的条件组合(NH2a)互为替补关系，均会导致较低的社会创业活跃度。
比较高与非高所有组态可以发现，结果变量影响路径具有非对称性，即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与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说明不能从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推算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组态。此外，从单个条件看，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推动型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文化具有非对称性，上述变量存在或缺失与其它条件组合可以产生高或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
4.1 结论
首先，各前因条件均无法单独成为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的必要条件，需要5个条件联动匹配实现。其次，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有3条：第一条路径为高人文导向下环境—能力型，在高人文导向文化中，以高推动型制度环境与高机会感知能力作为核心条件，以低拉动型制度环境或低失败恐惧感作为辅助条件，共同促进社会创业活动；
第二条路径为低人文导向下环境拉动型，在低人文导向文化中，高拉动型制度环境及低失败恐惧感联动匹配；
第三条路径为环境推拉型，即高拉动型与高推动型制度环境、高机会感知水平及低失败恐惧感联动匹配。再次，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有两条：第一条为人文导向文化与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的前提下，高机会感知水平与低失败恐惧感的条件组合或低机会感知水平、高失败恐惧感与推动型制度环境缺失的条件组合；
第二条为高人文导向文化、低机会感知水平和低失败恐惧感的前提下，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的条件组合或推动型制度环境存在的条件组合。最后，社会创业活跃度影响路径具有非对称性。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与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因而不能简单地从某个要素推断社会创业活动。
4.2 理论贡献
(1)本文就多层面变量对社会创业活动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社会创业是复杂且涉及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高度融合的价值创造活动。因此，要避免从单一层面考虑社会创业活动的触发机制。本研究考虑个体特征、制度环境与文化特征等因素，通过使用fsQCA研究方法，基于现有二手数据分析不同经济体的社会创业现状及成因，进一步揭示不同要素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可为解释复杂社会创业现象提供参考。
(2)突出文化维度对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社会创业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以文化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价值创造行为。因此，文化特征对社会创业活动的作用不容忽视。以本文结论为例，人文导向价值观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线性关系，不能认为高人文导向文化一定可以带来社会创业活动，反之亦然。
(3)从制度环境层面看，高社会创业活跃度案例产生需要良好的拉动型制度环境或推动型制度环境，或两者兼而有之。进一步说明，制度环境是影响社会创业活动的关键要素。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需要与不同要素实现联动匹配。这有利于摒弃以往研究思路，进一步考虑不同情境下社会创业活动产生的条件。
4.3 实践启示
通过对22个不同经济体社会创业活动进行分析，能够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创业活跃度，进而提高社会创业活动质量提供启示。
(1)提升创业者或潜在创业者的机会感知能力。我国对乡村振兴、减贫脱贫、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持续关注，为社会创业活动及社会企业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在上述现实背景下，要进一步提升潜在创业者的机会感知能力，为社会创业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社会创业制度环境建设。对社会创业活动而言，现实发展环境呈现出拉动力大于推动力的情况。现实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多尚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但各利益相关群体对社会企业不够重视。政府、消费者、第三部门等对社会创业、社会企业的概念缺乏认知，相关政策、法规尚不完善。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提升社会企业合法性。同时，发挥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积极促进社会企业与商业企业、非营利部门合作，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创业活动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3)结合我国文化特征，促进社会创业活动顺利开展。我国具有社会企业发展的文化基础，因而如何将我国文化特征与发展实际相结合，探索有效的社会创业驱动机制及社会企业管理模式是我国社会创业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4.4 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尚未构建成熟、涵盖多层面因素的社会创业驱动模型，本研究基于理论知识构造的模型可能存在不完善之处，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其它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
其次，受限于生活背景等客观因素，缺乏对案例信息的全面掌握，未来可以通过全面调研获得更详细的信息，以提升结论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