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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兴帅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87）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是20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创始人之一。他用毕生精力实践和思考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革命实践的洗礼和理论探索的艰辛构成了他短暂却不凡的一生。
回顾国际共运史，20世纪初期是国际共运风起云涌的时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但这些革命却无一胜利。如此巨大的现实反差使得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开始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葛兰西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葛兰西理论反思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巨著《狱中札记》中，《狱中札记》涉及哲学、政治、历史等多个领域，是葛兰西思考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理论结晶。其中，实践哲学是其理论思考的哲学基础，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政党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乃至阵地战理论都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之上的，是围绕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奠基在实践哲学之上的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
纵观学界对于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学者将其归结为“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这是实践哲学的重要内涵，奠定了实践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本规定性。但笔者认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政治立场依然是指向这场还未胜利的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更需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的实践主体。因此，笔者试图从“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这一维度来切入，以探究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真谛。
葛兰西打破了传统的以体脑分工来对知识分子和普通人进行区分的标准，提出“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观点，并从整体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功能出发，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和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分子问题新解。
1.总体的社会关系：“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和“人人都是哲学家”
在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葛兰西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命题：“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葛兰西首先反思了划分知识分子的标准问题，他批判道：“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2]葛兰西在这里指明了一点，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从知识分子的直接社会功能，即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来将知识分子归类于主要从事智力工作的人。但是，任何一项劳动活动都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智力活动，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看，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没有非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的职能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职业范畴所规定的直接社会功能，而取决于标明其社会地位的总体的社会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是，葛兰西在哲学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哲学并不只是少许专业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而是一切人都在默默从事着的一种具体的社会活动。”[3]为此，葛兰西提出“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观点。葛兰西通过规定为每个人都固有的“自发哲学”的界限和特征，来证明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3]3。他认为这种哲学所包含的内容不论是语言、常识，还是宗教、民俗，其共同特点是包含着特定社会集团的世界观。因此，人人都是哲学家意味着人人都会思考周围世界（思维是任何正常人所固有的能力），人人都有世界观。职业哲学家和普通群众并没有“质”的差别，有的仅仅是“量”的差别，这里的“量”主要表现为世界观的系统性、严密性和融贯一致性的程度。所以说，尽管人人都是哲学家，但从“量”的差别来看，拥有世界观并不一定就是哲学家，还要不断批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使其更加融贯一致。
可见，“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观点呼应着“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命题。相应地，“拥有世界观并不一定就是哲学家”也就呼应着“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接着，葛兰西进一步展开了对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
2.特定的社会功能：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
从整体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功能出发，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
传统知识分子是代表过去的经济结构并表现该结构发展的“重要”社会集团的组成部分，他们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在社会历史的变动中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地位。作为过去生产方式及其文化的代表，传统知识分子往往坚守他们稳定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是保守的、消极的，他们通过对这些传统思想观念的宣传来展现自己的历史性和传承性。在葛兰西看来，教士阶层是最为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长期垄断着意识形态（哲学与科学）、学校、教育、道德、司法、社会慈善和救济等重要公共事业，他们属于同土地贵族相结合的知识分子范畴，且拥有相当的政治和法律特权。除此之外，行政管理阶层、科学家、理论家以及非教士的哲学家也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的历史连续性就是通过不同的“行会精神”而传承的。
从传统知识分子自我感知其自身特性来看，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具有可以脱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独立性、自治性，他们是超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纯粹的思想者，代表着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话语权。因此，即便曾经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早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或已消逝，他们仍然觉得自己属于当下这个时代，并且在思想的历史中经久不衰。事实上，没有脱离一切社会集团的纯粹思想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早已做出说明，他指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551。可见，在阶级社会，任何思想家都隶属于特定的阶级集团，统治阶级的思想家作为该阶级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以编造自身阶级的幻想为谋生之道。对此，葛兰西进一步指出：“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2]1因此，一切体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思想家都是特定社会阶级集团的思想家，表达着这个社会集团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和文化需要。
从唯物史观看，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还存在，是因为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的社会集团走向上层建筑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还离不开这些代表过去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毕竟在思想上还“统治”着停留在过去传统中的广大下层群众，因而他们是新的社会集团在意识形态上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代表新社会集团的新知识分子必定会吸收、同化传统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但他们同样可能会在同代表新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的斗争中与之融为一体。
可见，传统知识分子在其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式微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其“独立性”“自治性”更加彰显出其保守性和落后性。虽然他们具有比群众的常识世界观更加系统的哲学观，但那充其量是他们“个人的哲学”，正是这种“个人哲学”的“权威性”使其高高在上而与广大群众脱节。因此葛兰西指出，任何哲学只有同广大群众的生活真正结合在一起，变“个人哲学”为“群众哲学”，才能成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融贯一致性。
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是代表新社会生产方式的新社会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代表着新的文化，并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葛兰西指出，每个新阶段都会在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创造属于自己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现代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尤其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新兴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诞生。生产社会化、分工精细化和技术普遍化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掌握技术知识，从而打破传统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上的垄断，并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和管理生活中深化对世界的认识，形成较为统一的集体意志，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塑造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上看，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1]676，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并在生产劳动中发展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因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广大劳动群众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
此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最无私、最革命的集团，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因而与历史上任何阶级运动都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仅仅是剥夺剥夺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因此，无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政党）具有最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具有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优势和可能性。这在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之“有机”的理解中充分显示出来。葛兰西指出：“成为新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
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的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2]5。在这里，社会生活的“建设者”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讲有机知识分子与社会生产相联系，他们是与群众的生产密切联系的生产领域的专家；
“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是在政治和文化层面，讲有机知识分子组织和统一的社会伦理——政治功能，他们是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文化领域的专家。
可见，葛兰西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出发，把有机知识分子在生产领域、政治文化领域（尤其是后者）的组织和统一功能看作其“有机性”的本质特征。参与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将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广大群众的愿望提升为系统的世界观，并将其在政治生活中表达出来，才能掌握文化领导权。
当然，有机知识分子范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永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集团的先进性，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审时度势，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掌握时代精神。为此，有机知识分子必须始终与其所属的社会集团密切联系，并进行征服和同化传统知识分子的工作，促进传统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的转化，以扩大有机知识分子的队伍，并不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因此，社会集团统治地位的获取有赖于有机知识分子在伦理——政治领域发挥其组织和领导作用。对此，杰罗姆·卡拉贝尔指出：“知识分子为他的阶级提供的最高服务之一是建立同质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而将他们融合为一个‘历史集团’。”[5]
可见，培养有机知识分子，同化传统知识分子的过程，就是在全社会构建统一、完整的智识——道德集团的过程，这个智识——道德集团涵盖的阶层越广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统治就越牢固。因此，葛兰西指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就需要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获得群众的同意，形成一个符合历史发展合理意志的“历史集团”。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就是从“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辩证法”出发，来构建这样的“历史集团”。
葛兰西探讨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指向是无产阶级革命。葛兰西分析了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即缺乏真正的革命主体——具备自我意识的革命群众。广大群众自我意识的缺失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科学、彻底的革命理论的缺失。因而，葛兰西从批判分析常识世界观和哲学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论证了在世界观领域，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关系；
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论证了从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个旧哲学的最高峰，整个社会当中知识分子理论活动和群众现实生活的脱节，从而在社会关系中展现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割裂，进而肯定了建立在自发与自觉、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基础上的实践哲学，阐明了实践哲学的人民立场，提出用实践哲学来批判割裂知识分子和群众辩证关系的资产阶级内在论哲学，重新实现自发与自觉、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统一，从而塑造建立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上的智识——道德集团，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积蓄社会力量。
1.零散易变与系统融贯：群众的“自发哲学”和知识分子的“自觉哲学”
如前所述，葛兰西在“知识分子问题新解”中提出了“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命题，这一命题本质上并不是要模糊职业哲学家和普通群众的界限，而是力图通过“自觉哲学”和“自发哲学”的辩证关系来说明知识分子（哲学家）与普通大众在思想上的辩证关系，进而打破传统思辨哲学理论研究脱离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实践而囿于学究式思考的壁垒，将哲学的研究视角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
依据世界观的系统性、逻辑融贯一致性的程度，葛兰西将哲学分为“自发哲学”和“自觉哲学”。
葛兰西把一般易变零散的世界观称之为“自发哲学”，包括语言、常识、大众宗教以及立足于大众生活的可称之为“民俗”的大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葛兰西认为，语言作为既定观念和概念的总体包含着世界观的成分和文化的要素，依据一个人的语言就可以估量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民族语言比方言有更大的文化内涵。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个集合名词，语言也意味着文化和哲学（即使是常识层面的），作为文化的语言蕴含着人们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感觉方式。在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人们往往通过一定程度上理解彼此的表达方式而联合成为一系列彼此联系的阶层。在实践活动中，历史是由“集体的人”的活动推动的，而这一“集体的人”则是具备相同文化和世界观的集合，“文化—社会”的统一就是各种异质目的和分散、多样的意志在共同世界观或共同目的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在这种有机统一中，语言对集体地达成一种共同的文化“气候”具有重要作用。
常识则是社会上一般人所持的假设和信念，是人们在共同的社会中对日常生活的一般态度。常识的重要特点是零散易变和缺乏逻辑性，是一种无批判的世界观集合。常识的这些特点造成这样的状况：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常识的影响，但却不一定贯彻到底。但常识与哲学密切相关。一方面，常识是哲学的民俗学，它总是利用科学思想和哲学的生活化来历史地丰富和发展自身。受先前一切哲学思潮的影响，常识是一种复杂的、不系统的混合体，因而常识世界观的个性“既包含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的一切过去阶段的、地域层次的偏见，也同样包含对全世界统一的人类的未来哲学的直觉。”[2]232另一方面，任何一种哲学思潮也都包含有常识成分的积淀。葛兰西认为，“常识的健康的种子”就是潜在地发展成为统一完整的哲学体系的“理智的东西”。可见，不能把“科学”的哲学同零散的常识分割开来。尤其在人民大众心中，哲学观念往往以常识的形式存在，哲学对大众的影响是通过常识来实现的。
在常识的诸多要素中，宗教与常识最为密切，尽管宗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常识，但“宗教是断片化的常识的要素之一”[2]234。葛兰西是从一种世界观及其相对应的行为准则之间信仰统一的角度上来理解宗教的。他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色。但从一般意义上看，宗教和常识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能构成智识秩序，因为两者在个人意识中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的东西，就像任何一个宗教信徒也不敢说他自己在生活中完全按照他所信仰的教义来行动一样，更不消说在集体意识中的一致性了（除非诉诸于法西斯式的独裁主义）。
在葛兰西看来，日常生活中占据群众头脑的世界观就是常识、宗教、民俗等零散易变的、非批判的常识世界观。这种缺乏系统性和融贯一致性的自发哲学决定了拥有常识世界观的人的个性是复杂和混合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能同时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而失去自我意识，表现为或者成为被某种偏见所利用的顺从主义者，或者缺乏对革命实践的理论自觉。具体而言，有些群众的思想意识完全被与常识密切结合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控制，彻底失去自我意识而完全沦为顺民；
部分积极的革命群众虽然在进行革命活动，但他们对自己的实践活动缺乏明确的理论认识，这被葛兰西称为“一种矛盾的认识”，即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立。当他们作为自身集团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来行动的时候，他们展现的是自己集团的世界观。但这种体现自我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是初级的、胚芽状态的，因而是短暂的、不稳定的，仅仅是在革命高潮时刻的一种偶然和瞬间的灵光乍现，在“正常时间”内，他们依然遵循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那里“借用的世界观”。这种“借用的世界观”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和支配了的常识世界观。作为人们一般共有的假设和信念，它构成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态度。
同群众自发的常识世界观相对立，知识分子尤其是职业哲学家的世界观则是一种融贯一致的、批判的哲学世界观。作为一种智识秩序，哲学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代替。与常识、宗教等“自发哲学”相比，真正的哲学可称之为是一种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批判的“自觉哲学”。这种“融贯一致”不仅表现在个人意识中，更突出表现为它能够在整个社会集团中建立起统一的意识形态。这样的世界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组织和统一社会各阶层，从而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稳定的作用。资产阶级内在论哲学和实践哲学都是自觉哲学，所不同的是它们融贯一致性的程度和真实性。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介后的常识世界观因潜移默化为群众所接受而获得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融贯性。但是，这种稳定性是虚假的，这种融贯一致带有欺骗性。以广大群众现实生活为内容的实践哲学才是真正的人民立场，才是真正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因此，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哲学的虚假性，葛兰西对实践哲学之前的近代哲学史展开考察，揭示了以资产阶级内在论哲学为代表的旧哲学作为阶级统治思想工具的真正本性以及割裂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的内在实质。
2.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内在论哲学虚假的融贯一致：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关系的割裂
葛兰西指出：要想成为具有融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的哲学家，把握世界观的历史性，就“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6]。为此，葛兰西考察了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到实践哲学诞生之前的哲学史。他指出，实践哲学诞生以前的一切哲学思潮都没有做到真正的融贯一致，都脱离群众的现实实践，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把社会各被压迫阶层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统一起来的任务。与之相反，过去的旧哲学总是囿于理论范围的窠臼，为知识分子精英所掌握而同广大群众遥相对立。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再到德国古典哲学，知识分子虽然进行了思想启蒙，但与群众之间的裂痕一直存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文艺复兴运动是缺乏广泛社会基础的、典型的贵族和精英集团的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精英高扬人文主义大旗以打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但这场运动并没有深入民间而成为民间集团的信念和信仰。
其次，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卡尔文主义虽然深入民间并引发了广泛的民族——大众运动，但总的来说，宗教改革运动仅仅是一场相对纯粹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因囊括了广大下层劳动群众而获得了更加全面和坚实的世俗基础，它以民族和爱国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起广大群众，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完全世俗的意识形态取代宗教而扎根在群众头脑中，它深深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但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改革并没有使高级文化得以繁荣，尤其是在天主教大本营的意大利。
最后，法国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是知识分子阶层在理论范围内反封建的产物。葛兰西把启蒙运动看作是法国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改革，理性启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下层民众的思想解放，但运动的主体仍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德国古典哲学则是法国革命的理论反映，虽然它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仍然是一种远离群众现实生活的理论抽象，其抽象性比启蒙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是“绝对精神”哲学，还是“自我意识”哲学，都是在理智范围展开，都是蔑视群众、同“走向人民”的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在意大利，德国古典哲学集中表现为克罗齐的哲学，葛兰西指明了其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2]238。这是对知识分子和群众关系割裂的最直接表达。
实践哲学认为，融贯一致性说的不只是理论体系自身，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和各阶层群众现实活动的贯通性，这是一个立体开放、广泛多层的体系。理论的力量在于指导实践，群众的实践是衡量理论力量的重要标尺。因此，一般内在论哲学因脱离群众现实生活而缺乏真正的融贯一致性，它就不能在思想上真正组织和统一起各社会集团，它们对各社会集团的凝聚和统一是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蛊惑、麻痹和欺骗，这种统一至多是一种抽象的、空洞的、暂时的统一，整个社会在现实中仍然是一种分裂的状态——占据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格格不入。为此，葛兰西指出，需要用实践哲学来批判资产阶级内在论哲学，把知识分子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的现实生活统一起来，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统一起来，构建真正融贯一致的社会集团。
3.实践哲学的人民立场：知识分子理论活动和群众现实生活的有机统一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他指出：“实践哲学是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在这里，葛兰西指明了实践哲学关注现实政治的视角，实践哲学建立在对所有过去文化（尤其是代表资产阶级现代文化最高形态的唯心主义哲学及其一系列社会思潮）的批判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扎根于现代生活之中的历史主义哲学。作为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践哲学和人民的联系是动态的，它致力于批判和扬弃代表常识世界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促进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它本身也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可见，实践哲学是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有机统一。
具体而言，这种统一集中表现为实践哲学的人民立场。实践哲学的任务就是教育广大群众，将群众带离常识哲学以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的生活概念。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葛兰西指明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接触的必要性。他指出：“无论如何，只有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2]239在这里，葛兰西进一步阐明了有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关系，即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必须深入群众的生活实践，并把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有效问题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成为具有统一和组织功能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和群众有机统一起来，构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出发，葛兰西指明了实践哲学基础上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终目的在于建造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使广大群众获得进步成为可能的智识——道德集团。
从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现实出发，葛兰西发现，对于实践哲学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有机统一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表现为一种片面强调实践决定作用而轻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理论作用的自发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葛兰西称之为机械论的残余。从历史和政治的维度看，葛兰西强调：“人民群众如果不在最广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能‘区别’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独立；
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换句话说，没有由于存在着一个‘专门’从概念上和哲学上研究思想的集团，而从理论——实践的关系中具体地分出来的理论方面，也就不可能成为有组织的群体。”[2]244可见，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把广大群众联合起来，就必须重视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通过有机知识分子来启蒙和培育人民群众批判的自我意识，这一自我意识的形成意味着将普通群众培育为知识分子，这正是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知识分子和群众辩证法的实质。群众到知识分子的不断转化意味着知识分子阶层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以及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跃进，这就有利于造就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个人或者社会集团。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因此，葛兰西从实践哲学层面论证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推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的现实化。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主体，葛兰西找到了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现实的先进主体。
在葛兰西知识分子与群众的辩证法中，政党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有机知识分子，是领导和组织群众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现实主体。为此，葛兰西开辟了一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培育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并同时吸收传统知识分子，以构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智识——道德集团，从而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正是知识分子和群众辩证法的现实化道路。葛兰西从意大利现实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出发，论证了这条现实化道路是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展现了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理论旨归。
1.政党及其作用：具有组织和统一功能的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政党是一个有机体，它包含着普遍和完整的集体意志，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政党在构成上包含三种要素：一是带有纪律性和忠诚性的群众要素；
二是具备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以及创新力的凝聚性要素，即政党集团领导者；
三是具有智识和道德上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将前两个要素连接起来的中间要素，即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以制定与之相符的伦理和政治为己任，并将其当作自身历史活动的准则，进而争取人民群众对具有新世界观的政党集团的同意。可见，政党也是其所属社会集团的有机知识分子，并发挥有机知识分子的社会组织和统一功能。此外，政党，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从广大群众中间发展个人成员的过程中，总是依据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标准，群众的世界观越是彻底（如实践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因此，葛兰西指出：“政党是完整的、全面的知识分子的新的培育人，可以被理解为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其中得以发生的坩埚。”[2]245
葛兰西认为，群众不能自发产生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和教育。不同于群众的常识世界观，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种系统的、一致的、稳定的世界观，并且在活动中表现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志。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必须由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精英的组织和领导来中介。为此，葛兰西严厉批判了乔治·索列尔脱离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政党领导而单纯依靠热情和意志行动的工团主义思想。可见，葛兰西既重视群众的力量，也极端重视政党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不仅表现为政治领导，更表现为智识和道德领导，表现为党的智识作用和群众的日常斗争之间的结合，即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自我行动的辩证关系。因此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存在的世界观基础，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需要在理论上不断清除一切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全党坚定实践哲学信仰，还要用实践哲学来指导和联合广大群众，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实践哲学只有走出知识分子的范围，渗透到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才能发挥其“改变世界”的作用。
因而葛兰西指出，哲学的要素必须在各种层次上表现出来：作为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哲学文化）以及作为广大群众的“宗教”。这在政党、有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关系中体现为：“群众提供必要的感受、感情和行动的激情。这些东西又由知识分子改造成为理解力和认识，并通过政党的指导成为实践的活动”[7]。可见，葛兰西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在政党的中介作用下表现为自觉性和自发性、领导与被领导的辩证统一。
2.夺取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和群众辩证法的现实化道路
从革命实践意义上讲，政党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中介作用最终指向的是文化领导权的夺取。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葛兰西总结到，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需要分两步走，首先是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夺取文化领导权，其次是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争得政治领导权。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逐渐出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范围扩展——从经济生产领域到政治、文化领域，并渗透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即市民社会。这里的市民社会不同于马克思和黑格尔理解的经济基础的范畴，葛兰西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组织的总和，是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的上层建筑领域，这一领域正是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领域。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恰恰就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所行使的是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2]7这种职能主要是宣传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以使广大群众“同意”，并对那些态度不明的集团加以强制。
可见，市民社会领域是保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坚固的“甲胄”。所以说，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就必须首先从市民社会领域夺取文化领导权。正如杰罗姆·卡拉贝尔指出的：“在西方，葛兰西的党不是为了在危机情况下突然夺取国家权力（这种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是更多地为了对保护资产阶级国家的市民社会进行无情攻击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文化：‘现代君主’（共产党）必须是‘智识——道德改革’的机关，必须组织和表达‘形成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5]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能在于通过智识——道德改革来促进革命群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即用实践哲学去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同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而战胜精致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立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集体意志”。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就是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辩证法的实质和应用，也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理论旨归。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旨在追求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的胜利是以文化领导权的夺取为标志的，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文化革命是夺取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的政治革命的前阶。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现实化过程。这一辩证法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有机知识分子与广大革命群众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自觉与自发、领导与被领导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告诉我们：只有将知识分子的先进理论（实践哲学）和群众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变高高在上的个人哲学家为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变自发盲动的群众为理论自觉的群众，变工团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普遍统一的智识——道德集团才能建立起来，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走向胜利。可见，从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辩证法出发，我们可以窥探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理论真谛。
当然，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一个庞大而深厚的理论体系，是他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对其评价莫衷一是，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葛兰西实践哲学关于知识分子和群众辩证法的观点对当下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凝聚共识大有裨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8]讲话指明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为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容忽视，必须在全党、全体人民中间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来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形象。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意义深远。在这一过程的推进中，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尤其是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他们的组织和教育作用至关重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富有原创性、时代性，把握系统性、专业性”[9]，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立足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着眼人民群众实际需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10]，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灌输给广大党员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党、全社会范围内凝聚共识，这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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