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利率政策可以缓解失业潮冲击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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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道才,杨雨晴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

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经济持续不景气,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推波助澜,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常规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大部分国家预期经济目标实现,“零利率下限”问题开始进入各国央行的视野。各国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挽救经济疲态,负利率政策①开始在丹麦、欧元区、瑞士、瑞典、挪威、匈牙利、保加利亚、波黑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落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瓶颈期,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缓慢,而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包袱,消费能力逐渐下滑[1]。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成功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中央银行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即负利率政策来实现其预期目标:缓解通货紧缩,稳定汇率,刺激经济复苏。

2020年,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受到阻碍,日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被打乱,降低了全球劳动参与率,全球就业前景依旧不乐观。与2019年相比,全球劳动参与率在2022年下降1.2%②。目前,全球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不断增加,失业潮冲击不可忽视。就中国而言,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在2020年2月为6.2%,6月份有所回落,但是也处于5.7%的较高水平③。全球经济下行趋势对中国产生了“倒灌”冲击,中国经济前景潜在的不确定性不可小觑,就业压力也将持续存在。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运行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缓解大规模失业潮的冲击离不开全球经济的复苏。常规政策无法拯救亟待复苏的全球经济,各国央行将目光转移至超低利率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关于是否应该实施负利率政策的讨论更是愈演愈烈,其中,中国是否应该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研究也在逐渐升温。负利率政策落地时间较为短暂,既有文献对负利率政策的实证分析相对较少,研究方法集中于理论研究及定性分析。此外,无法在负利率政策效用评估上达成一致结论且研究重点多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汇率、信贷等,负利率政策对其余经济指标的研讨较少,更少有直接研究负利率政策与失业率的关系。因此,现阶段对负利率政策能否缓解失业潮冲击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聚焦全球失业潮,从失业率视角出发,采取定量研究方法分析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为排除其他政策影响,克服过去研究过程中控制组样本偏差问题和回归模型中无法避免的内生性问题,利用Abadie等[2]给出的合成控制法(SCM),把失业率作为最终解释变量,寻找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并经过加权模拟得到合成日本,评估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能否改善失业潮现象。

随着货币征收“携带税”的方法被提出,即货币的持有需要成本[3-4],打破了“零利率下限约束”理论,为负利率政策的落地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负利率政策真正实施时间并不长,因此无法对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实施效果给予完全肯定的结论。负利率政策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与过程能否混为一谈,至今也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基本可以解释相对平缓的负利率政策[5]。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负利率政策和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完全不同,正是这种传导方式的不同导致政策效果的不同。若负利率政策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落地,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经济上行、刺激经济复苏。但长期来看,也可能会造成价格机制扭曲、市场调节失灵等不可忽略的负向影响。因此,结合既有研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

1.1 负利率政策缓解失业潮冲击的有效性

负利率政策或许依靠信贷渠道影响宏观经济,减弱商业银行的惜贷心理,提高权益类资产的价值,改善资产负债表[6]。而利率下行会收窄商业银行的利息差,为了保障盈利能力不受打击,商业银行会主动提升风险偏好,风险承担行为也会增加[7]。负名义利率会削减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从而促进资金使用,过剩资金将流向实体部门,信贷规模得以扩张。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更简单的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获取资金成本低于预期,刺激企业增加贷款,进而提升社会总体投资水平。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为成长型企业融资需求提供空间。企业发展潜力增加可能会增加产出和劳动力需求,从而改善就业状况。

负利率政策不单会影响信贷规模,也会影响资产未来现金流贴现率,使消费者对资产价格产生积极预期。范志勇等[8]进一步研究发现,负利率政策会使市场利率下行,从而使资产价格拔高,引起本币贬值,指出负利率政策依靠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两个层级进行传导,且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是实体经济的传导基础。居民面临负利率政策,会相信利率可以被再次下调。Altavilla等[9]提出预期渠道也是负利率传导机制的一种,最终会导致收益率曲线的变化。对打破“利率零下限约束”的心理预期会使负利率政策的效果得以提升[10-11]。金融市场利率下行,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会呈现上升态势,消费者所拥有的资产也得到升值,对消费者释放了好的信号,为实现财富效应最大化,风险偏好会随之提升,投资行为更加多样化,短期内消费和投资规模会扩大。资产价格在负利率政策的影响下逐步攀升,并因财富效应鼓励消费,总需求提升,社会总供给随之提升,刺激产出和劳动力需求,从而带动就业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潮。

负利率政策也会让资本流向国外市场,国外投机资本减少,本币贬值。欧元区实施负利率政策后,提高了汇率对于货币政策预期敏感度。丹麦依靠负利率政策成功缓解了本币升值,实现了本币贬值[12]。其他负利率政策落地的国家,汇率也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减弱了汇率市场的波动性[13]。本币贬值促使出口增加,该国出口贸易规模扩张,从而总产出随出口总额提升,对劳动力需求扩大,促进就业,进而改善失业潮现象,失业率随之下降。丁玉[14]指出负利率政策某种程度上可以提升实际GDP,对比政策落地前后欧元区CPI、实际GDP增长率、信贷等经济指标,发现欧元区经济呈现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孙国峰等[15]通过DSGE模型实证分析负利率政策效果,发现负利率政策能够缓和经济疲态。负利率政策刺激居民减少储蓄,提升消费水平,缓解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缓解、居民储蓄的减少、消费水平的上升和社会总需求的扩张会刺激社会总供给增加,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大,进而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潮,降低失业率。

综上所述,负利率政策能够拓展贷款规模、鼓励消费、刺激经济上行,从而引起产出和劳动力需求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失业率下降。所以,提出假设1。

假设1:负利率政策能够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缓解失业潮冲击。

1.2 负利率政策缓解失业潮冲击的不稳定性

负利率政策传导过程的有效与否显著影响政策实施效应优劣[16]。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完全保证传导渠道的畅通,这可能会影响传导效果。负利率政策会使商业银行经营成本提高,加重其负担。商业银行存款利率需要考虑消费者情绪,为防止存款资金大量外流,存款利率的下降会受到限制。贷款利率下降、存款利率受限和利息差的缩窄会侵蚀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影响其盈利能力[17]。此外,负利率政策导致的资金外流可能也会给新兴市场带来消极溢出效应,发达经济体实施负利率政策会导致新兴市场资金流入上涨,促使当地信贷规模不合理扩大,给商业地银行带来更大的压力[18]。长时间的负利率政策会给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带来反向作用,这种盈利能力可能受到的冲击会反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负利率政策到存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受到干扰,可能会影响信贷规模的扩张,进而不能实现刺激信贷的作用,企业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而无法改善失业现象。

负利率政策释放资产价格攀升的讯息,投资将会大幅增加,容易产生资产泡沫。通过VAR模型和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对负利率政策在日本的传导过程深入剖析,发现负利率政策并未完成日本央行的初始期望,同时会扰乱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19—20]。投机者的增加和不理智的投资决策会导致资产价格的不正常增长,使资产价格机制扭曲,进一步会影响市场自身的发展方式,引起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减少社会总体福利,经济发展不再稳健。长时间维持这种非正常经济状态,会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并阻碍宏观经济运行。资产价格攀升利于高收入人群而非低收入人群,长此以往,收入差距会逐渐变大,社会稳定也会受到冲击,经营环境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企业经营不善,进而加剧失业潮。

负利率政策导致的资本外流一旦过度,会打压该国技术创新、阻碍合资企业发展,影响该国企业成长,影响产出和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就业。此外,Sussman等[21]和Perez-Segura[22]对国家或地区推行负利率政策后的效应进行分析,发现通货膨胀率并没有明显上升,甚至部分国家的相关指标下降,负利率政策没有实现提升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期目标,政策效果并不如预期。同时负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异质性显著,实行负利率后续三年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提升作用为3.1%,仅有五分之一来自负利率政策的作用[23],且温和的负利率政策仍然会堕入流动性陷阱,会使通货紧缩更加严重[24],长此以往,反而会使经济增长进一步呈现疲态。通货膨胀传导效果的异质性导致负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不稳定,甚至可能导致进一步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疲软,就业机会随之减少,失业浪潮加剧。

综上所述,负利率政策传导效果具备多变性与不稳定性,可能导致经济更加疲软,从而引起总产出缩减、劳动力需求下降、就业机会减少。所以,提出假设2。

假设2:负利率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率,但效果不稳定。

2.1 研究对象

自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瓦解,日本便遭受失业潮冲击。日本央行在2016年2月实施负利率政策,也是亚洲第一个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本文选取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实施政策后与假设未实施政策时,日本失业率如何变化,负利率政策能否缓解失业潮冲击,并结合既有研究分析负利率政策利弊,判断是否有实施该政策的必要。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2],而非进行政策评价常用的双重差分法(DID)。因为双重差分法对控制组要求较高,需要政策实施前后研究主体的各指标具有可比性,所以选择控制组易产生人为样本偏误进而导致错误估计政策影响。而合成控制法通过对若干控制对象进行权重计算,找到合适的线性组合,从而构建愈加精准的合成控制地区(synthetic control region),并将合成控制地区同研究对象比较分析。这种根据数据进行计算线性组合最优权重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双重差分法中主观样本选择偏误。

本文采取Abadie等[25]的研究思路探讨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后失业率的变化,即构建合成日本,使其与实施负利率政策前日本的失业率有相似轨迹,通过合成日本的失业率模拟如果日本不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失业率曲线,合成日本失业率与实际失业率的差距就是负利率政策对日本失业状况的作用。

2.3 指标选择

2016年2 月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因此,实证分析中政策开始年份设置为2016年。

合成控制法要求预测控制变量能够让影响政策实施前研究指标的因素与研究对象基本相似。在经济指标预测因素上,苏治等[26]在研究通货膨胀时选择的预测变量是研究对象实施政策前的平均GDP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滞后项。Abadie等[25]为提高合成控制组和研究对象契合率,添加了没有进行平均化处理的预测控制变量。陆超等[27]研究通货膨胀选取的预测控制变量是失业率和实证研究采用数据初始时间到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段内平均GDP增长率,以及该时间段内没有进行平均化处理的通货膨胀率;
研究经济增长时选取了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以及政策实施前未做平均化处理的实际GDP增长率。

因此,考虑失业率的预期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对数化后的实际GDP增长率与失业率滞后项为预测变量。其中,GDP增长率和失业率的统计标准均来自世界银行,GDP增长率为世界银行依据不变价格度量的实际GDP增长率。

2.4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包含1996—2020年的年度经济指标数据。

选择控制组国家或地区考虑以下方面:一是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要接近于日本。日本为发达经济体,因此所选取控制组国家或地区最好在发达经济体范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39个国家或地区列为发达经济体,扣除早已实施负利率政策和数据缺失的经济体,控制组国家或地区选择范围剩余15个经济体。二是合成控制法最终确定控制组是根据相似度计算权重组合形成,初始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尽可能多,最终合成控制组会更接近于日本。因此,除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之外,加入与日本某方面,包括地理位置、文化、经济等有相同特点的10个国家或地区。三是国际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日本经济指标,考虑与日本政治联系和贸易合作密切的9个国家或地区加入控制组。最终选取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乌克兰、以色列、伊拉克、伊朗、俄罗斯、冰岛、加拿大、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塞尔维亚、韩国、德国、挪威、捷克、新加坡、新西兰、沙特阿拉伯、波兰、波多黎各、泰国、澳大利亚、科威特、缅甸、罗马尼亚、美国、英国、菲律宾、越南、阿联酋、马来西亚共计34个控制组国家或地区。

本文剔除1996—2007年数据,选取2008—2020年包含日本和控制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数据。这主要因为,首先,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仅拥有部分国家或地区早期数据,为保障多数据样本和长时间段,未采用早期数据。其次,2008年以后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经济指标数值下行,因此控制组国家或地区与日本的波动趋势较之前更为相似,有利于最终控制组加权结果。最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政策实施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经济不景气,而其他国家经济变动较大,整体会有差异性变动,为了合成控制组需要剔除前期时间段数据。

3.1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用日本与合成日本在2016年后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差值分析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对失业情况的影响。

利用Stata统计软件的Synth程序计算发现,合成日本由7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包括40.9%的阿联酋、20.6%的中国香港、16.3%的冰岛、6.8%的匈牙利、6.5%的德国、5%的伊朗、3.8%的缅甸。

表1是负利率政策实施前日本与合成日本的经济指标,可以发现在预测控制变量中,合成值均接近实际值,这说明合成控制法成功地拟合负利率政策实施前经济特征。

表1 预测控制变量拟合情况

图1是日本与合成日本2008—2020年的失业率,垂直虚线所在年份表示2016年,即日本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年份。虚线左侧是利率政策实施前,日本与合成日本的失业率非常接近。虚线右侧为实施政策后,两者差距就是日本负利率政策失业率变化情况。可以发现,负利率政策实施后失业率有下降态势。

图1 日本与合成日本失业率

进一步分析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的作用,计算政策实施前后合成日本与日本的负利率差值如图2。实施负利率政策前,即2008—2015年,差值基本为0,说明合成日本拟合较为成功;
而实施负利率政策后,2016—2020年,两者差值逐渐拉大,说明实施负利率政策可以导致失业率的下行趋势。

图2 日本与合成日本失业率差距

3.2 有效性检验

Abadie等[2,25]给出的安慰剂检验法能够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有效性检验,确认本文实证研究中失业率差异没有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仅来自负利率政策作用,且说明实证结果是否具有显著性。

关于日本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实证研究中,安慰剂检验具体办法如下:假定一个本没有在2016年推行负利率政策的国家或地区推行了负利率政策,依据合成控制法对其余控制组国家或地区进行加权模拟,得到该国家或地区的合成控制组,计算该国家或地区与未推行负利率政策的合成控制组之间的失业率差值。对每一个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开展相同操作,将安慰剂检验中失业率差值与实证分析中日本失业率差值进行对比分析。如果确定实证结果中日本的差值来自负利率政策,即统计结果显著,安慰剂检验差值会明显不如实证分析中负利率差值;
否则,统计结果不显著。

本文安慰剂检验的原假设是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不显著,即负利率政策无法降低失业率。根据Abadie等[25]和陆超等[27]的研究方法,显著性检验利用P检验值完成。失业率安慰剂检验中的P值就是失业率差值(负)小于日本差值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与所有进行安慰剂检验的国家或地区数量的比值,P值越低,代表未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或地区与日本具有相同作用的可能性越小,即日本负利率政策越显著。此外,合成控制法加权计算合成控制国家或地区的依据是2016年前可能会影响失业率的指标,因此安慰剂检验中要注意平均预测均方误差MSPE(失业率和合成失业率差距平方的平均值),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2016年前具有高数值平均预测均方误差MSPE,代表合成控制国家或地区没有优秀的近似于该国家实际情况,继续运用其2016年后差值进行分析的效果不明显,可以在安慰剂检验中删除该国家或地区。

如图3和图4所示,安慰剂检验结果分别是全部35个安慰剂检验国家或地区与剔除政策推行前MSPE异常高于该研究对象MSPE值的1个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后。表2是安慰剂检验的P值。

图3 日本与安慰剂检验国家失业率差值

图4 日本与剔除异常值后安慰剂检验国家失业率差值

表2 安慰剂检验结果P值

结合图形和表格分析,第一,对所有研究国家或地区开展安慰剂检验,图3所示,2016年后代表日本失业率差值的实线在中间偏下位置,即日本失业率差值与安慰剂检验中控制组国家或者地区差值差异较小,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不显著。但是在接近2020年时,日本失业率差值曲线已处于相对偏下位置,即日本失业率差值与安慰剂检验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差值差异较大,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显著。第二,由表2可见,2016年和2018年P值为0.257和0.171,有25.7%和17.1%的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失业率差值(负)小于日本,在10%置信水平接受原假设,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不显著。但2020年P值为0.086,有8.6%的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失业率差值(负)小于日本,在10%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显著。第三,剔除MSPE较高的值后,由图4可以发现,2016年日本与其他安慰剂检验国家或地区相比,日本失业率差值曲线在中间偏下位置,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不显著。但在2020年,日本失业率差值曲线在相对偏下位置,与安慰剂检验中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差异较大,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显著。第四,由表2可以看出,2016年和2018年P值分别为0.294和0.176,有29.4%和17.6%的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失业率差值(负)小于日本,在10%置信水平接受原假设,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不显著。但2020年P值为0.088,有8.8%的控制组国家或地区失业率差值(负)小于日本,在10%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显著。

利用合成控制法对日本负利率政策研究结果表明,负利率政策实施后,日本实际失业率低于合成失业率。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负利率实施后一段时间内,即2016—2019年接受原假设,负利率政策无法降低失业率,失业率降低可能与负利率政策无关。但2020年安慰剂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作用显著,可以降低失业率,虽然2020年因疫情影响而比较特殊,无法验证负利率政策在常态化的2020年能否降低失业率,但是在疫情时间逐渐延长的情况下,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综上所述,2016—2019年内负利率政策无法影响失业率,而2020年显著降低失业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时间的差异性。负利率政策的传导,尤其是影响至失业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政策实施后三年内,无法有效发挥其在失业率上的作用。二是环境的差异性。2020年,经济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政策无法发挥其有效作用,负利率政策反而更能凸显其预期作用。三是负利率政策本身的不稳定性。关于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至今未有一致结论,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发挥作用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从而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影响本身负利率政策的传导效果,从而造成预期目标的起伏。总体来说,负利率政策可以降低失业率,但是传导效果不稳定且需要时间,本文假设得到验证。

本文从失业率视角出发研究负利率政策传导效果,根据2008—2020年日本及34个控制组国家或地区经济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日本负利率政策可以降低失业率,但是需要一定传导时间,日本负利率政策对失业率影响随时间变动,政策实施后2016—2019年内无法影响失业率,但是在2020年显著降低失业率,在进行安慰剂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负利率政策传导效果不够稳定,短期和长期影响可能截然不同,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而负利率政策实施时间的短暂性导致现有研究无法准确判断负利率政策利弊。

基于上述结论,启示如下:第一,实施负利率政策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负利率政策可以部分实现常规货币政策无法达到的目标。第二,负利率政策不是万能药,各国政府不能过分依赖负利率政策,要全面衡量负利率政策实施后果。第三,负利率政策实施效果具有差异性,不同国家或地区会有不同结果,也会给该经济体带来弊端。第四,各国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在负利率政策实施中不可忽视其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的政策才能更好地调节经济。第五,在中国当下的经济环境中,负利率政策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注 释:

① 本文负利率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采取的使经济运行中的名义利率为负的政策措施。

② 全球失业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trends 2022[R].Switzerland: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22.

③ 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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