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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学院 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近年来，随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建设，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愈趋多元化，成果也越加丰富精彩。对于实验考古或实验室考古，学界多有提及，但我们发现仍有一些概念需要厘清，故成文尝试对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之间的差异进行阐述，以供学界参考。
就文字表述而言，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之间，仅一字之差，在表达上有着较多相似性，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学界时而将实验室考古的研究内容表述成实验考古，亦或将实验考古称为实验室考古。在中文的表达中，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区别不大，但在英文的表述中，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汇。实验考古的英文为Experimental Archaeology，而实验室考古的英文为Laboratory Archaeology。究其原因，实验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产物，而实验考古为欧美考古学的分支，两者在源属上具有本质区别。
实验室考古，是由我国考古学者通过长期以来的田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发端于室内考古清理，融合科技分析与文物保护方法而提出的考古学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便出现了实验室考古的说法，主要指对出土器物采用实验室的检测分析，解决器物成分、年代等考古学问题的学术活动，后来这类学术活动又被称作科技考古。进入21世纪初期，实验室考古清理、实验室微型发掘等具有实验室考古字眼的表述在学界出现，但更多是指在实验室内开展小型的考古清理操作[1]。
1998年，李虎侯先生在《实验室考古学》一书中提出，“实验室考古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手段对古代遗存进行测量、分析和鉴定，取得数据资料，并以这些数据资料为依据阐述古代的实物、人物和事物，从而达到认识古代社会的目的”[2]。而后随着学界不断积累，2010年杜金鹏先生在大河口西周墓实验室考古项目成果汇报会上宣读《实验室考古初论》文稿，对实验室考古概念进行了系统性阐述，认为构成实验室考古的主要内容为“在实验室内的考古发掘清理、文物检测分析、文物保护处理、遗迹遗物研究、文物仿制复制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活动”[1]。随后，实验室考古的概念在国内学界广为流行，在2013年中国考古学界的权威刊物《考古》上，推出了实验室考古专稿，代表着中国考古学界对于实验室考古概念的认可[1]。近年来，李存信先生等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室考古研究，如对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主棺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理论方面，通过近十年的积淀，杜金鹏先生著有《实验室考古入门》一书，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实验室考古的源起、发展与操作流程等内容[3]。
实验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结晶，而实验考古则不同，是欧美考古学理论变革的产物。实验考古，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已兴起，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首次使用实验考古方法，解释考古记录中的人类行为，以斯文·尼尔松（Sven Nilsson）为代表，将斯堪的纳维亚石器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志标本相对比，确定了石器的生产方式与使用方法，这是实验考古的一次较早尝试。在1868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Evans）使用实验考古的方法对发掘出土的手斧来源及技术进行研究，并向公众展示其操作过程，被视为实验考古发展具有标志性的事件[4]。
直到20世纪60年代，实验考古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才在欧美考古学界得到系统性的梳理与运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兴起了过程主义考古学，即“新考古学”，代表人物为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新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倡导“假说-演绎”的研究模式，认为考古学的目的是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新考古学”尝试对过去的事物进行实证，在对考古资料的研究中运用中程理论方法，衍生出两种新型考古学分支，民族考古学与实验考古学。1979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科尔（John Cole）的《实验考古学》出版，该著作影响深远，详细介绍了实验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是西方较早出版的实验考古学术著作，为实验考古学的推广起到很大的作用[5]。
新考古学是欧美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变革，主要体现在对欧美考古学界过往的历史文化考古学阶段研究范式的更新，主张通过考古遗存客观科学地解释古代物质文化，并探索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新考古学强调考古学的科学属性，其理论的核心为西方哲学，如中程理论、系统论、文化传播论等，而非历史文献学。实验考古作为新考古学的两大核心支柱之一，在推动新考古学的发展上起到了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实验考古已在欧美考古学界广为流行，成为构成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版块。
实验室考古与实验考古虽一字之别，在源属上却存在较大差异。实验室考古归属于中国考古学，而实验考古的来源是欧美考古学。
在研究范式上，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可能存在一些方面的交叉，但实际上不论是研究目的，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较大差异。
杜金鹏先生将实验室考古定义为“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清理，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同时，也将“在实验室内通过成分分析和年代测定等研究文物的生产技术、地点、时间的分析考古学”（或称科技考古）和“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古代人类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实验考古学”皆纳入到实验室考古的范畴[6]。
从实验室考古的定义看，其具有显著的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相融合的特征，“发掘清理、检测分析、保护处理、研究复原是其基本的工作要素”[6]。因实验室考古范围内涉及到了研究复原的模拟实验，所以杜金鹏先生在其定义中，将实验考古归入到了实验室考古。
细观实验室考古中涉及研究复原的模拟实验，主要指“及时观察研究新发现的各种遗迹遗物，就其品类、形制、结构、工艺、用途等进行探讨，并随时在计算机中模拟复原，或通过实验手段进行复制，以实现文化遗产的传承”[6]。实验室考古定义范围内的实验考古，更加强调器物的复制，其目的是为了在未来更好的展示。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三号宫殿院落贵族墓M3发掘出的绿松石片镶嵌的“龙形器”，在实验室中进行了清理、保护和仿制，被认为是“迈入实验室考古门槛的体现”[7]。“龙形器”的仿制，被视为实验室考古中的实验考古部分。
可以看到，实验室考古范畴内的实验考古，主要是指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观察记录与科技分析，在实验室内开展的复制工作，其核心功能是器物的复制与还原，而这与欧美考古学定义下的实验考古，具有较大差异。
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马修（James R.Mathieu）将实验考古定义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子领域，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采用多种方法、技术来分析重建过去的现象，这个现象包括了从器物到社会系统的重建，并采用假说-演绎法进行验证，为考古解释提供或加强类比[8]。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在《考古学：关键概念》中提及，“实验考古学这个术语包括所有解决考古学问题的实验。实验考古一般包括所有了解器物制作技术与功能的推断实验、基于地表平面或地下考古特征所进行的地表建筑复原，物品与建筑的破坏和腐烂过程研究以及农业操作与资源管理的全程实验等”[9]。
陈淳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一书中提到，“实验考古学并不满足于复原和记录古代的遗物和遗迹，而是意在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行为方式，以检验一些复杂的考古学理论阐释模式”[10]。
在研究目的上，实验考古是通过重建过去的现象来解决考古学问题，而不是实验室考古定义下的采用复制还原器物的方式来更好地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实验考古开展的一切实验都是围绕着考古学问题而进行设计和实施的。在研究方法上，实验考古以假说-演绎法为核心，在对遗存遗迹进行详细观察记录后，提出考古解释并通过实验进行验证。在实验过程中，严格地控制实验变量，关注不同变量与实验结果、考古解释之间的关系。实验考古的程序性操作逻辑和中程理论运用，是实验室考古所不具备的。如玉器加工实验，这些器物复制还原的目的是探讨考古学问题，如玉器是如何被切割钻孔，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不同的加工工具是否会在玉器表面留下不同的加工痕迹，是否可以通过实验得到的加工痕迹与发掘出土的玉器表面痕迹形成对照，借此推测古代的制玉技术。
在研究范围方面，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也有所不同。实验室考古定义下的实验考古，是在实验室内对器物进行复制还原，实验的环境是在实验室内，实验的对象为出土器物。而实验考古的范围则更广阔，除了在实验室内进行出土器物的复制还原外，如玉器加工实验等，也包括在户外开展实验，如史前房屋实验、遗物埋藏废弃实验等，实验考古的环境是实验室和野外，实验对象也更为多样。就实验考古而言，器物的复制还原只是其最基本的实验，更进一步的实验还包括对于人类行为、技术流程、社会系统等进行的重建，而这些也是实验室考古没有包含的内容。
实验室考古所拥有的文物保护等内容，同样是实验考古所不具备的。所以，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实验室考古与实验考古之间虽有交叉，但依旧是两个不同的考古学分支。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会随着岁月的积淀而变化，实验考古也不例外。随着20世纪下半叶新考古学的兴起，实验考古迅速在欧美地区流行，受时代发展的影响，当时实验考古的研究范围以重建人类技术与行为过程为主，较少涉及精神信仰的探索。正如陈淳先生在《考古学理论》中所评论的，“实验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几乎完全关注人类生存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并不涵盖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然而它恰恰涉足于构成考古学主体的那些古代残存下来的物质文化”[10]。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后过程主义考古在欧美学界影响深远，实验考古受到后过程主义思想的改变，在实验过程中，也关注实施、参与实验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尝试对古代的精神信仰进行讨论。
我们认为，实验考古就像一座跨越古今的桥梁，通过对古代遗迹遗存进行系统性认识分析后，设计开展实验，将静态的考古遗存转化为动态的实验过程，以助于发现可能忽视的遗迹现象。同时，关注记录开展和参与实验过程中人的主观感受，尝试探讨遗迹遗存与人在精神世界中的关系。
进行实验考古研究，有四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尽量保证实验的原生性，尽量使用与古代相同的材料，不能超越古代时空的物质条件范畴，如制作石器、金银器时，不能使用电钻等现代工具进行加工。在开展史前陶器实验时，尽量选取遗址区域的原生土壤并在遗址附近进行烧制，保证实验条件与古人趋于一致。
二是实验的科学性与可控性。实验假设和结果检验，都需要科学客观地分析，尽量排除实验者的主观想法，记录实验的真实情况，不论实验成功或是失败，都是可贵且有意义的，所有的实验都可以经得起重复实验。实验中的变量控制、变量与结果之间关系的讨论等是评估一项实验考古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
三是实验目的是解决考古学问题。一些简单的可控实验，如文物的复制，不是以探讨考古学问题为目的，不能归入到实验考古中。一些博物馆仿古体验活动，如用小口尖底瓶盛水、燧石片剃须、青铜刀切水果、穿戴古代衣物等，都只能算作体验，虽然模拟了古代场景，但不是以解决考古学问题为目的开展的，也不能算到实验考古的范畴中。
四是确保实验记录的有效性。任何一项重建实验的开展，都需对数据进行选择性的记录。操作时间一般不作为实验记录的核心要点，比如制作石器、砍伐树木、制作金银器等所消耗的时间，这些时间与古代工匠的操作熟练度有很大关系，现代的实验重建记录的时间，最多是一个客观参考，并不能给予考古研究强有力的解释支撑。建设房屋、开挖墓葬、修筑祭坛等所需的劳动力人数，也一般不作为实验记录的重点，因为现代人身体提供的劳力与古代人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这些记录只能作为参考。男女性别的记录也是次要的，比如在陶器重建实验中，发现女性较男性能更好地将陶器拉坯成型，这些是由现代男女性别差异带来的习惯区别，且在不同时空下仍存在较大不同，所以基于实验过程对男女性别的记录与讨论，一般是不可取的。
实验室考古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结晶，旨在将考古遗存置于实验室中进行科技分析与保护，并对部分遗物开展复制，以用于更好的展示与保护。而实验考古源自欧美考古学的进步，建构于中程理论之上，以假说-演绎的方法为主，对考古遗存进行模拟重建，尝试搭建在静态的古代遗存与动态的现代实验之间沟通古今的桥梁，从而对考古学现象进行解读。可以说，实验考古与实验室考古两个学术名词，虽然在中文表意上有所相似，但不论在源属或是研究范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现阶段，中国考古学已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建设，我们深信，实验考古学也能较好地融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甚至进一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验考古学，与其他考古学分支共同助力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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