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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罗尔斯的正义思想、广包性文化对科技进步的影响，着重探讨了政治构建的两种模式对科技的作用：强政治模态和弱政治模态，不同模态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路径各不相同，提出了弱政治模态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机制，强政治模态下技术突破机制。突出阐述政治构建对科技进步的相关性。
关键词：强政治模态 弱政治模态 正义 科学 技术
罗尔斯思想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转变。他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对“社会正义”。认为社会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社会地位，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天然秉赋的个人的未来生活，但关键在于社会分配正义。从而建构“秩序良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权利义务分配标准，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发展。现分析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对科技的影响。
1.社会正义为科技全面发展提供土壤
所谓正义，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1]《政治自由主义》中，认为正义来自于重叠共识、权力优先和善的理念、公共理性。他的观点是由小见大，他主要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到社会建构的思路进行探讨。在论述公民基本权利时，由平等而至正义，并把正义作为他的思想的主题之一。由正义而建立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发展的前提。他的论述为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为科技进步提供新的借鉴。
什么是科学呢？默顿则认为“它通常被用于指：一套特定的方法，知识的证实依靠这套方法；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知识；一套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或者上述任何方面的组合。”[2]所以科学技术是一个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一种社会建制，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 [3]何为技术？“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知识，改造、保护、利用天然自然，创造宜人生存的人工自然环境的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的总和，是人工自然物及其创造过程的统一。”[4]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互为动力。
正义与科技的密切关系，正义社会在于保障每个公民具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每个公民不只是经济福利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动地获取机会、积极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自由的经济单位。在遇到相互间竞争的时候，能够保证每个竞争者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有序竞争，防止出现非正常状态，使得竞争者能够从竞争中获益，而且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中间来。这是一种良好的机制，良好机制使得每个公民能够充分发展，对于公民个人来说，个人的选择、权利、福利正在发挥作用，三者形成个人与环境的联合循环。另一方面，在特定社会，科技正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以爆炸方式发展，会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而不是哪一个方面。
2.广包性文化背景对科技发展的促进
罗尔斯假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基本道德信念同质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共存于民主制度之中，而且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学说的多元化，并视之为永恒状态。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既是各种主流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间的重叠共识的焦点，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公共文化和社会运动的结果。“所有各类完备性学说――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都属于我们称之为的市民社会的‘背景文化’，这是社会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5]
科技发展在于一种机制，机制的产生来自于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公平正义的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科技进步的有力支撑，为科技的发展提供程序不竭的动力。广包性文化背景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关键在于为科技发展提供逻辑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便于人们开放式探索。打破各种传统束缚、观念定式，打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环节。科技知识的发展是爆炸式的，科技本身是双刃剑，科技的负面效应问题在其自身内部不能够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广包性文化的探讨以调节。
所谓的重叠共识，就是要“寻求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共识”[6]政治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社会】里，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公共的正义观念表述为独立于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外的观念。”[7]“它在不同的方面都适合于各种各样在由它所规导的社会里长期存在的理性学说，并能够得到这些理性学说的支持。”[8]重叠共识不同于统一认识，虽然都属于意识层面，但二者本质不同，统一认识是有排除不同思想的嫌疑，在微观层面上，无视个体思想的合理性，忽略异己观点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导致在宏观层面，这样的社会常常在左的和右的思想行动中摇摆，社会发展也会忽快忽慢，因为左的思潮或右的思潮常常会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形成共振，起到加速或阻遏社会发展的作用。如文革时期，认识统一在极左的层面上，过多的硬性统一，使人们的社会认识很肤浅，看不到社会的问题和本质，抓不到关键问题，即使有人看到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常常在统一思想和认识的观念下被抹杀或掩盖，社会生产的步伐被阻滞。在原本混乱的社会背景下，统一思想会起到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即使统一认识问题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找到一定的社会发展路径，但公众的权益也有可能被忽视。
3.政治模态对科技制约机制
政治为科技发展提供文化氛围。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建构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弱政治模态，弱政治模态主要相对于强力政治或强政治模态而言。主要特点：政治自由、文化对政治影响较大，政治模型稳定，难以形成政治垄断集团，公权力弱化，公民权利大责任也大，政治精英责任减小，社会问题讨论展开充分；公民权利大责任也大，政府权力扁平化，对内是弱政府（此政府为广义政府），对外则是强力政治，力图拓展生存空间。经济社会问题外化，其拓展的基本力量来自于科技文化的进步，即所谓文化的软实力。
而强政治模态则表现为政治垄断，利益集团统治，推崇自己，排斥异己，社会等级多，寻求稳定，不愿面对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没有勇气迎接新的社会变革，统治模式单一或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利用价值；缺少政治集团对经济的反哺意识，因此政治方向往往会偏离或改变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导致内部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紧张局面。虽然单方面发展科技，但难以形成科技发展的全面提升，难以形成基础领域繁荣局面。
强模态政府会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但基础领域难以取得突破，因为基础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各种学说在一起交流汇通，各种相异的理论在碰撞中产生火花，这就需要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多元文化的土壤酝酿出多种相异的理论背景。首先，科技工作者凭借自我的兴趣爱好路径进行探索，在开放性交流展开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吸纳并释放领域内部的理论信息，理论背景的共识和反差成分在各个科技工作者中传播，对科技工作者的核心理论构成冲击和威胁，原有的思想框架坍塌，迫使进行逆向性思维，突破原来思想构架的方式方法。新思维和新的理论背景知识相融合，建构了新的理论模式。基础领域理论突破会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因此单单有经济资金的支持和保证是不能够促使基础领域的大发展的。这由于基础领域的发展不是直接以利益为前提，也不以直接的利益为目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基础领域的理论突破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密切相关。
技术进步则不同，技术是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以理论为前提，常和资金的运作联系在一起。技术进步常表现为在利益驱使下发生的。在成熟的基础理论的框架内，政治集团的片面化利益追求常常会促进技术进步。技术前进的选择、要求和方向常是在强政治集团的要求下进行的，强政治集团的需求就是技术进步的方向。强政治集团有能力集中有限资金，同时可以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发展某一方面的技术。但没有能力构筑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正是由于缺少这一特定的文化氛围，他们对基础领域的进步没有过多的期望。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2]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
[3]李醒民：科学是什么.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
[4]栾玉广：自然辨证法原理.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注 释：
[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页。
[2]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56-60页。
[3] 李醒民：科学是什么.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 第1页。
[4] 栾玉广：自然辨证法原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396页。
[5]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4页。
[6] 同上，第153页。
[7] 同上，第153页。
[8] 同上，第153页。
作者简介：
刘尚励（1972-），男，汉族，安徽泗县人，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
朱险峰（1974-），男，汉族，安徽萧县人，硕士，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讲师。
