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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鸣 吴瑶
文章编号：1008-7133（2022）06-0085-12
摘要：本研究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引入企业责任感与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对企业数字化水平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了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不仅对企业数字化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补充，而且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思路，激发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活力与积极性，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
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
环境规制
DOI：10.16315/j.stm.2022.06.005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LI Yi-ming，WU Yao
（School of Busines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using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0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t the same time，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ere introduced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lement to the study of enterprise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provides ideas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study of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enthusiasm of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in the wav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正在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转变，而绿色技术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轴心。2021年10月，国务院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是十大重点行动之一，旨在加强企业在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帮助企业实施国家绿色低碳科技重大项目，加快绿色低碳革命。企业作为创新的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实施者，对可持续发展负有重大责任，即要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和环境责任。此外，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包括许多高污染行业。因此，发展和深化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的核心，绿色技术创新的推进将大大提升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发展，同时促进环境和经济发展。
同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提出应该把数字转型作为生产、生活和治理变革的动力，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加快。此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突破性发展和创新。数字技术为组织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数据技术影响企业在绿色制造、废物制造和高效制造方面的创新商业实践，迫使企业创新绿色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以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以提高环境的可持续性[1]，并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特别是，数字技术涉及到高智能的使用，它可以通过监控和分析生产过程来提高流程效率，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2]，从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现阶段对企业数字化是否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缺乏研究。以往的研究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可持续性的影响[1]以及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3]，少有研究探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在诱导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作用，缺乏实证证据支持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基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探讨企业数字化如何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企业数字化对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吗？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有何影响？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分别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准确揭示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和调节效应，填补相关研究空白，而且对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实现中国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文献综述
1.1.1企业数字化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研发，“数字化（digitalization）”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共同热点话题。中国学者对数字化关注起步相对较晚，自2016年起，相关研究才开始迅速兴起[4]。那么，究竟何为数字化呢？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的数字化是意识形态价值的转变[5]，客户的价值主张被重新塑造，企业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来重新设计商业模式，以更好地与客户互动和合作。也有的学者认为数字化与企业自身选择的战略密切相关[6]。Tilson等[7]认为数字化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使数字技术成为基础设施的过程。新兴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前沿数字科技技术，数字技术将所有的信息基于二进制转换为0和1，从而达到信息同质化的目的，使得数据具有可重复编程性和可供性。狭义的数字化是指基于数字技术将模拟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的过程。广义的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技术与产品、流程、组织和商业模式的融合，利用数字技术对组织进行系统性的、全面的变革[8-9]。本文所指的数字化是广义的数字化。
数字化描述了如何使用IT或数字技术来改变现有的业务流程[10]。例如，创建新的在线或移动通信渠道，使所有客户能够轻松地与公司联系，并改变传统的公司客户互动[11]。这种变化通常涉及到用数字制品组织新的社会技术结构，而这在没有数字技术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12]。在数字化领域，信息技术通过改变现有的业务流程，如通信[13]、分销[14]或业务关系管理[15]，成为抓住新业务可能性的关键促成因素。通过数字化，公司使用数字技術来优化现有的业务流程，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协调流程，或通过改善用户体验为客户创造额外的价值[16]。因此，数字化不仅涉及成本的降低，还涉及可以提高客户体验的流程改进。马赛等[17]提出数字化不仅仅存在于传统企业IT部门，而是生根在企业各个环节内，不论是从企业管理层面还是生产方面，都将会受到数字化的影响。
1.1.2绿色技术创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绿色技术创新（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的研究逐渐兴起。Braun等[18]认为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的浪费，改善能源技术、工艺和产品。这不仅有助于企业提高其核心竞争优势，而且有助于绿色总要素生产率（GFP）和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19-20]。在绿色技术创新的解释和发展中，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许庆瑞[21]概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范围及其在降低成本方面的积极影响。Ramus等[22]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指企业的员工通过技术改进减少环境负担并最终提高企业的绩效，并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通过企业的技术改进来减少环境负担，并最终作为企业绩效的改进。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以及产品使用和处置中对环境的任何负面影响。杨燕[23]提出绿色技术创新从生态学角度看是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点，是以环境政策和社会进步为基础的。尽管至今仍未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形成统一的概念，本研究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企业通过生产技术的改良和绿色产品的迭代获得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在产品生产或工艺流程中进行改造以减少能源消耗，生产出对环境污染较小的产品，从而使企业获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进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自身软实力的技术创新。
随着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研究，现阶段，现有研究已通过环境法规[24-26]、政府补贴[27]、利益相关者要求[28]、媒体关注[29]、人力资本[30]、组织特征[31]、绿色信贷[32-33]、企业数字化转型[34]等视角考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1.1.3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自然资源基础观理论（natural resource based view），企业的内部组织因素，如技术能力，为引入绿色技术创新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35]。首先，企业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识别和获取更多的网络资源，打破信息孤岛，把握市场发展趋势和消费者需求，在形成资源网络的同时加快绿色创意的形成[36]。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通过链接和聚合促进了数据的处理，使其成为有用的信息，这可以帮助企业确定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从而做出明智的创新决策[37]。其次，公司的数字化有助于促进企业内外部信息的交流与融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有助于扩大信息传播范围，降低企业经营中的信息不确定性[38]，提高企业内外部信息的整合和交流，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39]。再次，现代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或参与相关虚拟绿色技术创新组织的低成本合作与交流平台，从而打破因经济、地理和时间限制而减少知识和信息资源的组织之间的学习障碍。这有助于企业识别、获取和吸收成本，实现组织间的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和双赢合作[34]。最后，数字技术在企业层面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帮助创新主体发现和交易资源，从而降低获取资源的成本[40]，还可以扩大创新资源的配置范围，鼓励协同创新，这也可以提高企业基于现有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例如，制造业公司通过使用工业机器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工业机器人可以通过增加绿色研发支出的投资和增加对绿色研发人员的投资来促进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41]。它还可以提高企业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而优化创新技术资源[3]。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关于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愈发增多，但大都在考察数字化技术层面对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影响，较少关注到企业自身以及企业外部环境层面，而作为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企业来说，考察其内外部因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着重研究在企业社会责任感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下，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
1.2研究假设
1.2.1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突显出其绿色创新竞争优势[42]，信息技术更新引发的企业数字化变革，能够提高信息共享的效率并促进知识积累，从而增进企业绿色创新表现[43]。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是顺应当前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潮流的前沿转型模式，符合国家政策战略的企业释放的信号效应更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企业為了持续获取政府创新资源与市场融资支持，往往更愿意加大研发投入[44]，进而提升自身绿色技术创新发展[45]。然而，与一般创新相比，绿色技术的研发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成功的概率较低。这是因为绿色创新面临着资本投资高、回收期长和财务回报不明确的风险[46]。如果管理者无法获得全面信息来进行合理的定价管理工作，职业经理人往往会避免实施为股东创造价值但具有高风险的绿色创新项目[47]。企业数字化通过加强公司治理提高了公司透明度[48]，调整了管理层（代理人）和投资者（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了创新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降低了信息分析与过程优化的成本，提升了企业的资源利用度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产出绩效，这种积极信号是吸引外部投者的重要因素[49]，融资压力的缓解会进一步促使企业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采取更加有为的绿色创新活动。另一方面，Pacheco等[50]、Matray[51]的研究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绿色技术创新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企业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会受同群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绿色技术创新策略变化信号的影响而做出类似的模仿反应。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呈正相关。
1.2.2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与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过程中自愿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组织文化[52]。企业社会责任还反映了塑造绿色管理风格和直接关注社会问题的企业价值观[53]。从创新投资需要的资源基础的视角，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强度越高，意味着企业愿意为社会环境议题领域的责任投入越多的资源支撑，且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具有一定周期与市场风险的创新活动，意味着企业在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与社会环境议题实施过程中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基础，更好地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物质与非物质资源支持[54]。具有高度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并将环保理念融入产品和工艺创新[55]，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这些组织更加关注商业运营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56]，而企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处理海量、非标准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提高信息的可用性，进而能够更迅速地发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机会。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可以充分解决与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从经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妥善处理利益相关者的关系[57]。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就越得到考虑，那么当企业做出决策时，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越和谐，企业的形象和社会地位越好[58-59]，企业数字化减少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了相应的成本，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因此，如果企业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基础上保持互利关系，从而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资源，那么它们会更成功[60-61]。因此，企业责任感程度高时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正向的调节。具体而言，当企业社会责任程度较高时，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突出。
1.2.3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制定环境政策，利用市场机制干预企业行为，减少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实现环境与经济平衡发展的社会监管[62]。一方面，由于环境规制的实施成本高，执法效率低，难以有效打击污染企业，对企业的生产投资有很强的挤出效应[63-64]。特别是，企业不仅要承担购买污水处理厂的直接成本，还要承担受环境合规约束的投资活动的机会成本[65]，而且绿色技术研发需要比一般创新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在环境规制更加严格的环境中，企业必须为环境违法行为支付罚款，当企业支付了更高的罚款时，环境投资的成本可能会降低，因为这限制了企业的数字融资[66]，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规制的目的是使企业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其本质上是将研发支出通过市场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从而减少产品的需求，而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客户价值、满意度、消费者回购可能性等信息进行梳理和整合，详细分析客户消费需求和产品供应趋势，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明确方向。因此，当环境规制较弱时，符合国家政策战略的企业释放的信号效应更容易获得市场的青睐，企业为了持续获取政府创新资源与市场融资支持，往往更愿意加大研发投入，企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识别绿色创新机会，展开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环境规制负向的调节。具体而言，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突出。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所用数据来源主要包括：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企业数字化数据来源于《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评价研究报告》公开数据，企业其他特征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CSMAR），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对上市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环境规制强度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对初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来自金融行业的样本；
保留样本期内正常上市的企业；
剔除数据存在遗漏的企业；
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双侧缩尾处理。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得到1 586家上市公司总计10 700个“企业-年度”观测样本。本文使用stata17.0进行数据处理。
2.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rePat）。该变量由绿色专利申请总量来作为代理变量，其中包括绿色发明型专利（GreInvPat）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GreUtiPat）。借鉴已有研究，对所观测的样本企业当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进行加1然后取对数的方式处理［67-68］。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Digital）。借鉴赵宸宇等[69]的研究，通过运用数字化相关特征词在年报中的词频数量来分析评价企业数字化程度。首先，构建企业数字化特征词图谱（共110个特征词）；
其次，基于机器学习方法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统计得到110个特征词在年报中出现的频数总和；
最后，构建企业数字化程度的评价指标，由于特征词频数具有典型的“右偏”特征，同时为避免0值的影响，将其加1后进行对数化处理。
3）调节变量。企业社会责任（CSR）。借鉴张多蕾等[70]的研究，和讯网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测评体系自2010年起，依托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年报以及其他公开信息，从股东责任（shareholder）、员工责任（employee）、供应商、顾客和消费者权益责任（customer），环境责任（environment）和社会责任（social）5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打分，该变量使用以上5个方面的综合分数来衡量。环境规制（ER）。借鉴刘荣增等[71]的研究，从环境规制强度方面设定环境规制指标，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第二产业比重衡量环境规制。
4）控制变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借鉴绿色创新的权威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72-73]：企业规模（Size），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企业年龄（Age），即企业成立年数;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以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进行衡量;两职合一（Dual），即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的情况，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独立董事占比（Indep），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股权制衡度（Balance），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衡量;资产负债率（Lev），以年末总负债/总资产进行衡量;成长性（Growth），使用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进行测度;企业盈利能力（ROE），以年末净利润/净资产进行衡量;企业收入（Income），使用总收入对数值进行衡量。此外，设置年份虚拟变量，若观测值属于该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
按照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设置虚拟变量，若观测值属于该行业取1，否则取0，对模型进行双向固定处理。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3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H1，构建模型（1）：
GrePat=β0+β1Digital+β2Size+β3ROA+β4Growth+
β5Age+β6Indep+β7Dual+β8Income+β9ROE+β10Balance+β11Lev+∑Year+∑Ind+ε。（1）
为了验证假设H2，构建模型（2）：
GrePat=β0+β1Digital+β2CSR+β3Digital×CSR+
β4Size+β5ROA+β6Growth+β7Age+
β8Indep+β9Dual+β10Income+β11ROE+β12Balance+β13Lev+∑Year+∑Ind+ε。（2）
为了验证假设H3，构建模型（3）：
GrePat=β0+β1Digital+β2ER+β3Digital×ER+
β4Size+β5ROA+β6Growth+β7Age+
β8Indep+β9Dual+β10Income+β11ROE+β12Balance+β13Lev+∑Year+∑Ind+ε。（3）
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效应，模型（2）、模型（3）分别用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在调节效应检验中，参照乔朋华等[74]的方法，用解释变量乘以调节变量作为交互项带入模型中进行验证，β0～β13是模型参数，ε为干扰项。
3实证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制造业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发明专利以及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均值分别为0.505、0.324和0.319，反映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水平相对较低。绿色技术创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两者的差值为6.267，说明绿色专利申请的数量较低，且不同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比例具有一定差距。企业数字化的最大值為6.733，最小值为0，表明不同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有一定的差异，平均值为2.448，标准差为1.218，说明企业均有一定程度的数字化倾向且存在变化差异。
3.2多元回归分析
1）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本文采用OLS回归对假设1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列（1）～（3）所示。企业数字化（Digital）与绿色技术创新（GrePat）的估值系数为0.007，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绿色发明专利（GreInvPat）的估值系数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GreUtiPat）估值系数也为0.006，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程度也越高。假设H1得到证实。
2）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企业社会责任（CSR）和绿色技术创新（GrePat）的回归结果如表3列（4）所示，企业数字化（Digital）与绿色技术创新（GrePat）的系数为0.012，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乘项（Digital×CSR）与GrePat的系数为0.001，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企业社会责任感越强的公司，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越显著。假设H2得到验证。
3）環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环境规制（ER）和绿色技术创新（GrePat）的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企业数字化（Digital）与绿色技术创新（GrePat）的系数为0.011，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乘项（Digital×ER）与GrePat的系数为4.112，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即环境规制强度越弱，对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越显著。假设H3得到验证。
4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使用以下稳健性检验，如表4所示。
1）替换被解释变量。将绿色技术创新的测量方法替换为企业绿色专利授权的对数，结果见于列（1），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其结果仍然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2）滞后性的问题。考虑到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引入企业数字化的滞后一期项和二期项进行回归。对企业数字化分别滞后一年（L1.Digital）和两年（L2.Digital），结果见列（2）和（3），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其结果仍然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3）剔除从未申请绿色专利的企业。由于一些公司在所考虑的时期内从未提交过任何绿色专利申请，考虑到这可能会影响本文的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结果可能被扭曲，没有提交任何绿色专利申请的公司从样本中排除。结果显示在列（4）。剔除从未提交过绿色专利申请的企业，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仍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并进一步加强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4）更换回归方法。使用随机效应回归对方程进行估计，结果见列（5），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其结果仍然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5）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剔除2020年样本量，结果见列（6），通过回归结果发现其结果仍然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与前文结论一致。
以上检验均未改变主假设结果，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仍然显著存在，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5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在数字化转型和“双碳”的浪潮中，中国制造企业在实施对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绿色技术创新实践中面临着重大挑战。本文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以上市公司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为衡量标准，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果越好，且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数字化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即社会责任越强的企业，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突出。环境规制在企业数字化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关系中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即环境规制越弱，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更加突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既有文献，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环境规制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作出探索性研究，为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5.2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研究结论对企业和政府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企业而言，本文研究发现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所需的企业数字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企业应紧跟数字化转型潮流，在企业内部积极使用数字前沿技术，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另外，企业应提高社会责任感，企业社会责任对数字化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带来促进作用，企业应该打造面向利益相关方的数字信息披露和价值共创的数字平台，扩展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所链接的利益相关方边界，以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
对政府而言，应当完善制度建设，发挥“资源补偿”效应，激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多年来，中国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高能源消耗和资源枯竭，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解决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对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政府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制度环境是企业决策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影响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政府应当贯彻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创新体系建设方案，营造良好的制度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健全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政府补贴机制，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活动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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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厉艳飞］
收稿日期：
2022-10-02
作者简介：
李一鸣（1998—），女，硕士研究生;
吴瑶（1983—），女，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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