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zhangdahai.com--其他范文】
宋全成，张 露，b
（山东大学 a.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b.移民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数据表明，到2020年11月，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6亿，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对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青年流动人口长期以来作为劳动年龄的主力军，对增加人口红利效应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进程加剧，具有年龄优势且人力资本较高的青年流动人口已经成为城市间争相抢夺的重要人力资源。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发展事业，并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①《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4月13日印发并实施。依据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结合我国青年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而成。中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了重点关注，明确指出要着力促进青年更好社会融入，积极促进城市务工青年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当地习俗、更好地融入所在社区，同时提出要加强进城务工青年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关爱和权益维护工作。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事关国家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实施的重要问题。因为青年流动人口能否适应本地生活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继续在流入地居留、创业与生活。流动人口融入本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身份认同，即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外来群体,而是作为当地城市的社会成员，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关心当地的发展变化，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在心理上实现其由外地人到当地人的根本性转变。研究当前我国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不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把握我国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实施状况，进而完善市民化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普遍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在众多关于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的界定中，身份认同是一个被频繁提到的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的重要维度。例如在杨菊华构建的成年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四维度”（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理论框架[1]，以及周皓构建的社会融合“五维度”（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指标体系中[2]，身份认同都作为层层递进的指标体系中的最高维度出现，成为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融入流入地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研究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对于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目前学界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身份认同的概念及测度研究
身份构建理论将身份认同作为不断变化的进程[3]。Schwartz等学者将身份认同与人格同一性、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相联结[4]。国内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解和研究，对身份认同给出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和测度指标。例如，杨菊华将身份认同界定为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1]。周皓则认为身份认同是在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迁移者逐步对自己的身份取得新的认同,且在双向的交往过程中取得原居住地居民的认同,最终形成相互认可与接纳的状态,即能够彼此接受和尊重,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找到共同归属感[2]。综合上述说法，可以将身份认同的概念核心归纳为互动与接纳、归属感、自我认知等。
在研究过程中，不少学者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指标构建，最基本的是二分法，将身份认同区别为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例如李虹等认为流动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由两个因素构成——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5]。此外，刘红升等在研究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时，将身份认同划分为制度性身份认同和地域性身份认同[6]。其他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指标，例如唐杰等从 “想不想”“能不能”和 “有没有”三个方面去考虑，构建了认同意愿、认同预期以及认同结果的多维指标来评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7]；
杨菊华等从四个维度考察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即“融入于地”（归属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和“本地人身份认同”[8]。
（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最基本的有个人特征、政策制度、社会资本和城市体验等因素。李荣彬、张丽艳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我国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有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了身份认同，但他们在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中内心认同要明显低于认同愿望[9]。崔岩通过对外来人口是否认同其属于本地居民身份，藉以研究外来人口在居住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10]。唐杰、聂炜烨等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问卷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只有不到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身份认同,且认同预期得分远低于认同意愿得分;政策制度、社会资本、城市体验等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的重要因素[7]。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其他方面的因素。李荣彬、袁城强调了身份认同产生的根本原因——资源的稀缺性，将身份认同置于“资源稀缺—自由竞争—社会变迁”的宏观视角下进行研究[11]。杨菊华、张娇娇等则从区域差异的视角研究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从区域分割视角来看,除“入籍意愿”较高外,东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不容乐观。同时，受流动跨越行政距离的影响，省内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内部优势”,其身份认同状况优于跨省而来的流动人口[12]。随着家庭化流动的快速增加，有学者注意到家庭因素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史毅通过研究发现，家庭团聚制约着流动人口的本地化进程[13]。
（三）特定群体的身份认同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特别关注农民工和流动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1）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导致了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14]，加之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15]。（2）流动儿童同样也面临着身份认同危机，城市人身份认同度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均比较低，存在身份认同模糊问题，老家生活时长、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和家庭有无房产、社会距离等是影响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6]。流动儿童在面对弱势群体成员的身份时，可能会通过转换比较方向与比较维度、扩大城乡间的差距等策略,来追求高自尊并获得正面的认同[16]。
通过梳理研究文献发现，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并在身份认同的测度、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及特定群体如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等领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青年流动群体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即使偶有研究，多是基于某一省市的数据，缺少基于全国代表性、权威性最新数据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选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构建包含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在内的多维分析模型,深入分析影响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青年流动人口实现更好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7）。该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为调查对象，以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6 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 方法进行抽样。本文采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对于青年的年龄界定，为15~35岁，同时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我国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因而本文选取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16~35岁的青年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使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对数据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73712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样本38966个，女性样本34746个。
（二）变量测定
1.因变量：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对于自身归属感的一种自我认知。本文将身份认同具体界定为“地域性身份认同”，即流动人口对于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主观判定。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将外来人口是否认同自己属于“本地人”这一社会身份作为衡量其在居住地社会融入的重要标志[17]。本文继续沿用这一指标，采用问卷中“您是否同意‘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这个问题，将研究对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其身份认同的结果。根据研究需要，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进一步划分为二分变量，即同意（包含“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和不同意（包含“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
2.自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5个因素、15个变量在内的测量框架：（1）个体因素：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
（2）制度因素：户口性质、居住证/暂住证、个人社会保障卡；
（3）社会经济因素：收入、住房性质、就业单位性质；
（4）流迁因素：流动范围、流入时长，流入地区；
（5）社会交往因素：社会关系、风俗习惯。
在个体因素中，将婚姻状况划分为二分变量：1=无配偶（未婚、离婚、丧偶、同居），2=有配偶（初婚、再婚）；
在制度因素中，将户口性质划分为二分变量：1=农业户口，2=非农业户口（包含“农转居”“非农转居”“居民”“其他”）；
将是否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和个人社会保障卡划分为二分变量：1= 是，2=否（包含“不清楚”“不适合”“没办，没听说过”“没办，但听说过”）；
在社会经济因素中，将住房性质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1=自购自建房（“自购商品房”“自购保障性住房”“自购小产权住房”“自建房”）， 2=租借房（“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政府提供公租房”“借住房”），3=单位住房（“单位/雇主房”“就业场所”和“其他非正规居所”）；
在流迁因素中，因原有选项中“跨境”这一分类没有样本选择，所以将其删去；
将流入地区按照我国经济区域划分为1=东部地区，2=中部地区，3=西部地区，4=东北地区；
在社会交往因素中，将对“您是否同意‘按照老家的风俗习惯办事对我比较重要’”这一问题的回答划分为二分变量：1=不同意（包含“完全不同意”和“不同意”），2=同意（包含“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
具体的变量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统计
（一）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以青年流动人口对“我觉得我已经是本地人了”这个说法的认同度来衡量他们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程度。在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中，有71.72%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是本地人了，总体而言，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状况较高。进一步分析对“您是否同意‘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并成为他们一员’这个说法”这个问题的回答，并将答案进一步划分为二分变量：不同意和同意，用其代表青年流动人口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意愿。统计可知，有92.99%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表示愿意成为本地人中的一员，远高于目前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比率。由此可见，对于青年流动人口而言，本地人身份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如何帮助青年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使其实现更好的心理融入，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二）身份认同状况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几乎无关
将青年流动人口划分为四个年龄段，分别为16～20岁、21～25岁、26～30岁、31～35岁，各个年龄段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分别为62.15%、67.92%、72.11%、75.01%，由此可见，不同年龄段的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存在不同，年龄越大，身份认同度越高。这大概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能力也有所增加。而且，青年流动人口的年龄越大，流入本地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性别对于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青年流动人口中男性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比例为71.82%，女性为71.60%，男性略高于女性，但两者差距仅为0.22%，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对于自己是本地人的身份认同，男女两性几乎无差别。这也充分表明，我国在男女平等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
（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度最高，初中及以下学历的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度较低
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身份认同度。在青年流动人口群体中，学历为“初中”的群体身份认同度最低，为68.13%，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和“高中”的分别为69.94%和72.52%，而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群体身份认同度最高，为76.48%。由此可见，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与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存在着明显相关，这可能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高文化素质的青年流动人口，尤其是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在就业和资源分配中有更大的话语权和选择自由度，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不同学历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思想认知差异有关，学历越高，思想开放度越高，越能对“流动”本身产生正确的认知，进而影响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
（四）身份认同与婚姻状况存在相关关系，有配偶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更好
在就业青年流动群体中，“无配偶”的青年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本地人身份的只有68.29%，而“有配偶”的青年流动人口中认同自己本地人身份的有73.28%，由此可见，配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这是因为婚姻与家庭紧密相连，在传统社会中，“家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现代社会中，虽然这种思想有所削弱，但家庭对于个人而言依然是重要的存在，是人们精神和情感的皈依。加之，近年来家庭化流动发展迅速，不少流动人口选择和配偶一起流动。青年流动人口在本地生活中，如果加入婚姻的维系，更容易产生对本地的归属感。
（五）户籍差异对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也有影响，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率明显低于非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
在此次青年流动人口样本中，农业户口的样本量占绝大多数，约是非农业户口的3.5倍。通过统计分析得知，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率为69.76%，非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率为78.51%，这说明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受到城乡户籍差异的显著影响。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乡向城流动，城向城流动的流动人口较少。农村户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青年流动人口与当地人交往时的自信感，加深他们与本地人之间的社会隔阂，因而与非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的身份认同状况会相对较差。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身份认同状况”为二分变量,自变量既包含二分变量又包含连续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将个体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1），以此为基础分别纳入制度因素 （模型2）、社会经济因素（模型3）、流迁因素（模型4）和社会交往因素（模型5），最后将各类因素全部纳入模型6进行综合考察，如表2所示：
表2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表2（续）
模型1显示，在个体因素中，除性别外，年龄、学历以及婚姻状况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均有显著影响。在年龄方面，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年龄每增长1岁，他们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就会增加3.4个百分点，这表明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度与他们的年龄成正比。在学历方面，学历为“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本地人身份的比率分别是“小学及以下”人群的1.23倍和1.47倍。这表明，高学历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更容易实现心理融入，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在婚姻方面，有配偶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比无配偶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提升了9.7个百分点，这表明婚姻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模型2显示，在制度因素中，除“是否办理个人社会保障卡”外，户口性质和“是否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度有显著影响。就户口性质而言，非农业户口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概率是农业户口青年的1.38倍，显然非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更好。此外，没有办理居住证/暂住证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概率高于已经办理的人口。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的居住证/暂住证制度还未有效发挥出促进青年流动人口从心理上融入当地社会的正向作用。
模型3显示，在社会经济因素中，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收入、住房性质和就业单位性质均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收入的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人身份认同概率就会显著提高17.3个百分点。在住房性质方面，居住在租、借房、单位住房及其他居住场所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与拥有自购自建房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相比，其对自身本地人的身份认同概率仅为后者的0.33倍和0.22倍。这表明，拥有自购自建房对于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从就业单位性质来看，在国有、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社团、民办组织等其他单位工作的青年流动人口，与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流动人口相比，他们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8.9个百分点、35.4个百分点、25.2个百分点、58.2个百分点、23.7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最高，在外资企业中工作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最低。这大概与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的工作稳定性以及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存在差异有关。
模型4显示，在流迁因素中，流动范围、流动时长和流入地区均会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就流动范围而言，省内跨市流动和市内跨县流动的青年认同自身本地人身份的概率明显高于跨省流动的青年，分别为后者的1.55倍和3.11倍。这表明，流动范围的跨度越小，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状况越好。因为对于青年流动人口而言，流动范围跨度越大，本地与老家的各方面风土人情差别就越大，陌生感也随之增加，融入难度也会增大。从流入时长来看，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流入本地的年限每增加一年，其认同自身本地人身份的概率就会上升5.7个百分点。在流入地区方面，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率分别是东部地区流入青年的1.62倍、2.11倍、4.11倍，这表明东北地区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认同自身本地人身份的比率最高，东部地区的最低。这是因为东部地区是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带，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与之相伴的是巨大的生存和生活压力，购房和落户难度大，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难度。
模型5显示，社会交往因素中，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业余时间的主要来往对象的差异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在业余时间与其他本地人来往最多的青年流动人口能够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概率更高，是与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交往的1.35倍；
在业余时间与其他外地人来往最多的青年流动人口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概率最小，仅为与同乡（户口迁至本地）交往的0.39倍。这表明，与本地人交往能够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从而建立本地人身份认同。若是业余来往对象主要为户口不在本地的同乡或外地人，则会产生社群隔离和自我排斥，不利于实现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在模型6中，随着所有变量的全部纳入，不同变量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显著度发生了某些变化。性别、个人社会保障卡的办理情况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显著度有所提升，而学历、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不再那么显著，其他变量影响状况未发生明显变化。这表明，所有自变量的介入在一定意义上，对某些自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出现了交互效应，削弱了在特定条件下的自变量的影响显著程度。
（一）主要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其人口学特征，并且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包括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在内的多重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相对均衡，男性略多于女性，占52.86%。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8.31岁，初中学历居多，大专及以上学历仅占27.78%。大多数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已婚，且近八成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在被调查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中，仍有35.71%的人未办理居住证/暂住证，有近一半的人未办理社会保障卡。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平均月收入为4531.01元，拥有自购、自建房的人约占23.53%，多数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为租、借房。七成青年流动人口在个体和私营企业工作。东部地区为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其次是西部地区，半数为跨省流动。在业余时间上，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和其他本地人以及户口仍在老家的同乡来往比较多，但仍有18%的人表示很少与人来往。有半数以上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同意按照老家风俗习惯办事对自己比较重要。
第二，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这意味着近三成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在心理融入上存在问题。其中，具有以下特征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率较低：（1）年龄较小；
（2）学历较低；
（3）没有配偶；
（4）农业户口；
（5）在外资企业工作；
（6）跨省流动；
（7）流入东部地区；
（8）在业余时间主要和其他外地人来往。
第三，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以及社会交往因素均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情况如下：（1）在个体因素中，年龄、学历以及婚姻状况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影响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婚姻的建立，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产生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概率会显著提升。（2）在制度因素中，户口性质和“是否办理居住证/暂住证”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度有显著影响。非农业户口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状况好于农业户口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没有办理居住证/暂住证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概率高于已经办理的就业青年流动人口。（3）在社会经济因素中，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收入、住房性质和就业单位性质均对其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拥有自购自建房和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工作，对于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4）在流迁因素中，流动范围、流动时长和流入地区均会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流动范围的跨度越小、流动时长越长，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状况越好。流入东部地区的青年本地人身份认同状况较差。（5）在社会交往因素中，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业余时间的主要来往对象的差异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显著影响。与本地人交往有助于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建立起自身的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二）政策建议
为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身份认同，消除本地人—外地人的二元身份对立状态，实现更好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最终消除城乡户籍制度性隔离。由于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标注了青年流动人口的城乡身份，而且附着在城乡户口上的城乡二元分离与差异的社会福利，也将城乡青年流动人口区分开来。因此，城乡户籍制度既是阻碍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年人口流动的重要制度性障碍，也是乡城流动人口、尤其是青年流动人口实现当地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消极因素。基于此，政府需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乡户口一体化及附带的社会福利一体化的步伐，推进城乡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城乡户口的制度性壁垒，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的身份认同，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第二，鼓励家庭流动、尤其是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家庭流动。鉴于婚姻对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感发挥正向作用，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措施，鼓励青年流动人口的家庭流动，对有困难的青年流动人口家庭提供社会救助，这既有利于防止出现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问题，也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更有利于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关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政策目标。
第三，提高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其本地人的身份认同程度。研究发现，当前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均较低，且直接影响着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因此，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提升其劳动技能，能够显著改善青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结构，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提高其本地人的认同程度，促进其心理融入。
第四，将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青年就业流动人口能否获得住房保障对于促进其身份认同，推动其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和国家城镇化的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在加大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同时，加大对长期就业的青年流动人口的支持力度，为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提供稳定的住房保障，进而提升其本地人的身份认同和城市归属感。
第五，将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体系，消除就业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与社会排斥。社会排斥理论认为， 社会排斥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政策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脆弱群体包括流动人口、贫困群体所面对的困境并非他们自身不够努力、自暴自弃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社会政策有意无意地将之排斥于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而导致的[18]。就业的青年流动人口尽管生活或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城市社区，但由于社会制度（例如户籍制度）和社会政策（如城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原因，就业的青年流动人口依然被排斥在城市社区之外。因此，要消除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促进其身份认同，社区就要为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介绍本地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帮助就业青年流动人口尽快适应本地生活[19]。社区要积极搭建交流平台，为青年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增加交往机会，逐步打破社会交往壁垒，增进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感情，引导青年流动人口形成积极的本地人的身份认同。
猜你喜欢本地人流动人口身份本地人意林彩版(2022年2期)2022-05-03本地人意林(2020年24期)2020-12-29本地人，外地人时代邮刊·下半月(2019年3期)2019-09-10皱眉人金山(2017年11期)2017-12-06跟踪导练（三）（5）时代英语·高二(2017年4期)2017-08-11身份案（下）红领巾·成长(2016年10期)2017-05-10漫画关爱明天(2016年12期)2016-12-20数说流动人口民生周刊(2016年27期)2016-11-24数说流动人口民生周刊(2016年21期)2016-11-19他们的另一个身份，你知道吗公民与法治(2016年22期)2016-05-17本文来源：http://www.zhangdahai.com/shiyongfanwen/qitafanwen/2023/0911/65274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