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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特， 应 奇
(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现代传播媒介与交通技术的发展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维度，对主体的日常生活、交往方式、生存境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年来，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约翰·厄里(John Urry)、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段义孚等来自社会学、传播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开启了“流动性范式转向”，指出流动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早在1974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已经将空间与流动性纳入了研究范畴。他在著作《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turalForm)中指出，随着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与铁路、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主体的流动性与藏私性都在持续扩张，这种现象就是所谓“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sation)(1)“mobile”同时具有流动的、可移动的、手机等多重含义，故而本文在描述人与社会时，将其译为“流动的”，在描述数字媒介与技术时，则使用“移动”一词。“privatisation”的含义为私有化，其同根词“private”的含义为“私人的”。本文借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文版的译者、台湾学者冯建三的译法，将“mobile privatisation”译为“流动的藏私”。。“流动的藏私”体现了现代技术对主体生存境遇的改变，“流动”与“藏私”日益成为主体日常生活的基础内容。该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主体借助技术得以提高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流动性”，另一方面是指社会性公共生活与事务退缩到私人空间的领域内，主体通过技术得以构建起自己“藏私性”的私人空间。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重构了主体日常生活的文化空间景观，更延伸了“流动的藏私”所涉及的范围与程度。但事实上，“流动的藏私”下主体的生存境遇仍然依附于资本逻辑，受资本权力的控制。因此，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视角出发，思考如下问题：“流动”与“藏私”之间的矛盾张力是怎样的，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字空间中产生了何种新特征？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流动的藏私”是对主体生存境遇中自由与安全的扩大，还是数字资本权力的新型控制手段？“流动的藏私”的深化对主体的生存境遇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大量技术创新向公众开放，社会文化空间与主体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威廉斯1964年出版的小说《第二代》(SecondGeneration)中，主人公彼得·欧文在驱车返回牛津的旅程中，反思了汽车交通所导致的流动性的社会意义(2)Raymond Williams，Second Generation，London：Chatto & Windus，1978.。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威廉斯将“流动”与“藏私”两种看似矛盾却又紧密相连的趋势结合在一起，第一次描绘了“流动的藏私”现象。“流动的藏私”体现了主体在现代工业城市生活中的生存境遇，即“人在工业都会，往往需要四处流动；
但另一方面，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愈来愈可以在家庭中得到满足”(3)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39页。。威廉斯将其定义为一种既可以满足主体在公共空间流动，又可以满足主体以家庭等私有空间作为生活中心的现象。继而在1983年的《走向2000年》(Towards2000)中，威廉斯将对“流动的藏私”的讨论加以理论化，从解释家庭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分析民族主义及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等视角出发，将“流动的藏私”理论发展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工具(4)Raymond Williams，Towards 2000，London：Chatto & Windus，1983.。
“Communication”(传播)在西方历史语义的发展中同时具有“交通技术”以及“传播媒介”的意涵(5)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3页。。威廉斯认识到，早期以铁路为代表的公共设施逐渐被新的技术手段取代，包括交通技术与传播媒介在内的“物质性”与“虚拟性”的传播手段。这同时促进了社会公共流动性与社会生活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及范围的扩大，呈现出后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崭新特征。在交通技术层面，威廉斯指出火车、私家车等交通媒介的出现增加了流动性，使主体在外部公共空间中构建起自己庇护性的私人空间。在驾驶私家车时，主体手中的方向盘掌握着行驶的方向，车内的饰品、播放的音乐都体现着主体自主选择的“自由”。私家车如同一个“壳”(shell)(6)Raymond Williams，Towards 2000，p.188.，为主体建立起暂时得以脱离外部公共空间、可由自己主导的物质性私人空间。在传播媒介技术层面，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的使用加剧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原子化，将主体的日常生活集中于小家庭的有酬劳动之外，使主体得以将外部公共空间带入家庭私人空间的范畴。电视机取代壁炉，成为传统家庭生活空间的中心，提供了让主体身处家庭的私人空间中仍能观看外部公共空间中所发生事件的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动的藏私”概念从文化研究与大众传播领域被引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于“流动的藏私”究竟是促进了主体自由权利的扩张和共同体的构建，还是成为资本主义控制主体的工具，导致社会的撕裂和主体的异化，诸多理论家各执一词。对“流动的藏私”的未来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如藤本健一(Kenichi Fujimoto)重申了物质性家庭和虚拟性家庭之间与日俱增的矛盾张力，并认为该现象是由公共空间不断增加的隐私所导致的。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之下，个体利用数字媒介技术使自身不断接近在地化的共同体，同时也实现了主体社会网络的扩大化(7)Kenichi Fujimoto，“The Third-stage Paradigm”，Mizuko Ito，et al.，eds.，Personal，Portable，Pedestrian：Mobile Phones in Japanese Life，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p.77.。肖恩·摩尔斯(Shaun Moores)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流动的藏私”所蕴含的时空维度，并期望以之应对社会变革对主体主观感知的影响。他认为“流动的藏私”的扩展有利于发展出广泛的共同体意识(8)Shaun Moores，“Television，Geography and ‘Mobile Privatiz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8，No.3，1993.。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则对“流动的藏私”的形容词和动名词进行颠倒式重构，以“藏私的流动性”(privatised mobility)概念形容媒介技术赋予主体更多积极的流动性(9)Lynn Spigel，“Media Homes：Then and Now”，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Vol.4，No.4，2001.。
对于上述有关“流动的藏私”的积极论述，一些批判理论家则提出了质疑。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威廉斯以空间、地方和环境组构了他的文化与社会理论框架，揭示了资本主义对流动空间的制约，并肯定威廉斯“开辟了空间的理论新领域”(10)David Harvey，“Militant Particularism and Global Ambition：The Conceptual Politics of Place，Space，and Environment in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Social Text，No.42，1995.。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也称威廉斯为第一批主张将流动性理解为传播中介模式的文化批评理论家之一(11)James W.Carey，Communication as Culture：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55.。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则从反驳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试图在批判约翰·厄里和谢勒尔(Mimi Sheller)的社会学流动性范式的基础上，揭露“流动的藏私”中蕴含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新自由主义主体的构建(12)Jim McGuigan，“Mobile Privatisation and the Neoliberal Self”，Key Words：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No.11，2013.。史蒂芬·格鲁宁(Stephen Groening)也分别从传播的“交通技术”与“媒介技术”两个视角出发，将“流动的藏私”视为消费资本主义利用技术对人的控制(13)Stephen Groening，“An Ugly Phrase for an Unprecedented Condition”，Key Words：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No.11，2013.。以上讨论虽然是从批判的立场出发，但因缺乏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视野，大多仅直观到“流动的藏私”的表象，而忽略了其背后的资本性质。因此，要讨论当下数字空间中“流动的藏私”对主体生存境遇产生的新影响，则需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之上，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流动的藏私”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出发，澄清“流动的藏私”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流动的藏私”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时空维度的社会变迁状况，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传统社会中的时空关系以静态性和固定性为主要特征，到了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末期，小规模的生产劳动类型开始趋于崩溃，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心理动因出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传统福特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空间上相对固定的大型工厂建筑、重型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空间聚集的制约。虽然社会与主体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展，但这种流动性严重依赖无线电广播塔、电网、道路等传统公共基础设施，仍是一种较为有限的流动性，主体藏私化的私人空间也基本局限于住宅等固定的建筑物中。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固定性与稳定性变成了“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齐格蒙特·鲍曼也指出，这种流动性产生了一种打破旧有传统和制度的“熔化能力”(15)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1页。，能够帮助资本以利润为标准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再定位。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化转型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与“流动的藏私”现象的深化耦合共进。在更大规模的全球数字资本拓殖活动下，为推进数字资本主义组织内部结构的运作，数字资本的发展对“物质流动性”与“虚拟流动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技术的迅速更迭推动“流动的藏私”的内涵持续扩展更新至“2.0版本”。在传统大家庭解体、以核心家庭及独居形式为主要表现的生存境遇下，这种“流动性”与“藏私性”的矛盾关系被整合到新型数字化社会组织形态的需要之中。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流动的藏私2.0版本”的新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流动性”或言“身体的流动性”(physical mobility)以及“虚拟流动性”(virtual mobility)的加速与流动范围的扩展。首先，数字交通技术赋能主体在实体空间层面“物质流动性”的大幅提高。数字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立体交通网络的构建、区块链等国际化数字物流体系的发展、智能汽车等数字交通工具的普及，使数字资本主义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每一种商品的国际市场都从该‘流动的藏私’社会关系系统中得到了认可”(17)Raynord Williams，Towards 2000，p.143.，也使主体与商品货物的流动速度极大加快、范围不断扩大。其次，更重要的是，与传统版本的“流动的藏私”比较而言，数字媒介技术赋能主体在虚拟空间层面“虚拟流动性”的加剧。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为用户主体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流动介质，使主体可以在身处私人空间的情况下，通过虚拟流动性接触外部公共空间中的人与事件。从传统大众媒介中广播的音频、电视的视频，发展到如今的VR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多维感官的数字技术，主体虚拟流动的范围与效果都在不断扩大。如传统电视将外部公共空间带入私人空间，然而固定于特定空间且需插入电源的电视机仍要求主体在私人空间的使用中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但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介对主体所处空间的限制极大降低，这不仅鼓励各种形式的交互式传播，而且以隐喻式生物技术的方式充当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意义上的对主体“身体的延伸”(18)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页。。数字媒介由此鼓励主体通过身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虚拟延伸，拓展在视觉、听觉等感官上的感觉能力，以改变主体的生存境遇以及认识世界与自我身份的方式。
“流动的藏私2.0版本”新特征的另一方面，是主体构建藏私化私人空间的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流动性的加速和扩张发生了质变，导致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大幅提高。因此在流动的公共空间中，主体期望获得更多安全感、熟悉感、自由感的要求与日俱增，而不断更新换代的数字技术产品成为主体借以构建自己藏私化私人空间的有力手段。除智能汽车等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物质实体的阻隔之“壳”，将主体从物质上的公共空间中区隔开来以外，“流动的藏私2.0版本”之新更多体现在智能手机、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予的“虚拟性”藏私能力之上。集诸种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媒介本身成为一种虚拟空间，使主体在身处陌生公共空间的同时，拥有挑选自己所喜欢观看的内容和收听的音乐、保持自己手机中熟悉的社交关系等自主选择的权利。数字媒介所带来的藏私能力使主体在公共空间中构建起庇护之所，使主体能够沉浸于自己私人定制的虚拟私人空间中享受自由感与安全感。
数字资本的发展逻辑与“流动的藏私”的数字空间逻辑实现了共谋。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下，“流动的藏私”使主体在公共空间中“自外于社会(追求隐私，而且要有家私可藏才能生活)”，同时又不得不将在私人空间中“随时注意社会情势之变化的现象(保持弹性与流动，才能适时趋福避祸)”(19)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译者导言”，第13页。扩展到虚拟空间，这已然成为数字空间中主体生存境遇的新特征。而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数字资本权力则借助“流动的藏私”的深化实现对主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权力操控。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组织架构的划分建立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区分的基础之上。而数字资本权力借助数字传播技术推动“流动的藏私”的深化，使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逐渐消弭。“流动的藏私”为主体带来的“流动”与“藏私”能力的扩展具有虚假性，是在数字资本权力操控下的、有限的自由感与安全感，掩盖了数字资本权力渗透的事实。而数字资本权力借助“流动的藏私”中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入侵，实现了对主体“共景独视”式隐私权的侵犯；
通过引诱主体从公共空间的退隐，实现了对主体政治意识的消解。
“流动的藏私”对空间的搅动重新划定了公共与私人空间边界的平衡点，为资本利用边界渗透操控主体提供了条件。与其他文化空间类似，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以公共与私人的特定配置为特征。私人空间属于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领域，建立在“藏私化”的私人生活基础之上。公共空间则与政治生活以及国家公民有关，对应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的世界，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展现出“转型”趋向(2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虽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文化与历史上呈现出结构性样态，但它们并不是二元分裂的、不言自明的场所。在流动性低的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公私空间的边界大多可由清晰可辨的物质形式景观进行区分。而如今随着“流动的藏私”对主体数字生活的全面入侵，以及对公共/私人空间定义的重新界定，这两种空间的分野日趋模糊，并呈现出边界的可变性及相互构建的趋势。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指出的，“电子媒介结合了以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移动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分界线，并削弱了社会境遇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21)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08.。正是数字时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不断加强的动态性和灵活性，使数字技术成为数字资本权力运作的主要场域。
首先，资本权力借助“流动的藏私”诸种技术对公共和私人空间边界的淡化，为主体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与安全感，以换取主体对被统治现状的默许。威廉斯指出，在流动的公共空间中，主体必须遵守确定性的社会秩序，而在藏私化的私人空间内部，主体确实拥有一定的能动性与自主选择权。现代技术使新一代具备流动能力的劳动主体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私人住宅、一种更便捷的与外部公共空间进行私下接触的方式，同时更具有流动性与隐私性。但“流动的藏私”中主体的自由与安全是相对的，是统治阶级为被统治阶级提供的麻痹性精神奖励，以便换取被统治阶级对统治规训条款的承认。冯建三在《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的“译者导言”部分写道，“外在世界是人生活的依靠，他在闭锁的空间里，却短暂地以为他是独立自主的中心”(22)雷蒙·威廉斯：《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译者导言”，第13页。。主体在“流动的藏私”中流动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例如虽然主体可以“自由”地在公路上行驶，但这种自由必须依赖社会提供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才能够进行，需要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他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等等。而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动性为主体带来自由感的同时，也将很多资本权力下的强制性流动类型强加于主体之上。如城市化的扩张集中了生产中心、分散了劳动主体的居住区，工作空间与住所空间的分离极大增加了主体的通勤时长，主体被迫在休闲时间处于公共空间的流动之中。
主体为在加速流动的社会中获得藏私的虚假“安全感”，必须提高自身构建私人空间的能力，从而被迫卷入熵增式的资本主义权力逻辑。第一，通过使用智能手机、耳机等数字媒介产品，“流动的藏私”将主体无酬的通勤时间浪漫化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人休闲时间，将在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公共通勤空间浪漫化为可以自由选择的私人空间。威廉斯之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些理论，如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无休闲”(23)达拉斯·W.斯麦兹：《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杨嵘均、操远芃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9期。以及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的“玩劳动”概念(24)尤里安·库克里奇：《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姚建华、倪安妮译，《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都从这一角度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以休闲与娱乐的形式将无酬数字劳动美化的现象。第二，数字资本主义利用数字广告等营销手段，诱使主体掉入“流动的藏私”构建的消费主义陷阱，从而加大了对主体的剥削。通过对智能手机、自动驾驶、VR眼镜等拓展主体“流动”与“藏私”值域限度的数字技术商品的包装和渲染，数字资本主义为主体承诺一种在公共空间中更加自由的流动形式、更加安全和个性化的私人空间。主体紧跟数字媒介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以获取阶级身份与文化认同，如被迫购买私家车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通勤距离、购买最新款的智能手机等等。在这种虚假的自由感与安全感的掩盖下，数字资本权力充分利用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融合，入侵到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实现对主体隐匿式、全方位的规训和操控。
其次，数字资本权力利用“流动的藏私”中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入侵，侵犯主体隐私权，以实现对主体“共景独视”(synopticon-style)式的新型监视和操控。对于边沁提出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style)概念，福柯视为现代社会“空间-权力”机制的代表性规训模型。在全景敞视型监狱中，囚徒从黑暗的地牢被转移到明亮的囚室中，极大提高了其在所谓“私人空间”中的可见性，“藏私”的权利完全丧失。囚徒从而形成内化式的自我管理方式，私人空间完全被权力外化为公共空间。在这种条件下，主体出于期待被看到而进行自我规训。托马斯·马塞森(Thomas Mathiesen)认为当今福柯意义上的全景敞视监控模式已经被数字媒介的加速发展改变。数字资本赋权数字技术将对主体的监视与操控从强制性的“全景敞视”转变为主动“自我展演”的“共景独视”模式。马塞森为“synopticon”保留了词根“opticon”(视觉)，并将前缀替换为希腊语“syn”(一起、同时)，表示“大量的人集中在某个共同(被浓缩)了的东西上”，以强调数字媒介中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注视(25)Thomas Mathiesen，“The Viewer Society：Michel Foucault’s ‘Panopticon’ Revisited”，Theoretical Criminology，Vol.1，No.2，1997.。在全景敞视监狱中，监视者处于中心位置，更多的是权力对主体物质性“身体”的强制性控制。而在数字媒介场景下的共景独视中，主体作为被监视者处于空间的中心，接受周围流动的、多数人的“交叉注视”的隐秘监视。主体在藏私的私人空间中注视着他者的同时也被他者注视，更多的是数字资本权力对主体行为和精神的控制。
1.2.1 对照组。入院时由责任护士以常规宣教模式进行宣教，包括饮食、出入量、用药注意事项、疾病相关知识等宣教内容。患者出院前，填写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及疾病相关知识问卷，并当面收回。
在“流动的藏私”共景独视的监控模式下，数字资本权力对主体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监视模式更为隐蔽，以达到主体“规训失忆”的目的。主体为提高自己在“流动的藏私”中的流动和藏私能力，在无形中用隐私与统治阶级进行了“浮士德式”的交易。这种交易通过对自我隐私的公开展演交换数字技术提供的相关数据信息，准许统治阶级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主体进行监视和控制。智能手机等属于主体的数字技术产品成为资本秘密的监视装置，进一步加强了资本权力对主体隐私的侵犯。一方面，主体的个人信息数据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主体在使用数字媒介提供的数字平台时，必须同意由平台单方面制定的用户隐私协议，将自己在使用中生成的身份属性数据、操作行为数据、社交关系数据等个人信息数据所有权无偿让渡给数字资本平台。另一方面，数字资本权力利用数字技术为主体构建起庇护性私人空间，这种虚假安全感扩大了主体对自身隐私生活的主动展演。主体用户在自媒体平台上的个人页面可以被构筑为个性化的私人空间，主体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原本具有隐私性的照片、短视频等，扩大了对私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分享。
共景独视监控模式的隐蔽性导致主体对自己所处空间属性的判断模糊不清，主体隐私被侵犯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私人空间的隐私性取决于将他者完全拒斥于私人空间之外，但来自公共空间的资本权力对私人监视的渗透，使绝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或隐私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两种空间之间的不断变换要求主体明确辨别自己身处的空间属性。而数字技术暂时无法对主体所处空间类别进行准确提示，因而主体混淆两种空间的风险性增大。“不仅人，机器和地方在移动，……而且跟踪、命令和管理手段也在不断与特定地点分离，这将造成一个黑暗的未来”(26)John Urry，Mobilities，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270.。例如，主体在自我判断为私人空间的Twitter、Meta等自媒体平台上分享私人生活信息，在展演的同时面临来自好友列表中老板或领导的公共性质的监视风险。智能手机中的各色软件、应用程序等带来的隐私感是社交网络的资本权力营造的一种虚幻式隐私安全感，而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隐私泄露、用户信息窃取、手机芯片和GPS定位等都为戳破这种虚假安全感提供了有力证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景独视是全景敞视规训模式的内化和无形化，数字资本权力从而实现了对主体监视范围的扩大化、监视内容的共时性和同步性。
最后，数字资本权力通过引诱主体从公共空间退隐，即深化主体的“藏私性”，达到对主体的交往、互动以及商谈能力的消解。这种退隐的藏私化一方面表现为“公共空间的私人化”。在机场、车站、地铁等公共空间中，主体倾向于与陌生“他者”保持一定距离，利用智能手机、耳机等数字媒介产品为自己营造出舒适的私人化场域。为保持该种“藏私化”状态，主体通过构建“气泡”将“他者”从自己的私人空间中驱逐出去，因此导致现实公共空间中相联系的个体彼此分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私人空间的公共化”。曼纽尔·卡斯特指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容许主体日常生活的运作，如工作、购物、娱乐、教育等逐渐“与空间邻近性失去关联”(27)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85页。。“流动的藏私”中数字媒介技术使主体可以在物质身体藏私于私人空间的情况下进行“虚拟流动”，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由此赋予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的综合性功能。如Zoom等远程视频会议、线上云直播教学、网络居家办公等数字化的工作与学习形式的发展，以及与智能手机捆绑的网上订餐、网络购物、送货上门等数字化生活服务形式的完善等。这些数字媒介技术进一步替代面对面的社会互动模式，引发社会联结网络结构和性质的改变，使主体的身体更加封闭性地“宅居”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之中。
通过上述方式，“流动的藏私”在数字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操纵下逐步消解主体的政治意识，深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去政治化”倾向。数字资本权力利用社交和娱乐活动来替代公共生活，使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不断退化。在流动性的数字媒介平台上，公众主体所商讨的内容由政治公共讨论转变为明星八卦等个人问题，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因而降格成为个人隐私的公开袒露和公开展演。在虚拟公共空间中，主体更倾向于以消极旁观者的姿态扮演一种仅表达主观感觉情绪，而非付诸实际政治行动的实践角色。即使身处在物质性的公共空间之中，主体亦专注于自己的藏私性活动，拒绝社会性共享。“流动的藏私”从而“迫使一个真正的公共世界回到一个经过(统治阶级)选择的、高度重视隐私的世界”(28)Raymond Williams，Towards 2000，p.143.。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成为割裂的、孤立的私人空间的松散拼贴。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线下社交距离，即主体的“身体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要求主体物质身体更为“藏私化”的日常交流与行为方式。这种过度藏私化的现象更加剧了主体从公共空间中的退隐，导致政治意义上公共领域的病变，即主体的沟通协商能力与传播交往技能的枯竭和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拒绝公共参与及逃避承诺的技巧的提升。
故而，数字时代“流动的藏私”是数字资本权力利用数字技术对空间的规训和操控的深化。通过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侵占，数字资本权力为主体提供虚拟的流动性与虚假的藏私性，以实现“共景独视”的新型控制模式。通过诱使主体从公共空间退隐，数字资本权力摧毁社会的公共生活和集体价值观念，消解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抵抗潜能，进而达到稳固自身统治地位的目的。
在数字资本权力的操控和数字技术的赋权下，“流动的藏私2.0版本”重构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新形态，深刻影响了主体在新时空维度下感知、利用社会空间的行为，这造成了主体相应的生活实践、交往关系、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马克思强调，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得以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而“流动的藏私”的深化则导致主体成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社会关系朝向“弱连接”、“气泡化”、“中介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主体生存境遇全面异化。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流动的藏私”中流动性的增加导致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扩大化、松散化的“弱连接”(weak ties)趋势。一方面，物质空间与虚拟空间中诸种流动程度和范围的增加使主体在经验中交织出复杂的社交关系网，与陌生他者的泛化连接使主体的人际关系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主体的数字社交网络突破了传统时空的限制，不同主体物理空间上的相近性与实际社会关系的亲近性之间的关系被解构，从而产生了“社会亲近性和物理邻近性”之间的“脱节现象”(30)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18页。。另一方面，“流动的藏私”趋势的加强将传统社会关系稳定的、有限的“强连接”(strong ties)转变为“弱连接”模式。面对数字社会中根植的流动性、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旧有稳定的、强连接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结构发生动摇，主体固定性的安全保障逐步消失。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将人际关系纽带强度的判定标准定义为“互动时间、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31)Mark Granovetter，“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78，No.6，1973.，人际关系网络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主体社会关系连接的紧密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人际关系网络泛化、强度降低，现实经验中主体真实的社会关系遭到遮蔽。
“流动的藏私”中数字技术的嵌入虽然有效拓宽了主体与远距离“他者”交流的可能性、扩大了人际关系网的规模，但却导致主体社会接触“过度饱和”的现象。在流动加速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与他者以及栖居地之间建立的关系连接因经常性的流动迁居而需要重新组构。主体所参与的不同社会关系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接触的次数、频率和持续性等维度都在显著增加。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主体与他者建立起实质性、深层次社会关系的难度也随之增加。主体周遭弱连接、浅层次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仅为达成最低交往目的，即保留主体之间信息交换、利益合作的“货币关系”式的联系纽带。而当这种现象到达极点时，主体会成为位于自己所构建的庞大社交关系网中心的孤独原子，利益关系取代真实社会关系，反使主体更易陷入自我保护的藏私化状态。正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言，“社会在向生存的个体化形态和状况的出现而发展，……个体自己，成了生活世界的社会身份再生产的单位”(32)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1992，p.88.。在这种生存境遇下，主体感受到自由与安全两极之间失衡的加剧，由此产生的焦虑感和无力感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情绪。为了在“流动的藏私”的“流动”与“藏私”中追求一种平衡，主体加大了对提高自我藏私化空间能力的期望，以保障自身安全、规避在流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后果。
其次，“流动的藏私”中过度藏私化的要求促使主体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原子化、疏离化的“气泡化”特征。主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呈现出异化的脆弱性和短暂性，主体交往方式从威廉斯所言的“外壳化”转型为更为复杂的“气泡化”。威廉斯认为，原初意义上“流动的藏私”的藏私化交往方式指代住宅、汽车、电视等具有物质空间形态、能够保证主体不被外界侵扰的“外壳”。这种“外壳”能够将外部空间带入壳的内部，以便在流动空间中为主体提供一种稳定的安全感。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则对这种物质性外壳赋予了虚拟化的新意义，即将固态的物质性外壳数字化为一种类似于细胞气泡膜的“过滤气泡”，以实现主体所处内外部空间之间的自由交换和即时交往。
“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的概念由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提出(33)Eli Pariser，The Filter Bubble：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1.，用以阐明大数据和算法推荐共同作为底层架构，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和使用数据生成的一种空间屏障。数字媒介技术构建的“气泡”容易将人们围困于自我偏好的信息茧房之中，并生成回音室效应，致使用户主体丧失总体性的社会生活视野。但事实上，数字媒介无法从根本上构建出彻底与外部公共空间相隔绝的私人空间。从这一层面而言，智能手机等数字媒介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的这种气泡更类似于“半透式细胞膜”，其交互作用同时具有流动性和通透性。数字媒介因而成为一种可供交互式的气泡薄膜，在将私人空间用“膜”罩住的同时，允许内部主体和外部客体具备穿透薄膜、有选择性渗入或渗出空间的流动能力和访问能力。同时基于数字资本权力的操控与选择，“气泡膜”的内外部空间之间可以进行诸种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数字资本权力从而为主体构建起一种选择性的屏障，通过过滤掉对资本不利的信息，操控主体与他者以及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随着数字技术朝向更为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原本笼罩在私人空间之外的“家庭气泡”逐渐向“个人气泡”转变，主体原子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藏私的“气泡”并不局限于家庭和住宅之内，私人空间从家庭空间逐渐退缩到个人生活空间。“藏私”也已经从原初意义上对家庭生活的强调，转向对孤独、疏离化的个体生活的强化。电视、广播等传统传播媒介一般被置于客厅等家庭空间中较为固定的核心位置。这一空间属于家庭私人空间中的“公共空间”，具有聚集家庭成员、有效加强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的作用。但如今，促进“藏私”的数字媒介更为个性化。数字媒介利用不断优化的算法推荐、大数据精准推送等数字技术完善私人定制功能，赋能每个主体独立创造自己“气泡”内的专属私人空间。这种藏私化的加深大大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就共同话题交流讨论的机会。不断迭代的数字技术获得的关于外部公共空间的信息愈加丰富，虚拟流动性更加强化，从而创造出数量更多、范围更小、存储量更大的“气泡”。
最后，“半透式细胞膜”气泡所创造的藏私性空间使主体对数字社交媒介的黏性加强，导致人际交往手段呈现出“中介化”特点，主体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断复杂化的背景下，为加强数字技术对主体的全面控制，“藏私”的诸种“气泡”外壳鼓励主体将自身视为孤立的、隔绝的、自力更生的。这种独立程度的加深加剧了主体对数字媒介和数字交通技术手段的依赖，以便在流动性的遥远空间中维持与他者的社会联系。在数字化的“流动的藏私”中，数字技术机器成为主体身体的延伸，与主体日益不可分割，人机协同、人机互补、人机一体化成为数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通过智能手机和互联网进行联络的Meta、Twitter、YouTube等交互式数字社交媒介平台已然成为当代主体普遍交流的手段。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从对商品等对象物的依赖转变为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对数据和信息的拜物主义增长。
数字资本权力对主体的宰制，以及主体对数字技术设备的高度依赖感造成了主体认知能力的退化。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技术的发展使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交往能力遭受挤压而出现了匮乏，产生了比生产线上的工人更加普遍的“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现象(34)Bernard Stiegler，States of Shock：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5，p.44.。数字媒介使社交网络朝数字化、虚拟化的方向发展，将个体真实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为孤立的头像、号码、对话框。抽象的数字社交关系使主体更加方便快捷地维系、管理扩大化的社交网络，赋能主体对社交媒介上的人际交往关系保持开放的有限性、选择的能动性。但同时，正是由于这种连接的便捷性，自主性智能系统等数字媒介技术本身日益超越其原本作为传播中介的工具性功能。数字技术产品跻身于人类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成为主体的直接交往对象，如智能语音助手Siri、AI伴侣机器人等已经成为能够直接与主体沟通交流的传播对象。这种紧密联系间隔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物质空间中的直接交往，祛除了面对面交往的在场性、鲜活性、真实性，甚至最亲密的社会关系也被转化为一种被数字媒介中介化的交往方式。
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流动的藏私”能力的加强导致上述被中介化的社会交往关系进一步朝上瘾性、强制性、内卷性方向发展。一方面，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混淆使主体对中介化交往方式上瘾。数字媒介技术为主体营造出在家般的舒适感和虚假自由感，这种感觉使主体习惯于在虚拟空间中进行交往和认知，从而与现实物质空间隔绝。如VR虚拟现实等元宇宙数字技术的发展带给主体的沉浸式用户体验，使虚拟与现实愈加难以分辨，主体故而沉迷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言的“拟像先于本原”的“超现实”(hyperreality)世界中进行认知(35)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Detroit：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22.。虚拟屏幕“拟像”塑造出的绚烂生活图景过早透支主体在物质现实中的人生体验，并为现实生活定下激励机制和评价标准，使现实经验相形见绌，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的问题日益凸显。
另一方面，主体习惯于中介化交往方式后，衍生出主体相互间的强制与内卷。“流动的藏私”带来的幻象式空间上的无距离感在主体的日常实践中得到加强。“机不离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或仪式化的行为，这种行为超出了快乐原则，加剧了他者强制性的、被中介性的表达方式与交往行为。这表现在主体即使已与周围的他者建立联系，也期望借助数字媒介进一步促进互相间的关系，以保持联系的即时性、永久性。主体在数字媒介为主要交往中介的数字社会中生存，如果不紧跟数字媒介发展的趋势，不使用普遍使用的社交APP，则将面临与社会脱节的风险。换言之，主体不仅业已习惯于进行强迫性的中介化交流与传播，而且通过数字网络技术的参与，亦要求他者加入其中，继而在潜意识之下催生出互相强制的内卷性恶习，使用户主体迅速沦为强迫性数字互动的牺牲品。
总之，“流动的藏私”现象加速推动主体的社会关系向“弱连接”、“气泡化”、“中介化”的异化趋势发展。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关系“从对商品、货币、资本等对象物的依赖转变到对信息、数据和智能物的依赖”(36)程宏燕、郭夏青：《人工智能所致的交往异化探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9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仍然适用于这种现象，即在数字资本权力的操控下，原本作为交往中介和交往对象的数字技术作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成为控制、支配人际交往关系的主导力量。信息、媒介、商品无限膨胀，反客为主后压迫主体，致使真实客观的社会关系与主体经验被媒介取而代之。
雷蒙·威廉斯的“流动的藏私”理论从空间性、历史性、批判性的视野揭示了资本主义操控下主体的生存境遇。这种尝试将不断增长的社会流动性结合到家庭住宅以及个人用户屏幕的藏私化飞地具有开创性意义，昭示了资本逻辑的内在危机外化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空间性症候。“流动的藏私”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新的空间形态，并在“物质”与“虚拟”双重维度上赋权主体同时扩展了进行“流动”和“藏私”的能力。故而，我们需要阐明“流动的藏私”背后的驱动逻辑，深入质询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与结构性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数字资本权力借助数字技术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进行的重构，以及通过对公私空间边界的消弭达成操控主体的目的。在数字资本权力的操控下，主体被虚假的自由感和安全感蒙蔽，原本真实客观的社会关系演变为“弱连接”、“气泡化”、“中介化”的异化性生存境遇。
在数字资本权力与数字技术的耦合下，“流动的藏私”将会指向一个控制和异化继续加深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一趋势的根源并不在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是数字技术私有化的结果。数字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并非抽象的创新活动，而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特定社会“意图”的结果。换言之，在不同政治意图的主导下，现代数字技术将会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可能性。一方面，如果在资本主义意图的操制下，数字技术将强化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加剧主体的分隔、异化与疏离，“流动的藏私”将起到诱惑主体退出共同体、追求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在社会主义意图的指导下，数字技术的所有权将实现全民公有，“流动的藏私”的深化则将赋予主体真正自由流动及安全藏私的权利，这有利于扩展主体之间虚拟的共性、联系与亲密感，将成为促进主体在现实世界超越时空局限、获得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的手段。
因而对“流动的藏私”中主体异化的生存境遇进行批判，其目的并非拒斥数字技术以重回浪漫主义的前技术时代，而是反思导致“流动的藏私”诸种弊病的根本动因。因此必须警惕部分资本力量借助“流动的藏私”对我们的生存境遇造成的侵害，阻止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数字技术的渗透，提升保护隐私的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利用数字技术维护并扩展社交圈层，强化真实的社交关系。我们批判的旨归是要颠覆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运作模式，构建一个以数字技术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数字共同体”，以实现主体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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