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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通
如果说专业教育以“育才”为目标，那么通识教育则以“育人”为旨归［1］。在立德树人的背景与要求下对我国的通识教育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CiteSpace软件可以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探寻学科发展前沿［2］。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CiteSpace（6.1.R1版本）软件为主要研究工具，对21世纪以来（2000—2021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相关核心期刊文献的发表年份、关键词、作者及其所属机构等信息进行计量与知识图谱绘制，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对我国通识教育研究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与前沿问题进行述评。
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研究数据均通过中国知网（CNKI）获取。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栏中，期刊来源仅选取“北大核心”和“CSSCI”，时间范围设置为2000—2021年，以“通识教育”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中文期刊文献3 869篇（检索时间为2022年4月1日）。经过人工剔除重复文献、图书评介、新闻宣传等非学术性文章后，共获得有效文献3 685篇。将全部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进行导出并下载，即得到了包括作者姓名、研究机构、关键词等题录信息的研究所需数据。
1.研究态势
年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繁荣程度。总体来看，2000—2021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年发文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图1 2000-2021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核心期刊发文量
第一阶段（2000—2010年）是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年发文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2000年的18篇增长至2010年的254篇。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等52所高校推行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开启了“中国版”通识教育的探索之路［3］。随后，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建设以及1998年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9年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5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颁布使文化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这一时期政府对文化素质教育的大力倡导促进了通识教育研究的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2011—2016年）是稳定发展期。这一时期年发文量整体呈平稳增长态势，并在2015年前后达到发文量高峰。这一时期，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3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多次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对通识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也为通识教育研究提供了动力。
第三阶段（2017—2021年）是深入发展期。这一阶段的年发文量先是有所下降，随后趋于相对平稳。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4］。这是通识教育在我国首次被写入“五年规划”，体现了国家对通识教育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发文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因为前两个阶段许多研究者已经对通识教育进行了大量研究，理清了许多基本问题，研究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
另一方面，在新的时期，人们对于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融合发展的理解正逐渐加强，对通识教育本土化实践路径的探索逐渐增多，有许多学者并非就通识教育论通识教育，而是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通识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例如，目前许多学者着力于新工科、课程思政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新时代通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2.作者分析
本研究通过分析作者网络图谱发现了21世纪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的三点特征。第一，我国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作者倾向于独立研究。作者网络图谱中有660个节点和140条连线，密度为 0.0006。冯惠敏、汪霞、林健、庞海芍等作者发文较多因而节点较大，而作者之间稀疏的连线则说明我国通识教育研究者的合作网络密度较低。第二，我国通识教育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根据普赖斯定律，领域内核心作者发表论文数至少为M篇，计算公式为M= 0.749 × √N（max） ，其中N（max）为统计时间段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5］。本研究所统计的2001—2021年间发表的3685篇核心期刊文章中，发文最多的作者共发文16篇，根据公式进行计算可得M=2.996，取整后可知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经统计，核心作者累计发文315篇，在全部发文中占比约为8.5%，远未达到普赖斯定律所规定的50%。据此可以看出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第三，我国通识教育研究者有着明显的跨学科背景。高被引论文作者不乏来自教委、外语院校、高校学工部门、创业学院等机构，他们从课程思政、外语教学、计算思维、创新创业等视角开展通识教育方面的研究，在通识教育主题下被引次数前十名的论文中有八篇体现了这一特征。
3.机构分析
从研究机构分布看，通识教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教育院所两大类机构。从机构间合作关系来看，研究机构网络图谱中有588个节点和116条连线，密度为0.0007，图谱整体比较零散，各机构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这说明通识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其中较为明显的跨机构合作关系有三组：一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合作网络；
二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与兰州大学教育学院的合作网络；
三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的合作网络。从机构发文数量上看，2000—2021年间，共有16所机构发文量在10篇以上。其中，6所机构发文量在30篇以上，分别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40篇）、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37篇）、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36篇）、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33篇）、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30篇）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30篇）。这些高产机构主要依托于高产作者，作者发文量前十名中来自6所高产机构的占有八席。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文量居首，这说明北京大学在通识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上均走在了国内前列。在理论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陈向明和王义遒等对通识教育的概念、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实践方面，元培计划的实施与元培学院的成立为探索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新模式作出了有益探索。如今的北京大学通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将通识教育理念贯穿在专业知识的传授中，建设“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和“人文、自然与方法”三大系列课程，已形成通识教育制度化实践体系［6］。另外，卓越的师资水平和丰富的课程资源为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1.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内容的聚焦点，高频关键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2000—2021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其中，关键词节点代表着相关关键词在该领域研究论文中出现的频率，节点越大则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
圆圈之间的连线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共现关系越强。该图中共有830个节点，1883条连线，密度为0.0055。节点的共现较强，反映出关键词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关键词“通识教育”的频次为1195，中心性为0.56，是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最大的节点，后面依次为“课程体系”（151次）、“人才培养”（148次）、“专业教育”（147次）、“高等教育”（129次）、“人文教育”（121次）、“课程设置”（115次）等等。课程体系改革一直是通识教育的核心议题，经统计，频次处于前30位的关键词中有7个含有“课程”，其中“课程体系”的频次仅次于主题词“通识教育”，充分说明了课程建设在实施通识教育中的重要性。高频关键词还显示出了跨学科特征，例如“大学英语”（39次）、“法学教育”（23次）、“艺术教育”（20次）、“课程思政”（19次）、工程教育（19次）、“信息素养”（17次）等，体现出了研究者们以不同的学科专业视角对通识教育所作出的探索。
图2 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2.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主要用来反映某领域的主题结构。本研究通过CiteSpace对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知识图谱的Q值（Modularity Q）为0.5814，大于0.3，说明划分出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
平均轮廓值为0.8285，大于0.7，说明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7］。这些聚类折射出21世纪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培养模式等17个聚类标签。对17个聚类标签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整合后，可以发现我国通识教育研究成果中的关键词主要围绕“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两个主题进行聚类。其中，“培养目标”主题下包含“人才培养”“培养目标”“创新人才”“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大学生”“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工程教育”和“师范教育”10个聚类关键词，“培养过程”主题下包含“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博雅教育”“专业教育”“通识课程”和“学分制”7个聚类关键词。可见，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怎样培养人（培养过程）的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1）关于培养目标。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通识教育的实施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之实现。培养目标主题下的聚类关键词主要反映了三点特征。
第一，“高等教育”“高职教育”“大学生”等聚类关键词反映出了通识教育的类型定位问题。素质教育是针对中小学较强的应试取向而提出的，通识教育则是针对大学教育的过分专业化而提出的［8］。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诸方面知识实现融会贯通，扩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品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识，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换句话说，通识教育一方面使学生能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提高学生经世致用、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力。高等教育既包含普通本科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都是培养广义的“大学生”。值得注意的是，高职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也具备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存在和普通本科教育的相异之处，因此高职教育和本科教育中的通识教育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第二，“创新人才”“批判性思维”“信息素养”等体现了近些年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是新时代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9］。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的创新人才成为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当今世界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正迎来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10］，信息素养培育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11］。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如何通过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工程教育”和“师范教育”对应着更加具体的培养目标。以工程教育为例，林健《卓越工程师创新能力的培养》一文被引达247次（截至2022年4月1日）。该文提出，为满足卓越工程师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应具有四方面的价值取向，即满足培养目标需要的根本价值、体现学科专业领域整体的继承和发展价值、反映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特色价值以及体现学生主体发展的最终价值［12］。在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科学研究范式革命和可持续发展观等时代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范式正在发生革命［13］。如何使工程教育和师范教育等专业教育适应新时期的革命性变化，是当下通识教育的研究热点。
（2）关于培养过程。这一主题下的聚类关键词层层递进，聚焦于实现培养目标的过程。“通识教育”“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等聚类关键词既是教育理念又是培养模式，实际上属于培养过程，指向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聚类关键词“课程体系”“通识课程”则更进一步，再次凸显了课程这一教育理念的实施载体的重要性。在通识教育的课程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对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通识教育的理念、特征、方案、改革理论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不乏对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的研究，并对我国通识教育课程提出了许多启示和建议。学分制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强化专业教育的同时，深刻影响了通识教育的开展，为其提供了新的动力、新的载体、新的内涵、新的手段，是对高校通识教育的一种深化和落实［14］。学分制也要求坚持整体性原则，从“学科—专业—课程”的整体视角出发进行通识教育课程建设。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通识教育的课程建设和通选课简单划等号，通选课只是实施通识教育的一种途径，是对通识教育的部分体现而非全部，通识教育目标的达成还需要在专业教育和隐性课程中进行渗透［15］。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无论是高等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本科教育都更加强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想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改革，通识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只有以人为本，加强通识教育，把核心专业知识传授、通用知识培养和价值塑造相融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出立大志、明大德和可成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1.21世纪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前沿演进
CiteSpace可以通过共引网络中节点随时间变化的结构关系来表现知识演进过程，使研究者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知识演进分析。CiteSpace的关键词突现功能可以显示出在较短时间内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突现关键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与新兴趋势。从21世纪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研究中突现力在前十位的关键词时区图（见图3）可以看出，通识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集中出现于2000—2010年间。早在21世纪之初，通识教育对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的关注已经显现出来；
“专业教育”一词出现于2000年，如何看待和处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是通识教育研究的一大焦点；
“美国”一词在时区图中出现于 2006年，并且“美国高校”和“美国大学”在2014年成为了突现关键词，展现出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对美国大学的持续关注；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改革的关键，通识教育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更广博的知识，“教师教育”一词在2008年显现出来；
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在2007—2011间，“创新”“创新人才”“创新教育”“创业教育”等关键词出现在时区图中，反映出随着国家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逐步提高，通识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产生了交汇；
2013年“创业教育”再次突现，其高热度一直持续到2018年，反映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对通识教育研究的深刻影响。
图3 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关键词时区
2017年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研究中出现了许多突现力非常强的前沿热点。如图4所示，在突现力前十的关键词中，近五年就占有八个，依次是“新工科”“课程思政”“新文科”“书院制”“新时代”“跨学科”“双一流”和“核心素养”。这些关键词反映出了近五年通识教育研究领域关注度最高的前沿问题。
图4 近五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关键词突现情况
2.近五年（2017—2021）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前沿分析
如前所述，“新工科”等八个突现关键词体现出了近五年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本研究根据其内涵逻辑将近五年通识教育研究前沿问题归纳为以下四个方向：
第一，立足“课程思政”新视角，服务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对通识教育的需要亦更加迫切，对于通识教育的认识也亟待提高。高等学校不能把通识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学习一些“课外知识”，更不能把通识教育课程办成“水课”，必须从高等教育质量全局的高度认识通识教育，深入理解通识教育对立德树人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课程思政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实施全课程、全方位、全员育人的一种探索，是我国高等教育构建知识传授和价值养成相统一的现代课程设想，与回归育人初心、重构育人内涵的通识教育改革具有内在一致性［16］。高等学校应立足课程思政新视角，着力加强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打造通识教育金课，使通识教育课程能够为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用简化版的专业课进行片面的知识传递。为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高等学校必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升育人水平，而通识教育研究则是其中的一大着力方向。
第二，以“书院制”为制度依托，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21世纪初以来，我国高校逐渐掀起书院制改革热潮。有研究指出，2005—2018年全国有55所高校成立了173家书院［17］。制度支持的缺失是通识教育在实践中的困境之一，而书院制则为通识教育的落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制度依托。复旦大学设置有五个四年制住宿书院，将书院的功能定位为全面发展的第二课堂、实现文化育人的住宿园区、师生共享的公共空间和学生自我管理的教育平台，将书院生活视作复旦的第二课堂和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8］。西安交通大学将全部本科生整体纳入书院管理，实施书院和学院双元制育人模式。其中，学院以学术专业发展为导向，负责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
书院以综合素质发展为导向，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19］。可以看出，两校以书院制作为制度依托，可以将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以开展通识教育，从而更好地促进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培养，有利于构建全员全过程的育人体系。作为高校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全人教育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之一，书院制正逐渐成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新风向。当前通过书院制推行通识教育的优秀案例多来自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而书院制也存在书院和学院的脱离、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如何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发挥书院制对实施通识教育的积极作用仍需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第三，着眼学科范式变革逻辑，推动“四新”建设。推进新文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四新”建设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创造性探索［20］。以新工科为例，我国的传统工科高等教育着力于为现代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专业人才资源，长期以来以学科为导向，注重对专业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偏于“职业训练”的教育性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大学本质功能背离的倾向［21］。而新工科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势、立德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方向，其内涵在于以立德树人为引领，培养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新时代工程师［22］。通识教育在“四新”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实现“四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将“四新”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辩证统一起来。课程体系及其课程是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是专业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专业培养标准的落实［23］。“四新”课程体系应该由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共同组成，其中通识教育包含通识基础课程群和学科专业基础课程群，专业教育包括专业核心课程群和专业拓展课程群。不同院校及其学科专业应根据自身特色，加强课程建设，探索适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的通专融合培养模式。
第四，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国于2017年正式开始实施的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改革发展成效，2022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名单，强调要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从“双一流”建设伊始，就有通识教育研究者发现了这一契机，因为通识教育与“双一流”的价值取向深度契合，它与我国当前的“双一流”建设在追求理性与德性价值、讲究问题意识与责任价值、跨学科价值与创新性方面具有耦合关系［24］。“双一流”建设必然要建设一流本科，培养一流本科人才，这更加突显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人才，而随着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另一个问题则日益凸显——我们的大学到底要让学生掌握哪些“核心素养”？在复杂多变的教育世界中，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的重要要素更是改变教育基因的关键因素。在大学教育阶段，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主要途径就是进行通识教育，而通识教育实现的主要载体就是通识教育课程［25］。因此，如何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推进双一流建设进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研究者们的持续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2000—2021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3685篇通识教育研究核心期刊论文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比较直观地展现了21世纪以来我国通识教育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问题。在研究现状方面，2000—2021年间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可以分为快速发展期、平稳发展期和深入发展期三个阶段；
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作者群体体现了跨学科特征；
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的教育院所，而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都欠缺合作。在研究热点方面，我国通识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两个主题。在研究前沿方面，“新工科”等关键词反映出了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前沿问题，折射出了四个前沿研究方向：立足“课程思政”新视角，服务“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书院制”为制度依托，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着眼学科范式变革逻辑，推动“四新”建设；
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我国的通识教育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聚焦时代需求，深耕前沿问题。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指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最新的思想体系存在，一种赋有时代本质特征的思想体系，它代表着时代的最高境界和层次，这种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26］通识教育必须站在时代前沿，用时代文化涵养学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7］我国通识教育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养分，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从“课程思政”、“书院制”、“四新”建设、“双一流”建设等新视角出发研究通识教育。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要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深刻把握多样化、学习化、个性化、现代化等发展趋势。”［28］在工业革命4.0时代，高校可以尝试建立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5G等前沿科技为代表的体现新一轮工业革命特征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以提高学生对科技前沿问题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活力；
在“四新”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过程中，高校应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加强与企业等社会组织的合作，创新课程形式和内容，跨学科跨平台打造通识教育课程，以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能力；
在后疫情时代，高校应该加强哲史思辨类通识课程建设，通过通识课程思政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辩证观，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
为贯彻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高校应加强劳动通识教育课程建设，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总之，通识教育研究应该对这些前沿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二，构建合作机制，形成研究合力。从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通识教育研究者之间和研究机构之间都缺乏合作。为推动通识教育在新时代的发展，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均应加强合作。特别是各高校之间，应该加强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交流合作。在高校“类型化办学”的背景下，应当加强跨校选课、网络课程等校际合作办学模式研究，从而取长补短地开展通识教育。当前我国通识教育研究的核心作者和机构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学校分布上主要集中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重点师范大学，研究发展状况在地域和校际分布上均存在差异。在通识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上取得一定成绩的高校可以传递分享经验，使得研究欠发达的高校可以提高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从而推动通识教育的实践。不同高校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不同、客观基础条件不同，因此在通识教育实践路径上有各自的特色，而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以合作机制形成研究合力，则可以推动通识教育更好地发展。
第三，重视本土化研究，推动实践发展。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一词源自西方大学，我国学者对国外通识教育特别是美国通识教育的经验做了大量研究，但是问题的重点在于如何基于国情、吸收外国有益经验来打造中国特色通识教育模式。事实上，中国古代教育中亦有着通识教育之特点。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人文教育、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有相通之处，或者直接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等同于通识教育［29］。显然，中国传统教育有别于如今的通识教育，但是中国传统教育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融为一体的精神对当下的通专融合问题亦有启示。通识教育研究者在分析西方通识教育的经验时，不能简单停留在介绍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的举措上，而是在放眼世界的同时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立足中国，不断吸收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精华，加强通识教育本土化研究。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通识教育研究仍需抓住课程建设这一核心议题，并且要更多关注通识教育课程实施实效，着力打造通识教育“金课”，从而落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通识教育实践路径。总之，高校要立足时代需求，以学生为中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源泉，构建中国特色通识教育体系，以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飞跃推动我国早日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进而为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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