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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如意 胡艳君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进入21 世纪以来，大量外来劳动人口集聚北京，北京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既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诸如交通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的困扰。马太效应的加剧使北京市人口、资源等分布极不均衡，城六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石景山区）占北京市8%的总面积，却聚集了北京市60%的人口，以及70%的产业、三甲医院和高等院校，城六区功能过多是导致北京“大城市病”的病根之一，不仅阻碍了城六区的发展，同时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
2014 年北京市启动非首都功能疏解规划，2015年首次提出到2020 年将总人口控制在2300 万以内的人口疏解目标[1]。2017 年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提出要降低城六区人口规模，在2014 年城六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每年至少降低2 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 年将常住人口数量控制在约1085 万，2035 年维持在1085 万人以内。为分析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的直接效果，找到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的主要障碍因子，进而为促进人口有效疏解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熵权TOPSIS 法对北京城六区2010—2019 年人口疏解效应进行排序分析，并通过障碍度模型对影响城六区人口疏解效果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
从已有文献看，北京进行人口调控的基本思路是通过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因为21 世纪以来常住外来人口快速聚集是造成北京人口快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且在京常住外来人口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因此，北京通过重点发展首都核心功能对应的产业，转移或优化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相关产业来带动人口疏解。目前对北京人口疏解的相关研究多是从流动人口（刘玉和张雪等，2020；
胡磊和侯梦洁，2020）、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姜鹏飞和翟瑞瑞等，2020；
胡腾云，2018；
张耀军和柴多多，2017）、非首都功能疏解（田根生和车建明等，2021；
田子坤和张璋等，2019）[2-9]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方面，对北京人口疏解的研究多是以问卷调查法（夏龙和张思源等，2020；
谭日辉和马钰宸，2019；
李程伟和闫晶等，2017）、比较分析法（光元婴，2020；
魏玉君和叶中华，2019）、三重差分法（童玉芬和宫倩楠，2020）[8-13]等进行研究。
从研究内容看，已有对北京人口疏解的研究多从北京市整体的人口疏解进行研究，主要基于流动人口疏解、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三个方面，城六区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要地区，但鲜有针对城六区人口疏解的相关研究。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方法多存在主观因素，研究结论不能客观反映北京人口疏解的效果。基于此，运用熵权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进行分析具有一定创新性。
人口疏解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即人口数量的减少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一）人口数量变动分析
随着人口疏解政策的实施，2014 年后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自2015 年起城六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连续5 年出现负增长，2014—2019年城六区平均每年疏解20.7 万常住外来人口，人口疏解的主要对象为常住外来人口。
从常住人口数量看，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是城六区常住人口最多的三个区。2010—2014 年，城六区各区常住人口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海淀区常住人口数量增长较快，从2010 年的328.1 万人上升至2014 年的367.8 万人，平均每年增长近10 万人。随着2014 年人口疏解政策的实施，城六区常住人口数量均在下降，下降最多的为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常住人口年均疏解数量分别为8.98 万人、8.82 万人和5.5万人。2014 年石景山区有65 万常住人口，相对较少的常住人口使石景山区的人口疏解数量低于其他五个区，平均每年疏解1.6 万。
从常住外来人口看，2010—2014 年城六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 年朝阳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为151.5 万人，2014 年增长至179.8 万人，平均每年增长7.1 万，是城六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增长最多的区。2014 年人口疏解政策实施后，城六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常住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朝阳区疏解速度最快，2014—2019 年平均每年疏解6.14 万的常住外来人口。东城区、石景山区常住外来人口数量从2014 年的21.2 万人分别下降为2019 年的15.4 万人和13.7 万人，是年均疏解常住外来人口数量最少的两个区。
对比城六区2010 年以来常住人口、常住外来人口数量可以发现，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人口数量较多，同时也是常住人口及常住外来人口年均疏解量最多的三个区，受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功能定位及相关政策等影响[14]，城六区人口分布不均衡，人口分布越多的地区人口疏解的数量越多。
（二）人口结构变动分析
对北京城六区人口结构的变动分析主要从人口密度、性别比、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人口抚养比四个方面进行。自2014 年实施人口疏解政策以来，北京城六区人口密度迅速降低。2014 年前城六区人口密度平均每年增加191 人/平方公里，2015 年人口密度为9375人/平方公里，较2014 年每平方公里增加了48 人，于2016 年起连续4 年人口密度出现负增长，2015—2019年每平方公里年均疏解291 人。
2014 年城六区人口性别比为105.19，人口疏解政策的执行使北京城六区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2019 年性别比为100.25，即每100 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从105 人下降为100 人左右。
人口疏解政策的实施使城六区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及人口抚养比增长速度加速提升。2014 年城六区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0.42%，2019 年增至12.86%。人口抚养比从2014 年的24.68%增至2019 年的29.60%，意味着每100 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4 年的25 人左右增至2019 年的30 人左右。
从表1 可以看出，西城区、东城区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两个区，同时也是人口密度减少最多的两个区。随着人口疏解政策的实施，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性别比逐渐趋向均衡，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性别比呈下降趋势，可见2014 年人口疏解政策实施以来，首都功能核心区每100 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逐渐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各区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人口抚养比均呈快速上升趋势，老龄化及人口抚养负担逐步上升将对居民消费[15]、地方财政负担水平[16]等产生影响。
表1 城六区人口结构变动
（一）指标体系构建
人口疏解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人口的变动，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角度，选取6 个指标，构建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指标体系
（二）研究方法
1.熵权TOPSIS 法
熵权TOPSIS 法是通过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然后利用TOPSIS 法进行排序。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通过数据本身的离散型，用熵权法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权重）就越大。TOPSIS 综合评价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法，被称为优劣解距离法、理想点法，是一种借助多属性问题的正负理想解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的统计分析方法。正负理想解是虚拟的最优解与最差解，分别代表各个指标都达到评价对象中的最优值与最差值[17]。
设共有m 个评价对象，每个评价对象分别有n个评价指标，则原始数据可整合为X=（xij）m×n矩阵x=，其中xij表示第i 个（i=1，2，…，m）评价对象的第j 个（j=1，2，…，n）个指标值。采用熵权TOPSIS 法对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进行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数据规范化处理。
为了消除个别指标量纲、量级及正负号等差异带来的影响，在进行数据分析前需对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
对于极大型指标：x*ij=（xij-min xj）/（max xj-min xj）
对于极小型指标：x*ij=（max xj-xij）/（max xj-min xj）
将数据规范化处理后即可得到规范化矩阵：
第二，计算评价指标的熵权。
熵的本质是一个系统内在的混乱程度，在实际应用中，信息熵越大，表明该指标的信息量越少，相应的该指标的权重也应该越小；
反之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
指标j 的信息熵为：ej=-，j=1，2，…，n
指标j 的信息效用值为：dj=1-ej，j=1，2，…，n
熵权为：wj=，j=1，2，…，n
第三，构造加权规范化矩阵。
基于第二步构造的熵权，对规范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构造加权规范化矩阵V=（vij）m×n=
第四，确定评价对象的正负理想解。
正负理想解分别表示设想的最佳方案和最劣方案，计算公式为：
正理想解Vj+=max（vij）
负理想解Vj-=min（vij）
第五，计算欧式几何距离。
根据第三步构造出的加权规范化矩阵V 以及确定的正负理想解计算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欧式几何距离。
到正理想解的距离Di+=，i=1，2，…，m
到负理想解的距离Di-=，i=1，2，…，m
第六，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Ci。
其中，i=1，2，…，m。相对贴近度的大小可以反映出评价对象的优劣，Ci越大表明评价对象越接近正理想解，Ci越小表明评价对象越接近负理想解。计算公式为：
2.障碍度模型
评价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除了对城六区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疏解效果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分析影响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障碍因子，以便更具针对性地对人口疏解政策及方法进行调整[18]。障碍度模型有助于系统分析各指标[19]，找出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而为促进城六区人口有效疏解提供依据，具体方法是通过引入因子贡献度（Fj）、指标偏离度（Iij）、障碍度（Oj）3 个指标进行分析诊断[20]。其中，因子贡献度（Fj）即单个指标对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贡献度，也就是单个指标对总目标的权重[21]，通常可用指标权重Wj表示[22]。指标偏离度（Iij）即单因素指标与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最佳结果的差距，此处设为其标准化值与100%之差。障碍度（Oi）表示指标对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影响程度。指标计算公式为：
式中，Iij表示第i 个地区第j 个指标的偏离度，Xij*为单个指标标准化值。
Oij=× 100%，j=1，2，…n
式中，Oij表示第i 个地区第j 个指标的障碍度。
（三）结果分析
1.熵权TOPSIS 法结果
将原始数据进行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各评价指标的熵权和正负理想点，得到结果见表3、表4。从表3可以看出，指标“人口密度年均减少量”信息熵值最小，即该指标的信息量在各指标中最大，相对应它的权重也最大，权重系数最小的指标“人口性别比”情况与其相反。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评价指标正负理想解点的结果如表4 所示，其中正理想解V+和负理想解V-分别代表评价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用于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解的距离（D+）以及与最劣解的距离（D-）。
表3 熵值法计算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评价指标结果
表4 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评价指标正负理想解点的确定
之后，计算出各个评价对象距离正负理想解点的距离及贴近度，基于此对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西城区正理想解的距离为0.270 居于末位，而负理想解距离为0.306 居于首位，表明在6 个评价对象中西城区距离最优解的距离最近；
相对贴近度C 值为0.532，在各评价对象中最高，可知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两个层面进行综合评价，西城区人口疏解的效果最好。其次为朝阳区和丰台区，其相对贴近度C 值分别为0.477 和0.457，人口疏解效果差距较小。而海淀区相对贴近度C 值为0.364，与其他区域具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与负理想解距离D-较短，使海淀区人口疏解的效应并不显著。由分析可知，海淀区人口数量的疏解效果较为明显，原因在于其疏解效果主要受到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2019 年海淀区人口密度较2014 年每平方公里减少了1024 人，居于第3 位。此外，海淀区2014—2019 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的上升幅度在城六区中居于首位，人口抚养比也上升了6.94 个百分点，人口结构的不均衡制约了海淀区人口疏解的总体效果。
表5 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评价结果
2.障碍度模型结果
从表6 可以看出，影响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的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人口密度变化、人口抚养比变化及常住人口年均疏解量。
表6 障碍度模型结果
在第一障碍因子中，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的障碍因子均为人口密度变化，主要表现为自2014 年人口疏解政策实施至2019 年，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密度并无大幅度减少，每平方公里仅减少了975 人，其中丰台区人口密度变化最小，2014—2019年每平方公里仅减少了899 人。与此同时，首都功能核心区每平方公里减少了3055 人，对比得出人口密度减少幅度过低是影响城市功能拓展区人口疏解效应的主要障碍因素。东城区和西城区的第一障碍因子则为人口抚养比变化，主要表现为2014—2019 年，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抚养比增长速度过快。2019 年西城区、东城区的人口抚养比分别为41.24%、37.37%，在城六区的人口抚养比中居于首位。自2014 年人口疏解政策实施以来，城六区的人口抚养比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抚养比上升了7.35 个百分点，其中西城区2019 年的人口抚养比较2014 年上升了7.43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城市功能拓展区2014—2019 年增长了4.5 个百分点，由此得出人口抚养比增长速度过快是影响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疏解效应的主要障碍因素。
在第二障碍因子中，石景山区、西城区、丰台区的障碍因子为常住人口年均疏解量，主要表现为自2014年人口疏解政策实施至2019 年，常住人口年均疏解量分别为1.6 万人、3.3 万人、5.5 万人，常住人口年均疏解量低成为影响石景山区、西城区和丰台区人口疏解效应的第二障碍因素。朝阳区、海淀区的障碍因子为人口抚养比变化，表现为2014—2019 年，海淀区、朝阳区的人口抚养比分别上升了6.94 个、3.89 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增长过快成为影响海淀区、朝阳区的第二障碍因素。东城区的第二障碍因子为常住外来人口年均疏解量，表现为2014—2019 年，东城区常住外来人口年均疏解量仅为1.16 万人，远低于城六区的平均水平3.45 万人。
（一）结论
通过熵权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从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对北京城六区人口疏解效应进行了评估，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西城区人口疏解效果最好，其次为朝阳区和丰台区，主要表现为人口密度变化量大、人口性别比快速趋于均衡、人口抚养比增幅小。而受人口密度减少幅度低、人口抚养比增幅快以及老龄化水平高的影响，海淀区人口疏解效果不显著，在城六区位居末位。
（二）建议
针对以上分析结果，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适度加大优质公共资源向周边区域的倾斜力度，以此解决城六区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通过将优质公共资源向周边区域倾斜，引导城六区人口向周边区域转移，可以降低城六区因人口密度过高造成的城市运行压力，同时促进周边区域的进一步发展[23]。
第二，以积极的态度应对人口抚养比快速提高的问题，科学制定相关目标及对策。主动适应人口抚养比增长速度快这一客观趋势，深入研究人口抚养比快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等带来的近期、中期、长期影响，科学制定应对人口抚养比过高的目标及对策。同时，在放宽人口生育限制的基础上增加家庭养老育幼方面的扶助政策[24-25]。
第三，聚焦“四个中心”建设，着力发展高精尖产业，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北京、京津冀产业结构失衡使城六区常住人口数量过多且疏解速度较缓，通过聚焦“四个中心”建设，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进而有效缓解因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资源挤兑、环境治理等城市压力，促进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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