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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佳 王忠昌
职业教育国际化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菲律宾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是中国面向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国家。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有了较大的增长，但其质量仍然不高。因此，菲律宾致力于推进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并将其作为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质量的重要措施。2021 年10 月29 日，菲律宾正式颁布实施《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框架》（以下简称《框架》），主要内容包括起草背景、术语界定和实施框架等，为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国际活动提供行为指南和重要保障。通过对《框架》的研究与分析，不仅对我国制订面向东盟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为我国加强与菲律宾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提供政策咨询。
《框架》以《1994 年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法案》（以下简称《法案》）作为重要指导，菲律宾政府为了“开发高质量的、与菲律宾发展目标和优先领域需求一致的中级劳动力[1]”颁布并实施了该《法案》。《法案》 任命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为管理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政府机构，并赋予其制定全国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计划的重要职责，该计划将提高全球竞争力作为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发布《2018—2022 年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计划》 提出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劳动者。与此同时，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均推动了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颁布并实施该《框架》。
（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全球一体化对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变化，例如：教育资源的流通性越来越强、教育要素的复杂性越来越高。同时，全球一体化也对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主要体现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职业技术教育人才两方面。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范畴应拓展到“更多领域、更多层次、更多地区”[2]，例如：2017 年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阿联酋国家资格局签署了认可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协议，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拓展到更多地区；
在2021 年首届中菲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视频研讨会中，双方提出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需要加强数字技能标准与学习资源建设的合作，这一举措促进了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向数字化领域的拓展。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职业技术教育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逐渐复杂；
在知识上，职业技术教育人才需要通晓国际法律、文化等通用性知识，也要熟知自身领域的专业性知识；
在能力上，职业技术教育人才需要具备合作、交流等基本能力，也要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目前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还不足以应对国际要求，虽然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制定了相关能力标准，并且按照该能力标准测评个人是否达到工作要求，但随着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规模和评审员测评工作量的加大，能力测评的质量逐渐下滑。总之，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亟需通过《框架》的引领来应对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并提高其国际适应性。
（二）职业技术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
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部门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国际教育交流活动，包括境内和跨境的学生流动、工人流动、项目的交流合作以及参加发展中地区的援助活动等。但是，菲律宾在参与国际教育交流活动时面临几个关键性问题，亟需政策的指引。一是职业教育资格框架方面的问题，2012 年菲律宾政府颁布了菲律宾国家资格框架，此框架是在借鉴澳大利亚国家资格框架的基础上搭建的，涵盖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种教育类型，旨在促进不同学习成果之间的互认，但目前菲律宾国家内部各类资格与国际标准的互认性还未完全实现；
二是职业资格证书方面的问题，“菲律宾职业教育资格框架中确定了四级资格证书，即国家证书Ⅰ、国家证书Ⅱ、国家证书Ⅲ、国家证书Ⅳ，其中国家证书Ⅳ是最高级别”[3]，但菲律宾还需注意保障各级职业资格证书的评估与认定质量；
三是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与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内容，全球一体化要求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态度、通晓国际规则、掌握国际技能的人才，但这些国际通用性知识如何融入学校课程、如何纳入社区和企业的培训课程等。这些关切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各种问题需要政策的指引，《框架》的出台为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根本路向。
（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影响
国际化是各类生产要素跨国界流通产生的必然结果，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类型，国际化是其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4]”。职业教育的发展一般经历探索化、规模化、集约化三个时期，探索化时期是指国家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职业教育体系，例如：菲律宾探索并实施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四种职业教育类型，包括基于学校的职业教育、基于培训中心的职业教育、基于社区的职业教育和基于企业的职业教育。规模化是指国家内部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学生数量或学校数量来提高职业教育的影响力，菲律宾2008—2013 年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 年到2013 年，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招生人数在2007 年达到2,142,414 人，2009年注册的毕业生人数最多，总数为1,903,793 人”[5]，说明这一时期菲律宾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集约化时期是指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领域、发展层次不断外延，国家逐渐重视职业教育的质量，其中国际合作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些年，菲律宾积极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以促进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例如菲律宾相关地方政府、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韩国政府共同建立韩国—菲律宾信息技术培训中心；
与中国签订合作备忘录，加强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培训、加强语言教学方面的合作等。总之，《框架》的出台是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新阶段的行动指南。
《框架》文本内容包括背景、宗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定位和法律基础、术语界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框架、合作、实施框架、预算需求以及监测和评价。为更好地对《框架》文本进行深度剖析，依据《框架》文本的结构及内容，按照制定依据、术语界定、文本框架、实施框架四个维度进行文本分析。
（一）制定依据
菲律宾在参与国际事务时，尤其是在参与职业技术教育国际活动方面参考了许多相关法律、行政通知和政策指南，这些均为《框架》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框架》的部分制定依据如表1 所示。
表1 《框架》的部分制定依据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这些政策的颁布时间主要集中在20 世纪末和21 世纪上叶，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并且这种现象从经济领域逐渐辐射到教育领域，国家之间职业教育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从内容维度上来看，《框架》依据的政策内容主要围绕“标准”“伙伴关系”等关键词，例如：《2014 年阶梯教育法实施细则和条例》在菲律宾资格认证框架部分提出“通过加强菲律宾资格证书的可比性和价值，使其与国际标准框架接轨从而支持工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流动”；
《2020 年规划指南》在培训法规/能力标准制定部分提到“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的所有项目开发过程中应采用行业标准作为最低要求，必要时采用国际标准”，“不断制定与其他国家技能或能力标准相符的能力标准，提高在东盟国家或其他国家之间的工人流动性和制度的认可性”，在“伙伴关系和合作”部分提到“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应不断与行业、私营企业、当地组织和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获得更多的资源、资金和设施，以帮助扩大技能培训项目”；
《2018 年规划指南》中专门提到了“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化”，强调“与东亚和亚太各区域集团参与国际合作论坛，与发展伙伴和资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
《2017 年规划指南》 中的17点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改革与发展议程的第六点提出“加强与外国技能培训/资助机构的联系”，其实施指南是：将技术、技术人员的标准与国际标准进行对比、研究潜在合作伙伴、与外国技能培训/资助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此外，部分政策虽然没有专门提到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具体措施，但为《框架》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基础，例如：1994 年行政命令188 号规定了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基本程序，任何获得教育、文化和体育部（DECS）认可课程的菲律宾学校都有权接受外国学生；
《1987 年菲律宾宪法》第十三章第四条提出“鼓励有分析的和创造性的思考，扩大科技知识，发展职业能力”，这从根本上肯定了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
（二）术语界定
《框架》文本中对相关术语进行了概念界定，按照词性进行分类，可以将这些术语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词，包括全球化、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和国际合作，其主要强调了《框架》起草的外部环境；
另一类是名词，包括双边合作/协议、多边合作/协议、修订后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和发展伙伴，其主要强调了国际合作的内部要素，术语的具体内涵见表2。
表2 术语界定
通过分析术语的具体内涵，可以发现这些术语主要涉及“国家”“经济”“教育”“利益”等词，强调了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国家间的教育合作。教育和经济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的支撑，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技术等基本要素，例如：我国大力支持校企合作育人、鼓励产教深度融合、提倡依据市场要求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主张根据生产过程编写教材内容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对经济的支持；
另一方面经济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要求，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延续的重要工具，其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间的教育合作以共同目标或利益为前提，双方或多方希望通过共享教育资源达到共赢，例如：菲律宾和柬埔寨两国持续推进柬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前提是两国具有共同的目标，即分享两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帮助移民人群学习新技能，谋求当地的就业机会。
（三）文本框架
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在尊重政府外交政策和国际承诺的前提下，制定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文本框架，其中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合作对象、目标、途径、合作机制和具体措施，具体内容见图1。
图1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文本框架
合作对象是推动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包括多边/区域性的组织、双边组织、发展伙伴三种类型。多边/区域性的组织有东盟、亚太经贸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
双边组织有菲律宾—日本环境保护署、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王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发展伙伴有联合国机构、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菲律宾政府与这些合作对象建立了多样化的合作方式，例如：日本政府援助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建立女子培训中心、韩国政府与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共同建立信息技术培训中心等，这些合作对象均对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目标、途径、合作机制和具体措施是促进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发展的内部要素，并且这些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层次关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目标是提高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质量，使其与国际标准接轨并且促进工人跨区域和跨国家的流动，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建立有针对性的战略合作，二是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寻求投资。同时，途径的实施需要合作机制的保障，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制定的合作机制包括参与多边和双边讨论、签署谅解备忘录和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进行资格比较、研究建议和概念说明、检测和评估国际化合作计划等。最后，合作机制的良好运行需要相关部门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参加技能竞赛、促进学习者和培训员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制定与国际相符的标准和课程等。由此可以看出，目标、途径、合作机制、具体措施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规范了文本框架的结构，同时也为文本框架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实施框架
《框架》对实施主体和实施方式均作了详细规定，实施主体包括负责政策和规划的副总干事办公室、规划办、政策研究与评估部、政策规划部、项目开发部和劳动力市场信息部。负责政策和规划的副总干事办公室通过规划办协调相关部门，在寻求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提供指导，这些实施主体的职责包括参与编写概念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详细说明具体计划、活动和具体结果；
代表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司介绍和讨论已确定的优先项目/合作领域；
在相关项目的实施中担任牵头办公室以及协助项目的监督。
实施方式包括三个方面，即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双边和多边合作下的合作项目、海外菲律宾工人的海外/现场评估，每个方面的具体实施方式见图2。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可以概括为推动国际合作的主体，菲律宾推动国际合作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寻求其他组织的帮助，主动建立合作关系，二是为其他组织提供帮助，吸引他们的合作。双边和多边合作下的合作项目包括人员方面的合作和资源方面的合作，人员方面的合作是国际合作的基础，包括培训师交流、学习者交流、雇佣外国人作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培训员。资源方面的合作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包括参加世界/东盟技能竞赛、借鉴他国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定资格基准、认可彼此的教育计划。
图2 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国际化的实施框架
海外菲律宾工人的海外/现场评估包括工人评估和项目评估两部分，工人评估包括外国培训师的认证、菲律宾外籍人士的评估和认证。项目评估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的海外注册、海外奖学金的认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技术援助，通过这些方式为菲律宾工人的流动提供制度、经费、资格等方面的保障。自2014 年以来，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一直通过现场评估计划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卡塔尔、科威特、新加坡等国家的海外菲律宾工人提供免费评估和认证服务。2021 年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向海外菲律宾工人保证，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该国每个地区都有评估中心，截至2021 年11 月2 日，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已经在全国范围里列出了521 个可用的评估中心。
《框架》旨在提出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实施各种国际化举措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部分，确保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具有良好的定位和战略基础，同时帮助菲律宾政府实现国际合作的规制性、国际合作的多元性、国际合作的主动性以及国际合作的竞争性。
（一）强调国际合作的规制性
《框架》文本中对国际合作的实施路径、国际合作的管理机构、国际合作的质量监测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以规范菲律宾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例如：在国际合作的实施路径上，规定菲律宾政府参与国际合作需要通过中央局进行，特别是政府和政府间的协议需要通过外交渠道，特定的职业技术机构可以在地方一级与国际非政府或私人组织和培训机构在支持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实施的领域进行合作。“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组织和管理，对其培训效率和成效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1]，为此，菲律宾政府设置了合理的组织机构，并对组织机构之间的制约关系做出规定，同时明晰了相关机构的职责，这种清晰的组织架构保障了菲律宾国际合作的有序推进。在国际合作的质量监测上，《框架》强调了地方层面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规定区域和省级办事处监测合作项目的运行，并向规划办公室提交关于地方层面开展的国际化计划、项目和活动的更新报告，切实保障国际化合作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总之，《框架》 对菲律宾国际合作项目的制订、实施和评估等环节均有一定的制约性。此外，菲律宾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不仅需要遵守国家内部规则，也要尊重国际规律，例如：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行业合作起草的能力标准包括 “基本能力、通用能力、核心能力、可选能力”[6]四部分，其中每种能力由若干个能力单元组成，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行业制定能力单元时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区域示范能力标准始终保持一致。
（二）鼓励国际合作的多元性
国际合作的多元性是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首要目标。菲律宾政府鼓励国际合作的多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合作伙伴的多元性，菲律宾政府结交的合作伙伴有东盟、亚欧会议等多边组织，也有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有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这些不同类型的合作伙伴为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平台，例如：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国际劳工组织联手加强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技能，特别是在动画、游戏和软件开发方面的技能，并且国际劳工组织为女性学员提供软件技能培训支持、指导和职业讲座，激发女性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工作的兴趣，帮助她们在培训后找到工作。
二是鼓励合作领域的多元性，菲律宾政府与多元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时衍生出了多元性的合作领域。《框架》 文本中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优先合作领域，包括内容方面、人员方面和项目方面，内容方面的合作包括制定与国际相符的标准和课程、参加技能竞赛。人员方面的合作包括培训师的交流与合作、学习者的交流、与院校的结对合作。项目方面的合作包括研究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注册海外项目、现场评估、开发并实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项目、实施技术援助和国际项目等。在第三届SEAMEO—中国职业教育文化姊妹项目合作研讨会上，菲律宾与我国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推动了文化、课程等内容方面的合作，同时也探索了学生海外实习、师生互访等人员方面的合作方式。多元性的合作伙伴与多元性的合作领域共同促进了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三）重视国际合作的主动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教育国际化体现在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各个层级，但是相关部门机构以及部分学者常常忽视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机遇。职业教育国际化是协同发展的过程，需要管理团队、研究团队、实践团队等各类团队的共同参与，管理团队是指监督国际化合作项目、调控国际化合作过程、评估国际化合作成果的群体，研究团队是专门研究国际化合作中尚未成熟或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践团队是指落实并反馈国际合作项目的群体，具体来说，主要包括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和企业等。《框架》文本中对管理团队、研究团队、实践团队的职责都做出了方向性的指引，例如：管理团队需要对合作项目的实施进行审查和识别，尤其规划办公室需要认识到加强地方层面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研究团队需要关注菲律宾职业资格基准的制定；
实践团队需要注重加强培训师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近年来，在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的带领下，各团队做出不少成效，例如：菲律宾相关学者持续研究在线培训课程，“根据数据统计，自2012 年推出到2021 年10 月，在线培训课程已有3,443,530 名注册用户”[7]，2021年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提出与亚洲基金会合作，为更多菲律宾人提供免费的数字技能培训，作为新冠疫情暴发后持续经济复苏的一部分。
实际上，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内部治理体系也反映了各团队参与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发展的主动性，例如：全国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计划的制定充分吸取政府部门、产业界、学术界的意见，注重加强各团队的角色意识和参与性。总之，该《框架》作为推进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国际化的行动指南，明晰了各团队的定位与角色，有利于加强各团队的主动性。
（四）提高国际合作的竞争性
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提供者难以应对和赶上技术变革和先进劳动力技能要求的步伐、菲律宾工人大量外流影响了熟练工人的储备以及国家内部缺乏相应的设备设施、合格的培训师和评估员等，这些问题影响了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为此，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改善这些问题进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力图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建立国际合作新平台，例如：我国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泰国正大管理学院建立三方合作关系，探索了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模式，即校企协同走出去办学；
2019 年在中国与马来西亚职业教育圆桌峰会上，双方共同探讨了建立职业教育共同体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共建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近年来，菲律宾政府也积极探索“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种并行的国际化路径，例如：在“引进来”上，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分别在2010 年和2011 年接待了两批孟加拉国的参观者，每次游学时间持续10 天至13 天，帮助他们深入了解菲律宾职业技术机构的运作方式，向他们传授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战略。在“走出去”上，菲律宾技术教育与技能发展署与日本职业能力发展协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备忘录，为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的八名政府和商业部门代表提供技术援助，分享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最佳实践。
《框架》在职业教育国际化管理、职业教育国际化质量、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伙伴和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等方面提供了指导，对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对我国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机制、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开发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机制
菲律宾职业教育管理呈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部门协同的特点，1994 年，菲律宾整合原全国人力和青年理事会、职业技术教育局、学徒制办公室等机构成立技术教育技能发展署，其中委员会是菲律宾职业技术教育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全国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计划，明确菲律宾职业教育每个阶段的发展方向。此外，执行主任办公室下设规划办、外联办、全国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研究所、资格标准办、认证办、行政服务和财政管理服务七个部门，这种层级简洁、分工明确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了菲律宾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科学性。
在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治理过程中，政府部门、行业企业、教育部门、劳动保障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存在职能交叉的现象，同时，政策制度不完善、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性较低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机制存在的弊端。首先，我国需尽快出台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国际化发展实施方案或指导意见，对“双师型”教师海外访学、经费投入、企业参与等方面做出规定，同时明确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力量等相关利益主体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功能，使各主体明确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其次，政府应适时转变职能，从“发号施令者”转变为“协调引导者”，通过“设置国际化指标引导职业院校根据规划的指标与要求，促进职业院校积极开拓专业教学、课程标准、资格证书、师资力量、交流合作、对外服务等多个层面的国际化。”[8]
（二）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
职业教育品牌是国家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重要载体，在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菲律宾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品牌的建设，通过加强课程培训、实施资格认证等方式培养有竞争力的技能人才，早在家政和航海等领域构建了系统的、严格的培训体系，为世界各国输送优质的家政人员和航海人员。2022 年，“技术教育技能发展署与菲律宾建筑商协会合作计划在未来八年内为建筑业培养440 万高技能工人”[7]，使建筑工人在本地和海外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借鉴菲律宾的实践经验，我国也应注重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传播中国职教理念，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知名度。
首先，推动多方协同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化品牌，目前，经费不足与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品牌走出去的桎梏，我国应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发挥各方优势，共同规划品牌项目的发展。例如：2020 年，企业、研究机构、院校等共同发起成立鲁班工坊联盟，统筹规划实施海外鲁班工坊的建设与发展计划；
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商务厅、浙江省外办等多部门联动支持举办“丝路学院”。其次，建立高标准的质量监测体系，天津鲁班工坊在海外取得良好的声誉关键在于在于具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因此，建立质量监测体系十分重要，包括品牌创立质量监测、品牌实施质量监测和品牌效果质量监测三部分，形成完整的闭环体系。创立阶段的监测重点是项目核心要素的标准化，实施阶段监测品牌项目是否对接合作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品牌效果的监测重点是项目的服务功能。
（三）构建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
《框架》指导菲律宾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建立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平台，包括学生交流项目、技能竞赛以及研究项目等，这些平台的构建加强了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同时推动了菲律宾职业教育走向国际教育舞台，借鉴菲律宾的实践经验，我国需重视搭建与国际接轨的职业教育平台。
首先，拓展现有国际化平台的功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许多省市区搭建了职业教育国际平台。例如：柳州市构建了柳州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宣传平台，利用每年中国—东盟汽车工业博览会的契机，举办柳州—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化论坛，江苏省成立了高职院校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合作联盟等，这些平台的建设已经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拓展现有国际化平台的功能，有助于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深层次发展。其次，利用地域优势，打造区域性职业教育国际平台。例如：贵州、广西建立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东盟商务会展人才培训中心等，这些平台成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近五年来，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招收来自老挝、柬埔寨、泰国等27 个国家的留学生达620 余名，促进了院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最后，构建校企协同平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在境外开展业务，校企协同走出去有利于为中资企业培养高素质的本土化人才。例如：为提高卢旺达当地学生的技能水平，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华为、蓝鸽、中国小商品城等企业共同建设华为ICT 认证、中文语言训练、直播电商等实训室。
（四）开发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
菲律宾技术教育技能发展署与行业合作开发能力标准，以能力单元的形式描述职业工作范畴、具体任务等，形成职业资格并且对应菲律宾资格框架中的特定级别。例如：计算机安全处理一级与计算机安全处理二级具有不同的能力标准，分别对应不同的工作任务。同时，菲律宾建立的国家资格框架已经实现了与东盟资格框架的对接，能力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区域示范能力标准一致，这些均保证了菲律宾劳动力的竞争性。借鉴菲律宾的经验，我国应接轨国际标准，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
首先，大力加强我国职业教育的标准意识，我国虽然在2018 年出台了《关于完善教育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但仍未细化到职业教育标准的层面。国家层面需要出台职业教育国际化标准的政策，同时制定教育标准年度计划和工作运行图，推动各项标准在地方政府、职业院校等层面的落实。其次，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文本、职业教育标准开发的方法来完善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和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填补了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部分空白，但是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仍然存在大量空缺，例如：实习实训标准、职业院校教师标准等仍未出台，在教师标准上，可以参考欧盟的《欧洲教师能力及资格的共同准则》《欧洲资格框架》等，在质量评价标准上，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的《质量培训框架（AQTF）（2007 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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